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新发展格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路径

自2020年4月首次提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以来，党和国家的重要会议和场合多次提到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的战略构想。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也明确了这一点。2022年3月出炉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更是从建设国内市场这一具体实践举措上来谈构建新发展格局。可见，构建新发展格局已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中一个非常紧迫而又意义重大的时代命题。怎样正确认识和把握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一战略思想？是本文探讨的重点。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域，分析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基础、解读其核心要义及发展面临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实践路径具有积极意义。

  资本循环理论和社会再生产理论，深刻揭示了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本质和必要之举。资本循环学说指出，产业资本的循环可分为三个阶段，商人以货币（G）买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W，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之和），在生产过程（P）中，劳动工人利用生产工具，将原料加工生产为含有剩余价值的商品（W'），并将销售阶段生产的商品（W'）转化为新的资本（G'），实现了惊险的跳跃。在这一过程中，根据货币发挥的作用职能，产业资本分别体现为货币资本（G）、生产资本（W）与商品资本（W'）三种基本职能形式，它们参与流通的整个过程必须在时间上继起、在空间上并存，才能实现单个资本的循环，如果发生中断，那么生产就无法继续进行。这一理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同样适用。构建新发展格局其实就包含了这三个循环的统一和连续进行;在固定的生产过程中，厂商能够将产品生产出来的前提条件是具有完备的资金链、产业生产链，否则就无法生产出用于买卖的商品;当产品生产出来，必须完成价值实现这一“惊险的跳跃”，否则可能会引起生产者破产、工人工资下降、消费减少的恶性循环。

  社会再生产理论认为，无数单个资本循环交叠构成了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无数资本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中的运行，构成了整个的社会总生产过程。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平稳运转，既要保持社会简单再生产进行，也要保证社会简单再生产基础上的扩大再生产平稳运行。社会总生产由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部类的生产构成。若生产资料部类的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之和，与消费资料部类的不变资本之和相符，简单再生产就可以实现;但是生产总是在扩大，规模总是在增加，资本家们在第一环节的简单再生产基础上创造了他们所谓的“利润”，把一部分投入新一轮的生产中，由此开始了扩大再生产。虽然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也没有一个企业家像资本家那样为追求更多的利润，而无限追加资本、增加投资规模、增加外延扩大再生产和内涵扩大再生产，但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倡导各类企业提高技术水平、增加劳务培训等方式扩大内涵式再生产，所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再生产也要遵循这一经济活动规律，社会主义再生产也要满足两大部类生产的基本比例。

  马克思在《资本论》论及地租时，指出：“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的要素”，空间对生产极其重要，足够的经济空间是生产顺利进行的条件。在《资本论》中，他进一步展开指出“资本生产的整个过程需要的生产空间、流通空间和土地空间”，经济增长推动了生产规模扩大，使资本生产范围无限的、持续的扩张，新的经济空间不断被创造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也指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可见，经济扩张和经济全球化不可避免。即使在当下，以美国为代表的全球贸易保护主义，不断阻挠资本的全球性流动、破坏中国及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权益，中国也不能中断对外开放的进程，而是顺应经济全球化浪潮，坚持对外开放战略，通过国际经济循环为国内大循环提供更大空间和更多动力，同时依靠国内经济循环畅通带来的增长动力影响全球经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适应全球化新浪潮。

  从社会再生产理论看，“国内大循环就是社会再生产在国内循环的过程，是以国内的市场体系为载体、以满足国内的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国民经济畅通循环，国民经济循环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四个环节能够实现时间上的继起和空间上的并存。”我国现在存在经济内部循环动机和一定程度的外部循环动机，但是市场垄断依然存在，不正当的竞争依然有违市场秩序，这些条件的制约使得国内循环效率不高，国际循环受阻。调整经济发展策略，把国内经济发展置于主体地位和构建新发展格局，成为必然选择。国际大循环则是以国际市场和国际分工体系为基础，以国际产业链为依托，以国际贸易、投资、金融为表现形式，基于比较优势的各经济体相互竞争、相互依存的经济循环体系。马克思的空间生产理论和世界市场理论充分说明，资本扩张看似实现了资本在全球范围的自由运动，但是依然没有改变垄断资本的存在，没有影响其主导作用的发挥。发达国家凭借其优势在国际经济中占据有利地位，使得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地位。我国参与国际大循环实质是以国内统一大市场为“内核”，利用国际经济循环的联动作用，强力吸引全球资源向国内汇集，这是从风险和挑战中抓机遇、迎挑战，促发展，是统筹发展与安全、实现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循环。

