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菁

悼亡诗是用于寄托诗人对于故去的亲属、友人或配偶的哀思的一种诗歌体裁。自西晋潘安作《悼亡诗三首》后，悼亡诗在我国尤指丈夫思念亡妻之作，长于真挚的情感和细腻动人的笔法。由于思想观念和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中西方的悼亡诗也呈现出众多迥异之处。

倘若狭义地将悼亡诗视作丈夫为怀念逝去的妻子所作的诗歌，那么悼亡诗其实即爱情诗的分支，同时又包含着死亡的主题。不论是中国的悼亡诗，还是西方的悼亡诗，其实都具有相同的主题，即抒发诗人对于亡妻的思念之情，并表达自身的哀愁。悼亡题材的古诗在国内流传十分广泛，诸如苏轼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等悼亡诗在中国几乎能达到家喻户晓的程度，元稹的《遣悲怀》中“贫贱夫妻百事哀”等名句也是妇孺皆知。然而，在国内对于西方悼亡诗的研究却比较鲜见，并且这少数研究西方悼亡诗的学者主要聚焦于弥尔顿的《梦亡妻》，缺乏对于其他悼亡诗的解读，更加鲜有人将中西悼亡诗进行对比研究。陆游与罗伯特·勃朗宁分别是中英两国具有卓著成就的诗人，且《沈园二首》与《展望》均是悼亡诗中较为典型且研究成果较少的诗作。基于此，本文将以陆游的《沈园二首》与勃朗宁的《展望》为例，对比分析中西方悼亡诗在表达方式和风格方面的差异，并解读差异产生的原因。

《沈园二首》是宋代著名诗人陆游在第一任妻子唐琬故去四十年后所作。唐琬与陆游结合后本来琴瑟和鸣、幸福和睦，奈何陆游之母因担心儿子耽于情爱不思进取，且唐琬过门数年无所出，更加引起了婆母的不满，于是陆母强令陆游休妻另娶。然而，陆游心中始终牵念发妻唐琬，二人于沈园重逢后曾作《钗头凤》表眷恋相思之情，传为千古佳话。唐琬辞世四十年后，垂垂老矣的陆游重游故地，触景生情，不禁忆起与唐琬相逢的情景，故而写下《沈园二首》凭吊发妻。而六百多年后，英国著名诗人勃朗宁也在爱妻伊丽莎白·勃朗宁去世后作悼亡诗《展望》以寄托哀思。勃朗宁夫妇的爱情故事也同样可歌可泣。虽然勃朗宁夫人少时因意外导致下肢瘫痪长达二十四年，但是这种情况却并没有阻止勃朗宁向她表达爱意，最终二人私奔并且一起度过了十五年的幸福时光。奈何天妒良缘，病痛在勃朗宁夫人中年时便夺走了她的生命，留下勃朗宁先生一人在世间孤苦寂寞。

虽然《沈园二首》和《展望》都抒发了诗人对故去的妻子的追思，但是在表达方式和诗作风格上却具有较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也可以代表中西悼亡诗的普遍差异。故而，下文中将结合《沈园二首》和《展望》的具体诗句剖析二者间的迥异之处，并从中西方的文化传统、社会氛围和思想观念方面解读差异产生的原因。

一、二者表达方式的差异及原因

虽然悼亡诗皆是为了表达诗人对于故去的妻子的思念之情，但是中西悼亡诗在表情达意的方式上却呈现出较大差异。纵观中西的各类诗作，就风格而言大体呈现西方诗歌奔放直白，中国诗歌含蓄迂回的特点，而悼亡诗也不例外。如勃朗宁在《展望》中先是直抒胸臆，表达了对于死神的蔑视和自己豁达的生死观：

我从来是个战士，再打一仗吧—

最后的、也是最出色的一仗！

不甘心让死神绑住我双眼，威胁我：

爬过去—趴倒在地上。

不！什么苦我都能受。

诗人将自己比作一名与带走爱妻的死神搏斗的战士，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和不甘受死神摆布的气魄。诗人在诗歌中明确表达了其宁愿克服种种艰难困苦也绝不会向死神屈服，绝不受死神威胁的决心。而诗歌的最后两句，更是热烈直接地表达了与爱妻再次相见，在天堂获得永久安息的愿望：

