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林

河南作家张中民的长篇小说《远方有多远》主要讲述了创业者姚远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在深圳下海经商的奋斗过程中，从遭遇破产、跳江自杀到跟随他的伯乐（小说的男二号晁总）东山再起，再到最后独立自主做大做强、终于走向事业情感双丰收的故事，是一部典型的当代商界小说、创业小说。其中贯穿了都市情感的线索，即姚远在创业道路上重新崛起的过程中与两位女性——他的妻子余静和晁总的贴身秘书小刘之间的情感故事。

一、以传统道德理性熔铸当代中国商界“经济人”的经济理性

就叙事伦理角度而言，《远方有多远》作为商界小说，作品里在自利中实现自我发展的经济理性和以知遇之恩、夫唱妇随、兄弟义气等为代表的传统道德理性交织，后者更加占据小说伦理关系的主导地位。小说将姚远塑造成一个世俗意义上从遭遇挫折、一无所有、债台高筑，到凭借个人才能逆袭成功、取得事业情感双丰收的当代民族创业者典范。从姚远的身上，不难看出其和一般商界小说所塑造的“经济理性的人”相一致。西方经济学“关于人性的假设——理性人假设”是一个最基本的假设前提。按照这种假设，人是通过深思熟虑的权衡和计算来追求最大利益的，而“这种私利就其狭义而言，是由预测或预期的纯财富状况来衡量的”。理性人通常也被称为“经济人”，“经济人”是亚当·斯密提出的一个著名假设，它具体是指“信奉交换逻辑和货币哲学，在经济活动或类经济活动中，谋求效益最大化的个体主体”[1]。这一理性的内涵表明，任何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总是自利的，其行为总是服务于自己的个人目的；“利己”是人最根本的品质，那么，出于自利的效用最大化追求，也就不仅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同时也具有促进人的发展的合法性了。也就是说，在大多数商界小说中，经济理性支配了道德伦理，而与传统的道德理性呈现出断裂的状态。

在有些商界小说中，基于自利的经济理性与促进人发展的道德理性是相伴相生的，在一般情况下，经济理性往往还体现出对传统道德理性的反叛。如杨虹在概述新世纪以来中国商界小说在道德伦理上的一般特征时指出：“他们在以‘经济人身份成为精彩绝伦的商业叙事中的主角的同时，也成为传统伦理的坚定的反叛者。当然，反叛常常也表现为对优秀道德传统的否定，譬如基于自利的绝对自私、对信义仁义的野蛮践踏等等。如此一来，背叛朋友、背叛亲人、出卖爱情、出卖良心等行为，在作品中也变得司空见惯。”[2]

但这部小说因写出了一定的新意而引人关注。比如主人公姚远和晁总，不论是与他们事业上的合作者，还是与他们的情感归属者之间的关系，既有一般当代商界小说中以利己为核心的经济理性所主导的现代伦理，也有在他们的伦理关系中大量地贯穿着以知遇之恩、辨忠锄奸、夫唱妇随、兄弟义气等传统道德理性内涵，与经济人的自利理性相互交织，体现出一般现代商界小说“生意是生意，人情是人情”的经济理性支配原则，从而奠定了这部出现在21世纪的现代商界小说倾向于传统道德理性的叙事伦理底色。

这种传统的道德理性，首先是通过晁总对素昧平生的姚远形成伯乐与千里马的知遇关系来体现的。晁总对姚远的大力提拔、重用、倍加信任和支持，与一般当下流行的现代商界小说中老板与新人之间的关系不同。在当代一般的商界小说中，老板对新人苛刻的考评，新人费尽心机上位的那种经济理性主导的情节模式，并没有占据身为老板的晁总和作为高级打工仔的姚远之间关系发展的主调。晁总和姚远的关系，这是前浪与后浪两代创业者之间伯乐与千里马那般的知遇之恩，是两代英雄之间基于相似人生经历的惺惺相惜。这样一种雇主和雇员的关系更接近传统的明主与贤臣的关系。

另外，传统的道德伦理关系还体现在姚远与他的竞争者之间的关系上。姚远在新天地公司逐步上位升职过程中的人际关系、斗争模式，和传统的宫廷斗争历史剧中忠奸二元、明主断案的模式是相同的。姚远从走马上任人事部经理，逐步经过复杂的人事斗争，终于凭借个人能力取得晁总的充分信任，其中主要是因为他作为经济理性人在商业活动中展现出的非凡组织管理能力、谈判合作能力等；小说将姚远的主要竞争者塑造为企业经营管理上的旁观者，为了保住自己的职位欺上瞒下、贪污腐化、勾心斗角、得过且过，写出了一部分人物的常态化和故事情节的现实性，作者这样写大概是由于小说对新天地公司人际关系的描写受到传统小说叙事中“明主—贤臣—奸佞”的三元模式的框限和影响，从而构成了这部商界小说伦理关系的建构基础。

