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庆霞　姚吉婷

摘 要：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卫·哈维从资本逻辑的维度分析了资本主义危机的产生与表现。文章从资本增殖逻辑、资本技术逻辑和资本空间逻辑三个维度，阐述了哈维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危机频发的原因及其存在的形式。哈维认为，资本增殖逻辑是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本原因，资本技术逻辑和资本空间逻辑表面上延缓而实质上加剧、加深了资本主义危机。

关键词：大卫·哈维;资本逻辑;资本主义危机

作者简介：李庆霞，哈尔滨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哈尔滨  150025）;姚吉婷，哈尔滨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黑龙江大学教师（哈尔滨  15002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研究”（18FKS027）

DOI编码：10.19667/j.cnki.cn23-1070/c.2022.03.004

资本主义产生以来，持续不断的各种危机引起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关注。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在《社会正义与城市》《资本的限度》《希望的的空间》《新帝国主义》《新自由主义简史》和《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等著作中，深入研究了当代资本主义危机及其背后的资本逻辑，认为资本主义危机的不可避免且日益加重有多种原因，其中资本增殖及其存在的各种矛盾是主要原因。因为它控制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技术发展、空间扩张等现实活动，或者说，资本借助技术创新和空间策略而克服追逐剩余价值的过程中受到的阻碍并顺利实现价值增殖。作为以地理学研究著称的学者，哈维丰富了马克思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揭示了资本在当代增殖的主要形式即时空修复。他认为，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及循环的理论对资本的分析非常深刻。资本主義与其他帝国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资本增殖逻辑居于支配地位。当资本积累的各种因素出现问题时，资本运行中的根本矛盾、变化的矛盾和危险的矛盾就会激化，结果是资本主义危机频繁爆发，具体表现为经济发展受阻、失业率上升、通货膨胀严重、贫困人口增加、不满情绪蔓延、社会出现动荡，等等。资本主义企图通过技术创新和空间掠夺克服资本运行中的危机，结果是不仅传统危机未获得解决，金融危机、生态危机及人类生存危机等又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

一、资本增殖逻辑：资本主义危机的爆发与持续

资本的生成始于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的直接目的、唯一目的和最终目的是追求剩余价值，而且使剩余价值最大化，可以说，价值增殖是资本的生命线。在哈维看来，资本主义如果想实现健康发展一般要达到3%的年增长率。那么如何实现这个增长呢？这就既要保证资本的正常运转，积极利用促进资本增殖的各种因素，如扩大生产、技术创新、空间拓展，又要克服阻碍其增长的各种因素，例如，劳动力短缺、交换价值难以实现、产品过剩、过度积累、缺少盈利性等。哈维继承了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认为随着利润率的下降会出现过度积累危机，其典型特征是资本盈余和劳动盈余。当剩余资本无法得到盈利性吸收而贬值时，经济危机的爆发便成为无可避免的现实。1825年英国爆发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经济危机，之后危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20世纪70—80年代的滞胀危机直接衍生了对现代世界格局具有重要影响的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最重要的后果就是席卷全球的2008年金融危机。而与这些危机一直相伴而生的还有生态危机。

