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 哲 文

清人辑纂清诗总集数量庞大，清诗之繁荣于总集选本可见一斑。近年来，清诗总集的版本、体例、序跋、选诗等方面的研究不断拓展，清人在编纂清诗总集过程中或隐含或明言的裒辑思维也逐渐得到考察。前人编选诗作必先学诗，而学诗必以《诗经》为始。清代是诗经学发展的重要时期，无论是考索训诂，还是文学解读，都对《诗经》研究极为详尽，达到前人未有之高度。许多清诗总集的编纂者、序跋作者不约而同地对以《诗经》为代表的经部文献加以溯源，同时不少诗经学人也参与编纂清诗总集，这一文学现象中蕴含的诸种原因及意义值得关注。

一、溯源经典：清诗总集追慕《诗经》传统的典型现象

南朝阮孝绪《七录》中提到“文集录第三曰总集部”，始有“总集”之名。《隋书·经籍志》将挚虞《文章流别集》作为总集的发轫之作。但从《诗经》诞生之初的面貌看，它是一部诗歌总集无疑。《诗经》经孔子推崇删订，又由孟子“以意逆志”阐发，至汉代三家诗兴盛，其地位逐渐升拔。汉武帝设五经博士，《诗经》被正式列为五经之一，确立了其经学文献典范的官方定位。风、雅、颂文本中的诗歌特性让位于经义准则，成为儒家思想的载体，也使《诗经》原本的文学总集属性基本被经部属性所取代。

但事实上，后世的文学总集选本在表述宗旨时，仍然经常将《诗经》作为总集编纂行为的合法依据与正统权舆。如萧统《昭明文选》认为，“《关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间濮上，亡国之音表。故风雅之道，粲然可观”，明显继承了汉代以来的诗教观念，将《诗经》视作政治风化兴衰的象征。徐陵《玉台新咏》则说，“曾无忝于《雅》《颂》，亦靡滥于风人，泾渭之间，若斯而已”，明确表明在诗学风格上与《诗经》泾渭分明的异趣取法，其实是侧重《诗经》文学“雅正”的一面。至殷璠《河岳英灵集》则力扫六朝绮靡习气，尊“孔圣删《诗》，非代议所及”，借助《诗经》经典的高度来阐明自己复兴风骨文学诉求的合法性。明代黄廷鹄《诗冶》云：“四《诗》已经宣圣，不当复下意，但今之业《诗》者，详于义诂，而略其声情，他业者直敝帚之，反不若俚歌巷讴，尤得户晓。”这里承认《诗经》的儒家经典地位，同时强调文学特性不容忽视。由此可见，前人在编选总集时，眼中的《诗经》不仅是一种经学文献，也是一种文学典范，二者勾连在一体，成为总集选诗时的重要参照标准。可以说，上溯《诗经》已成为清代诗歌总集编纂的一个传统。

清代是诗歌总集编纂的高峰时代，无论是庙堂朱紫，还是士林文人、乡野布衣，选辑编纂诗歌总集成为当时文人普遍而热衷的潮流。无论是放眼于一代一地之诗，还是聚焦于一家一族之诗，清诗总集的类型也囊括众种。无论是选裁前代诗歌，还是汇集本朝诗作，清人选诗总集的成书数量远超前代。学者徐雁平注意到，“清代的集序选用《诗经》的某一部分或某种含义作为行文‘驱动’，既是用《诗》传统的延续，也是在新的文学语境中寻求的变化”。由于《诗经》兼有经、集二重特性，清诗总集的编者、序跋作者在思考去取标准时，继承前人传统，同样会追溯《诗经》以证其法。

