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 泓

（淮北师范大学，安徽淮北 235000）

典籍是古人智慧与思想的重要载体，是中国古代文学、哲学、医学、法律、宗教、历史、科技和军事等诸多方面的结晶。中国典籍言简意赅、字字珠玑，它们经历了历史文化的沉淀，意蕴深重。对“讲好中国典籍故事”翻译人才培养机制的建构具有重要性与迫切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2025年前全面复兴传统文化”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的重大国策。中国典籍是中国文化和人文精神的重要载体，其译介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使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桥梁与纽带。而一方面，中国典籍翻译人才相当缺乏，真正能“讲好中国典籍故事”的高级人才相当短缺，人才培养面临着严峻挑战。目前针对典籍翻译教学的研究亦甚为有限，而专门针对“讲好中国典籍故事”人才培养的研究阙如。另一方面，国内的相关研究可以予以有益的启示，如关于翻译人才的培养〔1-5〕、典籍翻译教材与课程建设〔6-9〕、典籍翻译专业教师培养〔10-14〕、讲好典籍故事〔15-17〕、讲好中国故事〔18-19〕等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可以给我们提供多视角多领域的借鉴，但不够全面、系统与完善：忽视了对学生读者的接受认知、对外传播等能力的提升，当前屈指可数的典籍翻译教材欠缺多领域、专门性的研究和多角度、启发性的阐释，当前设置不够全面的典籍翻译课程尚未有思政育人、新媒体传播等方面的课程，对于典籍翻译专业教师的培养研究亦尚没有专门细致的探讨，迄今未有“用翻译书写中国典籍故事、把故事教学法渗透于典籍翻译教学中”的研究。我们应积极开展以“讲好中国典籍故事”为导向的人才培养研究，把“讲好中国故事”的理念渗透于典籍翻译教学中，系统建构人才培养机制，以求能产出“传播好中国声音”的人才。

一、建构目标与原则

不言而喻，本研究的建构目标是把学生培养成能胜任典籍翻译的高级人才。中国典籍往往文字雅奥、内蕴丰富，需要一再解读与阐释。中国典籍的翻译甚为棘手，需先进行语内转换，再进行语际转换。典籍翻译过程是阐释与接受、再阐释与再接受的无尽过程。典籍翻译人才培养是个颇为复杂的问题，以“讲好中国典籍故事”为导向的翻译教学必定是项艰巨而长期的任务。

教学法的主要目标一直在寻求对这两个问题（“教什么”和“怎么教”）给出具体的答案〔20〕。这两个问题也正是典籍翻译教师需要深刻思考的问题：要讲哪些“好中国典籍故事”、怎样培养学生“讲好中国典籍故事”。那么，我们如何构建中国典籍话语体系，怎么面对不同读者对象的层次与喜好而进行不同形式的讲解？我们是不是要在广度传播上采用多种方式把典籍故事讲得生动、形象、深入浅出，而在深度传播上要注意讲解得细腻、确切、精益求精？我们应明确问题解决的内在机制与途径：讲述对象←讲述主体→讲述目标→讲述途径→讲述效果。“讲好中国典籍故事”的培养目标应特别注重五个维度：“讲什么”（选择哪些中国典籍故事”），“对谁讲”（了解西方环境与读者接受），“谁来讲”（大力加强对学生的培养），“怎么讲”（构建中国典籍翻译话语体系），“讲得好”（巧构思、巧战略、巧传播）。

“讲好中国典籍故事”为导向的人才培养体系是个系统性建构工程。当前的典籍翻译教学研究内容的整体性、系统性不强〔10〕。我们应注重构建人才培养体系，研究如何加强对学生的培养、如何加强教材与课程建设、如何加强对专业师资队伍的建设。我们应以培养学生“讲好中国典籍故事”为根本，全面培养学生的双语能力与多重能力，强化学生的理论素养与读者接受意识，加强学生对翻译方法与技能的灵活应用，提升学生的思政素养与人格修养。另外，完善好典籍教材与课程建设、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等都是极为重要的论题，其中专任教师思想素质与业务水平的提升是人才培养机制中的根基问题。

