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 颜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劳动教育学院，北京 100048）

一、引言

中国千百年来的传统农业社会把人们“粘”在了土地上，产生了以土地为纽带的聚居社区和宗族制度，形成了安土重迁的文化传统。中国的社会世代定居是常态，但移民现象贯穿了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的过程，这种现象与农业中国的乡土性、与中国农民的文化传统背道而驰。传统农业社会中，农民失去土地而被迫离开正常的生活轨道成为无所依归的流民，对整个社会的稳定带来严重的冲击，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安。移民是一个由多种复杂因素决定的过程，同时也能够对社会经济发展诸多方面产生深刻的影响。移民不仅直接改变了全社会劳动力的就业结构，同时也一定影响社会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

东北地区作为中国近代以来的新开发区域，是近代我国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大量人口流入，而不是依靠人口的自然增长。清代之前的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和内蒙古东部的地区，人烟稀少，大部分土地处于荒野未开的状态，居民主要是满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东北地区作为清朝发祥的龙兴之地，在满族入住中原之后即被封禁保护。1840 年直到鸦片战争之后，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变动开启了我国农业和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商品经济发展打破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一元结构”，清政府在内外交困的压力下被迫开启了东北地区的大门，自此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之一的人口流动正式拉开了序幕。这场声势浩大的移民过程持续了近百年，其中民国初期是东北移民最多，人口增加最快的时期，经历了几次移民的高峰。本文以民国时期东北地区移民为研究对象，探索分析这一时期东北地区移民的规模、人口结构、空间分布、职业分布、迁徙原因以及对经济和社会产生的影响，对分析和研究我国当代社会转型时期的移民问题和东北老工业区振兴问题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民国时期东北地区移民状况

1.民国时期东北地区人口数量

19世纪中叶的中国内外交困，风雨飘摇。内有耗时10余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外有国外列强不断对中国发动战争，其中东北的边疆危机日益严重，俄国侵略扩张的主要方向由欧洲转向东方。此时的东北地区不仅兵力空虚，人口也非常稀少，黑龙江北部部分地区的人口数量还没有俄国移民数量多，不能有效防御外来势力入侵。由此，清政府被迫开放东北的部分土地，允许关内人口流入东北地区开垦土地，东北地区移民浪潮开始了。1912 年之前的东北地区奉天全省有170.76 万户、1 101.85万人；吉林省有80万户、553.84万人；黑龙江省有26.94万户、185.88万人。整个东北三省共有277.72万户、1 841.57 万人。［1］经历了民国近20 年的人口迁徙，20 世纪30 年代初东北人口大约达到了3 500万人。［2］这个时期东北地区人口快速增加的原因不是人口自然增长，而是关内人口大量涌入东北。这个移民过程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1912-1924 年是加速增长阶段，这个阶段平均每年移民数量约在20 万至40 万之间，以30 万计算，约为360 万人。1925-1930 年是急剧增长阶段，移民数量急剧增长，短短5 年时间，总计达500 余万人。据满铁调查统计，从1927 年开始华北人口流向东北地区的人数增至100 多万人并且持续3 年之久，而1926 年的移民数只有50 多万人。即从1921 年至1930 年的10 年间共有近615 万余人到东北谋生，平均每年有60 多万人流入东北。

图1 1912-1931年迁入东北地区人口数量折线图

从东北地区三个省份来看（见表1），以1908年为基期是100，黑龙江省人口最少，但人口增长最快，增长了近3 倍；奉天省人口最多，人口增长速度较慢；吉林省人口增长速度和增长率居于黑龙江和奉天两个省份之间。

表1 1908-1930年东北地区人口变化（千人）

2.东北地区移民人口结构

民国时期移民东北的人口不仅数量多，规模大，在人口结构方面也表现出了鲜明特点。首先，移民比较年轻，以青壮年为主，大致在15-40 岁之间。史料显示1928 年在大连的约14 000 名山东码头工人平均年龄是32 岁，其中年龄最小的为18 岁，年龄最长的为63 岁，年龄在20-40 岁的人数占比为84.9%。［3］其次，东北移民以男性为主，女性比例较低，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大批移民开始携妻带子举家迁往东北，女性比例有所增加。

