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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播视角下的城市语言景观研究

2022-07-06李颖

客联 2022年10期
关键词:文化特征

摘 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语言景观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成为了城市文化传播的又一主要阵地。本文介绍了语言景观的国内外研究背景与发展趋势,阐释了城市语言景观的文化特征,梳理了语言景观研究的理论框架和研究路径,充分挖掘语言景观的文化传播功能。该文旨在为城市语言景观的研究提供新的分析维度,有助于我国学者对语言景观研究领域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究。

关键词:城市语言景观;文化特征;文化传播功能:多语使用

随着城市文明的不断发展,语言景观成为了代表城市文化的重要构成要素,同时也是一座城市区别于另一座城市的象征符号。语言景观能体现城市历史发展的痕迹,也是城市人文地理表征的体现,并成为城市独有的文化现象。城市语言景观的形成,既有城市地域因素的影响,同时也有地域文化的融入,其代表的是语言景观所在地区的人文环境。通过语言景观,能够实现对地域语言文化特点、历史发展等方面内容的研究。为此,语言景观也成为社会学、文化学、语言学、经济学乃至其它相关领域学科所共同关注的现象。进行语言景观的研究,能够促使我们对城市社会文化语境有清晰的了解和认识,也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刻了解语言景观背后所蕴藏的文化现象及人类智慧表现。语言景观实际上是文化的载体和传播媒介,是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归属于社会语言学的研究领域。也正是基于此,城市语言景观所反映出的社会文化价值也成为了语言学者所关注的重要话题,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

一、语言景观国内外研究背景与发展趋势

随着语言社会服务协同机制研究的发展,学术界已经把语言景观建设列为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其视为考察一个地域语言生态的重要环节。由于语言景观与文化内部的逻辑关系,目前许多国家都已经开始了对语言景观的分析、调查和研究的工作,并将其作为语言文化方面的重点研究领域,其中涵盖了民族语言活力、文化传播、语言政策、民族身份构建和多语现象等多个热点议题,并持续向纵深发展。目前,从国际上看,主要研究地区从东京、曼谷、伦敦、柏林、巴黎等国际大都市开始转到某个城市的某一特色区域。与此同时,国内学术界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视角也逐渐增多,广度和深度也有所拓展。但总的来说,大部分研究尚停留在语言表层研究,比如公示语和双语标识的勘误和对策、行业领域内部语言景观特征及语言景观宏观上的理论研究。而对于语言景观的深层次的文化交流功能,则缺乏专门、系统、深入的研究。从目前来看,未来研究有以下发展趋势。首先,构建具有本土特色的语言景观理论。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快和社会的快速发展,迫切需要语言景观对经济社会发展及旅游城市发展影响方面的研究,并尝试构建我国社会文化特定语境下语言景观的形成机制。第二,城市语言景观的文化价值研究。随着全人类的流动性增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影响力及文化传播力正成为跨文化语言研究的热点。因此,对于语言景观的研究不能只停留在单纯的语言层面,应站在弘扬优秀中华文化的角度下,聚焦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时代大背景,着力提升语言景观的城市文化的传播张力。

二、城市语言景观的文化特征

当今世界是一个包容性极强的世界,发展呈多元化趋势。正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随着信息技术的全面普及,海量的网络信息及相关服务已经融入到每一个人生活的点滴之中。人们可以在浩瀚的信息海洋中获取想要的多种信息。人们的思维和意识不可能再维持从前的单向认知,也因此呈现多元化的变化趋势。其中,也会因为个人的教育程度、社会角色、文化素养、感情认知等具体因素的不同而呈现千变万化的不同姿态。人类的创造力也因此得到开拓,而这丰富的擢升,毫无疑问地会直接刺激着城市景观文化建设的创作与发展。人们往往会首先了解一个城市的代表特色来了解一个城市,把握它独特的文化底蕴。而一个城市的语言景观,也会反作用于生活在这个城市中的人群,将相应的信息潜移默化地根植于他们的潜意识之中。无论是城市中的道路、公园,广场,巨大的雕塑,醒目的文字照片,还是城市中的自然山水湖泊、都是达成这个效果的直观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城市语言景观是社会语言学中的新兴领域,其目的为重点考察公共空间中各种及各类语言标牌的象征意义,其核心背景为“公共空间”,蕴含着一定的内在创设机制与相关思想意识,并非单纯的语言呈现或排列。并且有着它明显的文化表征。

