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宗斌，丁青雯

(山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山东 济南 250358)

当前，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世界经济增长越来越多地依赖于跨国资本流动。身处经济一体化环境中，很多国家为了获得快速发展，感受全球化带来的益处，开始选择通过引进外商投资(In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FDI )和对外直接投资(On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等方式参与到经济国际化进程中。这种跨国双向资本流动承载着其他生产要素的国际间流通，有利于促进资源在世界范围内配置效率的提高和全球经济的蓬勃发展。

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后，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我国在国际投资中扮演着东道国和投资国两种角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当下，更是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简单地把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开讨论是不科学的，而应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促进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2020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443.7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1537.1亿美元，均呈稳步增长态势。

尽管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严重影响了全球跨境投资，中国的双向直接投资却依然能保持逆势而上的平衡健康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置身于经济全球化浪潮中的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 GVC)分工中所处的地位正在不断攀升，国际竞争力日益增强。伴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全球价值链这一重要的国际分工模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产品生产的各个环节不再局限于一个国家或地区之内，而是模块化地分散于全球不同地区。一个国家或地区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具体生产环节与其资源禀赋和技术能力密切相关，然而，每个生产环节获得的收益并非等值，这也就导致各个国家或地区在不同分工下创造的价值截然不同(1)余海燕、沈桂龙：《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的实证研究》，《世界经济研究》2020年第3期。。其中，发达经济体借助其在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上的竞争优势，控制着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制造业的生产，参与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环节，并在这些高端环节对发展中经济体进行打压；而发展中经济体只能凭借丰富且廉价的劳动力参与标准化加工生产或组装等环节，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并被固化在低附加值产品的生产加工环节。发达经济体这种“高端封锁”和“低端锁定”的策略，使得包括我国在内的很多发展中经济体都面临着价值链提升的困境，这不仅不利于国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也不利于国际经济的贯通循环。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促进中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提升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层次和水平。这是我国积极应对全球价值链变局作出的政策调整，将全面提高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提到了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投资是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重要途径，因此，研究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对我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作用机制及实现路径，有助于发挥我国的生产优势，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并为我国国际竞争力的增强提供强大动力。

一、中国双向直接投资的时空演变

当今时代，资本的国际间流动已是常态化趋势。一个国家或地区要想融入世界经济，离不开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二者的协同发展能够促进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投资体系更加成熟完善，这是实现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探寻中国双向直接投资的时空动态演变过程，可以帮助我们从宏观角度科学把握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的规律性和连续性，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周期。

(一)双向直接投资的界定

国际投资是国际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的简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其定义为为了获得投资国以外经济体中企业的持久利益和实际管理权而进行的投资行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认为，国际投资是一个国家的居民对其所在国之外的另一个国家的居民进行的、以获得持久利益为目的的活动(2)杨晔、杨大楷：《国际投资学》，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5页。。通过对比可以发现，这两个定义都突出了国际投资的跨国性和获利持久性。除此之外，我国国家统计局也对国际投资的内涵进行了明确界定，即国际投资是指外国的企业、经济组织或者个人以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或者中外合作企业的形式在我国领土内从事的、符合我国法律法规的一系列经济活动。综合上述定义，本文将国际投资视为一国投资者在本国以外的国家或地区投入资本或者生产要素来获得经济利益的长期投资活动，并且投资者直接参与对所投资企业的管理运营。

按照资本流向的不同，可以把国际直接投资(FDI)区分为外商直接投资(IFDI)和对外直接投资(OFDI)。其中，外商直接投资(IFDI)是基于东道国的视角，而对外直接投资(OFDI)是基于投资母国的视角。外商直接投资(IFDI)是指一国的企业接受其他国家或地区跨国公司的投资，对外直接投资(OFDI)则是指一国的投资者到其他国家或地区进行投资的行为。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可以同时以投资国(母国)和被投资国(东道国)两种身份参与到国际投资活动中，即进行双向直接投资(Two-way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关于双向直接投资的概念，当前学术界并没有给出明确定义，我们通常把它界定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有学者发现，中国的IFDI和OFDI存在互动效应，并且不同行业双向直接投资的互动水平有所差异(3)黄凌云、刘冬冬、谢会强：《对外投资和引进外资的双向协调发展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3期。。

