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先福，李欣宇

一、问题的提出

新冠肺炎疫情叠加中美贸易摩擦效应，中央提出要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其理论视野和政策重心是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循环均以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经济环节为基本支撑（李帮喜等，2021），是各个环节周而复始的动态循环过程。然而，当前我国经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自身发展存在障碍，环节链接尚存许多堵点，不利于国内大循环和大市场发展，故打通国内大循环环节上各个堵点，是促成经济良性循环运转的重要前提和基本保障。作为经济领域的新生事物，“新基建”顺应了当前数字经济发展趋势，既是国内大循环重要构成，也是其赖以良性运行的催化剂和加速剂。那么“新基建”对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经济环节及基于其彼此间有机衔接而成的国内大循环是否具有赋能效应？如果有，其赋能效果如何，其赋能效应又是否因“新基建”类型、不同区域存在异质性？这几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不仅有助于我们从更广、更深的视角认识“新基建”战略地位和价值，而且有助于厘清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环节的内在发展动能诉求，为“新基建”赋能国内大循环乃至新发展格局提供学理支撑。

二、文献综述

当前“新基建”与国内大循环之间关系的研究以理论分析为主，学者们将双循环的本质视为由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构成的经济循环，已有研究主要是从不同路径或视角阐述了“新基建”对经济循环各环节的推动作用，故现有研究可被归纳为四类：

关于“新基建”对生产环节的影响研究，学者们普遍认为“新基建”有助于推动供给侧改革。从供给视角看，作为数字经济基底，“新基建”可从技术进步、创新发展、效率提升、产业升级转型、优化产业结构和产业融合等路径赋能供给侧。通过推进数字化生产方式，“新基建”能够通过集聚驱动和结构优化促进技术扩散，帮助缓解关键技术“卡脖子”风险，还能够加速科创企业实现创新成果转化，提升创新水平，加速信息渗透，提高生产效率。在产业转型方面，发展“新基建”可推动数字技术产业化、传统产业数字化，以数字经济赋能内循环。此外，“互联网+”、信息化、人工智能均可助力优化中国产业结构。总体来说，新型基础设施助力我国产业的高端转型，能够帮助塑造智能化、数字化的生产和服务体系，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强产业国际竞争力，转变长期以来我国在全球贸易中产品附加值低、可持续发展性差的问题（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与天津分行联合课题组，2022）。

关于“新基建”对分配环节的影响研究，主要认为“新基建”在就业、劳动力结构和要素分配等方面有不确定性影响。新型基础设施加速“机器换人”的产业结构变迁，势必影响就业和收入分配。从对就业数量的影响看，这种变迁对就业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既可能因为自动化、智能化替代劳动，降低制造业就业，也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就劳动力结构而言，工业智能化可能致使我国劳动力结构“两极化”，劳动力结构的走向尚不清晰（孙早和侯玉琳，2019）。就对要素分配影响而言，虽然中国工业部门产业结构升级能够显著提升劳动收入份额，但未来究竟资本密集型产业还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张未知，进而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也具有不确定性（郭凯明，2019）。“新基建”最终能否改善收入分配问题还有待商榷。

流通被认为是交换的核心构成，学者们对交换环节的研究多以流通为主要对象。现代流通体系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环节，学者们对“新基建”与流通体系发展之间的关系也有相关研究，认为数字化基建不仅能够帮助提升流通业全要素生产率，而且助力流通体系建设，“信息基建”与“融合基建”也正是现代流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流通体系升级面临诸多障碍，首要推进策略就是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关于“新基建”对需求的影响研究，主要认为拉动内需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是国内大循环的前提条件，“新基建”可直接拉动投资，并通过奠定数字经济基础进而扩大内需、推动消费升级。以投资视角研究，“新基建”投资需求巨大，是培育经济新增长点的有效投资重点方向（黄群慧，2021），长期内则可成为“双循环”赋能利器。以扩内需视角，数字技术促进消费内容多元化、需求个性化、形式数字化，促进传统消费转型升级并引致新需求，故“新基建”可刺激国内市场需求，激发国内大市场活力。