马克思指出，追逐剩余价值是资本最本质的规定性。“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1回溯历史可以发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实质就是剥夺广大群众土地、劳动工具和生活资料等的过程，即资本通过生产、扩张和剥削实现其增殖。哈维虽然对马克思的原始资本积累理论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但他赞同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的分析，认为其实质是通过扩张和剥削实现的。他说：“资本主义具有高度的活力和无可避免的扩张性。它是由为积累而积累的引擎所发动的，它的燃料则是对劳动力的剥削。”2劳动者在被剥夺中由拥有生产资料的人变为“自由人”从而不得不接受被雇佣的命运。按照马克思的分析，资本的价值增殖不会发生在交换环节，而是发生在生产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资本除了购买生产资料之外，最重要的是通过雇佣劳动力来进行生产，以此实现价值的增殖。而为了获得更多的价值增殖，资本家最初是通过牺牲工人的休息来延长雇佣劳动时间，或者无视工人的身体而增加他们的劳动强度，以此获得绝对剩余价值。被雇佣的工人为了维持自我及家庭成员的生存不得不忍受繁重的甚至使身心受损害的劳动。尤其需要强调的是，资本还设法造成工人之间的竞争，以降低工人的工资从而减少成本并实现价值增殖。“促使各社会群体为了追逐较有利的工作地位而激烈竞争，成了资本剥夺劳动者的整体权力，更有力和全面控制劳动市场和工作场所的一种主要手段。”3这样，资本运行和增殖就与绝大多数工人的残酷境况成为资本主义社会虽一时可以缓和但却难以克服的劳资矛盾，也成为资本主义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随着社会的发展，资本为了获得最大的增殖特别是为过度积累的资本寻找出路，产业资本逐渐发展为商业资本、银行资本和金融资本，进入到港口等固定资本、股票等虚拟资本的二级循环，和教育、军事、科研开发的三级循环之中。它们联合起来对剩余价值进行分割，其结果是对工人剩余劳动再次予以窃取和剥夺，导致劳苦大众无法生存，进一步增加了贫富分化的程度和经济危机频繁发生的可能。无论是危机的频繁爆发还是不断加剧，受其影响最严重的一定是被雇佣的劳动者，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4。总体来看，资本积累对工人的剥削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是严酷剥削工人的直接结果，另一方面又是继续剥削工人的有效手段。随着工人的贫困，他们的消费能力也越来越受到限制，不断下降的工资水平制约了消费需求的发展，因为对这些人来说，大部分收入是用于生活消费的。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资本不但不能解决贫富差异，甚至对劳动者的生活状态漠不关心，这就使本来已经比较紧张的劳资关系更加紧张。资本持续流通或循环的过程除了劳资矛盾外，还充满着资本生产与实现、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劳动的社会价值与它的货币表现形式之间的矛盾，其中任何一种矛盾或者各种矛盾同时出现并激化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就成为持续发生的现象。

资本除了在劳动过程中以物质形式存在之外，还以其他形式表现出来，如土地资本、商业资本、金融资本等。当资本的流通过程受阻而又存在过度积累时，它便寻找其他途径以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哈维不是十分赞同卢森堡关于消费不足引起危机的观点，而是认为资本过度积累却又找不到盈利投机机会是危机问题的根本所在。需要指出的是，除了资本的初级循环会出现资本盈余之外，二级循环与三级循环依然不能避免资本剩余并面临贬值的风险。“资本的二级和三级循环也可能产生过度积累问题，也就是说，住房、工作场所、工厂和港口设施，以及教育系统的容纳能力都将出现盈余……二级和三级循环内部的过度积累经常成为发生普遍危机的导火索。”1随着剩余资本在房地产、固定资产及其他领域的投资，信贷体系不但成熟而且发展起来。信贷是资本在时间维度上向未来的扩张，它把未来可能获取的价值以期货、金融衍生品、信用卡、股票等形式在当下兑现，把迫在眉睫的危机延迟到不确定的未来，这是典型的虚拟经济，也是资本逻辑在现代社会的重要表现。虚拟经济因为其可能带来的高额增殖而备受资本拥有者的膜拜，资本家及不明真相的大众为此狂热地向虚拟经济投资。虽然通过借贷活动可以在短期内解决生产的持续性和剩余产品的消化吸收问题，但从长远来看，信用体系积聚着较大的风险。一旦信用体系破裂，资本主义将陷入深渊，最终酿成信贷危机，房地产市场崩溃、经济停滞、投机泡沫破裂、银行系统灾难、金融危机等纷纷表现出来。过度积累的资本一方面为了缓解资本主义危机，另一方面为了设法使资本增殖，便把资本转嫁到国内外市场。这既包括生产资料市场、劳动力市场，也包括金融和货币市场。它们共同的魔力在于保证并加快资本的运行，其目的是更贪婪地实现资本积累。在论述全球金融危机时，哈维特别指出了美国在其中扮演的霸权角色。他认为，在新自由主义的推动和强制下，美国成功的真正秘诀是从其驻扎于世界各地的金融机构和企业机构抽取高额收益，运用技术、金融的入侵掠夺对方的市场、资源和劳动力，其中金融的扩张效果和后果尤其突出。哈维指出，金融化几乎蔓延全球，这一方面是高额资本积累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金融危机广泛扩散的过程。1997年的金融危机始于泰国，波及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韩国，紧接着巴西、阿根廷、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土耳其也受到了影响。网络和信息技术使资本的流动更便捷和高效，也使无国界的资本流动成为可能，从而促进了资本的积累，但这同时造成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不平衡，或者说实体经济遭到明显的排挤。金融资本和虚拟经济具有极大的虚拟性，它不但直接侵害了实体经济，而且当偿付链断裂时，对预期信用的索取权会促使资本更加迅速地贬值，从而再一次打击实体经济，并使经济危机扩展为整个社会的危机。结果是，一个又一个国家或地区因信贷危机而陷入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之中。1997年由泰国爆发波及东南亚的危机致使银行关闭、失业率飙升;因沉重债务而陷于崩溃的墨西哥，许多农民面临饿死的境地，政府不断镇压各种骚动或暴乱，墨西哥城也因犯罪一度成为最危险的城市;外债不断增加的阿根廷，比索贬值，外汇储备迅速流失，工厂闲置，经济滞胀，严重的不平等和普遍的贫困置政府与国家于巨大的压力之中。

