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书峰 杨欣欣

2020年9月，《北京志·广播电视志（1994-2010）》正式出版。作为北京市广播电视系统组织编修的第二轮专业志书，详实记录了1994年至2010年北京市区域内各级广播电视的发展情况。进入新时代，以北京广播电视志为代表的传媒领域编纂出版的专业地方志，体现了记录广电历史、传承文化精神、拓展方志功能的时代价值。

《北京志·广播电视志（1994-2010）》全书共103万字，开篇为彩页，文字部分在概述、大事记之后设五篇分述，分别是广播篇、电视篇、新媒体篇、产业篇、管理篇，最后设附录。全书按照时间脉络，对1994年至2010年期间发生在北京地区广播电视各个方面的发展变化及取得的成就，进行了详细记述。与目前全国已出版的第二轮省级广播电视志相比较而言，北京广电志的记述详实、充分，体现了编纂团队在资料收集、内容设计上的用心和投入程度。从第一轮全国广播电视修志的经验来看，虽然字数多的不一定是好的志书，但字数不足，则很容易记述不够系统，或者对重要内容记述得不够充分，甚至有所遗漏。从1994年至2010年，正是全国广播电视改革创新最有活力的时期，无论是广播电视与之前或之后相比，还是将广播电视与其他媒体相比，浓墨重彩地记录广播电视的发展改革，与广播电视作为这一时期的主流强势媒体地位是相称的。

《北京志·广播电视志（1994-2010）》与其他地区所编纂广播电视志的最大不同，在于记载了坐落于北京的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中国教育电视台等的内容。这体现了北京市作为首都的特殊属性和功能。本轮修志还比较全面地记载了北京有线电视台的情况，编纂团队动员、采访了多位亲历者，从技术、节目、宣传、管理等方面，通过采集使用个人口述、工作日记等多种史料，比较全面地记述了这一在北京广播电视史上十分重要的广播电视机构情况。对北京有线电视台的体制改革、技术创新、节目制作等方面都进行了详实充分的记述，对目前已经停办的机构进行的抢救性质的记载，体现了《北京志·广播电视志（1994-2010）》强烈的资料意识。

广播电视与老百姓最密切相关、喜闻乐见的，是广播电视中播出的节目栏目影视剧，这部《北京志·广播电视志（1994-2010）》延续首部志书的优良传统，记述了这一时期中央、北京市上百个优秀的、重点的广播电视节目。这也是志书读者最关心、最熟悉、最感兴趣的内容。编纂志鉴，尤其是专业志、专业年鉴，最常见的问题就是“内视性”资料过多。由于志鉴的编纂一般是由政府机构牵头，编纂者往往容易把重点放在政府机构或主办单位做了些什么，或者虽然也重视这一事业本身发展的宏观成就，但却忽视了与社会大众需求最相关的内容的记载。而以《北京志·广播电视志（1994-2010）》对广播电视节目栏目剧目记载的用心程度来看，凸显了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优势和特点，提高了可读性，有利于志书走向大众、发挥作用。

《北京志·广播电视志（1994-2010）》对广播电视产业及新媒体的记载，也是非常及时、恰当的。当前，广播电视在向网络视听、媒体融合、智慧广电的方向发展趋势明显，而在本志书所记载的这一时段内，广播电视的产业经营、广播电视的新媒体业态探索正是发展最蓬勃、最有朝气和活力的时候，取得了历史性的进展和收益。《北京志·广播电视志（1994-2010）》对于产业、新媒体都设专章记述，体现出非常浓厚的时代和专业特色。

《北京志·广播电视志（1994-2010）》的编纂充分集中并发挥了行业的力量，凝聚了集體的智慧，众手成志。这在全国广播电视志的编纂中是有代表性的。从涉及面看，一部省级广播电视志的编纂，一般都有上百人以不同程度参与，分工合作。其中搜集资料环节涉及人员最广，从一线工作人员，到退休的亲历者，还包括一些因工作调动离开原岗位甚至原单位者，都有可能参与到资料搜集提供环节中，而资料的搜集工作也不止一次，不限一时。如北京有线电视台虽已撤销，相关人员或退休或调离，但围绕北京有线电视台的资料搜集，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史志办多次召开专门会议，不止一次请老同志专门进行回忆、查找工作日志等。从编纂跨度看，一部广播电视志书历经搜集资料、架构篇目、撰写稿件、修改核实等各个环节，历时几年甚至十几年。从分管领导到资料提供者再到具体编纂的核心团队，参加志书编纂的人员因个人原因或工作原因进行调整，是非常普遍的事情。这一过程中，相关参与人员都浸润在志书编纂中，对广播电视的历史更有机会进行回望，加深了对广播电视工作者自身身份的认知和认同。