我们应采用系统视角与方法对“讲好中国故事”的人才培养进行探讨与建构，既注重局部，又统观全局，认识全局与局部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在纵横交错的综观视角下对如何“讲好中国典籍故事”提供理论思考与对策思路，关注全方位的典籍翻译人才培养解决方案。我们应认识到学生培养是根本、教材与课程建设是基本、专业师资队伍建设是根基的系统观点，其中，各部分的建构都是与全局密切关联的独立子系统的建构。

对“讲好中国典籍故事”为导向的翻译人才培养机制的系统建构如图1所示。

图1 翻译人才培养机制系统建构

在图1中，学生居于典籍翻译教学的中心位置，是典籍的讲述主体。为了实现培养人才的目标，师资建设首当其冲，然后大力加强对教材与课程的建设任务。学生要深入学习与理解中国典籍，以便能弘扬与传播中国文化，达到让读者接受的讲述目的。图1体现出人才建构的内在机制，显示出内在关系的多方向性、多元性，展示出“讲述对象←讲述主体→讲述目标→讲述途径→讲述效果”的系统性途径。

本研究注重实用性与实践性原则，力求把微观与宏观研究相结合，对大、小系统进行统筹兼顾，对内、外部因素共同关注。通过对学生和教师的调查问卷与访谈数据的有效分析，本研究能有的放矢，制定出解决问题的切实策略。

二、建构系统化、多维度、多层次的培养体系

对于培养能“讲好中国典籍故事”的翻译人才机制的系统工程建设，我们需要从多方面共同着手，统筹规划。

（一）加强对学生主体多维度多层次的系统性培养

“讲好中国典籍故事”要求学生不仅具有高超的翻译水平，还应具备深厚的古文功底，能游刃于语内翻译与语际翻译之间。学生应具有深厚的文化修养。中国典籍往往是中华文化的精华，学生应能对之深刻理解，不能率尔操觚、贸然翻译。学生要心怀爱国热情，还要拥有严谨求实的精神。学生既要有灵活讲述中国典籍故事的能力，还要有研精阐微的识见、集思广益的思维。学生的典籍翻译水平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般典籍翻译→“讲好中国典籍故事”。其实，我们不妨把“讲好中国典籍故事”看作最高层次的翻译行为，因为其具有高度的历时性、复杂性、微妙性，所涉及的理解与表达行为几乎是所有类型的翻译中最难操作的。

学生是未来“讲好中国典籍故事”的生力军。我们应大力培养能专门“讲好中国典籍故事”的高层次人才，把学生培养为精通双语及其文化，业务素质强、思想素养高，具有广博知识面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复合型国际传播人才。我们需系统化构建“讲好中国典籍故事”的人才培养有效机制，全面加强对学生能力与素质的培养，从教材设计、课程设置、师资力量等方面提出应对策略，以期提升典籍翻译教学水平以及人才培养的水平。

典籍翻译教学应注意根据学生层次的不同而设置不同的培养目标。何刚强教授早在2005年就曾提出“翻译系科（专业）的培养方案应明确三个不同层次”：本科阶段应完全以翻译实践为主；硕士研究生阶段原则上理论与实践并重，但可根据各学校的传统与特色在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选择侧重点；博士生阶段则完全以理论研究为主〔21〕。这个持续性培养理念也正适用于对典籍翻译人才的培养：对于本科生的培养，应夯实其基本功，着重强化其双语与双文化能力；对于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应继续强化其典籍翻译实践能力，同时辅以理论学习与指导，还要让学生广泛涉猎相关学科的知识；对于博士生的培养，应以理论掌握与创新为主，实践能力的培养为辅，并要求学生能对多学科的知识进行融会贯通。

（二）对学生主体翻译水平与能力的系统建构

“讲好中国典籍故事”的目标要求学生具备相应的才识、能力、素养、态度与意识。学生的语言水平与文化认知水平是重中之重。学生应能掌握英语及其文化系统、汉语及其文化系统的知识，不仅如此，学生还要能把握古文及其古文化的系统知识。

