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伟宏 衣鸿飞

[摘 要]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以“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为理论逻辑，以“统一战线的发展，将使中国走向一个光明的伟大的前途”为历史逻辑，以“必须加强统一战线，实行革命的政策”为实践逻辑构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系统分析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科学性和重要性，有利于更好地从中汲取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智慧和经验。

[关键词] 毛泽东;抗日战争;统一战线;逻辑向度

[中图分类号]A841;D231 [文献标志码]A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将坚持统一战线列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十大宝贵经验之一，认为“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党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也是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1]习近平指出：“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2]，“我们党历来重视总结历史经验”[3]。从现实与历史的维度来看，明确毛泽东关于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逻辑向度，有助于在历史经验中深刻把握党在领导统一战线建设中的作用，有助于破除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建设中各种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有助于深刻理解毛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深刻内涵和重要价值，从而提升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建设的新境界。

一、理论逻辑：“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统一战线”的理论初探，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构建提供了理论基础

第一，是基于阶级斗争基础上的阶级内的团结统一思想，即最大限度地谋取阶级内的团结统一，同一切破坏阶级内团结合作的社会思潮作斗争。基于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状况，马克思认为“大工业把大批互不相识的人们聚集到一个地方”[4]273，而“资本的统治为这批人创造了同等社会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关系”[4]274。在这场实力悬殊的阶级斗争中，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迫于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必然寻求阶级内的团结合作。但就马克思恩格斯所在的时代来看，无产阶级所谋求的统一战线受到了蒲鲁东主义等错误思潮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也正是在同这些错误思潮的斗争中肃清了无产阶级内部的“不和”因素，推动无产阶级内部 形成了共同反抗资产阶级的共同思想 基础。

第二，是基于阶级斗争基础上的阶级间的联合协作思想，即最大限度地谋取阶级间的联合协作，同一切反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革命阶级建立革命联盟。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无产阶级上升为革命的先锋队之前，在农民和小资产者积极投入革命之前，法国工人们还不能丝毫触动资产阶级制度。”[4]451无产阶级之所以要同其他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关系，一是因为无产阶级要实现自身解放和全人类的解放，需要依赖其他被剥削阶级的广泛参与;二是现存资产阶级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反革命的兄弟联盟，对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造成极大阻挠。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要最大限度地谋求阶级间的联合协作，同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建立统一战线。

（二）列宁对“统一战线”的成熟运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完善发展提供了实践基础

列宁在革命实践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两条战线”和“两个联盟”的统一战线思想，“两条战线”即以西方国家为社会背景的“工人阶级统一战线”和以东方国家为社会背景的“反帝国主义统一战线”。首先，列宁基于西方国家提出了“工人阶级统一战线”的思想。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和压榨比以往更为严重，这使得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变得更加尖锐，国际工人运动变得更加激烈，工人阶级愈发需要科学理论进行指导，各种政治思潮之间的冲突变得更加频繁，尤其是国际修正主义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交锋变得更加白热化。在这样的情境下，列宁撰写了《怎么办？》一书，提出了工人阶级统一战线的理论，阐述了工人阶级联合社会各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统一战线任务和斗争策略。其次，列宁基于东方国家提出了“反帝国主义统一战线”的思想。帝国主义时代里，在有限的西方市场面前，资本的贪婪无度迫使资本主义国家疯狂涌入东方市场，而以中国为首的东方国家开启了反殖民的民族革命。十月革命之后西欧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由于反革命的世界联合而陷入低潮，在这样的情境下，列宁的统一战线思想发生了两种转化，一是将国际共运的“直接进攻”策略调整为“工人统一战线”的策略，将俄国革命同世界革命相联系;二是将统一战线视域从“西方国家”转向到“东方国家”，将反帝国主义斗争同社会主义革命相联系，确立了“反帝国主义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