其一，尊崇诗教观念。清人选裁时人诗作编为总集，首要目的在于发扬诗歌的教化功能，辑纂者往往采用诗教传统为所编诗歌总集确立合法性。白芝生在符葆森《国朝正雅集》序文中说：“昔孔子论诗蔽以‘思无邪’一言，谓夫善者足以感，恶者足以惩，厚人心、美风俗，诗之本教于是乎在。故诗教昌，则世运盛，其关系岂浅鲜哉？古者大小雅之材，其人类皆洽闻殚见，蓄道德而能文章，雍容揖让，播为诗歌黼黻乎？休明光昭乎？政事彬彬乎？儒雅之遗也。”这里阐明《国朝正雅集》的教化作用，认为《诗经》的意义在于诗教，既可主动扬善惩恶，又能反映世运民风。清人高扬诗教，是儒家政教观念的体现，这一观念集中反映在清代女性诗歌总集内，如潘素心作《国朝闺秀正始集》序云：“《诗》三百篇，大半皆妇人女子之作，而《二南》冠以《关雎》，盖正始之道，教化之基，所以风天下而端闺范者，在是矣。”明确以《诗经》的“正始”之道传达教化思维。又如张同工在《桐山名媛诗钞》“序”内称：“诗之为教，温柔敦厚，可以陶淑性情，可以正人心、维世教，圣人固未尝谆谆教女子以学诗，亦未尝谆谆戒女子以勿学也。《关雎》《麟趾》作者何人，删而存者又何人？儒生童而习之，而顾昧昧忘之耶？”这样就把《诗经》的诗教含义与温柔敦厚的清代主流诗学要求衔接起来。古人认为，文风影响世俗，世俗又会影响国运，以诗歌进行教化的观念普遍存在于清诗总集的编纂思维之中。

其三，认同删诗之法。孔子删《诗》是否确有其事，众说纷纭，但通过《史记》《汉书》等典籍不断层累塑造后，孔子删《诗》逐渐被确立为儒家思想体系中一种近似神圣的行为。朱彝尊明言：“孔子删诗之说，倡自司马子长，历代儒生，莫敢异议。”因此，清人通过芟荑裒辑诗作来编纂诗歌总集，就包含着效仿孔子、上继圣贤的意味。吴闿生选《晚清四十家诗钞》强调删诗的神圣性：“孔子删《诗》《书》，合道者箸，离道者去，《诗》《书》乃以无疵。”完颜恽珠在《国朝闺秀正始集》自述说：“昔孔子删诗，不废闺房之作，后世乡先生每谓妇人女子职司酒浆缝纫而已，不知《周礼》九嫔掌妇学之法……则女子学诗庸何伤乎？”这里同样借鉴孔子删诗的神圣行为，力图使自身编选女子诗作的做法得到儒家道统的承认。

所以，即使前人严格区分经、集二部，将《诗经》明确剔除出总集这一文体的本源文献，但无论清代以前的总集，还是清代本朝的总集，都依然会从诗教观念、采诗行为、删诗方法等方面，反复追索《诗经》的诗义与经义，并作为取法的范本。这成为一种普遍而典型的文学现象。

二、雅正与经典：清代诗经学审美取向对总集编纂思维的影响

为何大量清诗总集不约而同地上溯《诗经》作为编纂宗旨的源头依据？这与清代诗经学的审美价值取向有重要关系，集中体现在对《诗经》“雅正”品格一以贯之的崇尚，这也是诗教、采诗、删诗的共同审美指向。其实，明代以来的诗歌总集即有尊崇“雅正”诗风的传统。马卫中、尹玲玲注意到“雅正”在总集研究中的重要性，认为“清人选明诗总集中雅正的含义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借温柔敦厚以追求雅正的诗教传统则是自《皇明诗选》直至《明诗百一钞》一以贯之”。受清代诗经学的影响，清人编选本朝诗作结为总集追求“雅正”的思维与明代有所差异。