以1921-1928年在大连登陆的山东移民的性别比情况为例，男性比例大致在80%～90%左右，男性的比例一直偏高，1921年在大连登陆的移民中男性的比例最高，达到了约95%，1928年1月最低也达到了约77%；而女性所占的比例很低，最低的1921 年女性移民比例仅为5.2%，最高的1928 年1 月也只达到22.6%。但是在这一时期，流入东北的女性比例呈现增长的趋势，从1921年的约5%增加到1926 年的10%以上，到1927 已经快速增加到近20%。虽然女性数量较少，但却有增长的趋势（见表2）。［4］

表2 1921-1928年3月在大连登陆的山东移民的性别构成（人、%）

3.东北地区移民地域分布

民国初年开始东北地区的移民地域总体上呈现以下显著的特点：流动区域由流入开发较早、相对富庶的东北南部地区如奉天等地开垦土地，转向流入相对荒芜、人口压力较小的东北北部地区如黑龙江等地，再转向流入东北南部的城市和工业区。这期间北满人口的增长速度显著高于南满，其中土地和耕地最多的黑龙江地区人口最少，人均土地面积和耕地面积可开发的空间大，移民和开发的空间潜力大。根据何廉的统计数据，1927-1929 年3年间迁往北满的移民总数大约在150万人，其中1927 年、1928 年和1929 年迁往北满的移民数量分别约为57 万人、56 万人和37 万人，分别占当年移民总数的57%、60%和36%。［5］王慕宁先生在《东三省之实况》中，对1927 年（民国十六年）东北移民的调查研究认为在移民定居东北的人口中，大约有27 万居住在南满，而居住在北满的则达40万人以上。据统计1900 年北满人口为150万左右，到1927年增加至1 300万左右，增长了近8倍，而1900年南满人口为300万左右，到1927年估计可能只增加到900 万左右，增长了约2 倍。［6］在整个民国时期，东北农民的主要流向集中在黑龙江和吉林两省，特别是以流向黑龙江省的农民规模最为显著，据统计黑龙江省的人口总量在1931年增长到663.15万人，与1912年相比，大约增长1倍。［7］

4.东北地区移民职业分布

清末开禁之前东北地区人烟稀少，仅有部分满族旗人驻军以及部分少数民族散居生活于此地，比如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赫哲等少数民族，多以放牧、狩猎和捕鱼为生，不事稼穑耕种，广袤荒芜的土地长期没有开发利用，东北的农业生产处于蒙昧状态。东北地区开禁后，华北流入东北的移民大多是奔着土地来的，进入东北后领荒开垦土地，主要从事耕种等农业生产活动。最初农民到达东北后大部分受雇于旗户之下，或者投进官庄做佃户，另有小部分农民烧荒私垦，临田定居，发展为小自耕农。随着东北地区开禁以后土地的不断开发，工商矿林业已经得到了初步的发展，农民逐步开始到林场从事伐木，到矿区从事采矿和淘金，或者从事经商等工作。1930 年满铁会社于东北各地进行实地考察，在被访问的11 284人中，农业劳动者为3 134人，占总数的28%；工业劳动者为1 946 人，占17%；商业劳动者为1 387人，占12%；自由劳动者为4 018人，占36%；其他各业占7%。［8］

三、东北地区移民原因分析

民国时期很多学者研究当时农民离村问题，积累了很多调研资料。吴至信利用南开经济研究院于1932 年调查东三省鲁籍农户1 149 户的资料，认为关于农户脱离山东本地农村的原因有多种，其中“天灾兵祸”占比27%，与天灾兵祸有密切因果关系的“生活艰难”占比49.5%，两者合计共占移民总数的76.5%，即3∕4的移民直接或间接与天灾兵祸有重大关系。中国的离村现象，除极少数靠近工业城市区域或与工业化有关，绝大部分由于天灾兵祸而被迫发生，是被动的不是自动的，是病态的不是常态的。［9］

综合全国22 个省的情况，由于天灾、战乱离村者占44.1%，因经济压力、人口压力离村者占43.0%，两者合计农民被迫离村者占到87.1%，而主动离村者（求学、经济吸引）只占4.5%。民国时期农民的离村都显现出极其浓厚的逃荒求生色彩，就其主流而言，可以说是“流动的饥民”“流动的难民”（见表3）。迁入东北地区的原因主要是经济压力，流出地的土地稀缺，人口数量众多，劳动生产率低下，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始终处于低水平，而东北地区所具备的城市工商业相对发达、社会相对安定以及丰富的土地资源等正是人口流出地所缺乏的。