“两个联盟”的统一战线思想，即阶级间的“工农联盟”和政党间的“党和非党”的联盟。首先，列宁评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力量差距，明确了建立“工农联盟”的必要性。列宁在俄国革命中对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进行了辩证分析，认为“雇佣工人和被剥削劳动农民的利益高度一致，未来的社会主义能够保证双方的共同利益”[5]50，并且“只有工人和被剥削农民的亲密联盟，才能为苏维埃政权不懈斗争，才能实现社会主义”。[6]95因此，建立工农联盟，不仅可能而且必要。其次，列宁分析了无产阶级政党实现革命任务的难度系数，明确了建立“党与非党”联盟的可能性。回顾俄国革命，布尔什维克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政党的革命统一战线，是十月革命胜利的重要因素。但十月革命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使得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遭遇着覆亡的危机，君主派分子、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和其他反革命分子对工农政权造成极大冲击。在此情形下，列宁提出了建立“党与非党”联盟的统一战线思想，认为“无产阶级同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结成特种形式的阶级联盟，是推翻资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的联盟”。[7]362因此，建立“党与非党”的联盟，不仅可能而且必要。

（三）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早期探索，为统一战线话语实现中国化创造了必要条件

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统战思想的探索经历了由浅到深的认知过程，基于近代中国社会的悲惨遭遇，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开始，便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思想分析中国社会问题，进而逐步得出了“过去一切革命斗争的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8]3的正确结论，并充分认识到组建统一战线的必要性问题。中国共产党先后同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等建立了统一战线，将马克思列寧主义统战思想付诸于中国革命实践之中，为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凝聚力量。

在共产国际关于组建反帝统一战线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逐渐吸收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统一战线思想。1922年5月，陈独秀在指导劳工工作时首次提出了“联合战线”的政治概念，并指出“党在劳动运动的工作上，应该互相提携，结成一个联合战线，才免得互相冲突”[9]97。可见，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已开始吸收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思想，并形成了“联合战线”等中国式的统一战线话语。随着工人运动的推进和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开始直接使用“统一战线”这一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话语。1925年，邓中夏首次使用了“统一战线”一词：“此次大会议决工农联合……便是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被压迫革命势力的统一战线。”[10]550同年，瞿秋白再次使用了“统一战线”，并得出了“反帝国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成为事实”[11]1146的论断。次年，中共中央在指导农民运动时首次使用了“统一战线”，强调“要在农村结成各个阶级的联合战线，使民众在统一战线之下组织起来”[12]250。可见，“统一战线”已经不仅仅是一种通用的政治术语，而且还是党用来指导革命实践的制胜法宝。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基于工农联盟思想，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与国民党及其他政党截然不同的政党特质，塑造了新型的军民关系、官民关系。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之前，由于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曾给共产党带来了沉痛教训，部分党员同志对与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持否定态度，使得党内一度充斥着“关门主义”的声音，但抗日战争不同于大革命时期，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不仅打破了国共尖锐对立的政治局面，而且还增加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可能性。基于中华民族利益的宏观考量，毛泽东认为只有依据中国革命实际而拟定的策略才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而当下的革命实际是只有联合各阶级的抗战力量，才能争取抗战的胜利。因此，“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8]153，只有坚持统一战线这一唯一法宝，才能应对日本侵华后的革命形势，而所谓的关门主义策略是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不容而让敌人所欢喜的做法，是继续扩大敌我力量差距、拒绝爱国力量凝而为之的“孤家寡人”的策略。国共第二次合作前夕，毛泽东对统战策略的坚持和对关门路线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策略，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历史逻辑：“统一战线的发展，将使中国走向一个光明的伟大的前途”

（一）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

自一战结束之后，资本主义列强争夺世界霸权、瓜分世界市场的殖民本性就愈加暴露无遗，随着各国金融寡头和跨国垄断集团的形成，全球战争一触即发。抗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时期，以德意日为代表的法西斯集团在全世界掀起了殖民战争，引发了中苏美等大国关于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思考。

苏共领导人斯大林在对抗德意日法西斯的过程中提出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统战话语，并强调“资本主义世界的分裂与对立，为苏美英及其他爱好自由国家建立反法西斯同盟提供了可能性”[13]488。基于此，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大报告中指出：“各个不同国家实现统一战线的具体方法是不同的，采取的形式也各不相同。”[14]173明确提出要推动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反帝民族统一战线。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统战策略的指引下，世界大国及各地区的民族国家纷纷建立了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治联盟。1936年12月，第二次国共合作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以共同应对日本在中国的殖民扩张运动;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联合苏联共同对抗法西斯德国;1942年1月，全球26个国家共同签署《联合国家宣言》，组建联合国，推动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1943年5月，斯大林遣散了共产国际，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

