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下建构“民族艺术学”学科具有两大背景：一是学科背景，艺术学在2011年独立为中国的一个学科门类，而且在当下正处于繁荣发展时期，建构“民族艺术学”学科有利于促进艺术学的进一步发展。二是时代背景，“三大体系”建设和“新文科”建设都要求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深入化、系统化，构建“民族艺术学”学科对于建构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具有重要推动意义，而且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迁，尤其是高科技的发展，这些新现实也要求我们用新视角、新方法、新理论研究民族艺术。对“民族艺术学”概念内涵的不同理解，形成了四种不同的“民族艺术学”研究理论路径：对象论的“民族艺术—学”强调其研究对象是民族艺术;方法论的“民族—艺术学”强调用民族学的方法或理论研究艺术;整体论的“民族艺术学”强调作为统辖各个民族艺术分支学科的综合体;一般论的“民族艺术学”则强调对抽象的“民族艺术”自身的起源、特征、类型、发展等普遍性规律的研究。

关键词：民族艺术;民族艺术学;艺术学理论;艺术学

中图分类号：J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44X（2022）04-0030-06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ysb.2022.04.004

自2011年艺术学从文学学科门类中独立出来，并成为中国第13个学科门类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学科已经走过了10年的历程，并取得丰硕成果，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等方面都有所发展。“民族艺术学”作为艺术学科的一个分支学科，特色突出，内涵丰富，是一个值得关注和深入研究的内容。对于民族艺术学研究来说，既可以从宏观角度思考民族艺术的意义，也可以从微观角度阐释某种具体民族艺术的特征;既可以从哲学美学的形而上角度对民族艺术进行理论观照，也可以自下而上地对某种民族艺术进行实地考察;既可以译介、研究国外民族艺术的理论，也可以发掘阐释中国传统民族艺术的思想。同时，对于作为一门学科的“民族艺术学”来说，也很有必要从这一学科的建构背景、理论路径以及建构模式等方面对其进行分析。

一、“民族艺术学”学科的建构背景

关于民族艺术的思想、理论、学说等探讨很早就存在，但是把民族艺术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民族艺术学——来建构却是晚近的事。这里指的是从艺术学整体的角度建构的民族艺术学，而不是具体的民族艺术分支学科，比如民族音乐学、民族舞蹈学等。李心峰在1991年指出：“有必要从理论上更深入、系统地探讨民族艺术的各种基本理论问题，创立一门‘民族艺术学’学科，为发展、完善马克思主义艺术学体系作出贡献”[1]73。这一方面表明，中国学者已经开始自觉地探讨民族艺术学的学科建构问题;另一方面也指出了作为一门学科的“民族艺术学”研究的特点，即它应该是有理论的、更为系统的、更为深入的研究。从1991年到2021年，已经过去了30年，这30年间不论中国社会还是中国艺术学学科，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面对社会和学科的新现实、新问题，我们也有必要思考在当下建构“民族艺术学”学科的新背景。

首先，建构“民族艺术学”学科的学科背景。2011年，艺术学从文学学科门类中独立出来，成为中国第13个学科门类，下设五个一级学科，分别是艺术学理论、音乐与舞蹈学、戏剧与影视学、美术学、设计学（可授艺术学、工学学位）。[2]有了学科建制上的保障，中国艺术学学科取得了飞速发展，在学术研究、学术平台、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在这样的背景下，艺术人类学、艺术社会学、艺术文化学、艺术管理学、艺术经济学/金融学等艺术学分支学科纷纷发展起来，形成了当下中国艺术学学科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民族艺术学作为一种着重关注“民族艺术”以及“艺术的民族性”等问题的研究，虽然早在1991年就已经被学者明确提出来要建立一门学科，但由于当时整个艺术学在中国学科体制中的地位并未受到足够重视，导致民族艺术学并没有从学科建制上真正发展起来。而在当下，中国艺术学学科正处于飞速发展期，作为它的一个分支学科的民族艺术学，理应成为中国艺术学学科花园中一朵美丽的花，与其它分支学科争芳斗艳。

其次，建构“民族艺术学”学科的时代背景。以上从艺术学自身的学科背景角度说明了当下建构民族艺术学学科的必要性，我们还可以从宏观层面分析建构民族艺术学学科的时代背景。从整个时代的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来看，当下有两大背景有利于促进民族艺术学学科的建立：一是“三大体系”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发展中国哲學社会科学，要“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3]。一方面，对民族艺术的研究一直在进行着，但是缺乏从宏观、体系层面的系统建构;另一方面，民族艺术学可以促进对中国民族艺术的深入发掘和研究，这对于增强文化自信以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学学科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二是“新文科”建设。“新文科”之新的一个特点就在于强调学术研究要为实践服务，要解决现实问题，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交叉融合，培养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先进文化。[4]而民族艺术学正符合新文科的这一要求，因为民族艺术学不但有利于民族文化、民族艺术的传承与发扬，增强本民族的文化自信，而且还可以通过艺术解决现实中存在的一些民族问题。此外，当下的时代和社会环境相较于30年前来看，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生活和生产方式也随着科学技术、网络等的发展而发生了巨大变化，对于民族艺术的研究也要着眼于当下的现实环境和问题，充分利用好科技和网络等条件。

