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素君，陈 雨

（1.海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海南 海口 570228；2.桂林电子科技大学电子工程与自动化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一、引 言

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是国家赋予海南“三区一中心”发展战略定位之一，也是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国际旅游需要跨越国（境）界，游客必须获得客源地和目的地的出入境许可方可成行，而且游客获取签证过程中也会或多或少产生一些经济、心理方面的成本。因此，签证制度便利化对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有着天然的影响。签证政策过紧不仅是21世纪以来我国入境旅游持续疲软状态的重要制约因素，也是我国旅游业大而不强的重要原因。据世界经济论坛（WEF）发布的《2019年旅游业竞争力报告》，尽管中国在自然资源、旅行费用和人文资源方面均具有优势，但由于国际开放度、旅游环境等得分偏低，中国的全球旅游竞争力排名仅为第13位。为支持海南进一步对外开放和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经国务院批准，国家移民管理局对海南入境旅游免签政策进行全面升级，自2018年5月1日起，赴海南旅游的免签旅游团国家由26国扩大到59国，外国游客入境海南的免签停留时间延长至30天，并放宽免签人数限制。这是近年来我国在签证便利化方面最重要的开放举措。此前，我国先后实施“港澳（台）同胞往来内地（大陆）通行证持有者免签”“APEC商务旅行卡持有者免签”，对日本等十余个国家的单方面免签或互免签证，在部分重点城市和区域范围内实施“24/72/144小时”过境免签，以及在桂林实施东盟十国旅游团六天入境免签。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仍限于主观政策建议，鲜有对这些政策实施效果的科学、客观的量化评估，导致很多政策性研究结论缺乏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撑，难以为决策部门统筹优化入境旅游免签政策提供参考。因此，采用科学方法量化现有入境旅游签证政策的试点效果，无疑是重要的和迫切的。

逐步实施更大范围适用免签入境政策，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中人员进出自由便利的重要内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也明确要求“及时总结59国外国人入境旅游免签政策实施效果，加大出入境安全措施建设，为进一步扩大免签创造条件”。但考虑到海南59国入境免签政策实施时间尚短，还难以获得足够的基础数据来科学评价其实际效果，故本文以于2015年在桂林实施的针对东盟十国旅游团六天入境免签政策为准实验，采用反事实政策评价的倍差法评估免签证政策对地区入境旅游的影响，试图为评价我国入境免签政策实施效果及政策优化建议提供实证依据。海南的免签政策在类型（均为入境免签而非过境免签）和模式（均为旅行社邀请接待）上跟桂林实施的免签政策并无本质不同，但在内容上所覆盖的国家范围更广、允许的停留时间更长、要求的团队人数放宽至个人，因此本文研究对海南自由贸易港探索实施更加便利的出入境管理政策也有一定的决策参考价值。

二、文献回顾

签证被普遍认为是入境旅游的“水龙头”，签证限制会严重阻碍我国入境旅游的发展。但是，免签政策对跨境旅游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呢？Neumayer较早关注了签证限制对双边入境旅游的影响，他收集了1995—2005年间100多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其研究表明签证限制会使双边旅行平均减少52%～63%[1]。Karaman的类似研究也表明一个国家设置的签证限制会对内向流动性产生平均29%的不利影响，对于一个几乎免签证旅行的国家来说，这种负面影响会更大[2]。上述研究似乎表明国家间的签证限制会对国家的入境旅游需求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但是Artal-Tur等的研究却指出，签证限制对国际旅客的流动有显著影响，然而这种影响比以前的估计要低，造成结论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实证模型的设计[3]。以往的文献对各国之间无法观察到的异质性缺乏控制，而Artal-Tur等对国家固定效应进行了控制，克服了这一类型文献中常见的估计限制问题。随后Neumayer进一步的研究也表明，在控制国家异质性后，双边签证限制对旅游业的流入仅减少了约20%[4]。类似的研究如：Neiman和Swagel发现尽管签证政策在“911事件”后发生了变化，但在控制了经济和特定国家因素后，这些变化并不是减少赴美旅行的重要因素[5]。Czaika也表示限制性签证政策的威慑和偏离效应对于签证政策更加宽松的国家可能会产生一些积极的外部性[6]，以上文献说明了签证政策的效应存在区域间异质性，且结论的准确度取决于模型的设定。关于某个特定国家样本方面的研究，Lawson和Roychoudhury认为宽松的签证政策可以为入境旅游带来积极的效益[7]。Lee等研究了免签政策对韩国旅客赴日旅游的影响，发现免签最多可让入境人数增长20%[8]，也有学者分别以美国[5]、土耳其[9]为研究对象，测量了签证政策对入境旅游的影响作用，实验结果均证实了上述观点。