学生应具备多维能力，如对译作鉴赏与审美能力、实践翻译能力与计算机辅助翻译能力、新媒体传播能力、故事叙事能力、增益与改写能力、认知与共情能力等。学生应具有一定的学术素养，应掌握翻译理论知识、读者接受知识、跨学科的知识、百科全书的知识、跨文化交际知识等，能够对中西方的文史哲兼通。学生应拥有良好的思想态度，要有爱国情怀、文化自信心、思想政治修养、自觉传播意识等。在对学生培养的建构机制中，还要注意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培养学生拥有自我培养的自学意识，这是学生自我提升的长久工程。

关注本科、硕士、博士不同学位层次的人才培养要求，应根据其不同的接受层次而制定出不同的培养方案，分别予以培养。

（三）对相关领域多层次多维度的系统建构

加强以“讲好中国典籍故事”为导向的课程与教材建设，这是人才培养机制建构的基础问题。首先应明确课程设置与教材编写的原则与目标，了解当前课程设置与教材编写现状。

对课程设置系统性建构要注意三个方面。第一，注意课程设置类别。课程设置应尽可能全面，包括通识类与专业类课程以及相关配套课程，完善设置种类，增设文言文、思政教育、新媒体传播等课程。第二，注意课程设置方式。同一课程可以由单个教师授课或多个教师同时授课，也可以由国内外的教师联合授课，还可以设置网上慕课，进行线上授课与答疑等。第三，注意课程设置层次，应设置本硕博不同学历层次的课程，或设置学术型与应用型不同培养目标的课程。

现有的典籍翻译教材相当缺乏，应大力加强教材建设。教材编写应与时俱进，富有创新性，可以把“故事教学法”融入教材中，可与网络和多媒体等现代技术相结合进行编写。教材编写要全面，既要编写综合性教材，也要编写专门性教材，如编写不同专业、体裁、区域、民族的教材，以增强教材编写的针对性，兼顾人才培养的广度与深度。教材编写应有层次性，应确立本硕博不同层次的教材建设任务与目标。教材编写应注重体例的严谨性和知识的系统性，其中翻译实践部分应有理论与技巧的指导与渗透，真正实现理论、实践和技能三位一体的系统性标准，并注意健全与之相配套的教学大纲、评价体系等内容。

课程设置与教材编写可以根据学校优势、地域特色、教师专长而灵活多样，如医学类院校可以编写专门的医学典籍教材、开设医学典籍翻译课程，民族院校则可编写专门的少数民族典籍教材、开设少数民族典籍课程等。

（四）对师资队伍体系的建构

显而易见，培养能“讲好中国典籍故事”人才的首要前提是要拥有过硬的教师队伍。典籍翻译属于文言文翻译的范畴，其历时性与跨文化性强，自然对教师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教师不仅要具备相当的典籍翻译能力与教学水平，还应具有“讲好中国典籍故事”的教学水平，以讲好中国故事为导向，努力培养出善于讲述中国典籍故事的人才。

毋庸讳言，当前典籍翻译师资现状不容乐观，能胜任典籍翻译教学的教师比较少，存在着知识结构不尽合理、学术水平普遍偏低、对现代多媒体技术掌握不熟练等问题。国家应大力加强对典籍翻译教师的培养，为典籍翻译教师提供更多的学历与非学历教育机会，定期举行对典籍翻译教师的培训活动、召开教学研讨会等。国家应注重全面提升典籍翻译教师的能力与素质，包括其教学与科研能力、掌握现代教育技术能力、思政素养、人文素养等。

只靠外在的培养是远远不够的，教师要注意自我发展与自我提升。教师自己应加强学习，提高自己的理论素养与业务水平，更新与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教师的自我培养是贯穿于整个教学职业生涯之中的。许渊冲曾说：“无论古今中外，凡是学术上有成就的人，一定是善于自学的人。一个人学术上的成就，就是他自学与研究的结果。其实，研究也可以说是进一步的自学。”〔22〕那么，对于教师教学而言也是如此，一个在教学上有成就的人，也必定是位善于学习、善于反思的人。