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结合革命实际和革命形势，先后提出了“反日反卖国贼统一战线”“抗日反蒋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口号，在发展自身力量的同时促进了中国社会力量的联合，在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的旗帜下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二）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相互交织

鸦片战争之后，英美法等多个利益集团通过傀儡政权的方式间接统治着中国，使中国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此后的半个世纪里，一方面由于中国社会各阶级掀起了前赴后继的反殖民斗争;另一方面由于统治中国社会的多个利益集团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利益竞争，因此，中国的社会性质未能发生质变。但世界法西斯战争的爆发使这种多国统治中国的情况开始发生改变，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中指出：“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将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15]608可见，日本侵华的真正意图就是要打破多国联合统治中国的局面，就是要实现日本霸占中国的政治图谋，要将中国彻底变成日本的殖民地。在这样的情势下，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重要转变，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第一位的矛盾。

但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社会各阶级及其政党对革命形势和社会矛盾认知不一，立场不同，这使得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相互交织。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基于民族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旨在通过构建广泛的民族革命战线来率先解决这一民族矛盾，并针对革命对象提出了“反帝统一战线”，针对革命力量提出了“下层统一战线”等统战策略;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由于本就同外国帝国主义利益相关，因而不愿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形成对立关系，反而将阶级矛盾视为社会主要矛盾，将共产党及其军队视为首要斗争对象，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第三党”则是立场不一，时而配合国民党围剿共产党，时而联合共产党开展抗日活动，在革命过程上表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和软弱性。

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下，毛泽东基于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清楚认识和对中国革命形势转变的准确评估，适时推动着“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朝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转变，并在此思想的指导下，逐步厘清了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同盟军以及可暫时依靠的革命力量，由此形成了具有中国革命特质的统一战线策略。

（三）中国共产党逐渐走向政治成熟

中国共产党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也是在“向西方学习”的爱国热潮和“救亡图存”的民族危机中建立起来的，还是在中国无产阶级力量较为薄弱、反革命力量较为强大的历史情境下建立起来的。因此，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早期的革命实践中缺乏对中国国情和革命形势的独立思考和理性分析，对共产国际及其代理人的经验指示具有较强的依赖性和崇拜感，使得党在政治上呈现出不成熟的 特征。

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寄希望通过某一阶级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来实现社会变革，但因忽视中国工人阶级力量较为薄弱这一现实条件而难以成功;大革命期间，党在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指导下进行国共合作，但因轻信汪蒋集团而惨遭失败;土地革命前期，中国共产党效仿俄国革命道路理论发动了一系列的武装革命运动，但因敌我力量悬殊而纷纷破产。总的来说，早期革命失败的经历表明，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政治上尚未成熟，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存在一定的偏差。

遵义会议对王明等人奉行的左倾机会主义、冒险主义和逃跑主义等错误思潮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清算，并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实现了党在军事和组织层面的拨乱反正，逐步摆脱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过度依赖和机械运用，克服了年轻革命政党难以避免的“幼稚病”，成功实现了从“幼稚”到“成熟”的政治蜕变。遵义会议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不仅在军事层面上依靠更加灵活的战略战术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在政治层面上依靠强化领导人权威而使党组织更加团结稳定，而且在思想层面上为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及其相关理论体系的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

此外，以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从人心归属、民族团结、战争态势和国际援助等四个方面论证了统一战线的实际效果，并指出“统一战线的发展，将使中国走向一个光明的伟大的前途”[15]365。可见，在中国共产党看来，统一战线并非仅仅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法宝，而且是中国人民在民族危亡时刻依赖的重要法宝。只有坚持统一战线，中国革命才能获得最终胜利，也只有发展统一战线，才能动员民众武装人民，才能完成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任务，中国才能拥有一个光明前途。

三、实践逻辑：“必须加强统一战线，实行革命的政策”

（一）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统一战线发展壮大的根本保证

在与错误思潮的斗争过程中，毛泽东在领导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形成了“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的重要思想，而这一思想也成为统一战线在复杂斗争中始终产生积极效应的根本保证。