表3 民国时期农民离村原因分析（%）

1.土地价格较低

一般来说人地关系越紧张则地租率越高。与关内相比，东北地区的地租率普遍较低，而土地租金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农民收入情况。根据关内各省志记载，关内地区的地租率普遍重于东北地区，1908 年奉天的地租率为16.65%～40.15%，而1910 年山东省的地租率高达50%～66.7%，比奉天高出31～33.4个百分点，更高于吉林、黑龙江。

2.流动便利

东北地区交通便利，陆路航运兼有，铁路尤其发达。自1896年俄国在东北地区修建了一系列的铁路开始，发展到1931 年东北地区共修建铁路总长6 522 公里。有纵贯南北的南满支线，贯穿东西的中东铁路和沟通关内外的京奉线等主干线，加之安奉、深海、吉长等辅助干线，东北铁路网已初具规模。交通的便利为移民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关内农民可以更加方便、快捷地出入东北。同时铁路的修建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又为大量进入东北的移民提供了就业机会。到1931 年“九一八事变”前铁路建设达到高峰，“自1921 年2 月至1931 年9 月，使用本国资金和技术修建的铁路营运里程共计1 521.7 公里。”东北修建了四通八达的铁路网，铁路运输比轮船运输更有优势。铁路运载量大、速度快、票价低，为关内移民东北提供了快速、便捷的途径，便于移民进入地广人稀的吉林、黑龙江。“东三省在30 年（1897 年）前，并无铁道之敷设。彼时人口不满20 万，至今铁道之长，已达4 000 英里，与全国铁路之长相等。人口亦增值至2 700 万人。近年移民之来尚如潮涌。本年（1927 年）三月内，内地移民，经大连而达东三省者，计达20万人。统计平均每年移民，计有百万人”。［10］

3.就业机会充足

东北地区土地幅员辽阔，人口稀少，有大量的土地等待开发；劳动力短缺，有充足的就业机会，职业选择范围广泛。劳动力短缺的东北对于劳动力过剩的直鲁豫等省份的农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东北地区蕴藏着丰富的原始物产和资源，“关东云棒打獐子瓢贮鱼，野鸭飞在饭锅里。余尝见野鸡盛时，往往飞集门窗，一握而得，此言不误然。”东北还拥有丰富优质的矿产资源，据统计，铁矿蕴藏量38亿吨，煤为228亿吨。各种有色金属铜为132亿吨，铅、锌为113亿吨。因此，东北地区的产业开发和修建铁路为一部分农民提供了就业机会并使之获得了一定的酬劳。

4.收入高且增幅较大

收入差距等经济因素是导致农民个体流动的重要因素。从收入方面看，1921年山东省农业劳动力日收入为0.13元，山西省为0.14元，奉天省为0.42元，吉林省为0.36元。东北劳动力工资不仅比关内诸省高，而且增长幅度也较大。

1914-1915 年仅一年时间，东北地区职业劳动日收入增加幅度很大，收入增长最大的职业日收入增长了4倍多（见表4）。

表4 民国初年东北地区部分职业劳动日收入（元、%）

从支出方面看，各种税赋是农民除生活支出外较大的支出项目。民国政府规定地方政府有征收田赋附加税之权，但不能超过正税的30%。于是，各地政府从种类和数量上都加重了附加税的征收，以应付庞大的财政支出和军费。华北诸省还将原来的杂款、附加及地方的非正规赋税全部并入，作为正赋征收。各省附加税目增至数十种到上百种，有的县附加税率超过正税数倍乃至数十倍。河北、河南两省1926 年和1927 年的附加税超过正税2 倍多，山东省1926 年的附加税竟超过正税4 倍多。据1934年7月调查，河北省有附加税种48种，河南省有42种，山西省有30种，山东省有11种。

四、民国时期对东北地区的移民管理

20 世纪初，民国时期政府实行了移民实边政策，出台了一系列的移民政策，支持向东北地区移民，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在中央政府层面，“中华民国”成立之初，孙中山把移民实边列为建国方略之一。1914 年北洋政府颁布了《国有荒地承垦条例》和《边荒承垦条例》两部领荒、开垦的条例，详细规定国有荒地的范围和边荒的范围。这两个范围内的草原、树林或沙积地，除政府认为有特殊用途的之外，其余部分都允许人民依法承垦，用于耕种、植树、畜牧或者养殖。为了鼓励垦荒，北洋政府以较低的地价招徕承垦者，如果开垦者能够提前竣垦，根据提前的期限，可以减免地价的5%至30%，并且开垦者缴纳地价后就可以获得所开垦荒地的所有权。北洋政府时期东北地区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制定颁布了进一步细化的垦荒制度，并以东北屯垦督办的名义制定垦荒计划，划分垦区，筹集款项，准备农具，并编配垦军用以保护农民开发土地，以此来吸引移民。

