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的管理学内涵与任务

2022-07-25中国管理思想研究院

上海管理科学 2022年3期
关键词: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文章编号:1005-9679(2022)03-0012-04·本刊专稿·

摘要:管理研究与实践者长期浸润在传统文化的土壤中,文化在不知不觉中塑造着管理的逻辑起点、价值排序与目标归宿,因此在管理学领域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打造本土叙事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的重要一环。论文基于文化的概念,可知管理是一种带有文化印记的组织行为,同时也可视为文化的一部分,遂通过时间、空间与内容三大维度解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内涵,最终提出梳理内容、古为今用、知行合一、中西对话的管理学任务,以期为中国管理学派提供靶向与分工参考。

关键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管理学内涵;管理学任务

中图分类号:C 93

文献标志码:A

Management Connotations and Missions of “Mass Entrepreneurshipand Innovation” in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Chinese Management Thought Academy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Nanchang 330013,China)

Abstract: Management researchers and practitioners have been immersed in the soil of traditional culture for a long time. Culture unconsciously shape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value ranking and goal destination of management. Therefore,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field of managemen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building a local narrative, academic system and discourse system.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culture, the thesis argues that management is a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with cultural imprint, and can also be regarded as a part of culture, so it interprets the connotation of “double creation” by three dimensions, including time, space and content. Finally, it put forward the management tasks of sorting out the content, applying the past to the present, integrating knowledge and action and dialogu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which in order to provide a target and division reference for Chinese management schools.

Key words: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innovative development; management connotations; management missions

黨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管理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既要遵循大一统的总方针,又要基于管理的概念、内容与目标进行精准匹配,因此需要先厘清文化与管理的关系,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的精神内涵对“管理文化”的“双创”进行概念界定,进而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管理理论体系构建找到靶向。

1文化的定义及其与管理的关系

虽然无时无刻不身处文化情境中,但当学者尝试对文化进行概念界定时又往往具有未了然性——难以名状却又无处不在。《辞海》认为“文化”是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具有继承性、阶级性、民族性、地域性与多样性,在广义上是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生产能力与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综合,在狭义上指精神生产能力和产品。这种解释是否就是“文化”一词的本意?其在表音、表意的中西文法规则间能否形成共识?在此需要结合中西构词法分析“文化”定义演变史后加以界定。

“文化”的西文“culture”与农业(cultivation)一词同源,从最初与自然需求、物质世界紧密结合的耕种、栽培之意逐步引申为人文意义上的、产品形式为人类所特有的观念形态、创造活动与成果之总和。克罗伯与克拉克洪在《文化:一个概念定义的考评》中总结了“culture”从广义到狭义的166条定义,大致可以划分为6类:一是描述性定义,将文化视作一个可列举以整体呈现的事物,如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等社会成员通过学习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二是结构性定义,在描述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为可分隔又具有结构性联系的各种要素组合,包括围绕满足人类需要而形成的发明、制度等物质与非物质特性;三是历史性定义,强调文化的社会遗传过程,以相对静止或固定的形式来看人类生活中社会遗传下来的物质精神文明;四是遗传性定义,侧重社会遗传结果,认为文化是人类所生产的一切产品总和,包括物质产品、身体行为和观念情感等由符号组成的现象;五是规范性定义,强调文化的本质是价值观及其对行为所产生的动态作用;六是心理性定义,倾向于将文化视为通过学习形成习惯后调整与解决问题的方法与手段,其在特定社会环境下发生于个人且因人而异,在创造问题的同时又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方法。而这些“culture”的定义与汉语“文化”一词的内涵是否完全一致还需要进一步溯源与比较。

明治维新时,日本将“culture”译作“文化”,在鸦片战争期间传入中国一直沿用至今,故“文化”一词在某种程度上是西方概念中国化的产物。但西文符号结构与中文象形结构带来的语义延伸并非完全吻合:古汉语中,“文”通“纹”,本义指色彩交错的纹理,如《易经·系辞下》“物相杂,故曰文”,《礼记·乐记》“五色成文而不乱”,后引申为与武力相对的和平思想感召力,如《论语·季氏》“修文德以来之”,或是经修饰后的痕迹与特点,如“人文”“水文”特征;“化”本义指事物形态或性质的改变,如《易经·系辞下》“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礼记·中庸》“赞天地之化育”,后引申为教行迁善,以非强制性方式实现人的社会化之意,如《周易·贲·彖传》“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西汉刘向在《说苑·指武》中将“文”与“化”二字联为一词:“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即“以文化之”“以文教化”,代表着对人性的陶冶、品德的教化及规范的自觉。