随着我国入境免签政策的试点，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签证政策对入境旅游的影响。杨闽芳等利用32个客源国在2009—2015年入境中国的短面板数据，研究免签对客源国入境旅游需求的影响程度，结果显示免签对客源国入境中国的旅游需求有显著积极的影响，免签便利化分数每增加1%，客源国入境旅游需求将增加约0.37%[10]；刘祥艳等采用亨氏指数法分析签证便利度对出境旅游的影响，结果表明免签目的地国家的数量对出境旅游率具有正向影响，每增加一个免签目的地数量，出境旅游率的增长幅度在0.10%～0.26%之间[11]；宋昌耀等检验了我国过境免签政策对入境旅游的促进效应[12]；王亚辉和吴云超创新性地从签证类型视角出发，论证了APEC商务旅行卡持有者免签制度对入境旅游的促进作用[13]。关于国家间特定样本的研究方面，我国独特的国情成为国际学者探讨签证政策与入境旅游关系的研究对象，他们分别就中国内地居民赴中国台湾[14]及中国香港等地区[15-16]签证宽松度的演变开展研究，分析积极的政策条件所带来的正面影响。陈卫等基于1995—2016年的13个客源国入境游数据，研究签证政策的施行对海南国际旅游的影响，结果表明2000年颁布的“免签证”政策对海南岛入境旅游具有显著影响，入境人数规模增加约0.35%，而2010年新增5个免签国则是在原政策基础上新修订实施的政策，促进入境规模的效果仅增加约0.08%[17]。除影响入境旅游外，签证制度便利化也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建立与国际接轨的人才发展体制机制的重要内容[18]。

显而易见，签证制度对入境旅游的影响已经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国内外文献在数量和内容上都十分丰富，但不同文献在研究数据、方法以及所研究的签证政策内容等方面有着较大差异，且目前国内相关的研究还明显滞后。在研究方法上，主流文献都使用基于引力模型的面板数据回归或时间序列回归分析方法，但其政策评价的准确性仍取决于对照组选取质量及其估计策略。其次，现有研究对国内入境免签试点的实证评价还不足，尤其是对桂林实施的东盟十国团队游六天入境免签政策的效果还缺乏科学、有效的评价。桂林作为我国入境免签政策的重要试点城市，其入境免签政策自实施以来已五年有余。本文尝试采用科学、规范的政策评价方法对其政策效果进行实证研究，既可以对目前关于该政策进行评价的定性文献形成有力补充，又能为我国入境免签政策实施效果的实证评价提供案例支撑，还可为政府决策部门优化入境免签政策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证依据，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三、模型设计与数据来源

本文旨在采用倍差法研究桂林对东盟十国的免签政策是否促进了桂林的入境旅游。为此，本节主要进行模型设定及相关数据说明。

（一）模型的设定

对东盟十国旅游团给予六天（144小时）入境免签的政策可以看作是国家在桂林市进行的一项政策实验，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Diference-in-Difference，DID）来评估入境免签政策对桂林入境旅游的影响。双重差分法的本质是将受政策影响对象作为实验组，将未受政策影响的对象作为对照组并设置为反事实参照，在共同趋势假定下，通过比较实验组和对照组政策前后观察变量差异的变化来考察政策效应。由于DID方法能够较为准确地识别出政策效应的因果关系，所以在社会科学领域被广泛使用。一般意义上，DID通过设置如下模型实现：

下标i和t分别表示第i个国家和第t年；treatedi为政策截面虚拟变量，如果样本为处理组（政策实施地区）则取值为1，相反地，如果样本属于对照组（未实施政策地区）则取值为0；timet为政策时间虚拟变量，根据桂林对东盟十国团队游入境免签政策实施的具体时间，分为政策实施前和实施后，即将2015年以前赋值为0，2015年及以后赋值为1；εit表示随机误差项。表1具体展示了DID方法下各参数的含义，模型中的参数β3即政策效应系数，如果政策有效，那么β3应该显著为正。

表1 DID模型各参数含义

为了尽可能满足双重差分法要求的政策实施前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共同趋势假定，本文在上述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影响入境旅游的控制变量，并设置截面和时间固定效应以控制客源国个体特征和宏观时期因素对桂林入境旅游的影响。