首先,城市语言景观可以反映出一个地区甚至是一个民族的审美特质。在城市语言景观中,标牌上的字体大小、所处位置、标牌材质、色调明亮程度等具体情况,都在直接或侧面反映出当地文化表达的审美特色。在少数民族地区,如政府机构与事业单位,及旅游区景区标牌中,往往当地文字位置居中,较为突出与醒目,而在其他实用性標牌(如街道指示牌、公交牌、路牌等)中的该文字字体相对较小,而且偏离中心,往往不明显,仅被作象征性使用。比如,在我国成都市某些景区或者少数民族聚居地,藏语、汉语、英语通常两两混用或多语混用,其排列顺序如下:①藏汉双语形式:藏语在前(上),汉语在后(下);②汉英双语形式:汉语在前(上),英语在后(下);③藏汉英三语形式:藏语在前(上),汉语在中,英语在后(下)。在语言景观中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往往被作为商品化的文化符号。尚国文(2016)认为语言景观中的语言并非随意设置,通常处于经济层面的考量,并在官方领域的语言景观之中,将主导语言与多语存在的利用价值充分最大化。但是在这里必须提到,我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语言除了蒙语、藏语、维吾尔语、朝鲜语等几种语言之外,其他少数民族语言都因为缺乏相应的具体法律保护条例措施,而逐渐步入衰落与濒危中。

其次,城市语言景观还可以反映出当地的语言地位与语言认同度。我们可以发现,语言景观主体的相关差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因为受到语言政策的影响,官方与非官方标牌在语言应用上有着一定的差异,并反映在当地官方语言使用率及对外交流开放性上,尤其是全球化趋势的影响,当地居民消费区域标牌与对从地区上的语言标牌内容中可以推断出该地区主流语言种类,也就是说标牌中的主要使用文字的语言种类被断定为该区域的主要用语。中国2001年开始正式实施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对推广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及发展和规范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外国语言文字都做出了相应的法律规定。就多语标牌上字体的大小而言,汉语字体比其他语言的字体显得更大,更明显。从多语种标牌上文字的排列位置来看,官方标牌与非官方标牌有一定差异,像政府部门设立标牌或由政府部门统一安放的一些警示牌都属于官方标牌,而由私人或企业所设立的用作商业或信息介绍的标牌属于非官方标牌。

语言认同包括了文化认同与族群认同,而文化认同与族群认同并不相同,比如,中国人可以因为对某一异国文化感兴趣而产生对异国文化的认同,但通常并不会产生对异国族群的认同。我国大都市城市生态系统中不同文化的权势高低正是我们之前讨论过的官方语言景观与私人标牌语言差异的“错位”原因。比如,张斌华等人(2016)在相关调查研究中统计分析后指出,我国澳门民间语言的使用情况和政府语言政策存在相当的差异性,更加注重经济性。澳门官方依然有殖民地时期的屈辱残留,难改葡语在语言景观中的使用积习,而非官方早已逐步摆脱了这一历史遗留痕迹。与此同时,涉外商业区域使用英语较多,而当地居民生活区域的语言景观中英语使用相对较少。

最后,在使用多语的国家或地区的语言景观之中,语言使用顺序的先后及某种语言的突显性都可以体现该语言的重要程度、优先度与所占据话语权,选用哪种或哪几种语言,排列顺序先后,都蕴含有一定语言政策及规划的相对含义,非随机性选择。(尚国文、赵守辉,2014)。不过,我们在官方语言景观的调查中,发现主导语言全部为汉语,体现了官方意识形态中汉语的地位,而英语作为主要外语,虽然地位较其他外语高,但是只出现在次要语言中。在私人标牌中,英语作为首要语的标牌较多。多语城市语言景观是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标签,高质量多语种的语言景观建设是构建城市人文环境和国际形象的有效途径。

三、城市语言景观的理论框架与研究路径

这部分主要讨论的是城市语言景观的研究方法。

(一)理论框架

目前国内发表的有关语言景观研究的综述类论文重在概括语言景观的研究主题(如:李丽生,2015),讨论定量方法的实施细节(如:葛俊丽,2016), 或者统计国内语言景观研究的发展历程(如:章柏成,2015),仅有极少数学者尝试评述该领域的理论体系。其中,尚国文、赵守辉(2014)重点介绍了Scollon & Scollon 的地理符号学理论(Geosemiotics)、Ben-Rafael 的语言景观构建原则和 Spolsky 的标牌语言选择理论等,为国内语言景观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语言景观的基本理论假设叫语族活力理论,然后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超级多样性理论和都市语言学理论。它们在语言景观研究领域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首先,根据全球化社会语言学的定义,超级多样性是指移民社区的语言、文化和人口构成变得比以往更加多元、更加复杂、更加难以预(Blommaert, 2010)。超级多样性重点强调语言和空间的多样性和流动性,对语言景观研究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而都市语言学理论指的是针对都市语言景观的多种情况发展起来的综合性的新创设的灵活的理论体系。此外,学者们还提出了不同的理论来解释语言的流动性和复杂性。尽管都市语言学作为社会语言学的新理论还存在一些问题,但它启发了我们对语言景观的复杂性、流动性、多元性和符号性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