综上，我们从学科背景和时代背景两个方面分析了当下建构“民族艺术学”学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学科背景是微观的，时代背景是宏观的;学科背景是从“民族艺术学”学科自身发展的需要即学科内部研究角度出发的，时代背景是从当下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大环境的要求以及社会现实变革的需要即学科外部研究角度出发的。

二、从“民族艺术学”的概念看其理论路径与学科建构

在分析了“民族艺术学”学科建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之后，我们还要思考民族艺术学研究的主要理论路径。对“民族艺术学”这一学科概念的不同理解形成了不同的理论路径以及学科建构模式。

第一，作为“民族艺术”研究之学问/学科——“民族艺术—学”的“民族艺术学”。这一理论路径关注的是学科的研究对象，即它把“民族艺术”作为“民族艺术—学”这一学科的主要研究对象。从这一理论路径出发，“民族艺术—学”是研究各民族艺术发展规律的人文社会科学，它既可以研究不同民族的艺术，如藏族艺术、傣族艺术、回族艺术等，也可以研究同一民族的不同艺术，比如傣族舞蹈、傣族音乐、傣族绘画等，还可以由此生发出“比较民族艺术学”等方面的研究。

同时，这一理论路径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如何理解所谓“民族艺术”的“民族性”。一方面，民族性具有积极的和消极的双重内涵。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5]显然，这里的民族性是消极的，具有片面性、局限性、狭隘性的特点。而在鲁迅看来：“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打出世界上去，即于中国之活动有利。”[6]这段话被后人概括为一句名言：“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显然，这里的民族性具有积极的内涵，强调的是民族特色、民族色彩以及多样性。

另一方面，从对外和对内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民族性也具有不同的内涵。有研究表明，在18世纪前后，“民族”开始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概念，“它指向现代民族—国家疆域内的所有公民，与‘外国的’（foreign）一切相对立起来。”[7]从这个角度来看，就中国而言，它指的是相对于国外民族/世界的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它强调的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所积淀、凝聚、塑造的艺术审美特性以及与之相关的政治意识。并且，在强调对外交往、交流时，往往凸显的是民族艺术的审美独特性，而在发生战争、矛盾时，则往往强调的是民族艺术的政治意识功能。如果从对内的角度看，它指的是相对于国内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性的民族性，尤其是相对于汉族来说的其他少数民族，此时强调的是汉族除外的少数民族艺术的独特性、多样性。

以上是從积极与消极、对内与对外两方面对艺术的民族性所作的阐释。此外，艺术的民族性还有一些重要特性值得关注。在李心峰看来：一是艺术的民族性具有普遍性。民族艺术不是种类型学概念，而是带有方法论意义的范畴，所有艺术都具有民族性，民族艺术存在于一切时代、一切民族和一切艺术之中;二是艺术的民族性具有差异性。强调民族艺术的普遍存在，并不意味着一切艺术都同等程度地体现着鲜明的民族性，民族艺术的民族性因艺术家民族意识的自觉程度、艺术所表现的题材等因素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强弱程度。三是艺术的民族性是连接艺术的个人性与世界性的比较理想的中介环节。[1]77-86

需要说明的是，以“民族艺术”作为研究对象的“民族艺术学”还需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如何去界定“民族艺术”——是通过艺术形式、艺术题材、艺术创作者身份还是艺术语言去界定一个作品是不是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第二，研究“民族艺术”的目的。一方面，对民族艺术的研究有利于推进本民族艺术及其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维护艺术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对不同民族艺术的比较研究，有利于了解不同民族艺术之间的差异性和共同性，促进“比较艺术学”的发展，但同时要避免陷入民族中心主义。第三，应在“总体艺术”的宏观视野中去定位民族艺术。正如“事实上，恰恰就是‘文学的民族性’以及各个民族对这个总的文学进程所做出的独特贡献应当被理解为比较文学的核心问题”[8]一样，只有抓住了各个民族艺术对总体艺术进程所做出的独特贡献这一关键，才能在艺术本体的角度理解各个民族艺术的独特性及其价值。

按照这一理论路径对学科进行建构，可以从民族类型（民族性）的角度设置学科——“民族艺术—学”，其下又可以根据具体民族类型进行分类，如汉族艺术学、满族艺术学、蒙古族艺术学、藏族艺术学……尤其是在一些民族地区当地的院校中，这种学科设置模式可以凸显其民族特色。这一模式从学科的研究对象是“民族艺术”这一角度出发，强调的是艺术的民族性，可称之为对象论的民族艺术学。