毛泽东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发展过程中着重思考了无产阶级政党夺取领导权的问题，指出：“共产党对领导权的掌握，是使革命坚持到底最主要的条件。”[8]184可见，中国革命的现实情况不允许共产党重蹈大革命的覆辙，共产党必须在统一战线中承担起领导革命的责任。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核心目标就是凝聚全民族各阶级的力量推翻“三座大山”。但在统一战线中，资产阶级是与生俱来就软弱的阶级，且是与帝国主义紧密相关的既得利益者，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虽与反动势力并无勾连，但历史已经证明了其阶级固有的局限性，唯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是一心反帝反封建的先进阶级。只有坚持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绝对领导，才能进一步承担引导革命和战争走上胜利道路的责任，才能最终实现“推翻三座大山”的统一战线目标。

对于无产阶级而言，追求自身解放的过程包含着人类解放的过程，要真正实现自身的解放，需要具备高度的政治觉悟力和历史使命感。通过多年的实践，中国共产党已经是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人民政党，恰如毛泽东所言：“现在共产党说的话，比其他任何政党说的话，都易于为人民所接受。”[6]185可见，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已经建立了广泛的政治权威，在人民群众和社会阶级中铸就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因此，中国共产党不仅有能力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而且也应该领导中国革命朝着人民期许的革命道路前進。对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党员而言，实现阶级解放与实现民族独立是并行不悖的，因此，共产党员必须要成为抗日战争最自觉的领导者，始终以民族独立复兴为己任，以服务人民为旨归，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积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在“英勇作战、执行命令、遵守纪律、政治工作和内部团结统一”[15]552等各方面都敢为人先，充当“抗战的模范、团结的模范”（1）。此外，在练就过硬本领的同时要团结和带动同盟者，处理好与同盟者之间的政治关系，筑牢自身的政治基础。

（二）坚持“为人民服务”是统一战线发展壮大的价值导向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统战工作中始终将人民大众作为统一战线的力量来源，指出“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6]1031，始终致力于建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民主政权，真正实现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当家作主。可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的终极价值目标是为人民服务的。这既是共产党取得人民战争胜利的重要密钥，又是共产党牢记初心使命和贯彻群众路线的逻辑起点。

毛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的最主要特质在于以人民为核心的价值导向，无论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抑或是解放战争前期，毛泽东的统一战线力量始终来源于人民大众，这就决定了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核心意旨在于人民性。毛泽东在《解放日报》中指出：“我们党是代表人民的党，我们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别的利益”（2），因此，共产党要成为战争最自觉的领导者，必须要始终以民族独立复兴为己任，以服务人民为旨归，筑牢自身的群众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明确提出要将工人、农民、学生等人民大众视为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依靠力量，提出“要把全国人民都动员起来加入到统一战线中去”[15]367，呼吁国民党进行民主改革，以唤醒和动员人民力量进行人民战争;提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16]1031“只有人民战争，才能战胜民族敌人”[16]1041“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16]1094等著名论断。可见，在毛泽东看来，中国革命无论是何种性质、何种意义的阶级革命，归根到底就是一场人民革命，中国共产党作为人民政党，打赢这场战争必须依靠人民，赢得这场战争也必须为了人民。总之，在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中，“人民群众”无疑是贯穿其始终的核心话语，而“为人民服务”则是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终极价值。

（三）坚持“独立自主”是统一战线发展壮大的重要前提

“独立自主”的提出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密切相关。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由于两党的政党理念差异较大，两党之间出现了“统一战线不统一”的问题。特别是部分中共党员在统一战线中无原则地迁就国民党，这令毛泽东意识到，统一战线不能只讲团结统一，还应该提倡“独立自主”，以更好地克服投降主义、迁就主义，维护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国共两党并非是亲密无间的兄弟同盟，而是成为了针锋相对的政治盟友。这是因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同于革命统一战线，无论是在斗争经验还是理论建设上，中国共产党及其党员干部都已经趋于成熟。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实质上就是力争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17]32因此，国共合作后，国共两党由直接斗争转换成了间接较量，其中在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上，两党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博弈。

在毛泽东看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就是要保持政党的独立性、自主性。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就是要争取主动、反对同化，努力实现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真正领导，以便更好地引导其他阶级力量朝着共同目标迈进，而不能听凭其他政党的摆弄和安排，违背自己的原则性。但坚持原则性并不意味着毛泽东否定必要的帮助和让步，毛泽东反对的是消极无原则的互助互让，反对的是大政党对小政党的同化统治政策，同时毛泽东认为必要的互助互让是“为了更好的一跃而后退”[18]239。总而言之，毛泽东认为统一战线的最佳效果，就是“既容许各党派互相联合，又容许各党派独立存在”[15]524，不“因合作和统一而牺牲党派和阶级的必要权利”[15]539。