你，我灵魂的灵魂呀！我又将把你拥抱，

永远安息在那天堂。

诗人于这最后两句中以第二人称称呼妻子，仿佛直接与已经逝去的妻子对话，直白地表达了对于妻子的思念之情。

与之相反，在《沈园二首》中并没有直接表达诗人对于亡妻的思念之情的诗句。在第一首诗中，陆游写道：

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

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

全诗移情于景，借景抒情，明明是诗人自己悲痛欲绝，却偏要写“画角哀”“伤心桥”，以物是反衬人非。最后一句回忆往昔，诗人仿佛又看见故人的倩影飘然而至。及至第二首，诗人又写道：

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

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

诗中写沈园老柳已不再飞絮，正是诗人自己行将就木的写照。而即使四十年后的今天自己已经快要化作会稽山的一抔黄土，也依旧为发妻的逝去而泫然泪下，以沈园老柳和会稽山土起兴，极写诗人对亡妻的牵挂和对感情的忠贞。

由此，两首诗在表达方式上的差异已经显而易见。自文艺复兴开始，西方便开始强调“人”的重要性，充分提倡宽容的世俗文化，尊重人的合理情感、欲望，形成了追求人生幸福、享受人世欢乐的风气。在文学方面，体现出直抒胸臆、情感奔放的特点。而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及至勃朗宁写下《展望》的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由于两次工业革命的推动，英国社会正处于经济文化飞速发展并且领先于世界的时期，与此相应的便是人们思想上的极大解放。尤其是在十八世纪末期至十九世纪早期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引领下，人们越来越倾向于使用热情奔放的语言大胆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充分地发扬个性。虽然勃朗宁生活的时期文学已经由现实主义思潮主导，但是受到社会风气和浪漫主义遗风的影响，再加上悼亡诗表达情感的需要，故而在《展望》中读者看到的还是热烈奔放和直抒胸臆的笔法，是诗人的直接抒情。在《你已经长逝》中，拜伦开篇就用“年轻、美艳”“倩影、芳颜”形容妻子的美丽动人亦是此种直接抒情的例证之一。

而反观《沈园二首》，采用了大量的景物描写和意象进行铺陈，并使用象征、拟人等修辞手法将具体的悲伤情绪抽象化。诗人在诗作末尾才描绘故人身影仿若重现和诗人自身的悲怆凄凉，并未直接表達对于亡妻的思念，而是经过大量的铺垫之后才将自己的哀思传递给读者。这种委婉达意的方式与中国古代盛行的儒家思想不无关系。在儒家纲常伦理思想的影响下，夫妻情感需要屈从于伦理观念、男女大防，“夫为妻纲”“夫主妻从”的理念根深蒂固，奔放的情爱表达往往为世人所不容，社会风气较为保守。在宋代，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后，男女间情爱的表达更是受到了极大的束缚。于是，在中国古代的悼亡诗中，通过各种意象来间接抒发对于亡妻的思念和哀悼变成了更为常见的做法。例如，潘安在《悼亡诗三首》中写的“如彼翰林鸟，双栖一朝只。如彼游川鱼，比目中路析”亦是运用“双栖鸟”“比目鱼”等意象极写自己原本与妻子双宿双飞、和睦恩爱，反衬妻子亡故后的孤寂、痛苦之情，而非直截了当地表达其对于亡妻的思念之情。

由此观之，在表达方式上，西方的悼亡诗直白奔放，而中国的悼亡诗含蓄委婉。中西文化传统和社会风气的不同是导致中西悼亡诗表达方式差异的主要原因。由于西方社会注重实现人生幸福，并且有着热情奔放的文学传统，而中国古代社会受到儒家传统纲常伦理思想影响较大，社会风气相对保守，故而中西悼亡诗在表达诗人思想和抒发情感的方式上差别较大。

二、二者创作风格的差异及原因

除表达方式之外，中西悼亡诗在风格上也有较大差异，而此种差异在《沈园二首》与《展望》的对比中可以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总体而言，《展望》洋溢着哀而不伤、不惧困难的精神，语言豁然而明朗。尽管诗中的“大恐怖”—死亡可以带走妻子的生命，但是诗人却以大无畏的姿态昂首挺立，甚至向死神发起了挑战：

“大恐怖”赫然现身，挺立在前;

然而强者决不后退。

旅途到了尽头，顶峰已攀登，

比武场的栅栏已放下，

在取得酬偿之前，

还有一场硬仗，必须对付，

要去拼杀。

而在诗的结尾之处，正如上文中已经分析过，诗人又表达了在天堂中重新与妻子相拥的心愿。纵观全诗，丝毫不见悲伤颓废、自哀自怜的心境。相反，诗人对生命进行了哲理性的思考：死亡并不可怕，诗人将会以坚强勇敢的姿态面对死神，绝不后退。在与死神搏斗之后，将会进入圣洁的天堂，并且诗人有信心在天堂与妻子重聚。既然死亡无法将诗人与他深爱的妻子分开，那么妻子的暂时离去也并非无可挽回的悲剧，故而诗歌格调慷慨无畏。

