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逖（广西南宁天驰房地产有限公司桂林分公司）

清代皇家档案实际上已经说明了，散佚民间的皇家宫廷紫砂胎画珐琅器的出处和流传经历。古文物艺术珍品，是老祖宗传给我们的宝贵财富，要心存敬畏，不能因其出自民间或是某个宝物持有人的东西而不予重视，更不能因其不符合西方商业炒作包装似的“流传有序”标准而轻易否定。

古代皇家有关赏赐，收储和变卖的历史文档，就是中国标准的“流传有序”，不容任何置疑。

此壶为清代雍正御制宜兴紫砂胎画珐琅茶器（高：29cm，长：29cm），壶胎用上等紫泥烧成，器型为汉方壶，壶身挺括饱满，气韵雍容肃穆，富丽华贵，古朴雄浑，颇显皇家气派。如图1 所示。

图1 壶身正面（图片来源：网络）

壶体扁方形，方口，方底；壶面四条边棱线爽劲分明。如图2 所示。壶流以三分之二平贴壶身，流嘴向上前伸弯出，粗大有力，把圈寓方，相对偏细显柔，嘴和把配合起来具有一种龙头凤尾、阴阳互动的气势。长方形内出口独孔。如图3 所示，钮为桥梁式，壶盖密压盖口吻合，盖面方中寓圆。通体满彩，施霁蓝釉为地，釉面以黄、绿、青、淡粉四色珐琅彩绘缠枝勾莲纹花卉装饰；壶颈部和壶底收腹处各以一黄线分割，线上方填一道朱红彩绘水波纹样白釉，分别将壶盖、壶底与壶身间隔开来。分界色泽着意淡雅，与壶身盖通体的浓重肃穆相映照，色调与纹饰富于变化。壶流、把、钮及盖口沿部位均作描金处理。

图2 壶的前侧面及边棱线（图片来源：网络）

图3 壶内长方形独流孔（图片来源：网络）

内外细察，壶胎砂质坚硬、厚重，敲击发出金属般铿锵之声，壶底部砂胎和壶盖内口沿有年久使用自然磨损的痕迹，如图4 所示。壶盖内边沿部位胎泥干老，沙化明显。盖钮、手把、壶嘴等描金部位，呈现因氧化造成的暗褐色的斑迹，如图5 所示。且因年代久远，金色泛红，金色开片纹肉眼可见。如图6所示。低温彩釉有局部自然脱色、脱落和腐蚀麻斑现象。如图7 所示。老化表征显示，此壶至少具有一两百年的历史。

上手品鉴，壶胎表面地蓝釉色厚润，古气内蕴。珐琅料彩表面有些部位呈明显宝光如图8 所示。料彩里面有许多杂质和斑点，肉眼可看见表面的气孔、针眼。手摸图案料彩有明显的凹凸感。如图9 所示。用放大镜细察，可看到花卉料彩下有极小的开片纹。器物的内壁涩胎无釉。

我们再来看看器物底部的款识印章，信息量很大。壶底为素胎，中央很规整地钤盖三枚印章，右边一枚形状为葫芦，印内上首楷书阳文“雍正”二字，下首套小方框内刻“赏壶”楷书二字，这说明了该壶是雍正皇帝敕令特别制作之物，是专门用于赏赐，葫芦即“福禄”，皇上赏赐福禄给下臣之意；左边上方，小长方框内刻楷书“御制”二字，与上面的文字联系起来可解读为“雍正御制赏壶”。如图10 所示。下方则是一个带边饰的不规则方框，内刻“万年清”三字和一只盆栽万年青花卉刻绘，清晰规整明朗，绝无半点随意草率。文字刻绘借万年青花卉，寓意“大清朝万年永存”，吉祥美好，令人印象深刻。这组印章排列十分规整，仿佛就是一枚内容丰富的印鉴，不排除是当时皇帝的授意或亲自参与设计和提供审核意见的，是为一批特别制作的赏赐器物专门设计刻制的印章。