本文所界定的双向直接投资也即双向投资，是从同一投资主体的视角出发，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可以同时以东道国和母国的角色参与国际投资活动的经济行为，也就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引进来”(IFDI)和“走出去”(OFDI)。

(二)中国双向直接投资发展的历史进程

中国OFDI发展起步较晚，比IFDI晚了近乎十年且增速缓慢。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OFDI规模远小于IFDI，但总体来看，二者呈同向稳定增长态势。随着我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程度的不断加深，经济社会实现了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具备了参与国际化经营的能力，OFDI迅速发展并且OFDI流量与IFDI流量之间的差额逐渐缩小，甚至有的年份出现了逆差额。2020年，中国IFDI流量规模低于OFDI流量2.8个百分点。

1.1978—2001年：被动接受外商投资

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在“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战略的指导下引进外资。起初，由于“双缺口”问题的存在，我国的资本流动几乎都是由发达经济体拉动，资本投资市场处于被动地位(4)王子睿、李凯杰：《新时代中国双向直接投资发展的思考》，《企业经济》2018年第7期。。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我国开始统筹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伴随着市场开放程度的逐步加深，IFDI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但这个时期，我国吸引外资仍然以积累资本为主要目的。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大量外来资本带来的技术溢出显著带动了我国制造业技术技能水平的提高，同时也完成了由“资本积累”到“技术积累”的重大转变。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IFDI的发展趋于成熟，开放型经济格局基本形成。综合来看，在这一时期，由于国内企业对外投资经验匮乏并且竞争能力低下，尽管有国家政策对OFDI进行支持引导，OFDI发展仍然较为缓慢，对外开放以IFDI为主。

2.2002—2012年：主动引进外商投资并且发展对外投资

自2001年加入WTO后，我国IFDI持续发展，并且主动引进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的高质量外资进入国内市场，带动国内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有效推动了OFDI发展。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作出“走出去”与“引进来”齐头并进的战略部署，加之中国的外汇储备不断增加及外汇管制逐渐放宽，OFDI的审核流程也更加简化，这些改革措施为我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敞开了大门。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继续实施“走出去”战略。这一时期，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国内生产资源供不应求，部分国内企业为了获得优质资源而选择走出国门进行海外投资。2005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强对“走出去”企业的引导和协调。汇率制度改革后人民币的升值也为国内企业OFDI提供了巨大支持。2007年，党的十七大又提出要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起来，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这一时期的国内企业虽然开始深化参与国际化经营的意识，但由于经验不足，加之文化差异及市场风险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导致OFDI规模非常有限。

如图1所示，从1982年至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前，我国OFDI流量持续低迷，OFDI几乎没有得到发展。从2002年开始，中国OFDI流量连续14年保持增长趋势，2002年至2016年年均增幅高达39%。但值得注意的是，从2011年起，IFDI流量增长开始放缓甚至出现下降。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有以下三条：一是国际市场整体IFDI增长变缓；二是亚洲其他国家凭借廉价劳动力吸引外资的能力提高；三是我国劳动力成本升高，人口红利逐渐向人才红利转变。