综上，既有文献主要梳理了“新基建”赋能国内大循环某个环节的路径，且大多为理论层面的定性分析，定量实证研究较少。即便从少数实证研究文献看，研究只限于“新基建”与经济循环某个方面的分析，如“信息基建”与创新水平、“新基建”与流通业生产率等，以“新基建”与国内大循环整体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的文献较少。因此，尝试立足国内大循环，通过主成分分析法、熵值法等构建四个环节的评价指标，在此基础上测度四个环节间的耦合协调度作为国内大循环的表征变量，并利用2013—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对“新基建”赋能国内大循环的影响效应进行实证分析，以弥补“新基建”与新发展格局整体研究的相对不足。

三、“新基建”赋能国内大循环的内在机制

（一）“新基建”赋能产业转型和产业链升级

“新基建”加速产业数字化转型。依托工业互联网、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融合数字技术与生产流程中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产品制造、仓储运输、订单处理、售后服务各个环节，实现产品设计个性化、原料采购高效率、产品制造智能化、仓储运输可溯源、订单处理及时性、售后服务可保障，促进生产模式由劳动密集型向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转变，优化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

“新基建”促进产业链升级。“新基建”有效贯通产业链上中下游环节，打通“信息孤岛”，提升生产过程中信息的流动和获取效率，降低生产过程中的资源错配概率，联结生产、消费和中间平台，实现需求与供给有效对接，实现信息同步、实时物流，促进企业间、环节间的协调，打通产业链。同时，还能促进要素资源向高生产率行业集聚，加速产业结构优化、效能提升，并增强产业链创新能力，增加产业链附加值，促进产业链技术攀登，赋能产业链有机链接和整体升级。

图1 “新基建”赋能国内大循环的内在机制

（二）“新基建”赋能分配环节完善与优化

“新基建”可增大收入分配池，提升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其一，“新基建”助力三大产业生产率提升和数字化，增加各行业收入。推进农业发展与互联网、自动化设备等的融合，可提升要素配置效率和农业生产率，构建现代化农业生产体系，增加农民收入（钟文晶等，2021）。传统制造行业借助物联网、大数据、智能技术等突破技术瓶颈，重构数字生产体系，推动产业链集聚，降低生产成本，增加产额。服务业运用新兴技术创新服务，提升消费者服务体验，助力服务业蓬勃发展，增加服务业从业人员收入。其二“新基建”可增加新型就业，拓宽收入渠道。新型基础设施覆盖的七个行业蕴藏着巨大商机，由于这种巨大乘数效应，“新基建”催生新业态新模式也催生了更多新就业岗位，将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和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主要引擎，增大收入分配池。

“新基建”可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其一，“新基建”对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具有显著阻滞作用，新就业岗位可降低从业门槛，拓宽就业渠道，对低学历、中年、农村低收入群体就业的影响尤为突出（冯鹏程和杨虎涛，2021）。并且产业智能化对我国低技能劳动具有显著益贫效应，互联网贸易成为实施精准扶贫、加快脱贫攻坚的重要手段（陈联俊和程京武，2020）。其二，“新基建”助力民生保障建设，为落后地区带来新机遇。“新基建”可使教育服务、医疗服务等公共服务和设施的覆盖更加均衡，铲除公共服务因地域限制而导致偏远贫困地区未能普及的弊端。此外，“新基建”助推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为内陆、农村城镇或偏远地区发展带来更多机遇，为弥合数字鸿沟、缩小地区发展水平差异、助力新型城镇化和推动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动力。

（三）“新基建”赋能现代流通体系打造与升级

“新基建”带动流通体系完善升级。第一，“新基建”弥补流通薄弱节点。“信息基建”和“融合基建”作为流通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可进一步强化传统流通体系在农村或偏远地区的薄弱节点，彻底实现“最后一公里”，健全农村地区商业体系。第二，赋能流通体系升级。物联网、大数据不断发展也将减轻当前流通市场分割、垄断现象，打造新型智慧流通场景，构建智慧物流产业链，创新流通商业模式，提升流通主体竞争力。