一是清人反拨晚明文学观念，重回经典。晚明文人强烈反叛传统名教，认为表达男女真性情的里巷民歌才是《诗经》的本来面目，从而抨击台阁“假诗文”。他们拒绝所谓的“雅正”，乃至进一步消解《诗经》的神圣经典地位。钟惺、戴君恩、冯梦龙等人并不赞同《诗经》是一部官方严格规训的经学典籍：“桑间濮上，《国风》刺之，尼父录焉。以是为情真而不可废也……且今虽季世，而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则以山歌不与诗文争名，故不屑假。苟其不屑假，而吾藉以存真，不亦可乎？”易代之后，清代士人激烈批评晚明的文学思潮，认为文风败坏是导致朝代更替的重要因素。清代前期诗经学的总体观念为反拨晚明、回归经典之论，姚际恒在《诗经通论》中批判明人尊朱熹《诗经集传》而弃《诗经》本体，使得《诗经》已非“经”：“《集传》纰谬不少……明程敏政、王守仁、茅坤从而和之。嗟乎，以遵《集传》之故而至于废经，《集传》本以释经而使人至于废经，其始念亦不及此，为祸之烈何致若是！”清诗总集编纂者也主张须坚持“风雅”，顺康时人刘然、朱豫曾编《国朝诗乘》，刘然激烈批判《诗经》“风雅”经典精神的缺失：“余按《三百篇》自稷、契逮陈灵，历世千六百余年。其诗可存者，业经尼父手定；其不存者，率散佚不可复考……至于今日，贡谀缙绅，代充羔雁，堂堂风雅竟为无耻下流之媒，真令人可痛可恨。”

清代诗经学是在反对晚明诗经思潮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清初的清诗总集编纂者与诗经学人也在审美上共同体现出回归以“雅正”为核心的经典价值的诉求。他们反拨晚明叛逆名教的遗风，从而摒弃浮华，倡导《诗经》温柔敦厚的雅正品格。

二是服务清代帝王的政治需求，为巩固统治树立经典。康熙帝为《御选唐诗》作序说：“孔子曰：温柔敦厚，诗教也。是编所取，虽风格不一，而皆以温柔敦厚为宗。”这种导向自然对文人产生重要的影响，宋荦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宋荦官至吏部尚书，加太子少师，与王士禛并以诗名领袖一时。他自幼便有《诗经》学养，王铎这样评价宋荦的诗学渊源：“牧仲学《书》、学《诗》、学经生应制义，诗受铸于唐，音调清新，范我驰驱，游意乎无穷之次。”宋氏在《漫堂说诗》中提倡《诗经》的大雅气象：“诗者，性情之所发。《三百篇》《离骚》尚已，汉魏高古不可骤学，元嘉、永明以后，绮丽是尚，大雅寝衰。”这种诗经学渊源也投射到其辑纂的清诗总集中，宋荦在所辑《江左十五子诗选》中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诗经学观点。宋氏自序云：“周官大师之职，教六《诗》必以六德为之本，而王制天子巡狩，则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故观于诗而其人可知也，观于诗不一人，人不一家，而民风亦可知也。予不敏，建节抚吴且一纪，修养以无事既久，而民安乐之，则日以多暇，乃得振兴风雅，后先赏识名人才士于大江南北间，凡十五子著于篇……汉魏以来，文人代兴，诗乃渐盛，至于今而极。岂非由今天子濬哲文明，言成《雅》《颂》，久道化成于上，而大江南北丕然从风，遂甲天下也与！”由于此集为地域类总集，所以宋荦侧重《诗经》中《国风》采诗的一面。他认为，江左吴地在先秦未入十五国风，是教化未至使然；经过历代发展，特别是本朝帝王的诗教训导，吴地方为天下文枢之地，这本清诗总集正是载录雅正诗风的经典范本。

宋荦的政治身份与文坛地位决定了追求“雅正”的价值取向。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皇帝驻跸苏州，宋荦时任苏州巡抚，他将所辑《江左十五子诗选》进献给康熙帝，在形式上与“采诗”献诗行为遥相呼应。彼时战乱初弭，御制《古文渊鉴》《全唐诗》相继在当年问世，显露出一派文治武功的昌隆景象，康熙帝迫切希望反映盛世的文学风貌与大一统的政治气象相匹配。当古雅的审美取向与崇文的政治理念相重合时，清诗总集对《诗经》雅正品格的追求成为时代的必然选择。