传统的道德伦理关系替代经济理性主导下的现代伦理关系，还体现在姚远与他的帮扶者、支持者之間以江湖义气为核心道德内容的关系中。这主要通过借钱、还钱这样的经济行为中的心理动机和言语表现等来展现。如小说中的杨亚彬和王德伟受到厂内奸佞何心安的蓄意挑唆上门讨债的情节，就足以说明作者在这方面的用心，而这个恶意讨债的情节，则成了姚远得以继续上位的桥段。小说中其他部分涉及借钱还钱的细节，都不再有浓厚的经济理性层面的互相算计，而贯穿着英雄落难、拔刀相助，相互支持共渡难关的江湖义气，体现出作者在写作中的二元性。比如，当姚远还不上钱时，他对曾经帮助过自己的恩人李建峰的人品做了解读并给予信任，就能说明这一点。

再看赵爱军借给姚远钱时的心态：“他也知道南方竞争激烈，压力大，在那里干事业难度不小，所以他根本没打算向姚远催讨。接到姚远的电话，突然听到姚远说要还钱给他，赵爱军不由吃了一惊，他当即问起姚远公司现在的经营情况。”[3]

再如李建峰在姚远还钱还利息时候的反应：想到曾经一败涂地的姚远，竟然能从失败中站起来，还把事业做得这么成功，如今已经成为行业中的佼佼者了。他不由感慨地说：“一路走来，经历了这么多磨难，不容易啊。如今总算有了自己的事业。姚远，我们是朋友，我怎能收你的利息，算了，就算是我对你事业的支持吧！”[4]

传统的道德伦理关系除了人与人之间的江湖义气，还体现在小说对人与故土关系的描写中，充分体现出作者对苟富贵勿相忘的乡土情结、乡党之忆的执着，这主要体现在姚远在回乡探亲的时候人物的心理活动和价值诉求上：如姚远回到家乡河南找赵爱军借钱一部分的描写，和对这次回到家乡后的所见所闻及亲身感受，就能证明出这一点。

二、以男性为主导的传统伦理观支配对女性形象与婚恋关系的想象

这部表现当代创业者个人奋斗历程的商界小说，以传统道德伦理关系为主导，还表现在作者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和对小说中男女关系所作的选择，都体现出男主外、女主内，夫唱妇随、男强女弱的传统伦理关系。从叙事功能来说，小说对女性知性、理性、独立决策等功能表现描写得十分到位，女性在小说中的功能在事业和家庭两个方面基本都处在从属被动的位置上。男人作为经济理性动物体现于商场角逐，而女性的经济理性，则体现为她们将自己的全部精力全然投资于男人，从事家政、生育、服务等活动，成为男人事业的情感附属品，成为被圈囿于附属在经济理性化的情感领域内的动物。这也许是作者一贯对传统文化的坚守所作出的选择与判断。

小说对女性的塑造一是外貌、风情的描绘，二是对其辅助性功能的表现。小说对女性的描绘是经过男性的审视的。有一个细节互文性地将女性比喻为瓷器，更加凸显出小说在女性审美方面的男性视角：“小刘的话让姚远愣了一下，他旋即伸出双手，捧住小刘的脸颊，像是在审视一件精美的瓷器。他凑过身子，在小刘的额头轻轻地吻了一下……”[5]

两位主要女性以外貌描写亮相的时刻，也都是从男性的角度描绘的。小刘的第一次出场就是在姚远的审视中：“姚远这次之所以注意他，除了老头儿长相特别之外，还有他身边那个个头高挑、长相漂亮的年轻女孩儿。女孩儿看上去不过二十岁出头，身材婀娜多姿，脸蛋白里透红，一双杏核大的眼睛水汪汪的，透出一种说不出的清爽，脑后梳了条马尾，上边一件紧身衣，下边一条质地良好的鼠灰色裙裤，虽不怎么时尚新潮，但把女孩儿的心性和品位全都衬托出来。”[6]

关于余静出场时的外貌描写也完全落在晁总的审视中：“陪伴在姚远身边的不是年轻女孩儿，而是一个长相漂亮的少妇。这女人鬓发如云，长发如瀑，鹅蛋脸，双眼皮，杏核眼，皮肤白皙，身材高挑，腰肢纤细，长相俊俏，浑身上下透出一种成熟女人的魅力，是那种看一眼就会让人难忘的女人。就是因为这个漂亮女人，老头儿不由得多看了姚远一眼。”[7]在这里，作者有意将男性视角写得更主观一些，就把作者对待女性的心态勾勒出来，而在后来的描写中，两个女人虽然没有交集，但是通过叙述的背后，看出了她们对对方的审视与反观，体现出作者创作中的别具匠心。