“新基建”助力打造现代流通体系。新发展格局核心内容是促使国民经济运行中商流、物流以及资金、信息等的循环畅通和高效、安全、稳定流动（王先庆，2020），这也是现代流通体系建设战略使命和目标任务。“新基建”助力全要素流通，通过数字化基础设施，有形要素与无形要素均可进入流通过程，实现信息流、物流、资金流、数据流全要素跨区域、跨时期流通。“新基建”助力全产业链流通，促进资源要素整合、配置、利用和循环流动，从需求侧管理产业链、供应链，并创新应用场景，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实现全产业链流通。国际贸易结构下生产线非独立，大数据、工业互联网链接贸易分工，实现全过程、全球化流通。

（四）“新基建”赋能消费增长与升级

“新基建”赋能消费增长。一是“新基建”助力供给需求匹配，提升消费总量。传统消费模式难以让消费者个性化、多样化需求得以满足，而通过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无论是消费平台大数据智能识别，还是数字平台下多样、高效的交流方式，消费者需求都能得到精准识别。二是“新基建”减弱信息不对称。软件平台的利用，改变传统线下消费方式，基于智能手机和网络就能实现网络购物，使信息跨区域传递，信息透明化弱化了以往传统消费的信息不对称，极大便利和提升了消费者购物体验。三是“新基建”增加消费红利。竞争激烈的数字化商业也增加了消费者红利，电子商务平台通过提高消费者的搜寻效率，整合不同地区商品的供应方和需求方（Prieger&Heil，2010），增加同质商品销售的聚集程度来有效降低商品零售价格（Tang et al.，2010），消费者也能够快速获取商品信息，在价格方面货比三家。四是“新基建”宽松流动性约束。数字金融发展颠覆了交易方式，拓展了众多商业模式，更缓解了居民消费流动性约束，实现跨期消费，增强了消费者消费能力和意愿（杜传忠和张远，2020）。

“新基建”赋能消费升级。将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基建”、新技术嵌入消费，可通过塑造新消费场景、提升消费层次、转变消费方式、优化消费结构和创新商品服务供给，推动消费升级。一是“新基建”培育数字消费场景。通过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以往传统线下实体消费模式得以改变，提供了更新颖多样的消费选择，线上到线下、实物向虚拟的消费场景转变是大势所趋。二是“新基建”助力提升消费层次。数智商业满足以消费者为核心地位的商业模式，使需求由一般化向个性化、定制化转变，推动消费层次升级。三是“新基建”助力消费方式转变。电子支付让传统交易手段和媒介黯然失色，数字金融普及在未来创造更多诸如跨期消费、共享经济等新型消费方式。以商品服务供给视角看，“新基建”也将凭借数字技术不断创新商品与服务，使消费内容更加丰富多样，消费者视野得到拓宽，进而推动消费结构由物质到精神、由低端向高端优化。

综上所述，“新基建”可为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大环节直接赋能。生产层面，“新基建”以数字技术为工具，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提升生产效率，重构生产模式；分配层面，产业数字化提升劳动生产率，数字产业化增加新型就业，增大收入分配池，改善收入不均等；流通层面，“新基建”极大改善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缩减交易环节，赋能现代流通体系完善和升级；消费层面，“新基建”以新业态、新模式引导新型消费，助力消费升级。“新基建”在赋能各个环节的基础上，通过经济环节之间环环相扣、协同发展，相互带动、反哺和倒逼自身和其他环节的发展水平，通过这种内在联动的经济联系，最终“新基建”整体上可以促进新发展格局目标下国内大循环畅通。

四、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

构建如下模型对“新基建”与国内大循环之间的影响关系进行实证检验：

其中，PECD表示国内大循环畅通水平。i为不同省份，t为不同年份（2013—2019），TIL表示解释变量“新基建”发展水平，Control表示控制变量，β、β为待估系数，λ表示时间固定效应，ν表示个体固定效应，μ表示扰动项。

（二）指标选取

1.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国内大循环畅通水平。目前关于测度国内大循环畅通水平的方法，有基于贸易增加值的分解指标、中间产品占比的相关指标，但这些方法侧重于贸易利得或市场分割。根据前文理论分析，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个环节的循环是国内大循环核心载体和本质，只有打通各环节堵点协同发展才能畅通国内大循环，故测度国内大循环畅通水平，也需要构建一个能涵盖四个环节发展情况及其协同发展水平的指标。本文使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在熵权法刻画四个环节发展水平的基础上，测算四个环节的耦合协调度（PECD）来衡量国内大循环畅通水平，并将数据延长到2019年。