第二，作为用民族学方法研究艺术即“民族学之艺术研究”的“民族—艺术学”。就像“艺术人类学是一门跨学科的研究，其研究对象和内容是艺术学的，但研究的方法和视角却是人类学的。”[9]同样，这一理论路径的“民族艺术学”主要关注的是方法论和研究视角的问题，强调用民族学的方法、理论来研究艺术，是民族学与艺术学的跨学科研究。如果说第一种路径是从研究对象——“民族艺术”这一角度对民族艺术学概念进行的界定，那么第二种路径并不强调研究对象是不是具有浓重民族特色的“民族艺术”，而是强调用民族学的方法或者理论视阈去研究艺术，可称之为“民族—艺术学”或 “艺术民族学”。在这里有两个核心问题，一是民族学的方法/理论是什么方法/理论的问题，二是民族艺术学的学科归属问题。

对于第一个问题来说，需要比较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在研究方法和理论上的区别和联系。然而，它们之间的对比是较为复杂的问题，尤其是相较于区别，它们之间的联系似乎更为紧密。比如就民族学与人类学来说，“现代国际学术界全认为民族学和人类学有着密切关系，主张两者合起来”[10]，而民族学与社会学、民俗学等学科也都是关系较为紧密的姊妹学科。但是，“每门学科都有各自的基本要素——现象、假说、认识论、概念、理论和方法——它们将这门学科与其他学科区分开来”[11]。由是之故，既然民族艺术学想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那么它也应该有自己独特的区别于艺术人类学、艺术社会学、艺术民俗学的理论与方法，否则，民族艺术学成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必要性也就大打折扣了。

第二个问题是民族艺术学的学科归属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要探讨作为一个学科的“民族艺术学”，它是属于“民族学”的一个分支，还是属于“艺术学”的一个分支？我们认为，民族学与艺术学的跨学科研究构成了“民族—艺术学”，其学科性质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跨学科性”。但是，如果从严格意义上的学科标准来看，也可以区分由不同研究目的和学科意识导致的不同学科归属。正如宋建林在《现代艺术社会学导论》中分析“艺术社会学”是属于“艺术学”还是属于“社会学”时所指出的：“艺术社会学对艺术的社会学研究，并非等同于一般社会学以研究艺术现象来为社会学提供例证和资料，从而得出社会学结论的做法。”[12]具体到民族艺术学来说，如果研究者通过用民族学的方法或者理论研究艺术，并且仅仅把艺术当作一种手段/素材，其最终目的是指向一般性的民族学理论，那么这种研究显然属于民族学学科;如果研究者是把民族学作为一种研究艺术的方法或者理论视野——就像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众多方法、理论一样，其最终目的是指向艺术学的理论，那么这种研究就属于艺术学的学科范围。从学术研究角度来看，如果过于强调严格意义上的学科边界，很容易形成限制学术发展的藩篱。但是对于学科知识的生产来说，明确的研究目的和学科意识则有助于推动从本学科立场进行的学术研究。尤其是，学科的建构是一个历史过程，可以分成“前学科—学科—后学科”三个阶段。“前学科”阶段指的是学科形成之前对相关思想、观念的不成系统的研究，“学科”阶段指的是在学科意识的前提下从学科制度的层面对相关内容的系统研究，“后学科”阶段指的是学科制度形成后为了促进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流而进行的跨学科研究。当一个学科属于初创时期时，通过强调其独特性更有利于把这个学科立起来——这不仅关乎一个领域的知识生产，而且还涉及到这一领域群体的权力——“学科”的词源古拉丁文disciplina一词本身就兼有知识（知识体系）及权力（孩童纪律、军纪）之义[13]。故而，当我们在整个艺术学学科的大背景下探讨民族艺术学的学科问题时，更倾向于将它看作是艺术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在这里，民族学只是作为一种方法或者理论视阈，我们的研究目的应该是为艺术学学科大厦的建筑贡献力量。

从这一研究角度出发，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学科设置模式：一是在民族学学科下设置“艺术民族学”学科，强调把艺术当做民族学研究的一种素材或案例，其研究目的指向民族学理论。二是在艺术学学科下设置“民族—艺术学”或者“艺术—民族学”学科，强调用民族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艺術，其研究目的指向艺术学的理论。

