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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幻的命运
——评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

2022-07-05

武汉广播影视 2022年6期
关键词:哪吒之魔童降世李靖魔童

李 璇

2019年上映的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截至2019年8月19日总票房已经突破41亿,并以连续24天单日票房冠军的成绩,[1]“收获了票房、奖项、口碑三丰收。”[2]成为某种现象级影片。电影中的“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台词曾一度成为网络流行语。时隔三年,与当初好评如潮的语境已拉开距离,留出了更多的审视空间,笔者对该电影进行重新分析,发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本文尝试通过分析该影片的主题内容、主题的置换与最终处理,探究影片所蕴含的丰富的社会文化意涵。

一.电影的主题

《哪吒之魔童降世》讲述的是有关命运的故事。电影里的不同人物就自身既定的命运做出不同选择。故事的展开以元始天尊将吸收了日月精华、由天地灵气孕育而成的混元珠炼化分为灵珠与魔丸为前提。天尊因魔丸将来会危害人间而对其下了天劫咒,天雷将在三年后摧毁魔丸;而灵珠将转世投胎为人成为李靖之子。由于阴差阳错,魔丸与灵珠的归处发生对调,魔丸投身于李靖之子,而灵珠则托生于龙族之子敖丙身上,由此开启了主角二人的不同命运。而影片中的其他人物如李靖夫妇、申公豹、太乙真人也为影片命运观念的传达而服务。

影视主角哪吒因生来便是“魔丸”转世而遭世人排挤,一番善意却被陈塘关的百姓误解,内心委屈的他干脆自暴自弃,时常捉弄他人,加深别人对他的成见“我是小妖怪,逍遥又自在。杀人不眨眼,吃人不放盐。”而在影片后部分,哪吒在亲情的感召下公然反抗自身的命运:“去你个鸟命,我命由我不由天!是魔是仙,我自己说了才算!”并以一己之力拯救陈塘关百姓于水火之中。守护一方的哪吒最终成功抵挡天劫,并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不屈从于命运的安排是能够扭转乾坤的。而作为哪吒镜像的敖丙,在面对自己的命运时,起初做出了与哪吒不同的抉择。敖丙生来便是妖族,即使生性善良也无法摆脱世人的偏见。并在影片后部分,敖丙由于肩上承载着重振龙族地位的重担,服从了自己的命运,做出了牺牲整个陈塘关百姓的决定。电影叙事的转折在敖丙听到哪吒痛斥自己“你到底是不是灵珠?我一个魔丸都活得比你像个人样!”并听到哪吒的“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后幡然醒悟,选择陪伴哪吒承受天雷。天雷因灵珠与魔丸的聚合产生所产生的巨大能量,外加太乙真人的协助而被成功抵挡,哪吒与敖丙的魂魄因此都得以保存。第三个为命运主题而设置的人物是敖丙的师傅申公豹。申公豹生来也是妖族,因妖族的身份而受到多种不公的安排,因此心生怨恨,服从了自己生来是妖的既定属性,企图采取错误的方式改变自己的命运。另为影片主题服务的人物还有哪吒的父母李靖夫妇。李靖是促成哪吒反抗天命的关键人物。哪吒在得知李靖向太乙真人请求以命换命,代自己承受天劫的行为后,明白自己误解了李靖向来严格要求自己、将自己关在家里的原因,内心对李靖形成的坚冰得以融化。在李靖的引导下,哪吒自我意识觉醒,懂得了命运掌握在个人手里并勇敢走向自己既定的天劫。传达该动画叙事观念的人物还有哪吒的师傅太乙真人。太乙真人在教哪吒本领时起了较大作用,并在影片的结尾单独占据几个镜头,发表关于命运的看法:“如果你问我,人能否改变自己的命运,我也不晓得,但是不认命,就是哪吒的命。”以此作为总结性话语再次呼应影片有关命运的主题。

二、主题的置换

美国电影理论家布里恩·汉德森曾指出:“重要的是讲述神话的年代,而不是神话所讲述的年代。”[3]《哪吒之魔童降世》奠基于古典神话,其原型哪吒“是汉文化儒家化之后几乎仅有的一个异数,代表对儒家父权社会及其价值体系的彻底反叛。‘剖腹刮肠,削肉还母,剔骨还父’这种在肉身上与父母的决裂,达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政治语境下一切叛逆者所无法企及的巅峰。”[4]哪吒故事的讲述折射当下的时代语境的特点,创作者在该影片中对古典神话中涉及的个体与父权间的伦理悲剧进行改编,将其置换为以反抗命运为主题的叙事。