首先使用熵权法测算各环节发展水平。指标选取上，生产环节采用地区人均GDP、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第三产业比重、专利数量来测度产出水平、产出效率、产业结构以及生产创新水平；分配环节采用城乡收入比、泰尔指数、恩格尔系数、消费占GDP比重、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率对城乡居民间收入差距、地区贫困程度、地区收入不平等程度、收入分配效果和经济成果分配指标进行测度（杨耀武和张平，2021）；流通环节采用流通产值占GDP比重、物流业全要素生产率、电子商务占比、流通业单位产值能耗指标来测度流通产值、流通效率、流通成本、流通信息化水平；消费环节采用居民消费、政府财政支出、投资需求、出口需求来测度消费、投资、出口（刘学武，2000）。

然后进一步测算四个环节的耦合协调度。耦合协调度测算公式具体如下：

其中，X、X、X、X分别为生产、分配、流通、分配环节的综合评价得分，为环节各项评价指标标准化后的值与指标对应的权重的乘积之和。C为各环节之间的系统耦合度，T为综合协调指数，a、a、a、a为赋予每个环节的系数，本文认为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个环节在国内大循环中同等重要，故a、a、a、a赋值均为0.25，D为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个环节之间的耦合协调度，代表国内大循环畅通度（PECD）。

2.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为“新基建”发展水平（TIL），异质性分析中解释变量参照国家发改委界定，将“新基建”细分为信息基建（IIL）、融合基建（FIL）和创新基建（CIL）三类。“新基建”及其三类基建发展水平同样采用熵权法进行测算，具体参考伍先福等（2020）。

3.控制变量

选取对外开放度（FDI）、社会保障水平（LSS）、地区研发投入水平（RD）、地方政府经济参与程度（GOV）、地区产业结构（INS）、流通业增加值增长率（CIR）、人均受教育年限（EDU）、基础设施建设（INF）、城镇化程度（URB）等作为控制变量。外商直接投资构成了各地区经济增长重要源泉，因此通过计算“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国内生产总值”来捕捉外商直接投资水平的作用。社会保障水平越高，居民消费就更有后方保障，有利于扩大消费投资。政府科技活动经费投入占财政总支出比重来衡量地方政府研发投入水平。按照学者通用方法，使用“地方政府预算内支出/地区生产总值”衡量政府对经济参与程度。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本也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采用二、三产业产值之和比重与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孙英杰等，2020）。各地的城镇化进程会对地区经济发展产生影响，采用“地区城镇人口数/地区总人口”得到城镇化率。基础设施建设会影响流通发展水平，使用地区每平方公里公路里程数衡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各种要素和产出增长率是影响流通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因素，因此将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产业增加值增长率作为控制变量。

（三）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

考虑到“新基建”规模化发展主要始于国内经济增长模式逐渐转变，以及所选指标数据完整性，采用除西藏和港澳台以外的30个省份2013—2019年面板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年鉴》《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中国交通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及国家统计局。由于2018年交通仓储物流业产值数据缺失，遂取相邻年份的均值近似代替。地区人均GDP通过以2013年为基期的GDP平减指数剔除价格波动影响，投资额通过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剔除影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人均可支配收入、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等通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剔除影响，出口额通过出口价格指数剔除影响，且各环节发展指标在做因子分析时通过z-score标准化处理。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五、实证分析