综合上述对“雍正御制霁蓝地珐琅彩花卉描金紫砂胎赏壶”的描述，可得出几点鉴定结论：

（1）器型：汉方壶，是清代康、雍时期的流行壶式。器型硕大，用以陈设观赏，是官窑中常见的陈设器。

（2）壶胎：胎质厚实、坚硬，底部素胎显示砂泥略粗，间杂黑、黄砂点，砂点脱落处可见棕眼细孔。具有清代早、中期紫砂胎泥特征。

（3）纹饰彩料：表面设计基本沿袭康熙朝图案化的西洋花卉纹饰，蓝釉上敷设的低温料彩有厚有薄，料彩表面有较多杂质和斑点，显得有些混浊，不如康熙朝进口珐琅彩料显得透亮、玻璃质感强，应该是雍正六年后宫廷造办处秘炼试制的国产珐琅彩料。

（4）工艺特征：此壶的工艺，首先是在素胎表面施蓝釉经高温煅烧，因紫砂很“吃”釉之故，要反复施釉反复烧结，直到符合高水平的要求（而每次烧造都会有损坏，成本极高，可见皇家御制器物的不易）。接下来，是在蓝釉面上用轮廓线描绘花卉，然后用不同色料的珐琅彩填在轮廓线内，入炉低温烘烤，前后经过高温煅烧和低温烘烤两个阶段。在表面施蓝釉高温烧结时，因当时受到设备限制，窑烧温度差异致使着色面出现许多微微凸起的芝麻点。康熙、雍正时期的紫砂胎地略粗，致密性差，在多芝麻点而不甚光滑的蓝釉面上施珐琅彩，彩和釉的结合难以达到理想的状态，烧成后的胎画珐琅着色面自然会出现一些明显的气孔、针孔。这些工艺上的缺陷，恰恰明白无误地体现出康熙、雍正时期紫砂胎画珐琅彩的工艺特征。

图4 壶底部和壶盖内部（图片来源：网络）

图5 壶嘴正面及描金部位暗褐色氧化斑迹（图片来源：网络）

图6 上下口沿描金部位金色泛红及开片老化现象（图片来源：网络）

图7 低温彩釉自然脱色、脱落和腐蚀麻斑现象（图片来源：网络）

图8 部分料彩呈宝光现象（图片来源：网络）

图9 珐琅彩料表面气孔、针眼及细小开片纹（图片来源：网络）

（5）印章：这是迄今仅见的带雍正御制款的珐琅彩紫砂壶。印款内容丰富，既有纪年号“雍正”时期，又说明器物的最高等级“御制”，再说明器物的设计制作用途“赏壶”。从内容到印刻，再到印章图形设计，没有哪一点不符合规制的，说是后世仿冒或现代人杜撰，显然说法过于轻率。试想，宫廷秘制紫砂胎画珐琅技术始创于康熙中晚期，到了乾隆末期，就逐渐失传了，断代至今已有二百多年，这是文物考古学界公认的结论。

（6）用途：此件雍正御制紫砂胎珐琅彩赏壶，器型硕大，胎体厚重，体现沉稳、庄重的风格；另外，器身满施霁蓝色釉，上面以青、绿、黄、淡粉色珐琅彩料勾绘缠枝勾莲纹西洋装饰，整体显得肃穆、华贵。具有上述这些风格特点的器物，一般多用于庄重肃穆的场合。

之所以要对该壶的“用途”作一番辨析说明，是因为古代御制瓷陶器的制作是十分讲究的，严格遵循宫廷皇家的规制，依据不同的用途，在胎质、造型、彩绘纹饰及印章等各方面都有明确的规定，一概不能逾制。而壶的用途，往往决定壶的制作特点和风格。但很多紫砂研究者忽视了这一点，只片面强调各朝代紫砂器具有哪些时代风格特征，甚至笼统地将此风格特征固化，这样，往往使人面对实物时却陷入了迷茫。举个例子，有些紫砂研究著作中，就说清代雍正朝时期的宫廷紫砂壶，胎薄体轻，砂质细匀，呈现出轻灵秀美的时代风格，也体现雍正皇帝的个人喜好。如果这是指皇帝御用珍玩器和皇家生活自用器的话，此论断当为不谬，但如果据此认为凡不符合上述风格特征的就断定不是雍正朝时期的器物，却又是不符合事实的。试想，如果与自用珍玩同风格的东西拿去陈设，是完全违背礼制的，雍正皇帝的脸往哪搁，他会同意吗？显然，脱离具体用途的规制来定论宫廷紫砂器的风格特征，是不得要领、失之偏颇的。事实上，康、雍、乾三朝，凡属皇家自用赏玩器，紫砂素胎大多制作得精巧实用，釉彩和画工均十分精美，则因使用场景的不同和特殊性，相对而言，大多体大胎厚、沉实稳重，显示出敦厚雄浑、肃穆华贵的风格特征。这就是宫廷制器必须有的讲究，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礼仪”精髓，在工艺制作上的体现，任何民族工艺制造和艺术品的创作，都必须符合传统文化的礼制，代表道统的宫廷艺术更是如此。