图1 1982—2020年中国双向直接投资流量及变化趋势

3.2013年至今：双向直接投资均衡发展模式趋于稳定

自2013年起，中国经济开始进入“新常态”，更加注重高质量发展而不仅仅追求高速度。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能合作，OFDI在实现互利共赢的前提下不断增长。2014年，我国双向直接投资首次趋于均衡。2015年，我国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调整经济结构、提高供给质量来优化完善资源配置，积极推动IFDI发展，实现从量到质的转变(5)许静、周敏：《中国双向FDI动态协调发展及影响因素研究》，《软科学》2021年第5期。。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至此，伴随着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的不断拓展，IFDI和OFDI已成为我国融入世界经济的主要途径，在优化产业结构、推进经济转型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有效促进了我国的全方位开放。从数据来看，2013年，中国OFDI流量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位列全球第三。2015年对于中国直接投资发展来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这一年，尽管全球直接投资整体呈下降趋势，但中国的双向直接投资却逆势而上。根据《201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15年我国OFDI流量为1456.7亿美元，第一次超过同年度IFDI的1356亿美元，成为资本净输出国，OFDI成为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新推动力。2017年，受国际形势跌宕起伏的影响，我国OFDI流量虽有所下降，但仍高于同年度IFDI流量。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世界经济发展遭受严重冲击，全球IFDI和OFDI均大幅缩水，分别同比大跌42%和38%，中国等却逆势而上，出现外商直接投资上升局面。2020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外资流入国。

(三)中国双向直接投资空间分布不均衡

近年来，中国IFDI来源区域虽然覆盖范围逐渐拓展，但基本布局稳定，呈现出以中国香港地区为重心，并向新加坡、韩国、日本、中国台湾、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多方向延伸的态势。其中，亚洲地区是中国IFDI最大的来源地且占比逐年增加。对比《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和《202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可以看出，2020年，来自亚洲10个主要国家或地区的投资占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83%，相较于2010年的66.64%有了大幅提升；我国来自其他区域的IFDI却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减少，其中来自欧盟主要国家的IFDI份额下降了0.98%，来自部分自由港的IFDI份额下降了7.65%，来自北美的IFDI份额下降了1.48%。

中国OFDI目的区域也呈现空间分布不均衡的特征，依然是中国香港地区占据着核心地位且份额呈螺旋式增加态势，拉美地区(主要是开曼群岛)和欧洲处于次中心地位，北美、非洲和大洋洲处于边缘地位。从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能够看出，2011年至2020年，中国对亚洲地区OFDI比重由60.9%大幅增长到73.1%。其中2020年对中国香港地区的投资占对亚洲投资总额的79.4%。这10年间，中国对北美洲的OFDI也表现出小幅增加的态势，从2011年的24.8亿美元、占比3.3%，增加至2020年的63.4亿美元、占比4.1%；并且对欧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国家的OFDI均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分别下降了2.8%、1.5%、5.2%和3.5%。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中国对沿线国家的OFDI不断增加，2013年至2020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累计达1398.5亿美元。

综上可知，中国的双向直接投资呈现出空间分布不均衡的特点，具有显著的地域集中性，外资来源地和投资目的地都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并且以中国香港地区为重点聚集区，发达经济体与我国的双向直接投资往来规模较小，双向直接投资结构急需进一步调整。

二、当前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及制约因素

当前，国际形势正在经历深刻复杂的变化，经济全球化加速深入发展，全球贸易形式正在由商品贸易向工序贸易转变，生产全球化趋势逐渐加强，给发展中经济体的双向直接投资开启了新机遇和新挑战。与此同时，价值链的各个环节在全球化生产中得到有效整合，不仅扩大了发展中经济体的产品市场，而且给发展中经济体创造了越来越多学习其他国家先进技术和经验的机会。因此，科学界定全球价值链及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概念，准确把握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深刻剖析制约我国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因素，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我国对外开放的水平和质量。

(一)全球价值链及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概念

价值链(Value Chain, VC)，是指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一系列不相同但相互联系的价值活动的总和。企业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组装、物流配送、市场营销以及售后服务等环节可以在一家企业中完成，也可以分散在不同的企业中进行价值创造，形成完整的价值链。在国际市场一体化和生产分散化的大趋势下，这些价值创造环节大多是在不同国家中进行的，因此全球价值链的概念应运而生。与价值链的概念相比，全球价值链更加强调生产的跨境分工，覆盖面更广，内涵也更丰富。全球价值链的每个生产过程各自独立，按照比较优势配置于生产成本最低或相对较低的国家或地区，产品不再具有国别属性，世界贸易和投资活动逐渐以全球价值链为中心展开。在此基础上，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围绕“价值”对全球价值链展开深入探讨，将一个国家或地区创造价值的能力和所处的分工环节具体量化，以计算参与全球生产活动创造的价值。