四是清人在国学对抗新学的思潮中依赖经典。晚清学人强调学术须补实用，诗经学也莫能外之。不少学者开始反思汉学痼弊，在宋学回潮、新学挑战的背景下将视线转移到《诗经》的实用价值上来。桐城派诗经学人继续坚持“雅正”的学术主张，如方宗诚《说诗章义》、吴汝纶《诗经点勘》、吴闿生《诗义会通》等皆以桐城文法评点《诗经》，对“雅正”的经典价值有着一致的追求，将诗经学引向诗文写作的实践路径上。

不唯桐城派之诗经学，晚清桐城诸家所编的清诗总集也将《诗经》的“雅正”品格奉为至高目标。早在姚鼐编《今体诗钞》时，即意在指点为文为诗的“雅正”之法：“大体雅正，足以维持诗学，导启后进。”吴闿生编选《晚清四十家诗钞》在坦言承续姚鼐编纂思维的同时，又提出了自己的思考：“窃以为惜抱生当承平，其所兢兢者，别裁伪体耳。若当兹异说纷纭、国学日蹙之时，求一寻常知咏歌、娴音律者不易得，况语夫正宗之学邪？”这样一来，诗经学的“雅正”品格在清诗总集中便蕴含了别样的意指：一方面，桐城文学旨归本就“别裁伪体”，趋向“雅正”，他们以文论诗，确立用诗经学付诸文学实践的经典指导意义，从而试图发掘诗经学的实用价值；另一方面，晚清新学日炽、国学日衰，面对此消彼长的局势，方宗诚、吴闿生等笃信程朱的旧派文人无力改变，不得不重新依赖经典，以“雅正”大道相抗衡，寻找安身立命之所。

由上足见，清诗总集通过“雅正”这一关键词，与清代诗经学的审美取向紧密联系起来，进而建构经典。虽然“雅正”是个极为常见的文学概念，又是清代主流文学长期主张的审美趋势，但清代诗经学看似不变的“雅正”审美追求实际上也在不断发生嬗变，影响到清诗总集编纂的理论出发点。

三、熔铸经集：清诗总集编纂的经典化意图及意义

无论是宣扬诗教，还是主张采诗，或是借鉴删诗，清诗总集对《诗经》的溯源都只是一种易于观察到的现象。通过学术史的发掘，我们可以初步发现清代诗经学崇尚“雅正”对该溯源现象的影响。我们不妨再进一步深入，《诗经》影响清诗总集编纂思维的现象背后是否有着深层动机？这是接下来需要讨论的问题。

古人进行文学创作时，始终有一种向经典趋近的思维。刘勰云：“若夫熔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孚甲新意，雕画奇辞。”韩愈、石介等人也强调宗经复古，将赓续道统、文统纳入文学经典化的价值取向。这种思维与西方具有宗教神学意味、强调逐渐剥离文本本质以外内容的“语言收缩”的经典化理论内涵不同。中国文学传统中的经典化思维更侧重于指向传承儒家道统、文统的目标，在得到广泛传播并获得认同之后，达到立言不朽的神圣行为。

以此为出发点，清人通过两条线索来连接《诗经》经典与清诗总集之间的脉络。一条是从“诗”出发，从《诗经》向集部梳理。曾克耑在《晚清四十家诗钞》中将范当世树立为晚清诗坛巨子，为了确立其经典地位，他从《诗经》、汉、魏、六朝、唐、宋、元、明的脉络一路叙说至晚清，强调范当世在文学演进中的地位，表达出清晰的经典化意图：“自《三百篇》而汉魏，而六朝，而唐宋，而元明……自李、杜源本风骚、胎息汉魏，极天地古今之变，视《三百篇》无愧色，而犹不免蚍蜉之谤。得韩文公起而倡之，孟郊、张籍、樊宗师、李长吉和之……宋承五代，西昆方盛，欧阳文忠公又起而倡之……自是以降，陆、元承其流，王、姚绵其绪于不坠。覃及胜清之末，肯堂范先生卓然起江海之交，忧时愤国，发而为诃诗，震荡翕辟，沉郁悲壮……洵今古以来不朽之作也。”魏裔介《溯洄集》直接将此部清诗总集与诗骚并列，借《诗经》为其张本，经典化的意图表露无遗：“故是集沨沨乎善入人之心，渊乎其似道，郁乎其远于鄙倍，虽与《三百篇》《离骚》并存可也。”