鉴于目前师资队伍人员匮乏的现状，在队伍构成上可以灵活处理，不妨采用多种合作的方式进行，聘用国际相关学者、企业职场中富有经验的人士，做到国际与国内、学术与职业、专职与兼职、学界与业界、学术型与应用型的结合。“在当今的地球村，翻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社会和文化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鉴于此，翻译教育，正日益成为全球感兴趣与关注的问题。”〔23〕可见，国内与国际的联合培养必然是世界教育的发展趋势。

教师培养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对学生的培养效果。教师应研究教学方略，明确对学生的培养目标与方式，设计完善的教学模式。培养学生的方式可以灵活多样，比如采用双导师制，采用多种联合培养方式。对学生的培养方式应具有系统性、全面性、层次性，注意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不同的培养模式，制定本硕博“一条龙”模式的培养方案。

三、建构思路与方法

“讲好中国典籍故事”对典籍翻译教学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我们应把握住“讲好中国典籍故事”的“航向”而进行人才培养，把“讲好中国典籍故事”的理念渗透于对学生的培养、课程的建设、教材的编撰之中，时刻不忘“讲好中国故事”的使命。

典籍翻译教学可以把故事教学法贯穿其中，培养学生书写与讲述中国典籍故事的意识与能力，加强教学中对典籍故事的阐释，注意从根本上引发学生的兴趣与共鸣，从而激发教学的潜力与活力。

基于实证的研究更有说服力。可借用定量研究法去发现问题而进行有的放矢的研究，如借用问卷调查法分别对学生与老师进行问卷调查，旨在了解学生对中国典籍翻译的学习难度及当前教学的意见，并了解当前教师在中国典籍翻译教学中所存在的重点、难点的认知以及相应的建议。再用访谈法对学生与老师进行“交谈”与“询问”。借用SPSS25.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典籍翻译涉及诸多领域，因而需培养学生具备跨学科的视野，如掌握语用学、修辞学、文体学、文艺学、文献学、逻辑学、传播学、美学、哲学、接受美学等多学科的知识。教学研究者应能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把翻译学、语言学、教育学等多学科理论知识融会贯通，从而对培养“讲好中国典籍故事”人才的问题进行多视角渗透、多层次阐述的综合论证。

对“讲好中国典籍故事”的人才培养需要系统研究视角，研究者应综观整个人才培养机制，打造完备的配套教学条件，进行统一筹划。研究者应着眼于研究问题的整体与局部之间、部分与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对学生的培养从宏观与微观因素并重、从内部与外部共同着手进行研究，力求综合地、精确地研究对象，以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

笔者在典籍翻译教学中注意以系统视角进行建构，尝试把“讲好中国典籍故事”的理念渗透于对学生的培养之中，进行“输入与输出一体化”的教学，注重培养学生灵活运用翻译话语的能力，以讲好中国故事、让读者接受为导向。例如在培养学生讲好中国历史典籍故事的教学中，着重选择《史记·孔子世家》的故事为例进行讲授。在让学生翻译之前，先让学生全面了解儒学的概念及其发展历史、孔子的生平与伟大人格，然后让学生阅读关于孔子与儒学的西方英文阅读材料，接着让学生研习中国释译家杨宪益及其夫人和美国汉学家倪豪士（William H.Nienhauser Jr.）的《孔子世家》部分翻译内容，帮助学生在输入中总结、提炼、吸收关于孔子与儒学的相关英文表达，最后让学生进行实践翻译。因为有之前的输入在先，学生在翻译时不会心怀畏惧、不知所措，而是满怀激情、跃跃欲试。在实践翻译中，学生在语内翻译与语际翻译的过程中都要认真仔细，多方求证。同时，老师注意引导学生依据不同的读者对象进行调试性翻译。面对西方的学术读者，我们要翻译严谨、表达正式，进行深度翻译，而面对西方的一般读者，我们应在以归化与异化策略相结合的同时而偏向归化，努力让译文生动、鲜活、富有感染力，以期让读者乐于接受。在学生翻译完后，老师再引导学生把自己的译文与西方翻译家的译文相比较，有意识地提高自己选词造句的翻译能力以及对中国文化概念的英语表达能力。在翻译教学中，老师应适当点拨翻译技巧，让学生把直译与意译、直译与注释、音译与意译等方法相结合进行翻译，并适当辅以读者接受、功能翻译、文化翻译、改写翻译等理论的知识讲解，从而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