在哈维看来，资本在过度积累的同时又找不到盈利的机会是当代资本主义危机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于是资本家试图通过危机操控为资本的增殖寻找新的机会，新的机会既意味着旧的危机得以缓解，同时也意味着新的危机得以产生。正如哈维在《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一书的前言中所指出的那样：“事实上，我们在力求摆脱危机的过程中，往往埋下未来危机的种子。”2各种危机的存在及关联充分证明了资本主义信贷体系与金融资本的投机性、掠夺性和破坏性。

二、技术资本逻辑：资本主义危机的延缓与加剧

持续流通是资本存在的条件。在此前提下，一般说来，资本获得利润的多少与它的流通速度成正比。因此，在资本的历史上，资本拥有者往往对技术创新持鼓励态度，目的是提高资本的流转速度和资本的竞争力。他们认为劳动力的短缺、自然资源的不足、生产环境的改善似乎都可以通过技术创新得以缓解。可以说，技术与资本的密切联盟成为资本积累的最新方式，也是资本主义存活至今的重要力量。但技术在缓解资本主义危机的同时也会导致破坏性甚至是毁灭性的后果：一方面对自然的过度开采导致对自然的破坏呈加速趋势，致使人类面临生存困境;另一方面技术问题还引发了一系列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主要表现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技术方面的优势把高耗能高污染行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人身健康、自然资源、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而对于本国来讲，技术剥夺了劳动者的工作能力并予以严密的控制，造成了劳动者陷入愈加贫困的状态。总体来看，日趋复杂而被广泛使用的现代技术加剧了资本主义危机的程度与频率。