广播工作者或者电视工作者对自身的定义，对于自身身份的认识和表述，是一种有意识的表达，而且日趋标准化。之所以出现这种标准化的趋势，是因为建构这套表述的广播电视工作者，不管属于哪个地方，从事何种具体工作，他们对自身行业的感受都大同小异。他们都是在同一个广播电视文化的框框里，表述自己的行业认同。“人们通常正是在社会之中才获得他们的记忆的。也正是在社会中，他们才能进行回忆、识别和对记忆加以定位。”

广播电视行业的认同，至少有三个层次：一是官方与社会的工具认同；二是传媒行业的专业认同；三是广播电视行业内部的文化认同。所谓官方与社会的工具认同，是指广播电视事业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特殊性，广播电视既是大众传媒工具，又是党和政府的重要宣传思想阵地。这是官方与社会对广播电视普遍的工具认同。所谓传媒行业的专业认同，指的是广播电视与其他媒体如报纸、期刊、网络等有明显的区别，与传统的“纸质媒介”报纸、期刊有明显的区别，在不同种类媒介之间的竞争中，广播电视成为独特的存在。所谓广播电视行业内部的文化认同，指广播电视虽然并非同一种传播媒介，但与报纸、期刊等纸质媒体相比，广播电视所采用的视听语言与文字语言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同，也带来思维方式、工作理念的差异。而且，从实践和历史发展角度看，我国的电视无论科技、人员、管理等各方面都是从广播中生发出来，并一直合并管理至今。广播和电视在技术基础、技术原理、传播特性、传播方式、管理方式、历史承续上都存在很多共同点。从1940年延安人民广播开办，到1958年中央广播事业局开办中央电视台，广播和电视之间的内部文化认同是相当牢固的。这成为凝聚广播电视文化与精神最牢不可破的前提和基础。

史学界对地方志功能的探讨由来已久，基本达成的共识是“资治、存史、教化”。然而，有关的探讨均是以地方志文本编纂成书出版后的成果为关注对象。实际上，地方志编纂参与人多，覆盖面广，持续时间长，有关教育培训贯穿编纂活动的始终。整个编纂活动较为深刻地影响了因编纂地方志而聚合在一起的人群，他们有的是处于核心地位的组织者和编纂者，有的是基于专业知识参与的审稿者，更多的则是在一线工作的专业资料提供者。

首轮北京广播电视志出版后，北京广播电视局史志办自 2009年底即开始筹划第二轮志书编纂工作。2011年6月，《北京志·广播电视志（1994-2010）》召开启动大会，此后经过初审、复审、终审和出版四个主要阶段，共进行了16次大的修改。在这一过程中，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史志办组织召开专家审稿评议会30余次，研讨会、专题会、推进会等20余次，征求专家及部门意见90人次。在具体撰稿中，实行分篇负责制，由5名撰稿人分别撰写志书分述的初稿，正式出版前又根据出版要求进行了多次统稿修订。《北京志·广播电视志（1994-2010）》编修的牵头单位是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史志办，参编单位包括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中国教育电视台、北广传媒集团、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各区县广播电视机构等十几家单位。主要参与编写人员80余人，协同资料收集和志稿撰写上百人。

地方志編纂活动，是社会记忆不断被集体创造、修正、记录的过程。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社会发展被新技术深度改写，人类文明正在由新的载体试图重新记录和书写。面对集体记忆被重写、解构的可能，地方志这一载体在新时代仍有重要意义。作为广播电视志编纂的实践者，应跳出地方志文本到底是为现实服务还是重在存史的分析框架，将眼光拓展至广播电视志编纂的全过程，动态关注地方志编纂活动本身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和功能。

无论广播电视志成果，还是地方志动辄长达十年的编纂过程，两者对事业发展而言同样具有较强的正面意义。在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国年鉴地方志事业转型升级的背景下，我们更应关注年鉴地方志编纂过程和活动，审视其建构地方记忆、凝聚专业理念的功能。既提高广播电视志编纂质量，又可以在潜移默化中实现地方志的社会整合功能。

作者刘书峰系中国传媒大学档案馆（校史馆）编审、中国广播电视年鉴副主编

杨欣欣系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

【编辑：左志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