（一）基准分析

1.“新基建”对各环节赋能作用的实证检验

从表2结果可以看到，“新基建”对生产和流通环节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果。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的应用催生智能制造，反向促进生产对消费的匹配，实现个性化智能化生产，辅助生产决策、提升生产效率、重组生产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实现生产力数字变革，显著赋能生产水平的提升。在流通环节，大数据、互联网、区块链以及智慧流通体系等改善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换成本、打破要素流动壁垒、提升流通效率，进而赋能交换环节。“新基建”对消费的影响系数为正但不显著，原因可能有：第一，目前“新基建”发展水平没有达到较高水平，未能充分发挥引导消费、拉动内需的作用；第二，影响消费的最主要因素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尤其是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虽然近年来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有所提升，但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远低于发达国家和其他金砖国家，严重限制了消费增长，“新基建”还需要充分发挥对居民收入的提升作用才能显著拉动消费。“新基建”对分配的影响系数不显著。一方面，“新基建”必须与具体产业相结合才能影响就业和收入分配，其与产业融合发展的潜力也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引起重视，而当前“新基建”处于大力建设时期，故对分配环节赋能需要后期在融合发展方面发力才能彰显。另一方面，必须谨慎对待“新基建”发展水平的区域不均衡导致高低水平区域间的分配差距扩大，并且产业转型伴随的技术发展要素偏向性、技能偏向性，也会导致要素收入份额变动，存在扩大资本与劳动的要素收入差距、扩大技能异质性劳动收入差距的弊端，因此必须采取相应策略降低分配差距扩大的可能。

表2 “新基建”赋能各环节的面板回归结果

从控制变量看，对外开放度对地区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也会延伸流通产业的发展空间、提高地区消费水平（靳涛和陶新宇，2017），故各地区应继续深化开放，放宽市场。社会保障水平对生产和消费耦合发展有显著抑制作用。社会保障对生产力的影响有两面性，过低起不到保障生产作用，过高又会助长惰性不利于生产。并且生命周期理论视角下社会保障具有诱导退休和资产替代两种效应，只有收入增加且达到一定水平，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支出增加才具有促进作用。而我国社会保障体制目前尚不健全，居民对社会保障这一后盾还未拥有足够的信心去扩大消费，所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保障社会生产和提升居民消费意愿的关键（杨继生和邹建文，2020）。社会保障显著提升了流通和分配的耦合水平，说明社会保障对促进公平效率、促进社会福利分配有所成效。政府经济参与程度对生产和消费的耦合具有显著抑制作用，与社会保障相似，税收和转移支付会导致对福利依赖，不利于长期生产、消费。政府参与程度对流通与分配的耦合有显著促进作用，反映了政府参与经济活动有利于促进发展平衡、改善分配。科技研发投入系数显著为负，原因在于我国科技研发投入水平不足，对核心技术的投入相对较少，以2019年为例，平均水平不到地区财政支出的3%，远低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和流通业产值增长率对流通水平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对四个环节间的耦合均有不同程度促进作用，传统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重要性不言而喻，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构建于传统基础设施之上，故当前布局“新基建”不可忽视传统设施的基石作用。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影响尚不明确。城镇化对生产、分配、流通环节间的耦合协调发展影响均为负，原因在于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但城乡收入差距却不断扩大，地区间城镇化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严重制约了消费结构升级，阻滞了国内大循环。

2.“新基建”对国内大循环赋能作用的实证检验

模型（1）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其中列（1）和列（2）分别表示未加入和加入控制变量的普通OLS回归，列（3）和（4）中加入控制变量并对时间差异和30个省份的个体差异进行控制。影响系数的值均显著为正，表明“新基建”能促进四个环节间耦合协调发展畅通国内大循环。

表3 “新基建”对国内大循环赋能效应的回归结果

结合表2的回归结果，首先，生产在经济循环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推动着社会生产再循环，并影响着经济循环四环节之间的关系，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双循环的主线。“新基建”以5G、人工智能、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新兴技术和设施为主，可通过匹配供需，优化资源配置，优化供给结构，通过提供新技术解决方案、促进科技创新、突破技术瓶颈，提高生产力水平，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水平。因此，“新基建”赋能生产环节从而进一步赋能国内经济大循环。

其次，随着市场环境遭受国内外压力的多重压迫，经济循环过程中出现了要素断流、产业链断链的困境，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明确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都离不开高效的流通体系。流通本是社会再生产的媒介，是连接经济循环各环节、各链条的桥梁和纽带，流通环节的发展水平决定着经济运行效率与质量高低。现代流通体系更是经济循环新的着力点，是经济发展的先导性、战略性力量，无缝链接着国内与国际循环系统（王先庆，2020）。众多学者也纷纷指出了流通在畅通双循环过程中的重要战略地位。鲁保林和王朝科（2021）肯定了流通在新发展格局中的重要价值，认为流通体系是畅通双循环核心。“新基建”在显著促进流通环节发展水平基础上能够为畅通国内大循环起到积极作用。