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几乎没有明确的关于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定义，大多是基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单视角，通过计算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或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给全球价值链地位赋予一个量化的数值，以此来衡量这个国家或地区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6)魏倩：《中外双边投资协定对价值链关联的影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博士论文，2019年。。综合之前的研究成果，本文认为全球价值链升级属于综合性概念范畴，代表一个国家或地区参与国际分工程度的加深以及在全球化生产中所处地位的飞跃，不仅能够体现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竞争力的提升，而且能够体现其在国际分工中影响力、控制力和价值增值能力的提高。由于全球价值链的功能环节不同，创造的价值也各不相同，所以只有掌握产品生产的核心环节才能获得更多的收益。因此从价值创造角度而言，全球价值链升级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从低级生产要素(如劳动、资源等)密集投入的低附加值环节向高级生产要素(如资本、技术等)密集投入的高附加值环节攀升。

(二)中国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地位

当今时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大大降低了运输成本和通信成本，国际贸易随之发生深刻转变，正在从传统的成品贸易逐步向中间品贸易转型。这种新型贸易形式影响着我国的双向直接投资，使得跨境投资更加自由化、便利化。同一产品或服务的生产不再局限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境内，而是可以在国际范围寻找更合适的生产要素，产品生产的各个环节逐渐片段化地分布于全球不同国家或地区，国际分工模式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逐渐形成了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2016年12月6日，商务部等七部委联合出台的《关于加强国际合作提高我国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指导意见》指出，要把通过加强国际合作、提高中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作为发展方向。这是从战略层面提出的提高我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发展要求，更加强调发挥价值链上某一特定生产环节的比较优势，实现全球价值链分工更加细化和深入。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中间产品成为跨境贸易的主要对象，越来越多的发展中经济体参与中间产品的生产。产品生产容易受到国外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等外部冲击的影响，发达经济体主要处于生产的高端环节，高技术含量中间产品产生的高附加值更多来自于专利技术、品牌、资本等较难被替代的环节，可以很好地应对外部需求变化的冲击；而发展中经济体主要处于生产的低端环节，位于全球价值链的最低端，竞争优势主要是资源、劳动力等可替代性较强的生产要素，面临较大的潜在风险。

图2 全球价值链基本示意图

20世纪80年代末期，发达经济体的市场需求趋于稳定，而我国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再加上改革开放政策的支持，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开始对我国进行投资，我国企业得以广泛参与到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但是和掌握着核心技术、位于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的发达经济体不同，我国最初是以加工贸易的形式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主要承接从发达经济体转移来的加工组装环节，处于生产低端环节，逐渐成为世界的代工厂(7)张会清、翟孝强：《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特征与启示——基于生产分解模型的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8年第1期。。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我国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不再显著，我国凭借多年发展积累的技术和经验，开始承接全球价值链中更高端环节的生产活动，而加工组装等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则开始向劳动力成本更加低廉的东南亚地区转移。近年来，我国不断通过与发达经济体进行技术交流以及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进行产能合作等方式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向附加值更高的全球价值链上游发展，在提供高科技中间产品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面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演进，我国出台了“中国制造2025”战略以应对技术落后的问题和价值链低端锁定的困境，有利于国内企业更多更快地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帮助国内企业突破地域限制及技术封锁参与甚至主导全球价值链的重塑。现阶段，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主要表现为以下特征：一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分工环境下，我国仍然主要依赖丰富且廉价的劳动力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加工制造环节，位于全球价值链低端，产生的价值较投入而言极为有限，亟待破解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困局。二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后向参与度快速上升并维持在高位。所谓后向参与度，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出口品中使用来自其他国家生产的中间品的比重，用来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出口对其他国家进口的依赖程度。后向参与度的提高无疑强化了我国世界制造业大国的定位。与发达经济体相比，虽然我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较高，但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质量并不高，全球价值链地位偏低。三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后，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逐渐转为国内的生产活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进程，然而部分发达经济体的全球价值链活动却并未受到严重冲击。究其原因，在于全球价值链是由发达经济体主导的，包括我国在内的很多发展中经济体仍是被动参与，所以面临的市场风险较大。四是随着2012年以来一系列促进对外贸易转型升级发展相关政策的实施，我国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产品对其他经济体的贡献程度显著提升，我国全球价值链地位开始向中上游攀升。