综上所述，本文采用固定效应双重差分法的回归模型分析东盟十国旅游团的入境免签政策对桂林入境旅游的影响，模型具体形式如下：

其中，φt代表时间固定效应，μi代表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固定效应。

（二）样本的选取

桂林是中国首批对外开放的旅游城市之一，由于地缘和旅游资源优势，在桂林日益增长的入境游客中，东盟游客一直是主力军。从2015年5月28日起，桂林机场口岸开始对东盟10国持普通护照人员的旅游团，实施6天入境免办签证政策。作为桂林旅游对外开放的重要标志事件，这一政策的落地是否对桂林国际旅游胜地建设起到预期中的积极促进作用，正是本文关注的焦点。

本文从入境旅游客源地视角研究桂林对东盟十国入境免签政策的效果。研究对象包括作为处理组的东盟十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新加坡、文莱、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以及作为对照组的其他桂林入境旅游客源地。基于数据可得性考虑，最终选择日本、韩国、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新西兰、西班牙11国作为控制组成员。尽管可能桂林入境旅游客源地远超过这些国家（或地区），但这21个国家或地区分属四大洲(亚洲、欧洲、美洲和大洋洲)且覆盖了桂林市九成以上的入境旅游人数，因此仍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和多样性。本文数据样本期为2011—2018年，政策实施前后样本期分布较均匀，能最大限度反映桂林入境旅游决定因素的近期特征，符合双重差分法的数据要求。

（三）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1.被解释变量 为了分析入境免签政策对入境旅游的真实影响，同时考虑到实证数据的可获得性。参考以往的研究文献，本文选取各个入境客源地赴桂林旅游的人次数的自然对数作为桂林入境旅游的效果指标。历年数据来自《桂林经济社会统计年鉴》。

2.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主要评价桂林对东盟十国入境免签政策对入境旅游的促进效应，因此核心解释变量是入境免签政策截面虚拟变量和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乘项treatedi×timet，β3是本文的重点关注系数，表示入境免签政策实施对桂林入境旅游人数的政策净效应。

3.控制变量 为尽可能保证双重差分法要求的政策实施前对照组和处理组的共同趋势假设，本文参考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选择从目的地因素、客源地因素、双边阻力三个方面选取控制变量，以尽可能控制这些因素对桂林入境旅游人数的异质性影响，模型（2）中用Xit表示控制变量。

（1）目的地因素。目的地城市基础设施是影响入境旅游的重要因素，它反映一个地区的设施水平和服务能力，直接影响入境游客的出游意愿和满意度。本文选取固定资产投资表征基础设施发展水平，数据来自《桂林经济社会统计年鉴》。（2）客源地因素。一般而言，客源地收入水平和人口规模是影响双边入境旅游人数的重要变量。通常来说，在相同的出游率下，客源地的人口数(popit)越多则出游人次越多；另外，人均收入越高，一般出游能力越强，因此引入入境客源国人均实际GDP（pgdpit）代表居民收入水平。再者，入境旅游既包括消遣型旅游也包括事务型旅游，吸引外资水平可以反映一个地区的对外经济联系程度，选取各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占总GDP的比重(fdi_gdp)来表征对外联系程度。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网站和知网国际数据统计库。（3）双边阻力因素。地理距离是游客入境的又一大影响因素，用airtime表示客源国首都（或中心城市）到桂林两江机场的飞行时间，它反映客源国与目的地城市的地理距离，用此指标来衡量旅游双边阻力。数据来自携程APP（中国国航优先，精选价格实惠耗时短的航班作为参考，时间为2019年9月5日上午10点查询9月15日的机票信息）。

本文相关变量具体信息及描述性统计如下表2。

表2 相关变量信息和描述性统计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由表3中回归结果可知，入境免签政策的实施显著地提高了桂林来自东盟十国的入境旅游人数。具体而言，尽管表3第（1）列中不使用任何控制变量时的双重差分法回归结果显示入境免签政策对入境旅游人数的影响系数β3为负但并不显著，在第（2）列中加入一系列控制变量后，可以看出入境免签政策对入境旅游人数的影响系数β3由负转正且通过5%的统计显著性检验，表明与其他国家相比，东盟十国在桂林入境免签政策实施后，入境旅游人数平均而言显著提高了近89.2个百分点。从回归结果中还可以看出，所选取的控制变量也都对桂林入境旅游人数存在一定程度的影响。具体来说，客源国经济发展水平、客源国人口数、客源国对外开放程度、桂林市基础设施水平对入境旅游人数存在显著影响且影响系数均为正，客源国与目的地城市的地理距离则对入境旅游人数的影响系数为负且能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从总体层面来看，入境免签政策在刺激桂林入境旅游人数增长上取得了十分明显的效果。