另一条线索是从“经”出发，认为诗歌源自《诗经》《易经》。刘然、朱豫《国朝诗乘》在“凡例”中强调：“诗表里于《易》。《易》以卦象尽天地万物之变，此无声之诗；诗能取天地万物之变，皆纳于五七字中，此成象之《易》。然而《易》之为书，或假之蓍龟，凭之奇偶，以著其征兆于未萌；至于当前吉凶之数，则不与明言。此即诗人隐深其旨，缘贞淫而申劝戒之义。自《三百篇》来，温柔敦厚之教既衰，徒以留连景物之什夸多斗靡，此不过一才人之技，始与经绝矣。乐天《答元九书》云，仆擢在谏官，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者，辄咏歌之，上以广宸聪、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下以副平生之意。今操觚家，宜识此言。”刘然从诗歌上溯到《易经》《诗经》，认为诗歌虽然是吟咏景物的文学创作，但更重要的是其中“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儒家经籍基因，如果仅偏向绘景咏物的文学一端，则“不过一才人之技，始与经绝矣”，他选辑《国朝诗乘》的初衷便是择取在旨趣上复归于经学传统的诗歌作品。

清诗总集对《诗经》的溯源现象反映了清人编纂诗歌总集时的潜在心理活动，这种心理活动也是一种从逻辑起点到思维线索具有完整流程的经典化意图。清诗总集编纂者较为普遍地上溯《诗经》，这一意图经典化的编纂动机与文学思维方式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其一，反映了清代学术融合背景下文体渗透的局面，表现出清人文体认知的变化。清人论学强调融汇兼收，章学诚提倡“六经皆史”，顾观光“博通经传史子百家，尤究极古今中西历算之术”，具有多学科门类融通的自觉意识。文学研究亦然，清人认为学诗不可就诗言诗，要博观经史子部之学，方能融会贯通。学者何诗海认为，“清人主‘求同’，强调诗文相通，鼓励文体间的交融渗透”。一方面，清人具备自觉的文体分类意识，如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分出论著、词赋、序跋、诏令、奏议等三门十一类，层次清晰，体系整饬；另一方面，清代许多文人以诗论词、以诗论曲，如谭莹《论词绝句一百首》、凌廷堪《论曲绝句三十二首》等，又如桐城派以文论诗、常州派骈散合一，皆呈现出文体互相渗透的面貌。韩菼更直接将《易经》《尚书》《诗经》等经部文献与诗文集部联系起来，认为“《易》《书》多韵语，如箴如铭，诸子家之文皆然，而《诗》三百篇亦如《春秋》之微而显，婉而辨也”。

与这类文体思维相呼应，清诗总集编纂者联系《诗经》的经典化意图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集部与经部的界限模糊化。方东树在《古桐乡诗选》序文中分析道：“选诗为总集，盖有权舆，正考父辑《商颂》，其后孔子本之以删《诗》《书》，自汉以来刘《略》、班《志》、阮《录》递显，集遂专部而为之一名。”方氏以考据的眼光看待总集起源过程，将总集的本源追溯至孔子借鉴正考父辑选《商颂》而对《诗经》《尚书》等经籍的删薙行为，并将刘歆《七略》、阮孝绪《七录》等史部目录学文献与总集同源并举。由于经部具有道统的权威性，这种思维树立了集部发源于经部的正统地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代文体渗透的局面。清代文学观念和文体意识已然成熟，各文体之间互相借鉴、渗透和交融，催生出新的文学形式，清诗总集的经典化意图进一步推动了文学与文体的发展演变。