  虽然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没有严格区分开来，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在一国范围内发展、并伴随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而向全球范围扩张的进程，无不体现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国内国际循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出的“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大循环相对接”，是在以国内大循环基础上，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大循环相互促进，是对传统的“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与资本主义国家追求的资本全球化形相似、质不同。新发展格局主张国际国内双循环的对立统一关系，一方面，国内循环是国际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经济全球化不断遭遇逆流，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市场理论依然有效。若没有有效的国内市场，也就没有国内循环，也就不能组成世界市场和国际循环;另一方面，国内大循环离不开国际大循环的支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不是搞封闭经济，是为了实现中国经济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大循环是一个整体，相互依赖、相互促进。

  资本循环和社会再生产理论认为，生产要素充分涌流是释放经济活力的必要条件。但这一问题在我国还未能有效解决。我国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现状和发展态势有鲜明对比;新兴产业纷纷布局沿海，与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优势地位丧失形成反差;落后地区人才迁出阻碍区域发展，发达地区人口迁入带来环境、住房多种问题;城乡资源环境、经济发展差距较大……这些问题反映的实际上就是资金、技术、管理、人才等生产要素流动有着强烈的利益导向，最终使得地区经济、区域经济和国民经济发展失衡。但是，目前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对生产要素流动有较高的要求，人才、技术要素对创新的贡献程度也愈发重要，产业发展逐步转向高层次创新驱动;数字经济发展对协同物流体系建设有着更为深刻的要求;行业垄断与区域垄断的存在阻碍生产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清除妨碍统一市场、公平竞争的规定和做法势在必行。

  供给和需求是影响经济循环的重要因素。自2021年始，党中央就把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市场预期转弱三重压力，视为重要问题和挑战。在世界经济发展放缓、金融风险增加的环境下，国内经济运行在量的增长和质的提升上承压明显，经济衰退、市场萎缩使诸多产业企业经营举步维艰。在需求侧方面，需求增长动力不足。全球疫情影响市场需求，出口量降低;国内疫情多点散发，餐饮、娱乐和旅游等服务性行业消费需求降低、经营举步维艰;处于产业链中下游中小企业一再减少对上游生产原料的需求、也难以适应上游生产原料价格上涨的压力，致使未来投资需求不足，增加了破产风险。在供给侧方面，产业缺乏长久支撑。资源、人口、技术、房地产等因素多重叠加冲击市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短板弱项未得到有效解决，社会生产各环节的约束堵点仍未打通。供需两端都面临严重冲击，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失衡。

  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缺乏技术创新和机制创新，我们就会面临核心技术被发达国家边缘化的危险，就很难改变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就无法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经济循环就会出现堵点和不可持续。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创新工作，特别是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我国创新不足的问题越发突出，主要集中在国外“科技围攻”和关键技术“卡脖子”的关键领域。“十三五”期间，我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跃升至第14位，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中我国仍坚持全面加快创新驱动，鼓励高价值发明专利，加大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方向的研发经费投入。这就意味着我们不能满足于现有的各市场主体在各自领域的一些创新，而应该共同努力，克服关键领域的“卡脖子”问题。

  解决当前我国存在的供需矛盾，要从供给侧入手深化改革，处理好供给侧存在的“高端供给不足、低端供给过剩，供需不匹配”问题，把提高供给质量作为主攻方向，坚持效益优先，助力打造经济发展新引擎。一是要把提升制造业水平作为主战场，建立多元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优化产业结构、壮大实体经济。针对国内依然存在的低端产业、高能耗污染企业，政府要及时出清，以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二是要鼓励企业联合和融合发展。通过制造业与互联网的融合发展提升精准制造能力，加快对传统产业的信息化改造、绿色改造使其焕发新活力、形成新优势，培育新能源装备、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实现经济布局从产业制造迈向服务制造，要素驱动和创新驱动同向发力。三是构建去产能市场化法治化长效机制。一方面，通过改革优化过剩产能的体制和制度基础，比如取消对“僵尸企业”的补贴;另一方面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促进落后产业企业主动转方式、治污染、优结构，形成通过市场竞争促进优胜劣汰的新格局。