(三)制约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因素

当前，中国经济持续加快复苏，并且日益成为助推全球贸易复苏的重要力量。在这个过程中，我国正在成长为大多数国家或地区进口中间产品的主要来源国，中国对发达经济体的依存度明显降低，其他国家或地区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性进一步提高。从整体上看，虽然我国的全球价值链地位稳步提升，但仍然位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企业创新能力弱，产品附加值低。在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当下，要适应全球价值链布局重构的需要，主动融入全球价值链，需要深入探究我国仍位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环节的原因。

第一，双向直接投资发展不均衡。在引进外资方面，我国鼓励企业接受外商投资,却只注重引进外资的数量而忽视质量，并且无法灵活地随着我国比较优势的变化及时调整外资的投向产业，如由传统的制造业转向一些高技术行业；在对外投资方面，我国政府想要通过对外投资带来的技术溢出实现产业升级的目的和企业积极开拓海外市场追逐利润的目的存在偏差，导致部分对外投资存在盲目性从而造成了投资效益不足甚至产生一定程度的经济损失；在双向直接投资方面，双向直接投资缺乏有效互动，不能协调发展、彼此促进。

第二，过于依赖资源禀赋。起初，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依靠的是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丰富的市场需求和优质的自然资源等比较优势，从事的是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的生产活动如零部件生产和加工组装，这类生产活动进入门槛低、可替代性强，市场竞争激烈，很容易被上游供应原材料或零部件的企业影响，处于被支配地位，所获得的增加值和利润极为微薄。近年来，我国低成本劳动力的比较优势逐渐减弱，又难以在短时期内改变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这一发展路径，并形成低端锁定的路径依赖，加之忽视了新比较优势的培育，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长期低端停留。

第三，自主创新能力薄弱。研发资金投入不足、科技创新人才流失严重、自主创新能力差等是我国难以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的重要原因(8)张宗斌、汤子玉、辛大楞：《城市化与城市规模对中美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9年第12期。。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要提升技术水平，缩小与发达经济体在创新领域的差距，甚至实现对发达经济体的技术赶超，需要坚定不移地走自主研发创新之路。我国在进行双向直接投资时，主要通过双重技术溢出效应实现技术进步，然而无论是技术引进方式还是模仿创新方式，获取的技术并非都是最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部分(9)陶爱萍、钱星星、吴文韬：《外资进入、市场化与技能溢价》，《经济与管理评论》2020年第6期。。同时，由于企业的自主研发能力不足，我国的技术进步一直受制于发达经济体，这也是我国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位置的原因之一。

第四，发达经济体贸易壁垒的限制。生产全球化的国际分工模式一定会涉及中间产品的跨境流动，但随着发达经济体对中国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等贸易壁垒不断升级，再加上人民币汇率升值、发达经济体严格的进口检验等其他一些非关税壁垒的阻碍，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其他国家或地区对我国中间产品的进口需求，阻碍国内制造业发展，导致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活动障碍重重(10)葛海燕、张少军、丁晓强：《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及驱动因素——融合经济地位与技术地位的综合测度》，《国际贸易问题》2021年第9期。。此外，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新贸易保护风潮中，不管是传统贸易壁垒还是以技术性贸易壁垒为核心的各类更为隐蔽的贸易壁垒，都会阻碍国际资源和技术交流，增加发达经济体核心技术的突破难度，制约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的生产活动(11)蔡礼辉、任洁、朱磊：《中美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与地位分析——兼论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价值链分工的影响》，《商业研究》2020年第3期。。