表3 桂林入境免签对入境旅游影响的回归结果

为进一步判断政策效应的变化趋势，本文在原模型的基础上对入境免签政策的年度动态效应进行估计，结果如表3第（3）列所示。可以看出，政策实施的第一年（2015年）和第二年（2016年），桂林对东盟十国的入境免签政策的效应系数分别为1.091和1.136，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呈现出增长趋势；但在政策实施后的第三年（2017年）和第四年（2018年）中，入境人数增长效应转为负数（-0.244和-0.243）但均不显著。上述结果表明，桂林针对东盟十国团队游的入境免签政策存在十分显著的短期效应，但长期促进效应并不明显。

对东盟十国团队游的入境免签政策在实施的前两年极大刺激了这些国家赴桂林的旅游人数增长，但政策效应随即进入疲软期，其原因已经超出本文研究主题，将在后续研究中进行持续关注。根据政策实施的一般逻辑，入境免签政策作为一项入境便利化措施，并非旅游业核心竞争力，其效用的持续性发挥可能还需要相应的配套政策予以协助或者依赖于目的地旅游竞争力的根本性提升。加之近几年周边竞争性旅游市场也相继采取类似政策刺激入境旅游，例如2017年2月白俄罗斯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80个国家和地区的公民免签入境并可停留5天的政策正式生效；2018年泰国针对包括中国在内的21个国家和地区游客推出11月1日到次年1月13日之间免费落地签证的政策等。这些国家相继出台了力度更强的入境免签政策，极有可能是桂林入境免签政策效应进入疲软期的重要原因。

（二）异质性分析

基准回归表明入境免签对桂林入境旅游存在限制的短期促进效应，那么入境免签的政策效应是否在不同入境旅游客源地之间存在差异呢？众所周知，东盟十国在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人文习俗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这些差异势必会影响当地群众的出境旅游意愿。接下来，本文将从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近似度两个方面考察入境免签政策效应的异质性。

1.经济发展水平的异质性影响

本部分首先从经济发展水平角度探讨入境免签政策对桂林入境旅游的异质性影响。本文用人均GDP衡量客源地经济发展水平（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网站），并将人均GDP变量及其与衡量政策效应的核心解释变量的交叉乘积项加入模型（2）中进行回归，即得到如下模型：

加入交互项之后，模型成为非线性模型，核心解释变量β3的参数不再单独反映政策效应，入境免签对入境旅游的影响系数变为：β3+θ1lnpgdpit。鉴于篇幅原因，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未在正文列出，主要参数的具体回归结果见表4第1列。

表4 桂林入境免签政策效应的异质性分析结果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交互项系数θ1为0.329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桂林对东盟十国的入境免签政策在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客源地的入境旅游促进效应越强。这表明，由于跨境旅游需要较强的经济支撑，对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客源地实施入境免签政策的效果越好。

2.客源地华人占比的异质性影响

文化联系是影响旅游的重要因素。海外华人一直都是中国入境游客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东盟作为全球华人的聚集地之一，桂林入境免签的政策效应是否在华人聚集度不同的客源地存在不同差异？本部分按照客源地华人占比进行入境旅游政策效应的异质性分析。基于模型（2）类似的方式，采用客源地华人占比（Ethnic Chinese，EC）替换模型（2）中的经济发展水平变量即为本部分回归模型，客源地华人占比数据均来自百度百科。考虑到新加坡属于人口规模偏小但海外华人占比最高的国家且新加坡入境桂林旅游人数波动，为使得模型分析具有稳定性，本部分将新加坡作为异常样本未纳入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见表4第2列）显示，重点关注的交叉项系数θ1为0.018，β2为-0.024，均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华人占比越多的国家，桂林入境免签的政策效应越好。进一步根据华人占比的样本均值计算入境免签政策的边际效应，接着利用华人占比平均值计算出政策的边际效应β3+θ1ECi=0.049，表明客源地华人占比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入境桂林旅游人数会显著提高4.9个百分点。

（三）稳健性检验

1.平行趋势检验

使用双重差分法的前提条件是处理组与对照组之间满足平行趋势，即在入境免签政策实施之前处理组与对照组各国之间没有太大的差异，需要满足处理组与对照组选择的随机性。本文采用事件研究法（Event Study Approach），选择入境免签政策实施之前的第1期即2014年作为模型的基准组，将政策时间和正常截面的交乘项加入模型中，在控制个体和时间效应的情况下对平行趋势和动态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并绘制值95%置信区间下交乘项系数的估计结果，如图1所示。本文发现，交乘项系数在2011—2013年均不显著异于0，说明处理组与对照组在政策实施前不存在明显的差异，满足平行趋势假设。从图中还可以看出，政策实施的当年和第一年的系数显著为正，但很快又转为负数且均不显著，说明政策在推行后短期内产生了一个显著的正效应，但随后又很快消失了，这与前面动态分析结果一致。