《哪吒之魔童降世》对主题的置换固然有对官方主流政治文化的皈依,但其作为一部以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商业影片,更主要地在于使电影的故事契合消费者的兴趣点。在接受采访时,导演饺子也说:“艺术作品最重要的是服务于当前观众。”谈及这部电影的出发点,他说:“我做这个电影,是想给那些正在追求理想的青年人更多希望与温暖。”并称:“这是一个很好的时代,只要努力,总有机会。”影片主题的设计是基于一定的社会现实。而票房、口碑的反响,也恰恰证实了导演饺子对电影主题的设计迎合了观众的心理需求。“我命由我不由天”也因此从银幕搬到现实,成为2019年网络流行语之一。

“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台词能够被观影者从电影的具体叙事语境中剥离,得到较广范围的传播,是因为这句话击中了人们的痛点。台词“我命由我不由天”突出了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与大众渴望掌握个人命运的心愿相一致。对处在现实社会的人们来说,“天”指涉的就是不随个人意愿,来到人世便已决定的“出身”。“任何一个在社会分层系统中居于一定位置,特别是居于垄断位置和优势地位的社会群体,由于维护、扩大和延续自身位置和利益的需要,都会通过其他各种社会形式再生产社会分层系统本身,从而表现出一种强烈和顽固的“社会封闭”(social closure)倾向。”[5]由于社会流动空间的缩小与个人上升渠道的收窄,个人的生存发展受到结构性压抑,当个体的付出与回报与个人预期存在较大落差时,难免产生不满情绪。通过“我命由我不由天”的话语移置,以此激励自己。

观众在享受哪吒一己之力形成的反抗效果的叙事快感中,完成了自己的情绪宣泄,在观影过程中,《哪吒之魔童降世》引起了观众的情绪共鸣,观众在观看哪吒反抗自身宿命时将自我想象为反抗的主体把自身代入其中。哪吒在电影前半部分多次受挫,然后在遇到外界强制性力量压抑后突然爆发,并推翻强力为观众提供巨大的叙事快感。

但在观影结束后,被该动画点燃的兴奋情绪难以转化为改变现实的实际动力。原因在于以下几点:从电影本身来看,《哪吒之魔童降世》的故事发生的时间、空间与电影的观赏主体相距较远,因此观赏者的主观经验与虚构情节存在一定的距离,而电影银幕作为一种隔离进一步扩大了审美距离。观众由电影所激起的抗争意识更多地停留在观影过程,视电影为一种审美的对象而较少将被激起的情绪延伸到银幕之外的现实世界。

其次,个体对现实中的规则进行反抗往往会伴随难以预料的风险与后果。当人们觉得在现实中改变命运的希望渺茫时,哪吒的成功反抗也就成了观赏主体的一种替代性实现,为他们提供心理补偿。“替代性满足”源自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心理学。弗洛伊德认为当人们对原初对象的欲望因受到阻碍而无法满足时,就会寻找一个接近原初对象的替代品使自己的欲望得到满足,从而消除紧张和焦虑的情绪[6]。于是短暂的快感难以转化为现实的行动力量,“我命由我不由天”便更多地停留在了话语表达而非现实实践层面。

三、主题的处理

《哪吒之魔童降世》中哪吒能改变自身命运是基于自身反抗意识的觉醒与他力的帮助。哪吒从叛逆之子到反抗命运、守护一方转变是爱的感化结果。影片后段插入了李靖向太乙真人请求以自己之命换哪吒之命的请求片段,哪吒目睹李靖这一做法后,内心与世界为敌的坚冰因此化解,并撕掉了李靖的换命符,勇于承担属于自己的命:“我自己的命自己扛,不连累别人。”而哪吒在后续过程能够成功扛住天雷,得益于敖丙的幡然醒悟与太乙真人的帮助。之前屈从自身命运的敖丙在哪吒的“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的话语后与哪吒一起承受天雷,魔丸与灵珠因此融合成混元珠,形成抵抗天雷的巨大力量。