三、双向直接投资协同提升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作用机制

我国陷入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困境，这种局面的出现与中国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水平较低密切相关。要着力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尽快融入多层次的国际分工体系，不仅需要在国际投资实践中兼顾东道国和投资国两个身份，而且需要在理论层面从产业和技术两个角度出发厘清IFDI和OFDI协同发展对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影响机制。

(一)双向直接投资通过产业共生效应协同提升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国际分工的生产模式已经逐渐确立并稳定运行。在同一产业链上的各个国家或地区相互合作、有序分工，通过产业共生效应使得资源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合理配置，全球化生产布局得以持续扩大。在当今时代，国际间产业合作已经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生产方式，在产品生产过程中，各个国家或地区不再受本国要素禀赋的限制，而是把产业链分散化、模块化，在国际市场上寻求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合作，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获取最大收益。

产业共生的本质是把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部门间进行分配，使得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化和高级化。其中，合理化是指利用国家间的要素禀赋互补，促使不同国家的产业互动关系更加协调，以实现产业转移，最终达到产业链的国际间融合。高级化是指实现本国主导产业创造的附加值逐渐由低到高转化的过程。产业共生是影响双向直接投资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国际市场上，我国的IFDI与OFDI均占据较大比重，二者协同发展能够促进我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产业合作，提升我国的全球价值链地位。IFDI的发展给我国进行OFDI带来了机遇，通过IFDI可以吸引大量外资企业进入国内市场，虽然提高了相关生产要素的市场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生产要素的供不应求，产生需求缺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处于卖方市场的我国会提高外资企业对该生产要素的需求标准，进而提高供给质量；另外，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会承接来自发达经济体的产业转移，为了加强上下游的衔接，促使不同国家的产业链能够更好融合，我国也在不断完善自身的产业链模块，以实现国内价值链升级，进而助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与此同时，我国OFDI的发展反过来也会吸引IFDI。通过OFDI，我国可以充分利用东道国要素市场上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突破本土供给的禁锢，拓宽生产网络，将产品生产链跨境延长，有助于细化国际分工；另外，进行OFDI可以帮助我国规避国外的贸易壁垒，促使我国企业能够快速进入海外市场，与国际市场建立密切联系。特别是当投资目的国是发达经济体时，有助于我国吸引发达经济体高质量的IFDI，促使我国的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升级。

从产业共生效应来看，双向直接投资的协同发展能够扩大我国的开放程度，提升贸易的便利程度，细化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贸易分工，深化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产业合作，促使生产要素和中间产品的自由流通，提高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自由化，进而加快提升我国全球价值链地位。

(二)双向直接投资通过双重技术溢出效应协同提升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

双重技术溢出效应作为纽带，连接着双向直接投资和全球价值链地位，双向直接投资的协同发展能够促进我国技术水平的提高，提升我国的全球价值链地位。通常而言，一个国家或地区双向直接投资的协同发展水平与其经济发展程度有着密切关系。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或地区在进行国际投资时，当比较优势由自然资源、劳动力转变为技术、资本时，这个国家或地区就有可能由外资净流入的东道国转变为资本净流出的投资国。另外，IFDI和OFDI之间的交互影响，可能通过技术溢出效应与全球价值链地位联系起来。

一方面，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可以加强我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促进作用。当我国企业和国外发达经济体的企业产生激烈竞争时，IFDI的技术溢出效应能够产生正的外部性，加快技术革新步伐，加大自主研发的资金投入，缩小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通过推动OFDI发展实现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升级；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能够使中国产业与国际高端产业之间的关联更加紧密，有利于获取高端产业的技术技能，优化我国资源配置，提高我国在国际市场的声誉，为我国吸引高质量IFDI创造条件，进而提高国际竞争力，促进我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 另一方面，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可以削弱我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阻碍作用。开展OFDI可以充分利用国内闲置生产力，有效配置国内资源，缓解因大规模IFDI造成的产能过剩现象；而OFDI的挤出效应造成的国内资金短缺以及失业人数增加的问题，反过来可以用IFDI进行缓解。此外，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可以提高我国的综合竞争力，打破IFDI时因产业集聚造成的“低端锁定”困境，有利于提高我国全球价值链地位。

