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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本学生的突围之路

2022-07-21陶紫东

北方人 2022年10期
关键词:王皓三本二本

文/陶紫东

王皓有过一段短暂的招聘经历。2019年,离开工作3年的互联网大厂后,王皓跳槽到了一家创业公司做项目负责人,在为团队物色技术人才的过程中,王皓的招聘标准从最初的“人人平等”到最终的“学历优先”,仅用了两周时间。

两个星期里,王皓几乎翻遍了所有投岗的简历,其中也包括二本、三本院校毕业的候选人。作为一个毫无招聘经验且刚刚完成角色转换的部门leader,他对前来应聘的候选人都保有开放的态度,几乎每封简历他都会看,思考能不能和对方聊上两句。

看学历常常是招聘者筛选简历的第一步。王皓起初并不在意学历,从四川一所二本院校一路摸爬滚打,他比其他人更懂应聘时学历对于二本、三本学生的制约与不公,“还是想给尽可能多的人机会”,但这种朴素的想法在看完上千封简历后被他放弃了。

最让王皓反感的是简历的套路化,“大家写的东西都差不多,一看就是统一包装过的,我没必要浪费自己的时间。有一所二本院校甚至被我拉黑了,因为我连续看了十几份这所学校的学生写的简历,内容几乎一模一样。”

经历过这次招聘后,为了提升效率,王皓开始跟着常规的招聘思路,尤其当几位候选人笔试分数接近的时候,他往往倾向于选择学历更高的那个。

学历是应聘的敲门砖,这种现象在校招中尤为明显。这意味着以二本、三本高校为代表的普通高校毕业生,在就业时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处境。截至2021年9月30日,全国共有高等学校3012所,其中本科1270所。在一千多所高校中,被媒体和主流社会讨论最多的“985”“211”只有不到1/10,剩下的绝大多数都是二本、三本和专科院校——它们是长期被忽略的存在。在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里,剩下的这9成毕业生,他们的职场未来在哪里?

提升学历是唯一出路?

高考失利后,夏帆被迫进了一所之前“根本看不上”的二本院校,学了自己“提不起兴趣”的电子信息科技与技术专业。大一那年,基本没在学习上花心思的夏帆绩点排名班级前五,这让他彻底放弃了勤奋的念头,安于做一个成天在宿舍睡觉的人。

夏帆也不记得自己是如何在浑浑噩噩3年后突然产生了危机感,他只记得遇到了一位和自己境遇相似——同样高考失利,同样不甘心——正在“备战”考研的学姐,交流后,夏帆得出结论:必须把考研提上日程,“不提升学历就会完蛋,后果会很严重。”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大学文凭的确在贬值。随着毕业生数量逐年提升,大学生的就业率却出现了下降。2003年起,首批扩招下的大学毕业生就业率相比上一年出现明显下滑,此后,为了提升就业率,政府逐渐鼓励本科毕业生前往农村和基层,同时扩大了研究生的招生比例,并支持大学生创业创新。

公司也暗中提升了对求职者的“隐性期待”,即便某些岗位本身对学历的要求并没有那么高。

智联招聘发布的《2021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显示,2019年以来,企业对应届生的学历要求逐渐递增,“学历不限”的公司从2019年的24.2%下降到了2021年的15.8%。

李丰在一所二本院校任教,他会经常留意那些坐在教室前排的学生,并向“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人提供明确的职业建议——尽管这样的学生“非常少”。在他任教的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广受认可的职业路径是通过升学进入华为、海康威视等技术大厂,或者国家电网等大型国企。单凭二本院校本科学历去竞聘这些位于金字塔顶端的技术岗,在李丰看来是几乎不可能的事。“对于一个资质一般的二本、三本学生来说,考研升学几乎是他在这个社会能够快速翻身的唯一路径。”

能成功突围的人并不多,在二本院校,这样的“翻身”是尤其值得高兴的事。2021年毕业季,一位上课时总是坐在前排的女生向李丰报喜,本科毕业后她顺利保研到了大连理工大学,实现了从二本到“985”的跨越,并在研究生毕业时收到了联想、华为、小米等大公司的offer。“像我们这样的学校,一个非主流专业毕业的学生,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做到这样,已经相当不错。”

基于相似的信念,夏帆从大三开始“背水一战”,同时将考研目标锁定在了与本科专业毫无关联的新闻系。为了保证学习氛围,他特意搬出了宿舍,和两个同校的“研友”在校外租了房子。“早上8点雷打不动到自习室,晚上10点回住处,我白天从来不带手机,后面大家都有点烦我了,因为根本找不到人。”和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两位说好要一起考研的舍友,他们并没有夏帆这么强的信念,“几乎每天都要睡到下午两点才去自习”。

“突然觉醒”的目标感和自律最终帮助夏帆斩获了一所“211”学校的录取通知书。趁着这股势头,夏帆顺利地从研究生学校毕业,并在2019年进入一所顶尖“985”院校读博。