（二）稳健性检验

1.工具变量回归

一方面，“新基建”发展水平与国内大循环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新基建”发展本身就受到地区经济水平、流通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故经济环节的耦合协调也可能对“新基建”发展水平有反向因果作用。另一方面，由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环节的耦合协调发展受诸多因素的影响，虽控制了众多代表性变量，但不能确保完全避免遗漏变量偏误，因此，使用工具变量法进一步检验“新基建”发展水平对双循环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因果作用。

选取两种工具变量：其一，借鉴杨文溥（2021）构建“新基建”发展水平的Bartik工具变量iv-Bartik，其反映了各地区“新基建”发展水平按照全国层面“新基建”发展水平增长率进行增长得到的预测值；其二，借鉴黄群慧等（2019）的研究，选择各地区1984年每百人固定电话数量作为地区新基建发展水平的工具变量，构造出各地区1984年每百人固定电话数量与上一年全国互联网投资额的交互项iv-JH进行两阶段回归，互联网投资额以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表示，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结果如表4所示，（1）和（2）分别是加入工具变量iv-Bartik，和加入iv-JH后的回归结果。加入工具变量后，“新基建”影响系数绝对值些许变小，说明加入工具变量前由于内生性问题导致“新基建”赋能作用被些许高估，但“新基建”对国内大循环的赋能系数仍然显著为正。

表4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2.不同样本期间检验

“新基建”发展具有明显的时间阶段特征，将样本划分为2013—2015年与2016—2019年两个时间段进行估计，结果如表5的（1）（2）列所示。2013—2015年“新基建”赋能效应不显著，但在2016—2019年样本期间其赋能效应显著，可见“新基建”赋能效应也存在时间阶段性，随着“新基建”近年与经济活动不断融合，赋能效应逐渐显现。

表5 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3.更换模型检验

考虑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取值在（0，1）区间内，变量取值受限，因此使用面板Tobit模型检验，如表5列（3）所示。更换模型后，“新基建”整体发展水平对国内大循环的赋能作用系数和控制变量系数的正负性和显著性并无太大差别，与前文检验结论几乎一致。

4.更换因变量测度方法检验

为使实证结果更为稳健，以及说明对国内大循环畅通水平测度方法的可行性，使用两个替代因变量以检验本文结果的可信度。

其一，借鉴戴翔等（2021）的方法，使用包含经济一体化、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一体化的指标体系测度各省市的区域一体化发展程度（I）作为国内大循环畅通的表征变量，替换为因变量再次进行回归，结果如表5列（4）所示。“新基建”畅通国内大循环的结论依然显著成立。其二，借鉴李自若等（2022）测度省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方法，从贸易比重层面测算国内大循环。但由于样本期间大部分年份的国际投入产出数据不可得，且国际投入产出数据为国家层面的整体数据，故较难从省级层面供给与需求比例扩大的视角获得所需面板数据。考虑到数据可获得性，使用省GDP与省出口值的差大致测算各省产出中的国内使用，再用省GDP与省出口值差和省GDP的比值（GDP-出口）/GDP测算各省产出中用于国内使用的比例。回归结果如表5列（5）所示。“新基建”在促进国内贸易比重提升，促进国内大市场形成方面仍然具有显著赋能作用，但这种赋能作用可能因市场分割导致存在区域性差异。以西部地区“新基建”赋能系数（1.401）为参照，中部地区（1.401+0.677）和东北地区（1.401-0.513）的“新基建”赋能系数仍然为正，但东部地区显著为负（1.401-1.501），说明除东部地区外，其他地区的贸易随着“新基建”发挥赋能作用均有比较显著地向国内回流的趋势。然而在东部地区，布局“新基建”并没能显著促进内贸增长。分析其原因可能是：东部地区相较于其他地区具有外贸成本低优势，倾向于对外出口。“新基建”能够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流通成本，但这种弱化市场分割降低内贸成本的作用在内陆地区更为显著，加之内陆地区国际贸易基础薄弱，当“新基建”发挥作用，内陆地区则更倾向于以内陆地区为主发展内循环，从而内贸比重上升，而东部地区依旧是外贸成本更低，国际需求量大且规模经济显著，则东部地区则依旧围绕外循环发展贸易经济。

