彭庆华

（云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一、引言

2019 年1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岳麓宣言》中明确提出“保护和促进世界语言多样性”，而保护和促进世界语言多样性的关键在于少数民族语言的传承，这是全球化时代各国政府和广大研究者亟待解决的问题。一直以来，为少数民族提供双语教育是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语言的主要措施，但也有研究者对此提出质疑。Fishman（1991）和Baker（2001）认为家庭和社区是少数民族语言代际传承的基础，并提出濒危语言使用者生存环境论等新的研究范式，强调语言使用者及其生存环境对少数民族语言保护和传承的作用和意义。Mey（2001）从语用学的角度研究了语言濒危或消失的原因，以及濒危语言使用者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下才能保护和传承本民族语言。Romaine（2008）和Ferguson（2016）等研究者也指出，保护和振兴濒危语言的关键之一在于关注语言使用者的福祉，改善他们的生存环境。

近年来，笔者在对云南少数民族语言生活的调研中发现，大多数少数民族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两种语言进行交际。笔者认为，云南少数民族双语和谐使用的语言生活现象对世界语言多样性保护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因此，本研究以笔者在2017—2020 年对云南白族、彝族、哈尼族和傈僳族等4 个少数民族的调查数据为依据，从语用学的角度对少数民族双语和谐使用及母语传承的成因进行分析，旨在探索少数民族语言的活态传承模式。

二、研究设计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笔者对云南3 个镇4 个少数民族双语生活的调查，具体调查对象为昆明市西山区团结镇的彝族和白族、玉溪市因远镇的哈尼族、保山市猴桥镇的傈僳族。团结镇位于昆明市郊，距离市区不到20 千米，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除彝族、白族外，主要世居民族还有苗族和汉族。因远镇位于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南部，主要世居民族为哈尼族和白族，哈尼族约占该镇总人口的71%，白族约占17%。猴桥镇位于腾冲西部，西北与缅甸接壤，主要世居民族为傈僳族和汉族。

为了确保数据的准确可靠，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访谈和日常观察相结合的方法，对上述4 个少数民族的双语水平、双语使用情况及双语意识进行调查。调研团队先根据上述3 个镇的少数民族聚居情况选取调查点，并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确定调查对象，然后入户面对面、一对一地开展问卷调查和访谈。

三、研究结果

（一）双语水平

虽然云南白族、彝族、哈尼族和傈僳族等4 个少数民族在地理位置、社会文化、经济发展等方面均存在一定差异，但他们对本族语和汉语①本文中，汉语是当地汉语方言和普通话的合称。的掌握程度大体相似（见表1）。本研究关于这4 个少数民族母语代际传承稳定的观点与国内其他研究者（如黄行2000；戴庆厦、邓佑玲2001；孙宏开2006；白碧波2010；范俊军、李文祝2012）的观点基本一致。双语现象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语言生活中普遍存在，本研究调查的云南白族、彝族、哈尼族和傈僳族不仅很好地传承了本族语，而且熟练掌握了当地汉语方言②当地汉语方言指云南方言，属于西南官话（陈保亚2013）。。调研团队的大部分成员来自云南，他们采用当地汉语方言开展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对象能与其进行顺畅的交流；部分成员来自省外，他们使用普通话开展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对象基本能与其进行交流，如果出现交流不畅的情况，解决的办法就是用当地汉语方言重述一遍。总体而言，518 名调查对象的普通话水平不高，这主要与调查对象的年龄、居住环境等因素相关。

表1 4 个少数民族双语掌握情况比较

（二）双语使用情况

本研究发现，使用本族语和当地汉语方言是云南白族、彝族、哈尼族和傈僳族日常交际的常态，个别调查对象还会讲其他民族的语言。在日常交际中，4 个少数民族主要根据交际场合和交际对象来选择语言。本研究编制了涉及7 个交际场合的问卷和访谈问题来考察4 个少数民族的语言使用情况，即家庭、村寨、学校、集市（农贸市场）、车站、医院和民族节日集会。其中，家庭场合细分为长辈对晚辈、晚辈对长辈、同辈之间等情形。

综合问卷调查和访谈的结果，本研究得出如下几点结论：其一，本族语是少数民族日常交流的首选语言。无论在什么交际场合，只要与本族人交流，他们都首选本族语。即便在学校的课间时间，少数民族学生之间也主要使用本族语进行交流。其二，交际对象是影响少数民族语言选择的重要因素。90%以上的调查对象表示，如果交际对象不懂本族语，那么他们会选择当地汉语方言；族际婚姻家庭主要使用当地汉语方言。其三，家庭是少数民族儿童习得与使用本族语的关键场所；村寨既是少数民族儿童习得与使用本族语的重要场所，也是他们习得与使用当地汉语方言的主要场所；学校是少数民族儿童学习和使用普通话的关键场所。

（三）双语意识

Creese ＆ Blackledge（2011）指出，人类的语言实践与他们在特定社会中的语言信念或态度密不可分。在本研究中，大多数调查对象都能熟练使用本族语和当地汉语方言，而且这种双语和谐共存的现象由来已久。问卷调查结果表明，95%以上的调查对象对自己与孩子学习本族语和汉语持肯定态度。调查对象学习本族语的主要目的依次为“与本族人交流”和“传承本民族传统文化”；学习汉语的主要目的依次为“与非本族人交流”“升学”和“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