清代珐琅彩紫砂器的辨识，既容易又难。说容易，是相对于窑口繁杂的其他古陶瓷的辨识而言。因为紫砂胎画珐琅工艺技术起于康熙中后期，终于乾隆末年，始终处于一种宫廷秘制的状态，民间不得其法，时间保持也只有短短百年，此后便失传了，古今造假者均难窥其奥。即便有少数原是宫里的艺人得其法，一是不敢，二是制造成本太高而不用。紫砂素胎也只出自宜兴窑一家，或者说宜兴窑是宫廷紫砂器贡品的唯一专业户。这就为我们鉴定一件清代珐琅彩紫砂器提供了很大的方便。首先，真实的自然老化程度可以判定它是件老东西。其次，确定它上面的料彩是否真的珐琅彩料，是进口料还是国产料，再结合器型胎泥、款识印章、工艺特征、时代风格特征等等，就可以基本断代，锁定真伪了。说难，是因为存世的清代珐琅彩紫砂壶太少，康熙、雍正两朝的标准器尤其稀缺，无法更多参照比较，真伪的标准难以通过实物对比辨识。

图10 壶底部印章及露胎部位的砂粒状（来自网络）

鉴于此，我们从器型、胎质、彩料、工艺特征、款识印章、图案纹饰所表现的时代特征和风格气韵以及自然老化痕迹等方面，研究得出结论：这只“雍正御制霁蓝地珐琅彩花卉描金紫砂胎赏壶”是一件开门到代的清代雍正后期制作的宫廷造珐琅彩紫砂壶真品（2021 年10月12 日，此壶经北京黄伟刚工作室进行年份科技检测，检测结论：经年份检测技术检测，该紫砂壶的加工制作时间为公元1729 年，紫砂加彩时间公元1730年，年代：大清雍正；辅助检测：不含现代化学物质添加）。

珐琅彩是皇家宫廷的秘制专用之物。清代康熙初年，宫廷盛行珐琅彩，由清宫内务府造办处珐琅作彩绘烧成。康熙皇帝命令在金、银、瓷器、玻璃、锡等材质上作珐琅彩装饰，紫砂胎珐琅彩也由此而生。雍正、乾隆两朝，珐琅彩紫砂器，在清内务府造办处档案中也屡有记录。这说明历史上清代康、雍、乾三朝是制造了一定数量珐琅彩紫砂器的，然而，至今流传保存下来的，却寥寥无几。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耿宝昌以“能拿到手上看一看都是很难的”来形容紫砂画珐琅的珍稀。据清道光十五年（1835 年）《珐琅玻璃器宜兴磁胎陈设档案》记载，康熙朝宜兴胎画珐琅茶器仅20 件存世。现如今，北京故宫博物院也仅仅存有一把康熙朝制的珐琅彩紫砂壶残件和乾隆朝制的少量珐琅彩紫砂器。令人惊奇的是，雍正朝紫砂胎画珐琅器，在清内务府造办处档案中，虽有记录，但现如今故宫所藏中以及各大博物馆库藏中，均未有收藏，这确是一桩历史谜团。由此可见，紫砂胎画珐琅器是多么的稀少珍贵！而我们现在展示的这件“雍正御制霁蓝地珐琅彩花卉描金紫砂胎赏壶”，不仅填补了“故宫所藏中，尚未发现带雍正年号款的紫砂器”的空白，而且是目前已知传世仅见的清代雍正御制珐琅彩紫砂壶孤品！自然，它的文物艺术价值，如何估量都不为过。

由此，又引出另外一个问题，即这件雍正官窑紫砂画珐琅赏壶是如何发现的，它的来源是否可靠？

据收藏这件稀世珍宝的藏家讲述，这只壶是十七年前从母亲故乡的家族亲戚处收得，其母已届90 高龄，曾言20世纪30 年代孩时就见过这类彩壶，祖上明清时多有为官者，尤以雍乾时期曾出任江南五省盐道主官最为荣耀，堪称封疆大吏。由此推断，这只官窑御制之物，应是当年皇帝赏赐给其祖上，再由其家族传承至今的。