可见,西文“culture”从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生发,经历词义的理性演变后引申到训练、修养等精神活动领域,而中文“文化”基于对自然条件或人伦关系等给定纹理的观察,用这种外在规范来促成人的自律与感化,感性精神一以贯之,但中西间的一致性在于都肯定了文化中人为塑造的、非生存本能的社会行为规范部分。总的来说,文化是一种历经历史沉浮与社会变迁而成为稳定习惯的生活方式与精神价值,上问精神高度、下至衣食住行,令社会成员在生命格调与行为上达成一种非契约的、潜意识的、类本能的共同默契,即“集体人格”。

对“文化”而言,生活方式是起点、精神价值是主心骨、集体人格是最终成果,中西在三者上的差异使得管理实践在逻辑起点、价值遵循与管理方式上不同:中国陆地文明以农业为经济基础,劳动力与土地绑定形成“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具有超稳定性,带来安土重迁的社会心理,管理之“事”以“人”为起点,追求长期安足,需要由情入理,重身份感知与家我人格,强调人社会道德层面的结构“应然”属性;西方海洋文明以商业为经济基础,生产生活需求通过资源彼此交换来满足,形成“互通有无”的生产方式具有强动态性,带来求变赶超的主体意向,管理之“事”以“物”为起点,侧重短期收益,需要由法入理,重契约精神与独立人格,强调人自然认知层面的假设“实然”属性。

综上所述,一方面管理从属于文化,是文化的产物之一,另一方面管理是一种带有文化印记的组织行为,但二者的核心都是人:管理“事在人为”、文化“教化与人”。文化与管理间解不开的“结”使得管理理论与实践不可避免地要兼顾普适性与特殊性、科学性与人文性、规律性与随机性,故挖掘文化深层结构背后的制度理性、价值准则与行为规范是构建具有本土解释力与主体原创性的管理理论体系的重要一环。

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的概念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中对“双创”的解释为:“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

在救亡图存与革命建设过程中,中国领袖人物一直高度重视中华传统文化背后的思想力量与精神力量,用人民群众耳熟能详的传统概念夯实国家政策的群众基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注入新活力。如孙中山先生从“民惟邦本”思想中提炼出“民族、民生、民权”的“三民主义”革命纲领,毛泽东根据《汉书》实证考据思想提出“实事求是”思想,邓小平参考《礼记》中的儒家伦理构建“小康社会”蓝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是高度重视文化软实力与文化自信,引经据典地提出“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等多个具有中华传统文化特质的新时代命题,身体力行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学者们则进一步将“双创”的概念内涵解读为时间、空间与内容三个维度,如图1所示:

时间维度上,“坚定文化自信,离不开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认知和运用”,因此“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而不能厚古薄今、以古非今,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实文化相融通”。创造性转化是“继往”,“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从传统到现代激发活力,使之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精神力量;创新性发展是“开来”,面向解决人类问题,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从现代到未来赋予时代气息。

空间维度上,“要在乐于接受和易于理解上下功夫,让更多国外受众听得懂、听得进、听得明白”。创造性转化要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赋予传统文化时代内涵与现代表达,完善拓展其中具有当代价值的部分,归纳演绎激活其生命力,“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创新性发展则要处理本来与外来的关系,突破传统文化旧有形式和内容局限,并兼收并蓄地汲取世界各民族文化长处,外推交流增强其感召力,“让中华文明同各国文明一道,为我国和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与方案”。

内容维度上,“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创造性转化是在理论层面分疏校注,通过考据训诂、语义分析和语境诠释等学术工作将具有当代价值的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当代人习惯的文化形式,“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创新性发展是在实践层面贯彻落实,通过文化教育、文娱活动和家国传导,使转化后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下神坛、走进生活,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和世界多样文明良性互动,“书写在典籍里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

可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不是简单地以古注今或是自说自话,而是要“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具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揚起来”,在知识、观念、理论、方法等领域取得中国的主体性与影响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正本清源、继往开来,为化解人类重大问题建言献策、入局担责。

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的管理学任务

“独特的中华传统、历史命运和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站在管理学视角,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除遵循古为今用转化、理论联系实际、中西交流对话的大一统方针外,需要优先完成学科视角下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前提性阐述,合计四项基本任务,彼此间不分伯仲、长期共存,学界业界各有所长,均有发挥的空间。

一是深入古典文献、扎根历史史实,展开学理研究的基础性工作。遵循学科要求,将丹青史册、国学典籍中属于管理学的内容按朝代、流派、典籍、人物等归纳梳理出来进行文白互译后剖析其基本观点、演进脉络和历史影响,将传统管理思想中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与鲜明特色”等具有继承性与民族性的正向因素充分挖掘出来,为理论转化积累文化素材、奠定文化基础、夯实文化家底。

二是把握时代需求、做到古为今鉴,进行创新创造的转化性工作。管理学界业界长期浸润在文化情境中,对中国人独特的思维特点和处世方式有着较为稳定的路径依赖,影响管理实践的逻辑起点、行为模式与管理研究的学科方法、价值指向,要从碎片化的原始材料与笔记注解中提炼出清晰的逻辑主线与发展脉络,将“日用不觉的价值观”与管理智慧用科学的、规范的研究方法形成具有主体性与原创性理论体系。