技术对工人的控制加剧了社会危机的程度。在《希望的空间》中，哈维通过巴尔的摩争取最低生活工资运动的实例再现了马克思关于资本追求绝对剩余价值的界限，由此分析了资本凭借技术榨取相对剩余价值的过程。价值资本总是促进技术变革，这种变革与其说是为了减轻工人的劳动强度、缩短劳动时间，不如说是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商品成本，从而占有更多的剩余价值，并有效压榨劳动人口。“资本家有意识地制造作为阶级斗争手段的新技术。这些技术不仅在劳动过程内部作为管理劳动者的手段，而且有助于形成劳动剩余，这将会挤压工资并压制工人的热情。”1在这个过程中不可否认的是工人的工资也会有所增长，有些工人甚至购买和掌握了一些股票，有些工厂或公司还允许员工在一定程度上参与管理，但从根本上说并未改变资本与劳动的对立。换言之，资本推动技术创新的目的是通過提高资本有机构成而享受其成果，即资本从技术应用和与其相关的知识产权中榨取越来越多的价值。技术的发展、劳动效率的提高要求越来越精细的分工与合作，而分工的精细和效率的提高既使商品成本的降低，同时也使劳动碎片化，工人则在碎片化生产中切断了与自然和他人的丰富关系而失去了完整性。技术及其分工对资本家的益处并不限于此，它还通过形成劳动者之间的竞争成为资本统治工人的一种手段。技术提供了很多需要技能的岗位，工人则需经过培训才能胜任，为此，工人争相牺牲闲暇时间参加培训以提高竞争力。资本不仅通过分工而加强对劳动和工人的控制，而且通过技能培训防止技能被某些工人独占而引起的成本提高。资本不想消灭技能，而是通过培训消灭可独占的技能。不仅如此，资本集团还控制工人的心理、生理和自由，同时从事碎片化生产的工人也难以形成明确的反抗意识和统一的反抗组织，这样资本家就实现了对劳动者分而治之的目的，防止了工人形成统一的反抗意识，通过意识形态控制让工人接受自身的命运。“控制劳动过程和劳动者，向来对资本维持赢利能力和资本积累的能力非常重要。资本在其历史上发明、革新和采用的一些技术形式，主要是为了增强资本在劳动过程和劳动市场中对劳动的控制。资本不但试图控制实际劳动效率，还控制劳动者的自律、市场上供应的劳动者的特质，以及工人的文化习惯和心态。”2由计算机、互联网、各种信息技术构成的新机器体系成为控制人们生活节奏的新手段。因为机械技术、人工智能等技术的不断应用，致使更多的死劳动取代了活劳动，这使职位供给大受冲击，岗位需求也急剧减少，同时还有一部分劳动者不适应新技术而处于失业状态。马克思指出，“过剩的工人人口形成一支可供支配的产业后备军，它绝对地隶属于资本，就好像它是由资本出钱养大的一样。过剩的工人人口不受人口实际增长的限制，为不断变化的资本增殖需要创造出随时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1。按照哈维的观察，不断创新的技术时刻威胁着产业后备军的生存，技术的进步造成了“人的可弃性”，由此造成的尖锐的社会矛盾无论对社会的经济发展还是政治稳定都是灾难性的危机。交通技术和通信技术使资本盈余在时空修复的过程中不断增加资本积累，同时也引起了生产、交换和消费的不平等以及国家之间的不平衡，促使资本主义危机在某种程度上以新的领域或形式呈现，“当交通和通信系统、劳动的区域分工和城市基础设施成为资本积累的基础时，‘自然力’就必须要服从于人的统治了”2。由此看来，机器技术、交通技术、信息技术等使原本就充满错综复杂危机的资本主义更加矛盾重重。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使资本主义陷入悖论之中：一方面是财富的积累，另一方面是贫困的积累。哈维认为，资本与技术合谋，共同控制人们因必要劳动时间减少而节省下来的闲暇时间，其主要方式便是用电影、动漫等流行文化填满大众的时间，并左右他们的思想意识和生活习惯。当资本主义经济引擎的运行达到无止境的复合增长、人性的反叛及资本与自然界关系崩坏之时，就会形成现实社会中最为危险的矛盾，这预示着更为全面而深刻的资本主义危机。