雍正官窑器由皇帝赏赐出去而在民间流传，此说法是有依据的。清代雍正皇帝执政期间，为推动其新政，煞费苦心，常常通过大量的赏赐来笼络人心、激励官员。据清宫档案《雍正朝起居注册》记载，雍正常将宫中较为珍稀的自鸣钟、西洋规矩、珐琅彩等器物用来赏赐，御赐物品之多已达到令上目不暇接的程度，甚至敕令宫廷造办处、景德镇官窑和宜兴官窑，除制作大量精美的宫廷御用之物外，还专门制造大批量的瓷器、紫砂器等作为赏赐之物。查阅清朝资料显示：雍正皇帝执政13 年的时间里，就先后将二百二十余件珐琅器赏赐给各位王公贵族、朝中大臣、地方官员以及蒙古王公和西藏喇嘛等。

上述藏家关于该壶来历的说法是否足可采信，姑且不论。清代皇家档案《清宫瓷器档案全集》中，有着官窑瓷器流向民间的种种记载，其中关于“御窑厂次色瓷器的处理”和“皇宫库储瓷器的变卖”的文字，就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并且，我们认为这与本文中的“雍正御制霁蓝地珐琅彩花卉描金紫砂胎赏壶”的来历也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皇家档案记载，督陶官唐英上任时发现雍正六年之前，御窑厂烧制出来的次品，既没有官方的处理规定，更是没有管理，甚至“听人匠使用”。唐英发现这个问题后，立即“呈商总管年希尧，将此次色脚货，按年酌估价值，造成黄册，于每年大运之时一并呈进，交贮内府。有可变价者，即在京变价；有可供赏赐者，即留备赏用”。另外的记载还说明，官窑中的次色瓷器，在雍正六年即1728 年之前是散贮在御窑厂的库房里，雍正七年即1729 年至乾隆七年即1742 年这段时间是解送京城。到了乾隆七年即1742年以后就奉旨将次色瓷器在景德镇就地变价处理了。道光以后所有次色瓷器都是在景德镇变价处理的。所以，在民间见到的有些瑕疵但却印有清代皇家落款的官窑瓷器，大多就是景德镇御窑厂变价处理的次色瓷器。同样，宜兴窑制胚经御窑厂二次烧制的次色紫砂器，也作了一样的处理。

另据清宫档案记载，在乾隆早期，曾将库储康雍乾有款瓷器中破损的或釉水不全的14 万余件变卖。乾隆中期又将康雍乾三朝无款瓷器8000 余件变卖。乾隆还将存量过多并无用项，或釉水浅薄，或花纹不全，或式样平常的11 万余件瓷器也拿出皇宫变卖了。在嘉庆时期，共变卖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四朝瓷器多达44 万余件。

上列这些数字是十分惊人的，可见宫中官窑瓷器以次色作价处理和库储变卖处理这种方式流入民间不在少数，有的自然幸运地得以保存流传至今。

我们现在可以回过头再来检视本文这件“雍正御制霁蓝地珐琅彩花卉描金紫砂胎赏壶”。打开壶盖，内外细察，发现壶口内沿和壶把描金处沾有少许蓝彩釉水，这可能是工匠浇釉时不小心弄上的，也可能是器物入窑烧造前，工匠搬运时不慎沾上的。因为紫砂坯胎“吃”釉厉害，要反复施釉反复入窑烧结，在繁忙的劳作和高温工作条件下，工匠难免会出些小差错。但是，对于精益求精、严格得堪称苛刻的皇家器物来说，在督陶官眼里这不能不说就是明显的“瑕疵”，虽无破损，却有“沾污”。尽管制作造价高昂，但在皇家的体面和尊严面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因此，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这件紫砂胎画珐琅赏壶最终的命运可能就是入了宫中库储，不知哪朝哪代被当成次色官窑器拿出皇宫变卖掉了。作为一件皇家御制的工艺品，在当时，它是不幸的；而今天，它却是多么幸运，那么一点点“瑕疵”，根本掩盖不了它的华丽和珍贵！

从上述的藏家家族传承讲述和清代历史档案记载来看，不论是官窑中次色陶瓷器的处理，还是皇家库房所存陶瓷器的变卖，抑或是皇帝赏赐出去的器物，本文中这件“雍正御制霁蓝地珐琅彩花卉描金紫砂胎赏壶”的来源均是可考和真实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