（三）异质性分析

1.不同类型“新基建”对国内大循环赋能效应的检验

表6分别将信息基础设施（IIL）、融合基础设施（FIL）、创新基础设施（CIL）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结果见（1）（2）（3）列，但2013—2019年样本数据只表明“信息基建”赋能作用显著。考虑到时间阶段性，再对样本分期间进行分析，发现前后两个时间段的回归结果与采用2013—2019年时间段样本回归的结果存在差异。2013—2015年“新基建”整体发展水平对国内经济大循环的赋能效果不够理想，但“信息基建”的赋能效应比较显著。原因在于“新基建”初期，“融合基建”和“创新基建”发展水平不高，借力“融合基建”和“创新基建”进行的经济活动在初期较少，故而未能充分利用后两类基建的赋能作用。“信息基建”在样本初期的覆盖与应用，较“融合基建”和“创新基建”更为普及，故其赋能作用已在初期彰显。2016—2019年“新基建”对国内大循环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且“信息基建”“融合基建”“创新基建”对国内大循环赋能效应全部显著。原因是后期“新基建”覆盖范围和应用场景逐渐扩大，开始逐渐发挥对国内大循环的赋能作用，并且结果反映出“融合基建”赋能效应最强，“信息基建”“创新基建”位列其次。

表6 不同类型“新基建”赋能效应回归结果

2.不同地区“新基建”对国内大循环赋能效应的检验

加入地区虚拟变量与“新基建”发展水平、“信息基建”发展水平、“融合基建”发展水平、“创新基建”发展水平的交互项进行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列（1）为分地区后“新基建”发展水平对国内大循环畅通度的回归结果。“新基建”对经济循环仍有显著赋能作用，赋能作用在西部地区最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新基建”的赋能效果与西部地区没有太大差异，这与地区本身经济与“新基建”发展水平均相对落后的因素有关。但东部地区赋能效果有显著减弱现象，本文认为东部地区赋能作用大打折扣的原因在于：“新基建”助力要素跨区域流动，西部、东北、中部地区由于要素流动壁垒等因素经济发展历来相对落后，故“新基建”促进要素流动对后三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赋能效果更强，而东部地区要素流动效率一直领先全国水平，因此“新基建”即使在东部地区发展水平最高，却与东部地区高速发展的经济水平未能适配。除了解决要素流动问题，经济高质量发展还需要依靠产业转型升级、创新驱动。目前“新基建”赋能主要体现在加快要素流动方面，其融合应用力度和创新程度还不能满足和承载东部地区高速更替的经济要求，要进一步发挥更深层次赋能作用需要一段融合与创新发展的过程。故而对于经济发展迅速的东部地区，还要充分发挥“新基建”基底平台作用，抓紧挖掘“新基建”应用场景，创新业态模式，并投入更高水平、更超前的新型基础设施以适应和推动东部地区经济迈上新台阶。

表7 不同地区及不同类型“新基建”对国内大循环赋能的回归结果

第（2）（3）（4）列将不同类型的“新基建”分地区来检验，发现赋能效应均存在地区异质性。分地区后“信息基建”对国内大循环的赋能作用仍显著，地区间“信息基建”对国内大循环的赋能作用无太大差异。分地区后“融合基建”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显著赋能效果相似，东部地区、中部地区的赋能效果大幅缩水，东部减弱程度比中部更甚。“创新基建”赋能效果不显著。融合基础设施支撑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释放“新基建”动能，更能促进经济活动各环节间的耦合协调发展，而信息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注重技术和创新，因此样本回归结果显示“融合基建”的赋能作用最强。各类基建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赋能效果减弱现象，表明“新基建”对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经济循环的赋能作用更为显著，但在东部和中部地区畅通经济循环的边际赋能作用降低，反映出“新基建”赋能需跨越要素流动层面，向产业转型、创新层面落实。