而与之相反，在《沈园二首》中则始终洋溢着悲伤、凄楚的氛围。诗歌开头第一句就以一个“哀”字奠定了全诗的感情基调，使读者读之伤怀。其后，诗人又写令人伤心的桥下碧波依旧，而曾经相爱的妻子却已逝去，再也无法相见，颇有“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般的感慨叹息。第二首诗描绘妻子去世已逾四十年，甚至连梦中都不得相见。诗人自己也是风烛残年，正如沈园中的老柳一般年华不再。在诗人即将不久于人世之际，故地重游，不仅再次缅怀故去的妻子，并且也为自己逝去的年华而叹息，思及此不由潸然泪下。两首诗中充斥着诗人念而不得的遗憾和积结难消的哀思，格调哀婉悲凉，读来使人扼腕叹息。

而两首诗之所以在风格上有如此巨大的差异，与中西的思想观念不无关系。在西方，人们相信人死后灵魂升入天堂，所以人生并不止步于死亡，爱情也同样如此，相爱的两个人死后可以在天堂团聚，再续前缘。由于西方人坚信死亡不能分开一对爱侣，所以勃朗宁并不畏惧死亡，并且心中怀揣着与妻子再次相见的希望，故而读者可以透过诗篇，看到詩人心中高昂的希望和面对死神时的旷达。而此种超脱、豁达的风格在其他西方悼亡诗中也常常得见。例如在弥尔顿的《梦亡妻》中，诗人描绘了在梦中与逝去的妻子相见的情景：“爱、温柔、善良在她身上闪耀，任何人脸上显不出这样的喜悦。”与勃朗宁相似，弥尔顿也始终坚信，即使妻子已经溘然长逝，但是在信仰的支持下，他们仍可以跨越时空、超越生死，“再度在天堂无拘无束地细细瞻视”。

而在中国文化中，道家相信人死如灯灭。即人一旦死亡，便将生前所有的财富、成就、爱恨全部化为乌有，再不复现。即使拥有众多信徒的佛教宣扬转世轮回，但转世后的人却失去了前生的记忆，所遇之人、所见之事皆是全新，因此爱人也未必是前世的爱人了。所以，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死亡会使相爱的两个人永远分开，爱情像生命一样无法跨越死亡的界限。因此，当陆游想到与唐琬生时已无法相守，死后更是难续前缘，难免悲从中来，因而其笔下的诗作字字渗着愁苦，读来使人肝肠寸断。而悲痛、伤感亦是中国古代悼亡诗的典型特征。从元稹《遣悲怀》中的“他生缘会更难期”到纳兰性德《南乡子》中的“泪咽却无声”，字里行间无不满溢着诗人苦苦思念亡妻而又无可奈何、终不得见的伤怀之情，整体呈现出低沉、消极、愁苦的风格。

总而言之，在风格上，西方悼亡诗多呈现哀而不伤、旷达豁然的风格，而中国古代的悼亡诗则往往会弥漫着忧愁哀伤的氛围。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不同的思想观念导致的。在西方人坚信死后夫妻仍能够团圆而中国人认为今生缘分今生尽的背景下，中西悼亡诗呈现出迥异的风格便也是稀松平常了。

通过对《展望》和《沈园二首》进行对比，不难发现两首诗虽然同属于悼亡诗，并且同样抒发了对于亡妻的怀念之情，但是在表达方式和诗作风格上却存在较大的差异。前者直抒胸臆，毫不避讳地直言与妻子重聚的愿望，处处透露着不惧死亡、旷达豁然的精神;而后者则委婉含蓄，由景物写起，推景及情，表达对妻子思而不得的哀痛以及诗人自己对这份感情的忠贞，字里行间洋溢着悲怆和孤寂。而这种表达方式和诗作风格上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是由中西文化传统、社会环境以及思想观念的不同导致的。由于西方的文化传统与社会环境历来较为开放、直率，并且受到浪漫主义思潮遗风的影响，而中国古代多受到儒家纲常伦理的束缚，对于情感表达的限制较多，故而中西的诗歌作品呈现出迥异的局面。通过对这两首诗的解读，我们也能够加深对中西同类型的诗歌的特点以及相关背景知识的了解，从而进一步领略不同文化中诗歌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