三是探索介入路径、日常持续践行,推动学以致用的落地性工作。把握期刊专著等学术媒体阵地、站稳贯通培养阶段的学校教育阵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与教育系统化、整体化,避免将理论成果置于“听了激动、学了不动”的神坛之上,宜找到学术概念化与实践俚语化的转化机制与渠道,在学术严谨性与实践可读性间实现平衡,令“大众读来不以为雅,学者读来不以为俗”,从而提升管理学者、从业者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度,使其在修身养性、家庭关系、企业管理和治国理政中真正从理念走向实践,同时又从实践前沿中不断发现传统文化在面对复杂环境与商业伦理时的新生机与新活力,知行合一、互为补充。

四是推进概念互释、加强理论对话,实现互学互鉴的沟通性工作。管理理论从特殊“情理”上升为一般“公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推进不同情境下的理论平等对话、取长补短,不断融合创新出具有更强普适性的新理论,而不是在理论与范式移植过程中奉行“拿来主义”照搬照抄,忽略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差异盲目地用一种评价标准替代另一种标准,抑或是执着于用一种语言精准地表达另一种语言下的概念而无视其本土源意,将“本土智慧”不顾“整体文化差异”碾碎成为“部分研究契合”下的“本土素材”,因此需要多学科知识的平衡作为学理支撑而非单一学科间的简单嫁接。

4结语

“虽然中国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学术思想、学术命题、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太相称。”管理学作为社会科学的重要分支,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的确立关乎着“四个自信”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是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用中国理论阐述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

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管理学“双创”需要从管理学科视角,将史书典籍中的具有现代意义的管理思想、制度规范与实践案例提炼出来,经科学合理的研究方法归纳演绎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体系指导管理实践,并通过一系列比较研究与中西对话不断提升理论普适性:一是要理清智慧家底,系统性梳理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从属于管理学的内容;二是站在理论视角,将零散的、体悟的管理思想与智慧按深层结构理论化形成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体系;三是立足实践视角,实现传统智慧在治国理政与企业经营上的古为今用;四是面向国际舞台,推动交流让理论成果走出中国为世界各国所认同。

在当下的管理教学过程中,中国传统史学经学的学科划分与现代学科门类间存在错位,造成本土学术思维与主体地位缺失,管理更多地作为一种职业教育、功能教育。虽然中国杰出企业管理模式与样本日益增多,但商学院所开设的管理学、战略管理、管理沟通等课程多与西方别无二致且重研究方法实操而少中西管理哲学教育,中国管理思想、管理研究哲学等课程建设迫切需要纳入学科体系中来,培养具有国学素养与管理学技能的科研实践生力军,才能在经济增长与推进的基础上,实现中国管理理论超越前人的自觉和升华。

参考文献:

[1]黄力之. 论文化定义狭义化的人文意义[J]. 哲学研究,1998(3):32-36.

[2]郭莲. 文化的定义与综述[J].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2(1):115-118.

[3]吴国盛. 什么是科学[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

[4]衣俊卿. 文化哲学十五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5]余秋雨. 中国文化课[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9.

[6]吴照云. 构建中国特色管理理论体系的思考[J]. 管理世界,2021,37(6):5-7.

[7]刘文瑞. 管理学在中国[M].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8.

[8]赵信彦,周向军. 习近平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重要论述的内在逻辑[J].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1(3):3-11.

[9]范鵬,李新潮. 界定与辨析:“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内涵解读[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9(2):110-118.

[10]郭齐勇. 中国思想的创造性转化[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8.

[11]苏勇,段雅婧. 当西方遇见东方:东方管理理论研究综述[J]. 外国经济与管理,2019,41(12):3-18.

[12]贾旭东,何光远,陈佳莉,等. 基于“扎根精神”的管理创新与国际化路径研究[J]. 管理学报,2018,15(1):11-19.

[13]黄速建,刘建丽,傅咏梅.比较管理学与中国特色企业管理理论创新[J].比较管理,2010,2(2):69-76.

[14]罗家德. 中国治理[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20.

收稿日期:2022-05-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通史” (13&ZD081)

作者简介:江西财经大学中国管理思想研究院,吴照云(负责人),成员:胡宇辰,吴通福,李敏,钟尉,郭英,姜浩天(执笔),E-mail:827626375@qq.com。

猜你喜欢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政教育机制研究
关于大学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思考
社会主义价值观与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刍论
从《小小冠军梦》看传统爱国主义在儿童舞中的创造性转化
传承·扬弃·创新
社会转型期中国传统诚信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接续与超越中国新闻法制传统的路径选择
“源原之辨”与传统的继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