学历不够,实践来凑

王皓出生在茂名市下辖的一个村落,家里还有3个初中未毕业就外出打工的哥哥姐姐。王皓的父母不希望他像其他孩子一样早早四处奔波,再加上王皓看上去“喜欢学习”,于是决定只要孩子愿意读书,家里再困难也要供他上学。

王皓确实没有辜负父母的付出,从村里到镇上的小学,再到市里的重点中学,王皓的求学轨迹是中国农村孩子实现向上跃升的典型路径。模拟考试结果最好的时候,王皓在年级800多名理科班学生中能“排上前十”,他曾设想过,高考如果努努力够到一本线,就在省会城市挑一所离家近的学校念书,比如广东工业大学。

但事与愿违,王皓的高考成绩让他的设想扑了空,“比平时模拟考的成绩还要差”。由于这个成绩在省内去不了理想的学校,王皓转而选择了四川师范大学。尽管如此,他仍是村里“为数不多”考进大学的人。

王皓的成长经历与黄灯在2020年出版的《我的二本学生》一书中所勾勒的学生群像非常吻合。在广东一所二本院校从教十余年,黄灯目睹了二本学生所面临的境地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也意识到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二本院校的学生折射出了中国最多年轻人的状况。“他们要么来自不知名的乡村,要么从毫不起眼的城镇走出,身后有一个打工的母亲,或一个下岗的父亲,和一排排尚未成人的兄弟姐妹……”

时间拉回到2012年,几番调剂后,王皓成了四川师范大学计算机专业的学生。这一年,和他同班的同学有300多人,在这所师范类大学中,他们都明白,自己的高考成绩比不上同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和心理专业的学生,学的算是“二本院校”的“普通专业”。

大学4年期间,王皓在日常课程的学习上“不怎么努力”,但在钻研计算机技术上花了不少心思,他主动加入了学校的计算机学习小组——一个由计算机爱好者共同组建的兴趣小组,不定期会有老师过来指导。“最沉迷的时候,只要不上课,基本上就会泡在实验室和机房里。”大二那年,王皓作为团队主力,为学校开发出了一套安全规范考试系统,这个项目给他带来了极大的成就感,也为他日后的简历增了色。

回头看,王皓认为自己是“阴差阳错选了个好专业”。2011年左右,以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为代表的BAT三分天下的局面初现雏形,所谓的“互联网大厂”逐渐成为毕业生争夺的对象,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无疑是竞争的主力。

2015年,王皓接到了携程的面试邀请,这是一个软件工程师的实习岗,面试第二天,王皓就成功办理了入职,并最终转正,拿到了校招offer。王皓记得,在面试环节中,本科期间的项目经历被面试官反复问及,也成了他找到理想工作的“敲门砖”。

被动妥协,还是自我放弃

像王皓这样目标明确的人,在他所处的计算机系只是少数,同专业的大部分同学都把“上完课就行了”当作口头禅。

“躺平是常态。”夏帆这样形容。内卷风潮再汹涌,也没有真正在二本、三本院校中流行起来,那些铆足劲儿刷绩点、包装简历去大厂是“发生在好学校的事情”,“至少绝大部分二本学生不会想这么做”。

很难说这是一种被动妥协,还是自我放弃。“这种学生我见过很多,他们既不好好学习,也不知道自己将来能干什么,而且这样的学生很多原生家庭条件并不好,家里没有足够的条件和资本支撑他们去消耗,他们却还常年处在一种迷茫且懒散的状态里。”在李丰的观察里,自2016年入职这所二本院校以来,他从学生辅导员一路升至硕士生导师,期间带过的每一届学生有一个共性:自主性较差,没有让自己努力成长的意识和氛围。

进入“985”后,夏帆明显感觉到周围的环境和本科阶段相比发生了太多变化:曾经在二本学校被当作是“另类”的上进心,在这里显得再正常不过。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为自己的简历“添砖加瓦”,以获得未来更好的跃升,比如一个漂亮的雅思成绩,一张国家奖学金证书,一份行业巨头开具的实习证明……

回过头来看,王皓依然不后悔本科毕业时直接就业的决定,“作为二本、三本学生,即使去不了大公司,也应该尽早出来实习,因为在二本、三本学校的教育环境里,最后两年基本没有什么可学的东西了。”

2021年,王皓跳槽到了一家新的互联网大厂,除了他之外,所有与他平级或者比他年轻的同事,学历几乎都是研究生起步。此时的王皓突然有了新的感悟:学历带来的最大影响或许不是晋升上的阻碍,而是社交圈子的不同,“积累下来的人脉的确是有差距的。”

回想大学4年,夏帆时常会感到迷茫的一个问题是,“二本院校的4年时光到底给我带来了什么?”每当认识新朋友时,大家总会不可避免地聊起过往,夏帆从不避讳谈起自己的二本“出身”,但在内心深处,本科的这段经历似乎在无形中“被偷走了”。“学校没有给我太多的机会,我也没有在本科时经历什么复杂的事情和深度的交流。有时候我在想,可能4年时光给我的最大意义就是结交了一群朋友,但这些朋友现在几乎也都走散了。”

(摘自2022年第3期《第一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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