在地方政府层面，1914年黑龙江省设立了垦殖局，该局任务是测量和调查该省可耕土地，在农事方面协助新来移民。同期，绥远、察哈尔地区也相继成立了垦务总局。1930年辽宁省制定了《辽宁省移民垦荒大纲》，在辽宁境内的铁岭、营口和四平等多地设置了难民的收容所和救济处，并派人在洮南、洮安、镇东等县引导难民至各县开垦。［7］东北地区地方政府还先后出台了《黑龙江放荒规则》《吉林全省放荒规则》《绥远清理地亩章程》和《奉天试办山荒章程》等地方性垦殖条例、法规。吉林省在1927 年关内发生大规模灾荒时，派专人在绥远、依兰、富锦、敦化、穆棱、同江等地引导难民到各县垦荒，设置难民救济所、收容所和指导所等机构来安置难民，并开办银行，贷款给难民，以资助难民经营山林、矿产和开垦土地。同时颁布了《吉林省救济难民办法》《运送垦荒难民章程》和《吉林省东北各县招垦章程》。各稻田公司、煤矿和林场等私家也招揽难民，给难民提供工作机会。

输出地以向东北移民最多的山东和河南为例，1928年山东省赈务处用运输粮食的空车把本省大量灾民运送到东三省各个县区，乘车期间的饮食全部由该处负责。河南省政府利用舆论大力宣扬移民东北的好处。河南赈灾会首先进行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向灾民宣扬东北的富庶和谋生之易。同时，在河南境内设立了多处招待所，对河南农民进行移民指导，增强了河南农民对于移民东北的自信心。

总的来说，民国时期的移民政策是清末时期“移民实边”的继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实施这一政策的强度大大增强了，从移民输出地政府的支持和鼓励、输入地吸引和引导两个层面加强对移民的政策引导，取得了明显成效。

五、东北地区移民影响与启示

1.人地资源紧张关系得到缓解

1860年之前的东北有大面积的荒地，东北地区可耕地面积约为5.025亿亩，经过一百年的人口流动，土地得到了大规模的开发，到1932年全国耕地面积为12.49亿亩，辽宁、吉林、黑龙江和热河四省耕地为2.06 亿亩，东北耕地面积占全国耕地面积的16.5%。［11］1914 年至1927 年东三省耕地面积不断增长，1927年东北地区超过一半的可耕地得到了开垦（见图2）。

图2 1914-1927年东北三省耕地状况（100万英亩、%）

东北人口数量增加，开垦了耕地，极大地缓解调整了国内紧张的人地关系。1931 年陈彩章先生在《中国历史人口变迁之研究》中提出：“大概移往东三省之人口，百分之八十为山东人，次之为河南河北人。”吴希庸对民国时期关内移民东北的人数按照输出地来源做了进一步的统计（见表5），山东是最大的输出省份。据记载，“1912 年，山东共有人口3 137 万，到了1919 年增至3 323 万，1931年则达到了3 377万”。［12］但根据《户部清册》记载，光绪二十四年（1898）山东人口达3 778万。1931年山东人口数量与光绪二十四年人口数量相比减少401 万。所减少人口除去各类死亡及统计误差之外，应该是因为人口外流导致的。

表5 按照输出地省份统计东北移民人数（%）

2.推动了东北地区农业近代化

随着人口的增加，东北地区的农业生产方式和种植结构发生了变化和调整。关内农民不仅为东北地区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民国时期东北地区形成了几个著名的农业主产区，如辽河平原、辽东半岛地区、吉长地区、松嫩平原、松花江中游地区和三江平原等，到1933 年，辽宁、吉林、黑龙江都跨入了我国十大农业省的行列，东北地区逐渐发展成中国的主要粮仓和农产品生产基地之一。东北地区以大豆和玉米的种植最为突出，1924-1931 年东北耕地面积增加约600万公顷，其中大豆种植面积扩大200 万公顷以上，促进了东北商品粮生产发展。1930 年东北大豆产量达到536 万吨，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大豆产量最高记录，1931 年世界大豆产量为800 万吨，其中我国东北产量占66.3%，我国内地产量占12.5%。［13］大豆等农作物产量提升为东北地区贸易发展提供了契机，20世纪30年代东北地区是国内对外贸易发达地区。1870-1930年大豆及大豆制品出口额占东北地区出口额的60%～90%，［14］可以说东北地区出口贸易主要依赖大豆出口。