（四）机制检验

1.中介机制分析

“新基建”促进创新赋能生产环节的中介机制:“新基建”的形成促进了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等新经济发展。首先，从生产效益角度看，生产环节创新使用新数字化技术和智能装备使得企业在同等条件下生产成本降低、生产效率更高，从而获得更高的效益（范合君和吴婷，2021）。其次，从生产效率角度看，“新基建”帮助企业创新生产模式，企业生产流程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使得资源配置效率更高、生产方式更加灵活多变，从而获得更高全要素生产率。从产业结构升级角度看，“新基建”促进传统产业技术升级和效率提升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肖旭和戚聿东，2019）。从产出创新角度看，“新基建”以平台作用塑造更开放的创新模式，能显著促进技术创新的数量增加和质量提升，具有创新增量效应和提质效应。生产环节的优化升级，可刺激发掘国内需求，协同流通与分配，助力国内大循环。

“新基建”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赋能流通环节的中介机制:“新基建”的本质是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建设，为新场景和新业态提供更多应用机会，各产业需依托“新基建”进行数字化转型（赵剑波，2021）。流通业与数字化融合发展实现流通数字化，可以衍生出新的流通业态，降低流通成本，促进流通产业资源优化配置，增强社会资源流动的广度和深度，推动流通产业智能化转型，提高流通业运营效率，促进流通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流通行业的高质量发展（王海青和王萍，2021）。流通环节的高质量发展也会使得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更加高效，实现各环节有效衔接，促进国内大循环。

2.中介作用检验

使用发明专利数衡量创新水平（LNPAT），用线性加权法和熵权法从数字人才、产业数字化投入、产业数字化收入、数字基础设施四个维度对产业数字化转型程度（SZH）进行测度（杨文溥，2022）。并结合模型（1）和表2、表3的回归结果以检验中介效应，结果如表8所示。列（1）（2）（3）显示创新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即“新基建”能通过提升创新水平赋能生产环节，并以创新的部分中介作用赋能国内大循环。列（4）（5）（6）显示产业数字化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即“新基建”是通过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这一渠道，提升流通环节发展水平并畅通国内大循环。

表8 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六、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利用我国30个省份2013—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新基建”畅通国内大循环的赋能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第一，“新基建”对经济活动中的生产和流通环节具有显著赋能作用，对消费和分配环节的赋能尚未彰显。第二，“新基建”促进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环节间的耦合协调度提升，对畅通国内大循环具有显著赋能效应。从经济环节耦合协同发展、区域一体化程度和内贸比重等视角来分析，“新基建”对国内大循环的赋能效应都十分稳健。第三，不同类型“新基建”对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的赋能效应具有异质性和时间阶段性，2013—2015年样本期间只有“信息基建”赋能显著，2016—2019年样本期间“信息基建”“融合基建”和“创新基建”均呈现显著赋能作用，且“融合基建”赋能效果最强。第四，分地区检验发现，“新基建”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赋能效应没有太大差异，但在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有不同程度缩水，尤其东部地区缩水较严重。第五，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新基建”可通过促进创新和加速产业数字化转型两个渠道，分别赋能生产和流通环节，进而畅通国内大循环。创新与产业数字化转型分别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和完全中介作用。总体而言，“新基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赋能国内大循环，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未来，随着“新基建”与经济不断融合发展，对“新基建”战略的赋能效果还会有更深层次的衡量和评价。

（二）建议

第一，布局“新基建”必须对传统基建补齐短板进行巩固升级，否则会导致底层实施对“新基建”承载力差，或“新基建”发展不平衡、效力无法充分发挥的一系列问题。第二，必须借助“新基建”激活国内需求，充分利用“新基建”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引导新型消费，提升消费结构，推动供给端产品与服务升级。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要素分配机制，提升劳动分配占比，发掘新就业岗位增加居民收入渠道。第三，各产业应当积极搭乘“新基建”这条高速公路，加速“新基建”与各行业、各产业的一体化融合，尤其是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增强企业数字化实践能力和获利能力。另外也要重视研发和“创新基建”投入，加大研发力度，重视数字型人才培养和引进。第四，不同地区应因地制宜、科学规划“新基建”发展政策，以免造成因效率不高导致资源浪费或债务问题。对于西部和东北地区，可以继续维持投资力度。东部地区需要借助新兴技术实现产业转型，创新发展模式，挖掘增长点，适度超前建设以协调东部经济高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