虽然哪吒在最后的结局似乎是成功地“逆天改命”,但所改的命运具有虚幻色彩。影片开始,哪吒的人生轨迹便由“天命”这一无条件接受的超自然力量决定,实则不然。“命运”之所以称之为命运,意味着它的不可掌控性,意味着它是外在于人的、属于宇宙本体的运行力量,它不因个体的行动而发生改变。《哪吒之魔童降世》则将命运的无常纳入个体可控的范围:首先,使命运的神秘的力量可见化。影视主角哪吒之所以会成为魔丸不是由上苍的那双看不见的手所造就,而在于申公豹从中作梗。申公豹将魔丸与灵珠进行调换,于是本应托生于哪吒的灵珠转移到龙族太子敖丙身上,而魔丸却附着在哪吒体内,从此开启了哪吒以后遭人排斥的命运之门。其次,哪吒所反抗的命运不是彻底自为的,它的运行可以因为个体的行动而改变。在影片中,哪吒的命运竟可以与李靖的命运进行交换,同时还能在其与敖丙、太乙真人三者的合力下改变命运的奔流方向,保住了自己与敖丙的魂魄。

影片里命运的虚幻性使影片的境界急转直下,命运主题的深邃与吊诡都被淡化。在该动画中,采取全知视角多次呈现哪吒不受欢迎的场景,多镜头展现哪吒因命定魔丸的身份而与陈塘关百姓产生的诸多矛盾,容易唤起观众对哪吒的同情。到影片后段,敖丙的“别挣扎了,你生来就是魔”使哪吒到达情绪的爆发点,“是魔是仙,我自己说了才算!”哪吒在与外在强大力量的抗衡中极大彰显了个人的主体力量。“崇高感是一种间接引起的快感,因为它先有一种生命力受到暂时阻碍的感觉,马上就接着有一种更强烈的生命力的洋溢迸发”[7]哪吒的行动体现了人存在于世的一种本源性力量,易激起观影者的崇高之感。但影片对哪吒遭受天雷的部分进行了简单化的处理,哪吒的内在韧性没有得到深度探索,其人性支点的支撑强度在三人合力便短时间内扭转命运的结局中被大大削弱了。同样是关于命运的主题,哪吒的故事与西方的俄狄浦斯、西西弗斯等人物的不同,俄狄浦斯的命运揭示的是人的有限理性在宿命前的无力,人为摆脱命运所做的种种努力反而让命运的发展方向悖于人的意愿,令人心生恐惧;而西西弗斯的故事则是关于人反抗命运的徒劳无功,西西弗斯凭借自己单薄的肉体周而复始地推动巨石以此表示自己对永恒天罚的反抗,使人肃然起敬。西西弗斯的伟大由命运的非人性造就,命运的自为运行使西西弗斯身上人性力量的伟大得到最大程度的展现,“这种精神为己自定的纪律,这种彻头彻尾人造出来的意志、这种对立,都具有某种强力和特殊性。”[8]西西弗斯的徒劳无功在其生命意志的照耀下,将被动的受难转化为探寻生命意义的主动,达到了精神境界的永生。人的伟大由现实的非人性造就,生命意志在永无止境的抵抗中比超自然力量更显强大。《哪吒之魔童降世》的现实由于人力的牵绊而得以改变,在削弱了人与命运对立带来的恐惧感的同时,也削弱了人自身。

四、关于处理的思考

“改编研究依然得考虑在文本印刷符号向影片视觉符号转换时会产生的一系列互文问题:改编者的文学—文化—历史背景、改编活动发生时的历史—文化—技术背景、改编作品与原文本及文化—文学(批评)语境的关系。”[9]《魔童降世》哪吒反抗自身命运的成功基于导演饺子自身的经历,同时也满足了观影者大团圆结局的审美期待。

哪吒反抗命运的成功融入了导演饺子(本名杨宇)自己对命运的理解:导演杨宇从小就热爱绘画,并在大三时决定追逐内心的动画梦。缺乏专业知识背景的他买遍当时所有与三维动画制作相关的书籍自学,从药学专业毕业后就制作了一部动画短片,并以此入职当地一家广告公司,后因不愿受束缚毅然辞职,在父母的支持下历时三年半完成了短片《打,打个大西瓜》,斩获30多个国内外大奖。正因为这部短片,杨宇才顺利进入“XXL超大号想象力”投资项目,创作了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10]。而在创作动画的过程中,导演饺子自己也说:“我经常觉得要完不成了,每次都会遇到很多不可跨越的坎儿,但死磕下去,这部电影最终还是出来了。”导演饺子创作经历了许多的曲折,而最终取得的成功可以说是影响哪吒命运走向的因素之一。