如果双向直接投资不能协同发展，可能会阻碍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当OFDI规模过大时，可能会导致我国国内资金不足以及优秀人力资本外流，无法实现国内各种生产要素的均衡发展，从而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IFDI技术溢出效应的作用，阻碍我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反之，若OFDI规模过小，则无法把我国部分产业转移到国际市场上,并且将无法跟国外优秀企业学习更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不利于国内企业的国际化发展，进而影响开展IFDI，阻碍我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当IFDI规模过大时，可能会占用国内大量资源进行产业的重复建设，导致产能过剩，影响资源的有效配置；并且我国国内企业可能会盲目模仿外资企业的生产经营模式，影响自主创新能力和研发能力的提高，长期来看，也可能影响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进而阻碍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反之，若IFDI规模过小，通过IFDI引进的产业则会过少，不足以弥补因OFDI大量转出所留下的产业空间，导致产业空心化。

四、双向直接投资协同提升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实现路径

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可以提高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推动我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因此，我们要积极探索IFDI和OFDI的协同互动模式，创造一个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相互促进的良好投资环境，努力达到二者的最优结合，加深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对我国价值链地位提升的作用程度。

(一)兼顾“引进来”与“走出去”，推动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

作为一个无论是IFDI还是OFDI规模都处于世界前列的国家，我国在开展国际投资活动时，应充分考虑投资国和东道国的比较优势，尽可能最大化投资效益，否则不仅不会提升我国的全球价值链地位，还可能会起到阻碍作用。因此，我国要继续落实IFDI和OFDI并重的协同发展战略，并且不能只注重双向直接投资数量而要更多地关注投资质量，为双向直接投资提供明确的政策和制度指导。

在政策方面，对于IFDI来说，鉴于目前环境污染、资源短缺问题日益凸显，因而要严格筛查我国现存外资企业的情况，提高外资准入门槛，剥离和剔除不符合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外资企业，全面提升IFDI质量。对于OFDI来说，既要鼓励国内的优秀企业积极进行海外投资，也要鼓励已经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向外转移。同时，要有目的地选择投资目标国，选择与我国产业链契合度高并且有助于我国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国家进行投资，而不是仅仅为了追求利润。现阶段，在我国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下，IFDI是价值链升级的基础，OFDI是价值链升级的关键，把双向直接投资放在同一框架下协同推进，并出台相关政策作为指导，能够有效推动我国直接投资达到国际标准，实现双向直接投资高质量协同发展，促进我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

在制度方面，要切实改善制度环境。例如，通过政企合作或校企合作，选拔有助于企业生产经营的高科技人才，并且提供研发方面的制度支持；大幅度简化企业对外投资审批流程，扩大市场开放的自由度，为“引进来”的高层次企业提供税收优惠，降低企业的税费负担；成立专业的行业协会，对投资企业在技术、管理或政策方面遇到的问题给予及时的精准指导，为参与国际投资的企业提供全方位服务；建立一套完备的售后服务体系，为行业的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后续保障；加大监管力度，建立健全企业投融资制度并不断改革制度设计，推动我国投融资制度与国际标准接轨。此外，相关制度要及时根据行业或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进行调整和更新，以抓住发展机遇，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

(二)制定差异化发展战略，优化双向直接投资产业布局

因为行业属性的不同，所以双向直接投资对我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作用的发挥也存在差异。在进行投资选择时，我们要实施差异化战略，有针对性地选择具有高附加值的产业“走进来”，限制低附加值产业的进入，利用来自发达经济体的先进技术和丰富经验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现阶段，我国应重点支持和鼓励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双向直接投资，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双向直接投资提升我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效果最为显著。对比来说，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双向直接投资对我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作用并不明显。