其二，弱化了清诗艺术上的多元性，间接促进了清诗叙事性的凸显。清诗总集在编纂时意图向经籍渗透，使得其在艺术取向上不会偏向多元跳脱的审美趣味，而必然会选择中正平和的典雅风格，“雅正”风尚成为清诗总集经典化过程中艺术审美的不二之选。总集具有记录文学文本与引导文学潮流的双重价值，清诗总集尊崇《诗经》“雅正”的官方审美取向也影响到了清诗风貌，导致清诗的抒情活力与艺术创新逐渐弱化。

清初时，已有文人在总集中反对“雅正”所带来的诗风僵化。沈季友在《槜李诗系》中云：“夫《诗》十五国风，非孤臣悲愤之作，即羁客、寡女愁苦之吟；其诵美君公大夫者，《淇澳》《终南》《羔裘》《鸤鸠》，特寥寥散见耳。后之称诗者……毋乃与风人之旨适相剌谬也欤？”他认为《诗经》的旨趣在于阐发幽微愁愤之情，但这类观点淹没在大量倾向中正平和的清诗总集中，并不多见。

当诗歌的抒情风格被一味要求“雅正”而逐渐同质化之后，清代诗家不得不寻求新的创作突破口。这在客观上导致清诗的叙事性不断增强，并逐渐成为清诗的时代特征。清人也转而认为《诗经》的功用在于载道与纪事：“夫诗本于《三百篇》，固所谓载道与事之文也。子思子《中庸》末篇为论道之极，而其微旨尽发于《诗》，至矣。”所以，钱仲联指出，“(清代)十朝大事往往在诗中得到表现……可以说，叙事性是清诗的一大特色，也是所谓‘超元越明，上追唐宋’的关键所在”。这在清诗总集的辑纂宗旨中亦得到鲜明体现，邓汉仪《诗观·自序》认为，编选此诗歌总集意在叙一代之史事：“嗟乎！此真一代之书也已……乌在追《国雅》而绍诗史也……然则太师陈诗以观民风，是编也，其亦可以备咨诹而佐纪载也矣。”张应昌编选《国朝诗铎》上溯《诗经》，以总集叙事：“即本《三百篇》兴观群怨之旨。于不敢显言者，托喻以陈之；于不必深讳者，亦隐辞以寓之，固不失为温柔敦厚……夫《三百篇》岂无直言讽刺之作，其不必讳者，固不妨言之。所谓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焉……披拣集众益，民生暨吏事。以充铭座词，以为采风备。”清人受“雅正”审美的官方话语体系影响，而不得不求新、求变。经过清诗总集的汇聚重塑，清诗通过凸显叙事性作为艺术性弱化的代偿。

其三，体现了清人对自己文学成绩的认同心态。学者蒋寅认为：“对前代诗学遗产的继承和综合，对古代诗歌史的悉心研究，使清人的理论表述富有历史感，而批评实践又贯穿着自觉的理论眼光，两者相辅相成，造就了集传统诗学之大成的清代诗学。”其中暗含了清人试图总括前人、抗衡唐宋的文学经典化意图，这反映在清诗总集的编纂理念上。

一方面，清人对明代诗歌不满，认为大多为虚浮客气之作，而清诗能够接续《诗经》传统。邓汉仪《诗观》结合《诗经》评价明诗道：“诗道至今日亦极变矣，首此竞陵矫七子之偏而流为细弱……近观吴越之间，作者林立，不无衣冠盛而性情衰，循览盈尺之书，略无精警之句，以是叶应宫商、导扬休美，可乎？或又矫之以长庆，以剑南，以眉山，甚者起而嘘竞陵已烙之焰，矫枉失正，无乃偏乎！夫《三百》为诗之祖……取材于古而纬以己之性情，何患其不卓越，而沾沾是趋逐为？故仆于是选，首戒幽细而并斥浮滥之习，所以云救。”邓汉仪的看法能够代表一大部分清人的文学史观念，他们鄙视明人习气，通过接引《诗经》延续诗道而备称清诗之盛。