  市场容量是全球的稀缺资源，尽管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但消费市场广阔，居民消费依然保持强劲增长势头，所以在新形势下我国坚持扩大内需有利于解决供需矛盾，满足人民生活需要，形成强大国内市场，为经济发展提供内生动力。要达到这一目标，一方面可以从改善收入分配、健全促进居民消费的体制机制、加快社会保障等方面着手做出努力，发挥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制度与收入分配体系，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初次分配劳动者的比重;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壮大消费市场和满足不同收入群体的群众需求;健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存和生活;另一方面，刺激各类市场主体的内在活力，不断释放内需潜力。微观层面，逐步依法放宽对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的限制，为市场主体提供公平竞争的良好环境。宏观层面，依法放宽市场准入门槛，禁止行业垄断、企业垄断，建立有序的国内统一市场;强化政府产权保护职能，建立产权保护的长效机制，加强对产权特别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深化“放管服”改革，完善网络政务审批平台，建立健全企业和政府双向交流机制;加强金融市场真正服务实体经济的覆盖度，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解决市场主体面临的融资难问题。

  流通是国民经济畅通循环的基本条件之一。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有高效的流通体系来加速资源配置，以扩大交易范围，优化社会分工，提高社会总生产效率，促进财富创造。一是要加强流通主体建设，培育一批更高效的、更智能的流通企业。鼓励流通企业探索新的经营方式，比如联合经营或“走出去”，提高国际竞争力，利于推动全球要素优化配置;加强流通企业的智能化、现代化建设，引进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进入物流体系，既降低成本，又能提高效率和效益。二是加强流通基础设施建设。科学规划和完善流通线路、物流仓库、分拨中心等硬件设施，让有限的资源得到高效配置。同时也需要注意总结疫情防控经验，规避疫情期间可能出现的流通风险，更好建成现代应急物流体系。三是通过制度创新营造良好的流通环境。一方面，按照国家简政放权的要求，改革流通体系的制度，减少约束，释放流通活力;另一方面，在监督管理上寻求创新。在保留一部分传统的监督方式上，通过技术手段提升信息化水平，探索跨部门的协同监管。

  创新动力不足是制约我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阿喀琉斯之踵”。实行创新驱动发展，一是必须明确科技创新的主攻方向，以科技创新解决“卡脖子”问题。紧紧围绕国家发展的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强化基础研究和核心难题攻关。二是要重视科学家的培养，构建以科学家为桥梁的多元主体融通创新。重视人才培养和使用，鼓励科学家与企业家开展双向交流、合作创新，发现和鼓励集科研创造、企业管理经营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出现，既能够助力延伸科技创新产业链，为科学发展提供更完善的研究支持。又能够在产业发展主导权中有一席之地，在产业实践中不断发现更具有挑战性的研究话题，实现知识的生产、扩散和应用。三是要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改革和产业创新机制改革，建立鼓励、支持、保护创新的长效体制机制。政府要定位长远，在未来发展可能涉及的重点领域、重点方向上增加资源倾斜，以保持科研发展的良好态势。

  开放是国家兴旺发达的必由之路。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要想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就必须重视以国民经济内循环基础为基础的内外经济联动发展，在高水平开放发展中形成全球资源要素的引力场，强化国际竞争与合作优势。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坚持主动开放的战略，推动改革发展高水平开放。在一定程度上，国际市场，即外部需求，可以倒逼中国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因此中国需要借助国际市场互通有无，在开放发展中提升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和竞争力。二是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共建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多为构建多边贸易体制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抵制美日欧国家牵头制定的不公平的单边贸易规则，支持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促进世界经济畅通循环，以最大限度联结国内外市场，利用两种资源，促进共同发展。三是着力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等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通过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举办世界进口博览会等方式，加强与产业链沿线国家的合作，探索互利共赢的新的发展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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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刘玉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