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玉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个典故人所共知。道理很简单，一条鱼可以解一时之饥，不能解长久之饥。要想永远有鱼吃，就要学会捕鱼的方法。这个典故出自于《淮南子·说林训》，原文是：“临河而羡鱼，不如归家织网。”这比捕鱼又进了一步，不仅会捕鱼，还会织鱼网。我们再延伸一步，授人以渔不如授人以“欲”。渔仅代表一种技能，如果以“欲”代替渔，那就又进入到更高的境界，这里的“欲”代表欲望、理想，当一个人有了远大的理想，就会去寻觅实现其理想的各种方法。

讲到渔的时候，我想起《老人与海》的故事。它是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的一篇中篇小说，1952年出版，1953年获得美国普利策奖，195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故事的主人公是古巴老渔民桑地亚哥，他在大海漂流了84天，竟然没有钓到一条鱼。但第85天时，他钓到一条长18英尺，重达1500磅的大马林鱼。他奋斗了两天两夜杀死了那条大鱼，受力量所限，他不能把大马林鱼拖上船，于是就用绳索将其挂在船尾，企图把它拖回岸边。可是，途中遭到了一群又一群小鲨鱼的撕啃，等到了岸边，只剩下了一副鱼骨刺。这当然令人失望，但桑地亚哥显示了人性的强悍，不断地挑战极限，他没有遗憾。

老渔翁长时间钓不到鱼不是运气不好，而是因为鱼饵不当，他接受建议改用新鲜的小金枪鱼作鱼饵，第二天就钓到一条大鱼。大马林鱼之所以被鲨鱼吃得只剩下骨刺，也是因为没有采取分而装载的办法。因此，方法比知识重要，它们是成功的钥匙。但实际上在教学中，向学生传授方法是很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是以下三点：

首先，学校是传授知识的场所，自从学校诞生后，这就成了亘古不变的法则。在中国3000多年以前的周朝，其贵族教育就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纵观古今，无论是六艺，或是当今的语数外、理化生等课程，其目的都是传授知识，而从没有开设过教授学生的方法课程，这与法国著名哲学家、数学家笛卡尔所说的“最有价值的是关于方法的知识”是相悖的。

其次，专业化的教育排挤了通识教育。钱穆先生仅仅只有中学的学历，靠自学成为海峡两岸无争议的国学大师。应该说，他最懂得什么是最好的教育，怎样才能成为大师级的人才。他曾经深刻地指出：“今日国家所需者，通人尤重于专家，而今日大学教育之智识传授，则只望人为专家，而不望人为通人。”通人即通才或全才，这本是中国重点大学必须肩负的任务，可是在实用主义思想指导下，他们纷纷提出“要上主战场”（即为经济建设服务），而完全忽略了纯科学的研究，因而也不能创立科学理论与学派。

再次，在教育与学术研究中缺失了形而上的思维，功利性占据了主导地位。

《易经》中有一句名言：“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其意思是：在有形东西之上的，凭感官不能感知的东西就是道，即指思维活动、学术理论或哲学方法;而形而下的东西，则是能够凭感官可以观察或触摸到的器物。用现在的术语来说，道与器亦即科学與技术，是学术研究中截然不同的领域。纵观中国科学发展的历史，重器轻道的思想一直根深蒂固，因而中国没有科学的传统，也没有由中国科学家创立的科学理论或学说，这充分说明中国存在行而上思维的缺失。

在某大学校园内，有一尊校友捐赠的纪念品，它是镶嵌在一座大理石上的日晷，在大理石上写着“行胜于言”。从字面上来看，这句话并没有不妥之处，它蕴含着言必求实、以行证言的务实精神。但作为中国一所顶尖大学，仅仅强调“行胜于言”是不够的，还必须重视对学生“形而上思维”的培养。唯有如此，中国方能够振兴科学理论落后的局面，使中国科学屹立于世界先进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