数字资本主义使金融危机成为现实。随着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来临，借助于网络技术和数字信息技术，以往以物质性生产为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转变为非物质性的生产方式。正是这一转变，促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再完全取决于物质生产过程，同时还与信息技术市场的风云变幻特别是金融市场关联起来。投资金融资本所获得的无形利润远远大于实体资本时期的有形利润，“虚拟资本的流通借由种种非生产活动（不会产生价值的活动）榨取财富。最终填满金融业者和债券持有人的荷包”3。哈维以华尔街的金融资本家为例，分析了他们在种种金钱游戏中发明了花样翻新的金融产品，其中有次级贷款、证券化以及对冲基金，获利模式就是虚拟经济，获利数量可高达数亿美元。不断上涨的巨额利润掩盖了泡沫经济的实质，疯狂的金融投资和虚拟经济成为最新的获利方式，直至酿成2008年几乎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哈维指出，20世纪初美国的房市热潮崩盘，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热潮崩盘，及2008年的金融市场崩盘皆是资产泡沫所致。在其统治下，现代人成为数字化的生存者。数字资本主义不但没有缩小贫富之间的差距，反而是越拉越大，这种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是资本主义危机的重要因素。网络技术在金融领域中的突出贡献激发了人们把大量过剩资本投向信息技术领域，资本沉迷于技术创新而不能自拔，并把技术作为拜物对象，错综复杂的技术使人们越来越依赖专家。而一旦专家利用独有的知识和垄断的权力置普通公众的利益于不顾，普通大众就被不透明或不公开的信息所蒙骗。这不但会导致更为激烈的多种危机，甚至意味着毁灭性危机的来临，比如说计算机技术与信息技术给金融、房地产、股票、基金等领域带来的巨大风险。这种风险的具体表现就是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大量银行倒闭，基金公司破产，股票下跌，借贷人因无力还贷而抵押不动产，整个社会陷入经济不景气，失业率前所未有，导致社会关系紧张等一系列问题产生。因此，哈维非常反对为解决过度资本积累问题而寻找的最新增殖手段即虚拟资本，他认为应该对此展开激烈的斗争。“因为投资型虚拟资本的流通无可避免地导致崩盘，造成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损失（其中最脆弱的群体承受的打击更加惨痛），毫无保留地攻击过度的投机活动和促进投机的货币形式（主要是虚拟的货币形式）必须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4

已经发生的危机不断警醒着资本不要激化劳资矛盾，而不断降低的工资又制约了商品的销售从而减少了利润，资本为了缓和不断激化的矛盾而加快资本周转的速度，为了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望、提高消费者的购买水平而实现交换价值，极尽所能地利用技术诱导消费。哈维认为，技术及分工所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势必降低商品的成本，从而极大地扩大消费者的范围并增加商品的销售数量，而由技术引起的合作的组织和分工方式则尽可能提高效率、促进赢利、实现资本积累。对此，哈维进行了总体的分析：“抑制薪资导致实际需求疲软、技术发展导致大量劳动力失业，这个困境必须靠一种具有异化作用的消费主义来解决。广大劳动者沉迷在炫耀性消费的汪洋中，不惜代价，疯狂地试图增加收入，不断延长工作时间，以求满足人为增加的需要，以及避免因为落后于人而颜面受损。”1技术在资本增殖、促进消费方面的作用还表现在流通和通信方面。交通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商品之间的流通速度克服了空间距离带来的障碍，周转时间大大减少，商品因此有了更强的竞争力。交通技术解决了距离问题，节省了消费者购买的时间和精力，实现了资本快速增殖的目的。通信技术也是如此，在高度发达的信息社会，传播技术营造出商品的诱惑力让人欲罢不能，商品的价格信息、品牌信息及其使用信息随时可得，新媒体技术把选择和购买商品变得极其方便，物流技术仿佛使商品与顾客不存在距离。在此还需指出的是，为了加速商品的更新速度，技术不断生产出花样翻新的商品，而且经常以组合的方式销售。哈维在“人性的反叛：普遍的异化”这一矛盾中，借用高兹的消费理论深刻指出了资本对消费的操纵，认为资本总是想方设法制造对它们来说最有利可图的需要，手段包括加速商品形式和功能的创新、定期淘旧、增加商品的不耐用程度等，资本家认为创造需要比满足需要更重要。在此过程中，影像文化與景观生产因为成本偏低且消费周期短而成为资本和技术刺激消费的重要领域，人们成为琳琅满目、花样翻新的文化产品的消费者，资本积累以文化产品为中介再次置消费者于社会控制之中。哈维在 《后现代的状况》中分析了资本对文化的控制及其对人的主宰：“正因为资本主义是扩张性的和帝国主义的，所以越来越多领域里的文化生活都陷入了现金交易关系的掌握与资本流通的逻辑之中。”2问题是，消费主义所倡导的消费是以资源、能源和环境为代价的，当资源因过度开采而枯竭，当对环境的破坏无法修复，不仅生态危机成为必然，社会危机和文化危机也就在所难免了。