另一方面，清人对自身文学成绩具有强烈的认同心态，认为本朝之诗确可接续《诗经》，这也是清诗总集经典化意图中的一种心理指向。周仪在《国朝诗的》“序”中称赞本朝诗歌盛况：“周诗《三百篇》经圣人删定，为万世章程……今国家声教覃敷，人文化成，虽山陬海澨，户晓诗书，俗同邹鲁，而扬风扢雅之士霞蔚云蒸，沨沨郁郁，于斯为盛。”吴元桂、吴书元纂《昭代诗针》评价清诗时更为自豪：“本朝百年以来，圣圣相承，广敷声教，天籁之发，远媲南薰……或逼唐音，或凌宋节，彬彬乎，郁郁乎，极盛矣哉！顾雅颂布于庙廷，词林艺苑，类能传之，而一草一集，家自为言……俾圣朝一代之真诗长留宇宙……以清真雅正为准。”

清人视本朝诗学成就为前朝未有之盛，乐于编纂总集以“雅正”的审美取向裒辑诗作流传后世乃至“长留宇宙”，从而比拟《诗经》以总集形式逐步实现经典化，其编纂思维和意图一目了然。故而，清人对当朝诗歌成就的自我认同，促使他们在编纂总集时反复透露出经典化的意图。这是应当注意的文学认同心理，它与大部分当代的古典文学研究者对清代文学的旧有印象大相径庭。

清人有意识地在总集中收集、选裁、记载并传播文学文本，试图使之“不朽”。他们清楚地认识到，清诗总集与《诗经》可以通过熔铸“诗”与“经”的逻辑沟通起来。将《诗经》作为清诗总集效法的典范，正是一种崇尚经典、贴近经典，并且试图经典化的编纂思维。

结 语

四部之例被后世目录学、文献学、文学史料学的学人奉为圭臬，以至于“后世墨守四部之分类而不复能变通”。四部的划分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一些问题，《诗经》跨越“经”与“集”，就是典型的分歧。故而，在清诗总集的编纂过程中，清人借用具备“诗”“经”二重性的《诗经》作为连接集部与经部的津梁，编者、序者及评点者采取尊崇诗教观念、效仿采诗行为、认同删诗之法等途径来追溯《诗经》传统的渊源。

清诗总集编纂时溯源《诗经》的现象与贯彻清代诗经学始终的“雅正”审美取向有很大关系，推崇“雅正”是编纂过程中趋向经典的必然选择。清诗总集从经典出发，追求“雅正”的缘由又各有不同，或是为了否定晚明思潮重回经典，或是为了服务政治需求而树立经典，或是追慕经典、宣扬折中会通的学术思想，或是传统文人面对新学冲击时依赖经典而进行抗争与自我救赎。

清诗总集编纂时溯源《诗经》的表层现象之下，隐含着清人试图通过将集部向经部趋近的方式进行经典化的意图。“辑纂本身是一种书写与创作，并通过创作行为呈示文学内在力量，这种文学内在力量正是在树立经典与打破经典过程中促使文学史动态演进的内因。”清诗总集的辑纂者普遍期望经其手所编的清诗总集流传成为“不朽”的经典之作。这种经典化意图是否能够达成清人所期待的目标，需要时间的检验。深入理解清诗总集编纂思维中的这一文学心理动机，对于更加全面认识清代诗歌史具有重要意义。

①此说论者广泛，可参看章太炎《国学概论》、刘师培《左盦集》、李长之《中国文学史略稿》、张三夕《中国古典文献学》、徐有富《中国古典文学史料学》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