图3 1929-1931年东北地区主要农作物平均产量和输出量（万吨）

3.推动了东北地区工业化和经济多元化发展

大规模移民东北的浪潮推动了东北人口迅速增加，为工商业发展提供了消费群体和劳动者，这是东北工商业发展的基础。农村经济迅速发展和种植结构调整，农民自给率下降，消费水平相应提高，为商品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农民使用的生产工具和日常生活用品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市场，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时机。随着农业种植业结构的变化，东北地区农产品商品率有了大幅提高。同时手工业和商业也随之发展和繁荣起来，耕地面积的扩大和粮食产量的提高为酿酒业的发展创造了重要的前提，酿酒业是当时东北重要的手工业部门之一。据统计，1929 年东北地区有1 258家生产面粉、火柴、纺织等工厂，同时棉纺织业、丝纺织业都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据1931年统计，全国对外贸易除了东北三省每年是贸易顺差，其他各地均为逆差。［14］民国时期东北地区约90%的油坊使用机械榨油，做出的豆饼坚实，出油多、品质好、效率高，榨油工业在这里兴起，成为中国榨油业的诞生地。东北除了榨油业，面粉业和酿酒业也发展迅速。1912 年哈尔滨只有2 家大厂，1921 年时增至40 家以上，此外还有数百家土法经营的小榨坊。1929 年整个东北的民族制粉厂发展到293家，日生产能力达459 万斤。民国时期东北无论在交通运输业、建筑业还是在商业、金融、邮电和服务业都得到了快速发展。东北作为现代中国重工业基地，在民国时期机械制造业就已经兴起了。机械制造业的发展为东北的农业生产提供农业机械设备，促进了农业经济近现代化进程。

4.促进了东北地区城市化发展

东北的城镇是在大规模人口流动聚集点的基础上，因经济活动频繁而自发地形成、发展起来的。大批关内人口到达东北的初期，便开始经营商业，开办商店。“此类商店多系山东等地有巩固基础营业之分支，多取杂货店形式。商品以烈酒居多，棉花、靴、帽、菜品等次之，兼营兑换金钱，发行支票，收发书信。此后总行设在交通便利的地方，用以统辖各支店，于是城镇随之兴起。”［15］大规模人口流动加速了东北地区工商业发展，促进了城镇形成，东北地区的城市进入了较快的发展时期。1907 年东北共有37 座城镇，其中有2 座城镇人口规模在10-20 万之间，有4 座城镇人口规模在5-10 万，有7座城镇人口规模在3-5万，有24座城镇人口规模在1-3万。1925年东北共有70座城镇，与1907年相比增长了近1倍。其中大连、沈阳、哈尔滨3座城市人口在20万以上，长春人口在10-20万之间，有9座人口规模在5-10万，有6座人口规模在3-5万，有51座人口规模在1-3万。城市总人口由106万增加到263 万。到1930 年时东北城镇数量达75 座，有3 座城市人口在20 万以上，有2 个城市人口在10-20万人，有17个城市人口在3-10万人，有53个小城镇人口在1-3万，［16］城市人口总数达303万。［17］东北的城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重迅速提高，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

5.对新时代促进东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启示

东北地区既是我国传统老工业基地，也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肩负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近些年来，东北地区人口外流现象比较突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与2010 年相比，东北地区人口减少了1 101 万人。东北是全国人口下降最严重的地区，其人口变动主要表现为人口负增长、老龄化加速和人口外流严重等特征，人口尤其是劳动年龄人口的净流出严重影响经济的发展。净流出的人口流动现状，再加上长期超低生育率导致的青壮年人口比例下降，成为东北振兴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难题之一。回顾民国时期人口流入极大促进了东北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每一次人口流动高峰都伴随着东北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历任政府都出台过政策鼓励、调节人口向东北地区的流入。人才是第一资源，人才是实现东北地区振兴的战略性资源，加快东北地区振兴发展，鼓励人口尤其是高素质、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和流动，提升人才储备，对于重构东北地区竞争新优势，建设推动老工业区改造升级，激发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新活力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