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 许林玉

保罗·法默是全球公共健康先驱和健康公平的倡导者。

保罗·法默（Paul Farmer）是一名医生，也是医学人类学家，一生都致力于倡导健康公平。他在《病态权力》一书中写道：“发生在穷人身上的事情永远与强势群体的行为密切相关。”作为在低收入国家（包括海地、秘鲁和卢旺达等）提供免费医疗服务的非营利组织健康合作伙伴（PIH）的联合创始人，他利用该组织的成果修改了全球关于结核病和艾滋病治疗方法的指导方针。在新冠疫情期间，法默及其同事谴责疫苗垄断，认为正是因为这种垄断，导致低收入国家只有不到10%的人完成了疫苗接种。2022年2月，法默在卢旺达去世，享年62岁。

1990年，法默从哈佛大学医学院毕业，同时获得医学博士和人类学博士学位，后留校教授全球健康和社会医学课程。他一生共撰写过12本著作，留下了200多份手稿，从中可以窥见其处事原则。法默认为，如果将人们视为平等的个体，就有必要设立用以拯救生命的资金。他因成本效益分析而批评公共卫生界，认为政府和捐助者会通过这种分析来衡量对那些无法自己支付医疗费用的人使用医疗技术是否值得。在2003年《世界卫生组织公报》的一篇社论中，他对公共卫生界的人表达了不满，批评他们为了省钱，在贫穷国家推行艾滋病预防，却不为患者提供治疗。当时，艾滋病药物的价格高得离谱——但正如其所言，情况本不该如此。两年后，随着政策的改变，仿制药获准进入市场，价格因此急剧下降。

建立一个人人都能享受医疗健康服务的世界是法默的愿景。在20世纪90年代PIH创立之初，他和联合创始人金墉（Jim Yong Kim）曾将价值约9.2万美元的抗结核病二线药物从他们工作的布莱根妇女医院偷运到秘鲁，给那里的患者使用。几年后，法默和金墉积极支持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一项雄心勃勃的倡议，即到2005年，为300万名艾滋病患者提供治疗。他们明白，捐助者更愿意资助那些仅仅关注单一疾病的项目，而不是广泛地关注医疗保健的项目。

然而，据法默的亲密同事、西北大学人类学家阿迪亚·本顿（Adia Benton）透露，他们私下希望能重组系统。她解释说：“因为他们知道，要让众多艾滋病患者得到治疗，就必须修改专利法，改变生产方式，建立妇产科门诊。他认为，如果无法提供精心的产前护理，就无法阻断母婴传播。”

与其他大多数援助组织不同的是，PIH不仅想要建立诊所，而且还希望通过政府服务机构运作，在当地招募工作人员，以确保诊所的可持续发展。成立于2014年埃博拉病毒暴发时期的PIH塞拉利昂分部就是这样的例子，其执行董事贝勒·巴利（Bailor Barrie）曾是法默的学生。

法默鼓励研究疾病的科学家考虑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贫困等因素，这些因素使人们无法更好地利用科学成果。尽管根除压迫根源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法默认为，如果医疗项目能够争取公平，就可以更好地发挥作用，他为此还提出了解决方案。

本顿认为，法默的政治取向源自其成长于相对贫困的环境的经历：他有五个兄弟姊妹，住过公共汽车、船和帐篷。他曾在《伦敦书评》撰文写道，1988年，他在读研究生时因腿部骨折，医疗费用约为他母亲当出纳员年薪的两倍。他回忆说，他的大部分费用由哈佛大学的医疗保险支付，而这样一笔医疗开支每年可使全世界约3 000万个家庭陷入贫困——如果这些家庭对家中病患进行治疗的话。

在职业生涯中，法默一直在努力说服人们相信，医疗健康是一项人权。他也因此成为全球健康领域家喻户晓的人物。他培养了一大批致力于践行其使命的研究人员。用本顿的话说，法默不仅志存高远，而且才智过人。

资料来源 Na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