图1 入境免签政策对入境旅游人数的动态效应

2.安慰剂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部分将政策实施年份设定为提前或推后一年，然后采用模型（2）类似方法检验政策效应是否仍然显著。由于桂林入境免签政策正式开始实施的年份为2015年，本部分将虚构的政策实施年份分别替换成2014年和2016年，依旧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样本进行双重差分估计，回归结果见表5。由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将入境免签政策实施日期调整为2014年和2016年来验证政策的入境旅游效应后，得到的核心解释变量系数为负数且不显著；而且虚构政策实施年份后，控制变量中除人口规模因素系数能通过显著性检验以外，其他系数均不显著。上述虚构政策实施年份的实证结果无法识别出政策效应，这充分说明，桂林市2015年实施的对东盟十国团队游的入境免签政策对入境旅游人数的促进作用是显著且稳健的。

表5 安慰剂检验结果

3.关于对潜在内生性问题的讨论

由于遗漏变量、旅游人数与免签政策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等原因，本文模型存在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处理内生性问题最经典的方式是采用工具变量估计，但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入境免签政策的工具变量却并非易事，这也许是目前研究免签政策旅游效应的相关文献（包括本文）基本上都未采用工具变量估计的原因。但是，由于本文在估计政策效应时使用了固定效应，因此可以有效控制诸如国家特征等非时变变量导致的内生性。本文认为旅游人数与免签政策的反向因果关系问题并不严重，因为入境免签政策实施前（以2014年为例），桂林前十大入境游客来源地中，仅马来西亚、印尼和新加坡是东盟国家，其余东盟国家的入境游客人数并不多。因此，游客人数应该不是决定在桂林实施对东盟十国入境免签政策的重要因素。相反，地理位置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区位和政策因素可能才是国家决定在桂林实施针对东盟十国入境免签政策的更为重要的原因，而这些因素的影响已通过固定效应加以控制。

五、结论与启示

基于2011—2018年21个客源地入境桂林旅游人数的面板数据，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桂林市2015年面向东盟十国团队游的入境免签政策对入境旅游人数的促进作用。结果表明：（1）入境免签政策在实施初期显著提高了入境旅游人数，促进了桂林入境旅游业的发展，但政策效应持续时间并不长；（2）入境免签政策的旅游促进效应在不同客源地之间存在较强异质性，对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或华人占比越高的客源地促进效应越大。研究还发现，客源地人口数、经济发展水平、目的地基础设施水平等因素均对入境旅游人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地理距离则对桂林入境旅游有较为显著的阻碍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我国入境免签政策的完善以及包括海南在内的地方入境旅游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作用。

为了更好地优化完善入境免签政策尤其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入境旅游签证便利化程度，进一步提高我国入境旅游人数、扩大入境旅游业规模，本文针对性地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进一步扩大和完善包括入境免签在内的签证便利化制度体系。鉴于入境免签政策能显著提高入境旅游人数，以及我国目前签证开放度还偏低，未来我国应继续扩大入境免签的适用范围。一方面将更多国内城市（或地区）纳入入境免签政策试点区域，另一方面在保障国境安全的前提下将入境免签政策推广到更多客源地，尤其是经济发展水平高（旅游消费意愿强）或华人占比高的客源地。尤其在当今世界各国都纷纷采取放宽签证制度的方式促进入境旅游的大背景下，过紧的签证制度可能会加剧我国在全球入境旅游竞争中的不利局面。除扩大入境免签适用范围外，我国加快提升签证便利化还可依托电子信息技术，推动签证电子化，提高管理效率，通过签证申请流程便捷化、申请费用低廉化，进一步促进入境旅游发展。

第二，加强入境免签政策配套措施。入境免签政策为入境旅游提供了便捷之门，但还需要高效便捷的运输网络铺路，因此应鼓励航空公司向入境免签客源地开通航线、加密航班、提高运输保障能力。当航运能力不足时，应将有限资源集中到入境旅游潜力更大的高收入客源地或华人聚集区。此外，旅游目的地也应继续提高旅游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提高旅游服务水平和竞争力。

第三，加大对客源地入境免签政策宣传力度。旅游相关企业要紧跟国家入境免签政策试点步伐，加强入境免签客源地市场开拓力度。在做好目的地旅游资源宣传和营销工作的同时，要加大对我国入境免签政策的推介力度，尤其是要把经济发达、人口多、华人华侨占比高的国家或地区作为入境旅游市场营销的重点宣传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