第三，作为整体的综合性的“民族艺术学”，也可称之为广义的民族艺术学。这种理论路径是把民族艺术学当作一种综合的整体，其下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划分出不同的民族艺术学科分支。比如按照艺术类型分，可以分为民族音乐学、民族舞蹈学、民族戏剧学、民族影视学、民族美术学、民族设计学、民族文学等分支学科。按照民族分，可以分为汉族艺术学、满族艺术学、藏族艺术学、蒙古族艺术学、傣族艺术学等。在这里，“民族艺术学”是由不同的具体的民族艺术分支学科所组成的一个整体，它与其下辖的各个分支之间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作为一个综合整体，它更关注自己统辖的各个部分，却忽视了对作为自我本身的——“民族艺术”的研究。按照这一理论路径，可以将民族艺术学设置在第14个学科门类“交叉学科”“交叉学科”是2021年1月新设置的我国的第14个学科门类。之下，成为一个一级学科，其下可以设置民族音乐学、民族舞蹈学、民族文学、民族影视学、民族戏曲学、民族美术学、民族设计学等二级学科。

第四，作为一般艺术学意义上的“民族艺术学”，也可称之为狭义的民族艺术学。在这一理论路径中，“艺术”是一般艺术学（即艺术学理论，General Art Theory）意义上的艺术，强调的是抽象的、共性的、一般的、普遍性的艺术，而不是各类具体民族艺术的统称。它从一般艺术学的意义上研究民族艺术的起源、本质、特征、类型等共性规律和问题，而不专门研究民族音乐、民族舞蹈、民族美术、民族戏曲等具体民族艺术类型的特殊问题。这里的“民族艺术学”与民族音乐学、民族舞蹈学、民族美术学等不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而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基于国内目前的学科现状，在学科建构上，狭义的民族艺术学可以仿照一级学科“艺术学理论”而称为“民族艺术学理论”，作为民族学和艺术学的跨学科研究，它可以隶属于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为此，从中国艺术学学科门类设置的现状出发，可以分别在五个一级学科下设置相应的民族艺术学科，比如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下设置民族艺术学理论，音乐与舞蹈学一级学科下设置民族音乐学、民族舞蹈学，戏剧与影视学一级学科下设置民族戏剧（戏曲）学、民族影视学，美术学一级学科下设置民族美术学，设计学一级学科下设置民族设计学。同时，每个分支学科还可以按照“史论评+”的模式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和学科划分，比如民族艺术学理论下可以设置民族艺术理论、民族艺术史、民族艺术批评以及比较民族艺术学，等等。

结语

对“民族艺术学”概念的不同理解形成了对象论、方法论、整体论与一般论四种不同的理论路径以及相应的学科建构模式。其中，对“民族”的不同理解形成了对象论和方法论两种理论路径，前者强调的是“民族性”， 从研究对象是民族艺术这一角度来界定学科;后者强调的是“民族学”的方法及其理论，从用民族学的研究方法或理论来研究艺术这一角度来界定学科。对“艺术”的不同理解形成了整体论和一般论两种理论路径，前者中的“艺术”是艺术的统称/集合（整体），强调它作为整体可以统辖各个具体的民族艺术学科分支（局部）;后者中的“艺术”是一般意义上的抽象的艺术，强调的是对“民族艺术”普遍性规律和问题的关注。总之，如果从研究对象是“民族艺术”来界定民族艺术学，其核心问题应该是艺术的民族性研究;如果用“民族学”的研究方法及其理论视阈来界定民族艺术学，则应把它看作一种跨学科研究，目的是通过民族学和艺术学的有机融合，更好地解决艺术研究中的问题;而整体与局部、一般与特殊等关系也为我们提供了理解民族艺术学与具体的民族艺术门类研究之间关系的不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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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Paths and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of the Studies on “Ethnological Arts”

ZHANG Xinke/

College of Art，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0，China

Abstract：At present， the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of “ethnological arts” are under two contexts. One is the disciplinary context in which art was classified as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in 2011 in China that currently is in a period of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and thus the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of “ethnological art” is conducive to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art. The other context is social background. The constructions of “Three systems” and the “new liberal arts” both require a deepening and systematic research o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he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of “ethnological arts” has an important stimulating significance to construct the discipline system， academic system and discourse system of characteristic Chinese art. Moreover， the social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especially the development of high technology also require us to adopt new perspectives， methods and theories to study national arts. Based on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of the conceptual connotations of “ethnological arts”， there forms four different theoretical paths for its study. Firstly， the perspective of research object takes “national arts” and “studies” as research objects with a focus on national arts. Secondly， the perspective of methodology considers “nationality” and “art” that highlights the application of ethnological methodology and theory into the studies on art. Thirdly， the holistic theory of “ethnological arts” emphasizes it is a complex that governs all branches of national arts. Lastly， “the general art” emphasizes the study on the abstract universal law concerning its origins， features， types and development and so on.

Key words：national arts; ethnological arts; art theory; art

收稿日期：2022-03-31

基金項目：河北大学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项目（项目编号：521100221007）;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当代中国艺术体系研究”（项目编号：18ZD03）。

作者简介：

张新科，艺术学博士，河北大学艺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艺术理论、身体美学与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