（四）坚持“又联合又斗争”是统一战线发展壮大的基本策略

在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关系问题是始终影响着统一战线形式变迁的核心线索，因此，妥善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是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回应的关键问题。在认识和对待资产阶级这一问题上，毛泽东否决了“一刀切”的片面路线，采取了对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统一战线策略，集中反映了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中的辩证思维。

“既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统战策略，实际上包含两个相互矛盾的两大方面，即为共赴国难而不得不进行的联合策略和为保存自身而不得不进行的斗争策略。因此，统一战线本身就是矛盾体，而作为统一战线的两个方面，在外敌入侵时联合策略会在某一阶段上升为决定革命成败的主要统战策略，这就是毛泽东先后提出“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等政治口号的原因;而在共同问题得以解决后，斗争策略在某一阶段成为决定统战成败的主要统战策略，这就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强调“独立自主”、强调“党的建设”和“武装斗争”的原因。因此，“既联合又斗争”是为巩固统战大局以维持革命全局而采取的统战策略，是为解决社会矛盾体和党派矛盾体而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统战策略，正如毛泽东所言：“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13]745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关于“既联合又斗争”的统一战线策略臻于成熟。一方面，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强调：“如果我们否认民族资产阶级参加革命的可能性，那也就取消了我们争取领导权的任务。”[8]148可见，这一时期毛泽东已经将民族资产阶级视为统一战线可以联合的对象，不仅主张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联合的统一战线策略，而且也强调要对其妥协性和软弱性进行斗争，同时要争夺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另一方面，对于大资产阶级，毛泽东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之初就指出“我们的目的在于团结资产阶级和国民党中一切同情抗日的分子，共同战胜日本帝国主义”[8]273，并且多次提及“精誠团结，共赴国难”[15]348这一政治口号。但当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时，毛泽东则提出了“既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口号，要求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奋起反击，着重打击国民党的反动性，提升其抗战的信心和决心，力促局势好转，稳定统一战线大局。

四、结语

习近平指出：“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统一战线摆在重要位置。”[19]在战争年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挥了持久显著的法宝作用，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逐渐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不仅揭示了统一战线本身所具有的非凡价值，而且也凸显了毛泽东推动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化的重要贡献。新征程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必须“用党的实践创造和历史经验启迪智慧、砥砺品格”[2]，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在新时代的重要法宝作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百年愿景的磅礴伟力。

[注  释]

（1）参见毛泽东.团结到底[N].八路军军政杂志，1940-07-05.

（2）参见毛泽东.致读者[N].解放日报，1942-04-01.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N].人民日报，2021-11-17.

[2]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1-04-01.

[3]习近平.关于《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说明[N].人民日报，2021-11-17.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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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列宁.列宁全集：第33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7]列宁.列宁全集：第36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8]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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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邓中夏.邓中夏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11]红藏：进步期刊汇总（1915-1949）向导（1-5）：第1集[M].湘潭：湘谭大学出版社，2014.

[12]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选集（1926年）：第2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13]斯大林.斯大林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29-1936）：第2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1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7]蔡麗华.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03）：32-36.

[18]列宁.列宁全集：第55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19]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1-07-02.

[20]侯震，韩丹.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价值意蕴与实践要求[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04）：58-66.

[责任编辑]王立国

MAO Zedong's Logical Orientation on Building the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

YANG Weihong，YI Hongfei

（School of Marxism，Yan 'an University，Yan' an，Shaanxi 716000，China）

Abstract：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MAO zedong le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only the united front strategy is marxism-leninism strategy" as the theory logic，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nited front，will make China to a bright great future" as the historical logic，to "must strengthen the united front，the revolutionary policy" for the practice logic built the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Using the standpoint，viewpoint and method of Marxism to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he scientific nature and importance of MAO Zedong's construction of the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 is conducive to better drawing important wisdom and experience from the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patriotic united front in the new era.

Keywords：MAO Zedo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the United Front;the logical orient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