我国要根据各行业在国际投资中的地位，有针对性地制定完善符合该行业发展的政策体系，不管是高技术产业还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都应该给予重视。对于技术密集型产业来说，在进行对外投资时，政府要继续给予全方位的支持，促使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有效发挥，提高企业的品牌声誉。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说，要适当提高外资进入门槛和标准，通过引进优秀外资企业，发挥国外企业的正向技术溢出效应，推动产业链优化升级，提高产品品质，促进我国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攀升；同时，要大力鼓励并精准支持劳动密集型产业进行对外投资，加速我国企业与国际先进发展理念的接轨，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向创造出更高附加值的方向迈进。

双重技术溢出效应使得我国企业能够借鉴国外前沿的生产工艺和制造环节，促进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除此之外，我国也要充分利用本国资源与配套设施，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价值链(National Value Chain，NVC)。在国家价值链上，将我国具有比较劣势或位于低端环节的产品生产向外转移，转移到生产成本更低的国家，把握生产的主动权，建立起一个由我国主导的、以我国国家价值链为基础的全球价值链，并且将国家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有机融合，双管齐下推动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

(三)构建基于技术溢出的自主创新机制，增加研发投入

目前，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定位主要是生产低附加值的产品，要想在全球价值链利益分配中获得更多的收益，实现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不仅要通过双重技术溢出效应获取国外企业的技术和经验，更要进一步增加研发投入，提高自主创新水平和能力。

对政府而言，要出台一系列有利于企业进行自主研发的政策措施，例如优惠的税收激励政策和宽松的信贷扶持政策。此外，还应该重视高素质综合型人才在国际分工合作中的作用，保障我国自主创新的可持续性；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措施以吸引海外的高层次人才归国创业，为我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高端产业技术合作创造优质的人力资本优势。

对企业而言，我国企业在与国外企业开展产业合作时，要积极吸收并及时掌握国外企业的先进技术，在此基础上进行再创新，将国外先进技术吸引转化为我国的自主核心技术，提高我国生产模块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优势；对于贯彻“走出去”战略的优秀企业来说，要主动和发达经济体的企业开展科研联合攻关，通过协同创新促使海外优秀企业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最大化，以此促进中国企业向高附加值环节升级。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还取决于技术传递效率，企业的研发可能会因为技术生命周期的缩短而面临较大风险，技术传递效率越高，产业链上的企业越容易在短时间内获得更多的技术积累。因此，我国企业在双向直接投资中要加强与发达经济体企业的研发合作，借助其价值链高端环节的地位，进行市场拓展和品牌宣传，提高技术传递效率，实现本国自主研发创新及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

(四)深化国际区域合作，优化对外开放格局

当前，国际区域合作作为推进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切入点之一，有助于形成国际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实现世界各国共同繁荣发展。我国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不断提升，正在加速由国际区域合作的跟随者向主导者的角色转变，优化了我国的对外开放格局，推动了中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合作，对我国全球价值链升级产生了积极影响。

第一，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多边合作，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目前，我国正在加强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紧密联系，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或签订自贸协定等为我国双向直接投资发展创造便利环境。“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许多中国企业完成了对沿线国家的投资，增加了当地的就业机会。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层次推进，越来越多的沿线国家也开始在中国开展投资合作项目，“一带一路”倡议由“播种式”向“双向流通”的新模式转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我们双向直接投资的重点区域，“一带一路”倡议通过片段化生产和技术扩散，促使更多的发展中经济体参与国际合作，虽然还没有完全达到双向直接投资的良性互动，但投资带来的双重技术溢出对我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产生了积极影响。

第二，积极对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战略，推动国内产业转型升级。RCEP是我国参与的经济规模最大的自贸协定，RCEP的签署给区域内各国展现了更加清晰的规则，为国家之间的经贸合作和竞争提供了一个更加有效的平台，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多边合作产生的冲突。实际上，在RCEP生效前，我国就已经和不少RCEP成员国建立了合作关系。在宏观层面上，RCEP的生效有助于区域间生产要素、商品及服务的自由流通，可以深化国际区域合作，在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经验的基础上，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高我国全球价值链地位；在产业层面上，RCEP的签署对不同产业来说获益是不同的，收益最大的是农业及相关部门。在积极对接RCEP的背景下，既要发挥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也要兼顾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努力突破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低端锁定”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