《哪吒之魔童降世》命运的主题在牵涉了人力后有所改变,影片所呈现的命运是具有道德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无论是爱子心切的李靖夫妇,常惹祸端的哪吒,还是出身妖族的敖丙,内心都是善良的,电影为他们安排的结局也是令观众满意的、较好的结局,而电影中的作恶者申公豹,他的心愿没能得逞。不止是《哪吒之魔童降世》,近年来出现的如《大圣归来》、《大鱼海棠》、《白蛇:缘起》等影片都遵循了类似的叙事逻辑:道德良善者往往有圆满的结局。

这些按商品规律运作,以遵循着经济效益为首要目标的商业影片,深谙观赏主体的审美期待。观影主体往往在观影前,便形成了对该作品的期待视野。创作者在创作时,总会与潜在的电影接受者对话,对其欣赏趣味、审美期待进行揣摩,从而尽可能适应和迎合他们的心理期待,满足他们的审美需求。大团圆结局作为一种长期存在的复制机制和生产机制,能够一定程度体现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与道德期待“无可质疑,一个民族的审美心理定势或者说审美诉求确实氤氲着一个民族的道德观念或者道德期待。也可以反过来说,一个民族的道德观念必然投射在本民族的艺术表达中,尤其播撒在那些为普通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中。”[11]

“好人终有好报”的大团圆结局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心理定势,深深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土壤“文化构成的质的规定性规范着思维方式的内在属性以及思维认知、审美意象的指归。”[12]其从兴起到发展再形成具有超稳定性的思维范式离不开中国文化的影响。

我认为吴士余在《中国文化与小说思维》中阐述的中国文化对小说思维的几点因素同样适用于中华民族超稳态的大团圆审美定势。

首先在于儒家文化的影响。“儒文化是哲学先验论与道德论的融合,它的一个重要涵义是,将伦理道德中心主义渗透于感知世界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之中。自然,它也制约和包容着民族文化心理与审美思维意识。”[13]在儒文化的影响下“形成以人为主体审美对象,伦理道德的价值判断为审美目的运思趋向和思维图式”[14]。儒文化伦理本位思想“把审美纳入褒善贬恶的思维层次”[15]。

其次是中和精神的渗透。中和精神提倡无过无不及的适中原则“‘和’是一种人与自然均衡、和谐,个体趋同于社会及群体的文化精神。”[16]这种精神“以承认事物的差异性和对立为思维起点,又以事物的均衡、和谐的统一为思维终点”[17]。中和精神提倡“对立的双方都在适当的限度内发展,不偏不倚,不走极端,以保持整体的融洽和谐。”[18]中和精神对人的思维影响在于人在构建冲突时总是使矛盾双方的对抗存在于适当的限度之中。由此削弱冲突的张力,淡化了悲怆感。

再则是佛家思想的影响。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代传入中原本土,并在后期被同化为民族文化类的一部分。在同化过程中:“佛学将印度佛教经论中的缘起论和因果观念引入了中国文化的思维机制,从而使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认知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19]佛教的善恶因果律在德性与幸福间建立了一种具有规律性的内在联系,为中国传统道德做出重要补充“善业恶业在因果律的作用下就形成善业善果、恶业恶果的善恶报应。”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德性与幸福并不能完全统一。“当不幸事件不断发生,人的自然欲望遭受挫折,在悲欢祸福之间又找不到合理的正义原则时,人们就会困惑不解,说不清楚为什么在一个看来遵循道德秩序的世界里,竟会出现这样悲惨不幸的事情。”[20]这种现象的广泛存在会动摇人们的道德信仰,而佛教的善恶因果报应说迎合了人们的道德理想,消除了人们对现实的福德不统一的不满,为现实遵守道德的人提供希望与安慰。“宗教教义一般教导人们行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与恶的行为是通向天堂或地狱的条件。作恶多端必有恶报,这样一来,人们也就超越了现实的苦难。”[21]于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成了中国人的口头禅,它是人们关于现实人伦调整的呼唤。

五、结语

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将古典神话人物置于当今时代语境而获得如潮的好评,反映了其深谙观影者的爱好。无论是电影主题的置换还是主题的最终处理,都迎合了观影者的心理。影片主题聚焦反抗命运,为对现状怀有不满但又碍于实际厉害关系而阻碍行动的观赏主体提供一种替代性满足以完成情绪的宣泄与想象中的自我反抗。而影片道德因素的介入使命运的自为性遭到削弱从而纳入人力可控的范围则满足了大众超稳态的道德期待与审美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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