调查对象认为，学习和使用两种语言很自然，没有任何心理负担。在他们的心目中，本族语和汉语在日常生活中的功能与作用有所不同，两者各司其职：本族语可以维系民族情结、传承民族文化，汉语可以促进国家发展、民族团结和个人发展。此种双语意识与云南少数民族长期以来双语和谐使用的语言生活现实密切相关。

四、讨论

戴庆厦（2007）、Zhou（2008）等研究者认为，双语现象有可能导致语言转用，甚至少数民族语言濒危。然而，本研究证实，双语可以和谐共存。语用学既可用于研究少数民族语言濒危或消失的成因与机制（Mey 2001），同样也可用于研究少数民族双语和谐使用及母语传承的成因与机制，在世界各国共同关注语言多样性保护的时代背景下，后者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一）少数民族双语和谐使用及母语传承的社会条件

综合Mey（2001）、Romaine（2008）和Ferguson（2016）等研究者的观点，笔者认为实现少数民族双语和谐使用及母语传承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这种社会条件包括少数民族生活条件的改善、村寨（社区）的稳定发展，以及党和国家民族政策与民族语言政策所营造的社会环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少数民族拥有了保持本族语活力的物质基础。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等相关法律都明确了各民族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各级党政部门在大力推广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同时，一直在积极营造使用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社会环境，强调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为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本族语提供了政治上和法律上的保障。

适宜的社会条件有利于少数民族双语和谐使用及母语传承的微观语言环境的形成和发展（Fishman 1991；King et al. 2008；Smith-Christmas 2016；丁石庆2007；孙宏开2014；周庆生2015）。戴庆厦（2009，2012）和白碧波（2010）两位研究者对云南元江、绿春两个县哈尼族母语使用情况的调查显示，哈尼语实现活态传承的最主要原因在于家庭代际传承和村寨的语言生态环境。本研究设计的第一个访谈问题是“您在家里最常用的语言是什么”，几乎所有调查对象都选择本族语。当问及孩子如何学会本族语和汉语时，一名调查对象给出的回答分别是“家里、寨子里都讲本族语，孩子自然而然就学会了本族语”和“课堂上老师教，课外和汉族同学在一起玩，孩子很快就学会了汉语”。有趣的是，一名族际婚姻家庭的家长在回答该问题时提到“自己已记不清楚孩子是先学会本族语还是汉语了”。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适宜的社会条件凸显了语言的“易得性”和“平常性”（姚春林、贾海霞2016：54），有助于少数民族儿童掌握两种甚至更多种语言。陈保亚（2013：86-87）认为，“家庭语言环境”和“周围语言环境” 是儿童自然学习母语的两个主要环境，“解决母语学习的根本问题首先要从儿童母语的自然学习过程入手”。

（二）少数民族在双语实践中的主体作用

社会条件决定或制约人类交际中的语言使用（Mey 2001），同时也影响人们的语言意识。戴庆厦（2007：56）指出，“双语是否和谐主要取决于语言之外的社会、人文因素，其中人为因素往往起到很重要的作用”。Li（2010）特别强调双语或多语者在语言实践中的主体作用，以及人类与生俱来的双语或多语习得与使用的潜能。他（Li 2010）认为，双语或多语者的语言能力既是多重语言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同时也是他们根据国家、社会和个人的需求积极主动学习的结果。这种观点与近年来国内外有关家庭语言政策的研究成果相吻合。家庭语言政策研究发轫于国外学界对移民家庭的父母为传承母语文化而自主实践的一种隐性语言政策的探究。尽管宏观语言政策能够规定、规范和指导人们的语言实践，但最终的语言选择仍然得由个体做出（郭书谏、沈骑2019）。家庭语言政策研究揭示了人在语言实践中的主体作用，更重要的是，它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人有可能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引导双语关系朝着有利于社会需要的方向发展”（戴庆厦2007：56），实现双语和谐的健康局面。研究结果表明，双语实践是符合云南白族、彝族、哈尼族和傈僳族等4 个少数民族主观意愿的语际语用行为。

（三）少数民族语言选择的语用顺应

云南白族、彝族、哈尼族和傈僳族等4 个少数民族为顺应交际场合和交际对象所进行的语言选择，蕴含着建构身份、表达情感和尊重他人的交际意图，符合语言顺应论关于语言使用即语言选择的论断（Verschueren 2000）。语言是一个民族的标志和象征，语言选择是身份建构的基础，是身份认同的重要表现形式，“在确认身份的过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周庆生2016：74）。调查对象普遍表示，使用本族语使他们感到亲切、轻松和舒适，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使用汉语使他们深刻体会到自己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一员，增强了归属感和使命感。

五、结语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实现双语和谐使用及母语传承是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语言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戴庆厦2007）。本研究运用语用学理论分析了云南白族、彝族、哈尼族和傈僳族等4 个少数民族日常语言生活中的双语现象，揭示了少数民族双语和谐使用及母语传承的成因，探索了少数民族语言的活态传承模式，为世界语言多样性保护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和启示。笔者相信，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不断推进与深入，我国必将为保护和促进世界语言多样性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