(二)研究路径

在语言景观的研究方法层面,目前国内外主流的研究方法是定量分析法,质性分析和民族志方法。

1.定量分析法

早期的语言景观研究大多数使用定量分布方法,通过统计各个社区标牌上的语言组合,得出每种语言的使用频次,再与当地人口分布数据进行比较,由此推断出社区的语族活力。这种定量研究方法能让我们能从宏观上了解社区的多语化程度,但问题在于,对如何确定调查范围、分析單位和标牌类型,依然存在真空地带。

2质性分析法

在认识到定量分析的局限性之后,学界普遍开始尝试结合各种质性方法来进一步提高语言景观研究的说服力。Manan et al.(2015)使用定量分析与访谈相结合的方式来研究马来西亚吉隆坡的语言景观,他们首先统计了5个街区的标牌语言使用情况,然后又通过采访店主来印证定量分析的结果。也有研究者纯粹使用质性方法研究语言景观。此外,还有学者借助其他跨学科质性方法来解读多语标牌的内涵。例如,Wetzel(2010)以传统话语分析和文学分析理论为基础,使用叙事分析法(narrative analysis)研究公共标牌的语体特征。她主张将公共标牌看作长篇文体的缩减版。

3.民族志方法

起源于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是指研究者采用观察、记录和访谈等方式尽可能全面地收集关于研究对象的所有信息。具体到语言景观领域,民族志方法要求研究者充分了解标牌所处的历史、政治、社会和经济环境,包括与标牌产生互动关系的社会主体(Blommaert,2013)。在具体操作层面,民族志方法较为灵活多样。Stroud & Mpendukana(2009)最早提倡使用“材料民族志”(material ethnography)来探究南非小镇的语言景观。通过考察标牌制作所用的材料和技 术,他们发现社区中存在“必需地带”(sites of necessity)和“奢侈地带”(sites of luxury)。在必需地带出现的标牌多使用本地物料和价格低廉的技术制成,而位于奢侈地带的标牌上的文本则有更强的互文性和更多的国际化特征。这种隐性的社会分层主要源于社会流动性的增强和人们对消费主义的追求。随后, Stroud & Jegels(2014)又将行走叙事法(narrated walking)应用到语言景观研究中。行走叙事指的是参与者携带录音设备,在根据路标指示行走的同时,通过叙事的方式记录自己的观察和感受。在对实验参与者与标牌和空间的互动过程进行观察分析后,研究人员发现,街道路牌实际上构建了一个空间话语体系,预设了人与人以及人与空间的互动关系。在符号景观中,这种潜藏的物质秩序掌控着人们的话语和行为模式。也有学者使用更为传统的民族志方法。Hirut Woldemariam 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居住期间,和来访的 Elizabeth Lanza 一起观察研究对象,访问商店老板。这些数据细节帮助 Lanza & Woldemariam(2014)理清了英语在国际品牌市场中的权势地位,也反映出人们对现代化的向往和对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期待。由此看出,语言景观中的每个语码选择都与当事人所处具体社会语言环境息息相关,而民族志方法更便于我们揭示标牌的历史和社会变迁的进程。

四、结语

总而言之,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具体地域中的语言景观水平高低可以充分体现该区域的文明发达程度与相关部门管理水平,勾勒出当地的文化品位,并间接反映出当地人民的文化素养,也能传播当地的文化特色。语言景观与文化发展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语言景观实际上是文化传播的载体和媒介,是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反过来,语言景观的形成必须依托于文化发展,而文化的发展又推动了语言景观的进步。语言景观在城市形象塑造中的文化价值不可小觑。我国语言景观环境建设之路依然漫长,有待我们从各个学科,如语言教育等方面,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探索,充分打造多语生态环境,来促进我国文化建设的良好发展,并利用汉语及英语等多语种作为沟通的语言桥梁,让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舞台,展现自身的风姿与魅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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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颖,成都中医药大学外语学院讲师,双学士,应用语言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应用语言学和跨文化传播。

项目来源: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外国语言文学研究中心资助项目:“宏观语言学视域下的成都市语言景观研究”(课题编号:SCWY2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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