三、资本空间逻辑：资本主义危机的放大和加深

资本对城市空间的争夺主要表现在资本积累是在相对固定空间结构内进行的，即土地的资本化。金融机构给开发商、建筑商、地产商、股民及其他理财行业提供各种形式的贷款，可以说高度金融化和虚拟化的资本形态主导了整个生活世界。在货币资本和金融资本的驱使下，人们把土地与社会分离开来，使其成为可交易的商品，于是土地圈占成为资本竞相争夺的价值来源，土地出售成为获得巨额利润的手段。一些农场被工厂取代，产业园区、批发仓库、配货中心遍布城市的各个角落，购物中心、高尔夫球场、办公大楼一个比一个更具有标志性，废弃工厂、新兴产业交替出现。随着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和房地产市场的兴旺，一片片土地为金融资本带来了巨额利润。不同形式的资本利用劳动者建设不同的城市空间，又根据新的需要破坏城市空间，以致于资本的城市化程度越强，城市越不宜劳动者生存甚至迫使他们逃离城市。与此同时，资本的城市化还造成了城市与乡村的不平衡，“大城市的创建和快速的城市化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同时使前者脱离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并迫使农民成为附属的阶级）”3。问题在于这些行业并不制造新的产品。以房地产为例，金融机构贷款给地产商、中间商和普通民众建房、炒房，当房地产饱和之后，银行、地产商、中间商和广大民众无不陷入无法自拔的危机之中。更有甚者，金融机构还贷款给那些信贷等级非常低的人，并不断扩张信贷供应量，这又增加了信贷的风险。不仅如此，它还使全体居民进入了一种负债状态。

如资本对城市社会空间的争夺旨在固定领土内进行，那么资本对全球空间的抢夺则通过地理扩张以寻求危机的外部转移。当发达国家的资本积累受到自然的阻力时，资本便向全球扩张。对于资本的全球转移，马克思早就指出，“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1。列宁曾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分析了资本剩余与空间掠夺的关系，他说：“因为发展的不平衡和民众半饥半饱的生活水平，是这种生产方式的根本的、必然的条件和前提。只要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过剩的资本就不会用来提高本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因为这样会降低资本家的利润），而会输出国外，输出到落后的国家去，以提高利润。”2今天，列宁当年的预判以活生生的现实凸显出来。资本家为了打破资本在国内的局限，更为了克服二战之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带来的经济受阻，竭力寻找新的市场以求放缓国内资本积累和阶级力量的双重危机。在新自由主义、新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的主导下，一些发达国家借助于资本和技术拓展了空间市场，他们通过与发展中国家签订短期合同的方式将这些国家的自然资源占为己有，把危害较多、污染严重的生产过程或加工过程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市场较大且资源较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旨在达到高盈利的资本积累目的。哈维在《新帝国主义》中借用了张伯伦的表述指出了资本抢夺全球空间的原因：“从政治上来讲，掠夺和贬低遥远地区的人们（特别是那些在种族、民族和文化层面存在差异的人们），要远比对抗国内压倒性的资产阶级力量容易得多。”3资本希望在其他地方找到可以创造更多利润的空间，政治家们则追求提高国际地位并领先于其他国家，换言之，资本空间积累的过程往往伴随着资本主义国家霸权的历史，资本积累为国家霸权提供基础，国家则以各种手段尤其是金融手段和军事实力来保证资本积累的顺利进行。空间积累也就是掠夺和剥夺的过程，同时还借助金融资本的投机性力量，把贬值的风险转移给这些国家，如智利、墨西哥和泰国曾遭遇的危机。美国等发达国家正是通过剩余资本的金融形态流通把风险转嫁到了落后国家和地区，由此带来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致使饥饿、难民、军事冲突、环境污染等问题层出不穷，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和越来越激烈的矛盾导致全球危机日益加深。资本的本性决定了其进行空间扩张的必然性，因而空间扩张是理解当代资本主义危机发生机制的关键。资本在进行空间掠夺特别是金融资本殖民的过程中，常常要求被统治的国家实行私有化或改变原来的制度，甚至不惜动用武力来寻找增加盈余的途径。哈维受阿瑞基资本逻辑和领土逻辑理论的启发，分析了资本逻辑通过领土扩张以获取剩余价值的事实，如英国设法从印度榨取剩余价值，美国借助于大西洋贸易与开发而成为全球霸主，也指出了领土的政治权力竭力阻挠资本掠夺而引发的资本主義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封闭帝国的产生几乎肯定是20世纪30年代过度积累问题无法得以解决的一个原因，而且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领土冲突奠定了经济基础。领域逻辑主宰和阻碍资本逻辑，并因此而通过领土冲突迫使资本逻辑陷入几乎是定期的危机之中。”4