四、建构意义

对“讲好中国典籍故事”翻译人才培养机制的建构研究富有时代意义，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顺应社会发展需求。通过加强中国典籍教学与对典籍翻译人才的培养，本研究努力让中国典籍文化“走出去”，以进一步构建良好的中国海外形象，巩固和强化中国的国际地位和文化影响力。

本研究有助于促进典籍翻译教学及其研究的发展，其意在为从事典籍翻译教学的教师提供参考与借鉴，为如何培养典籍翻译人才与教师的自我培养提供建议与方法，以期拥有超强的专业师资队伍，实现对学生主体的有效培养。本研究也能为高等院校和社科研究机构从事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提供参考。本研究希望能细化翻译学科建设，丰富典籍翻译教学研究的内涵，进而推动典籍翻译研究的整体发展。本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培养能“讲好中国典籍故事”的人才，提升典籍翻译人才培养质量，努力培养出具有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与综合人文素质的复合型外语人才，从而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典籍翻译人才不足的问题。

本研究比较富有创新特色，首次对“讲好中国典籍故事”的人才培养问题进行专门而系统的思考，提倡把故事教学法与典籍翻译教学结合起来进行探讨，以求增强教学效果，努力开创教学研究新思维。本研究尝试把“讲好中国典籍故事”融入翻译教学之中，从而赋予典籍翻译教学“导向”与“驱动”的功能，以求激发教学活力，拓宽中国典籍翻译教学研究领域，努力建构起完善的人才培养机制。本研究力求进行系统性研究，提出可行的策略与方法。本研究建议对教材建设进行具体化探讨，努力体现教材建设的多层次、多视角的特色。本研究提出加强对学生的思政教育、伦理教育、传播意识与读者接受意识的提升，倡导课程设置多样化、多方授课教学形式、师资建设的联合培养等。同时，本研究还强调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与教师的自我提升能力。

笔者在典籍翻译教学中对学生进行系统培养的尝试初显效果，让学生树立起“讲好中国故事”的使命，提升了学生“讲好中国故事”的素养与能力，激发起学生学习典籍翻译的动力与活力。通过学习，学生对中国典籍的理解与表达能力得到提高，学生的相关理论知识、读者接受知识、百科全书的知识、跨文化交际知识等得到丰富，学生的作品鉴赏与审美能力、新媒体传播能力、增益与改写能力、认知与共情能力等得到提升，学生的故事叙述能力以及针对不同读者灵活进行翻译与传播的能力也得到了加强。另外，典籍教学也有助于提升大学生的思想政治修养，中国典籍的道德教育意义对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塑造具有正面的导向作用。典籍翻译教学能让学生深切感知典籍中精练的语言文字、深邃的思想内涵、深刻的道德伦理，深入感悟中国人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格修养以及“以和为贵”“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共同发展的理想。以“讲好中国故事”为导向的典籍翻译教学提升了学生的人文精神与综合素养，增强了其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心，培养了其爱国情怀以及积极讲述中国传统故事、自觉传播中国文化的意识。

总之，推动中国典籍文化“走出去”意义重大，“讲好中国典籍故事”是弘扬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加强对“讲好中国典籍故事”人才培养是重中之重，是个关系到国家文化建设的大问题。在典籍翻译教学中以“讲好中国故事”为导向相当必要。典籍翻译教学有助于培养学生热爱传统文化的爱国情怀，依据读者接受状况而努力“讲好中国故事”的传播意识。“讲好中国典籍故事”的教学有利于全方位提升学生的翻译能力，让学生在理解原文、语言表述、文化传达、表现手法、修辞策略等方面的比较分析中深入体会汉英两种语言在社会历史、民族心理、思维方式、跨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差异。本研究试图对“讲好中国典籍故事”的人才培养机制进行建构，提出实施方略，为全面建构人才培养体系献计献策，以期培养出善于“讲好中国典籍故事”的高级专门翻译人才。不言而喻，这是一项长久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值得学者们去深入思考与讨论。本研究仅是一孔之见，期待更多的相关研究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