资本主义危机通过不断扩张所获得的好处得到一定程度的推迟，对此哈维评论道：“空间关系的生产和重新配置即使没有为资本主义危机提供一种潜在的解决方法的话，至少也推迟了危机的产生。”5实际上，资本主义的空间修复机制只是使资本主义暂时性地摆脱困境，并不能够从根本上避免和消除资本主义的危机问题，而且，这种时空修复策略在缓解危机的过程中会产生一系列负面的影响。因为金融空间扩张本质上是由金融大鳄操控的、为资本盈余创造更多获利机会而发生的掠夺行为，发达国家和一些国际性政治组织在其中则扮演着帮凶的角色，国家干预或国际机构“以自己的方式精心安排贬值，既确保剥夺性积累，又不会引起普遍的崩溃”1。资本全球化的过程实质是帝国主义在当代的表现，它仍是以牺牲绝大多数弱势国家和群体的利益来换取少数发达国家和富有阶层的利益。“结果是最弱者屈服，陷入严重的局部贬值危机，又或者是地区和国家之间出现地缘政治斗争。后者的形式包括贸易战争、货币战争和资源战争，而军事对抗的危险是挥之不去的（这种危险酿成20世纪资本主义强权之间的两次世界大战）。”2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资本增殖逻辑、资本技术逻辑和资本空间逻辑是资本主义危机的主要因素：在资本增殖的运行过程中，受雇工人陷入贫困而痛苦的生活，而贫富之间的矛盾、信贷危机以及对自然的掠夺共同成为资本主义危机爆发的主要因素。资本逻辑是经济危机阶段性爆发并难以解决的深层原因。技术在资本增殖中的应用，一方面造成了工人失去创造性和完整性，成为物一样的存在，另一方面则是与信息技术直接相关的金融危机，另外还有消费异化在其中发挥重要影响的生态危机。资本在空间上的殖民则把资本主义危机扩展到全球，特别是金融资本导致的虚拟经济成为威胁整个人类的危机。尽管资本主义采取各种手段来化解危机，但危机并没有从根本上得以解决，反而积累着新的危机，正如哈维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中所言，“技术动力、不稳定、社会团结的瓦解、环境腐蚀、去工业化、时空关系的迅速变化、投机泡沫，以及资本主义在内部总体朝向危机形态发展的趋势”3。而所有这一切都置人于生存危机之中，表现为人的生存受到威胁，生活变得空洞和无聊，生命的无意义感日益强烈。20世纪30年代之后，一连串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生态危机虽然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部分解决，但同时又伴随着新的危机，因为每一次危机都会被资本所利用，成为它复苏经济、开展赢利活动的新领域。既然资本的目的永远在那里，那么资本主义危机也永远在那里。除非终结为了维护资本而建立的资本主义制度，用一种新的制度取而代之。对此，哈维在《资本的限度》的后记中指出，“如果资本主义已经到达了这些界限，就要靠我们找出办法，超越资本本身的界限”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