在整部作品中，小说的职场女性主要是小刘，作者对小刘的功能描写多半是对于男性主人公起到可供支配、使用或者辅助的功能和角色，比如陪同、接待、传达、打探消息、通风报信等活动几乎构成了小刘这位女性活动的全部。而一旦涉及高级一点的认知或实践行为时，女性往往被表现为无知无措或不闻不问，这大概就是作者男权主义的集中体现，这与一般的当代商界小说有着一定的区别，这是作者对这样一部商界小说的另类书写，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我想作者作出这样的选择，是为了进一步凸显姚远自始至终完全靠着独当一面，最终赢得全面胜利的男性中心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小说所重点塑造的另一个主要女性形象是余静，这个形象被定义为一个理想的贤妻良母，主要履行照顾姚远的个人生活，在他事业的迷茫困顿期提供情感支持，生育孩子等功能；而相应地，姚远对余静则主要承担在经济上提供安全等功能。在余静的身上，作者寄托了一个男人对母性、妻性的完美幻想。

母性是作者突出余静的第一个方面。余静正是以在医院精心照料落难跳水的姚远的母性角色出场：

余静除了每天一日三次按时按点给他打饭，还给他洗脸、洗头、擦洗身子、泡脚，甚至连牙膏她都提前帮他挤好。

洗洗涮涮，打扫卫生，一连几天余静都忙碌着。她是一个敏感心细的女人。临走之前，她已经安排好了姚远的一切，包括为他洗好被褥床单、衣服鞋袜，整理好生活用品，凡是姚远需要用到的，她都帮他整理得规规矩矩，有条有理。[8]

而当姚远从被打回婴孩原型的人生谷底逐步爬到了事业的平台上升期，余静的功能也由母性转移到了以为姚远生育孩子为主的附属的妻性：

姚远，我比你清楚眼前的情况。何况我也不是非让你现在就带着我出去的，你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好好工作，多赚钱。我很快就要生了，还是把心思放在眼前的生活上吧，为了我和孩子，你一定要争气，给我们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

看着一脸幸福的余静，姚远抬起头望着前方的高楼大厦，心里突然升起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他暗暗地在心里说道：“这辈子我决不会就这么平庸下去，我一定要出人头地，一定要挣很多的钱，一定要实现自己的理想，不辜負余静的期望！”[9]

而小说对姚远前妻的表现，也集中于前妻离开前任丈夫后生活的落魄，没有尊严地接受回乡探亲的前任丈夫的施舍，男性中心主义的倾向表现得尤为明显：

“啥不错？”前妻嘴角一牵，苦笑一声，“就他那个好吃懒做的死样子，我能好到哪里去？唉，就这样凑合着过吧！”说着叹起气来。 “给，这是三千块钱，你先拿着花！今后有什么困难，你只管提，能帮的我一定会帮。”

“这、这多不好意思……”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看着前妻那蓬乱的头发，那一身破旧的厂服，姚远心里涌出一股怜悯之情，“拿上吧，钱不多，知道你们不容易，这钱就算是我给瑶瑶的生活费。”

“好吧，那我就拿住了啊！”前妻伸出粗糙的手把钱接了过去，随即垂下眼睛犹犹豫豫地说道，“你既然回来了，要不，到家里坐坐喝口水？”[10]

小说不但完全以男性中心主义的视角塑造女性形象，还以这种视角构建了男女关系。这主要体现为小说对姚远与这三位女性之间关系的处理，对姚远新旧两段婚姻和他婚外情关系的合法化修饰。

小说选择让主人公姚远在离开老家、下广东闯荡之前结束了上一段不幸福的婚姻，连对女儿的抚养也包干在前妻的肩上，并通过前妻改嫁的情节设置为其后余静的合法登场铺平道路；接下来，在姚远开始创业、事业遭受挫折的时候和上升期，有了技校同学、贤妻良母余静的精心陪伴和照料；而在事业成功阶段，小说又为姚远添了小刘这样一个情人，并且借助酒后乱性，姚远在模糊的意识下错把小刘当成余静而发生关系，最后又以俩人的事业合作伙伴关系来完成这段婚外情的合法化。

这部小说所构建的男女关系，也正是传统男人对女性的全部想象：事业起步前可以全然摆脱女性的恶魔性，毫无负担（与脾气凶狠、性情懒惰的前妻离婚，而且连女儿也判给了前妻）；在事业处于平台上升期时，可以享受女人充满母性的倾心照料和妻性的忠诚陪伴；而在事业取得一定的成功之后，遂迎来年轻美貌的情人身上洋溢的“女儿性”的倾慕、追随和点缀。可以说小说完满地构建了一个成功男人既不必为旧有的家庭与情感拖累，其后可以有一个举案齐眉、同甘共苦的贤妻良母与和谐美满的新家庭，最后还要有锦上添花的美丽情人的欲望想象。这是一种理想化的事业、爱情和婚姻的交织与重合，是作者审美走向的集中表现，把这样一个骨子里思想上既传统保守，行为上又解放的矛盾统一体揉合在一起，是一种大胆的尝试和描写，因而使文本具有了新鲜的别样性。

三、以中华传统美德与趣味节制现代文学对“物”“欲”的呈现

在对“物”的呈现和对欲望的描写方面，小说对现代急剧变化和膨胀的物质生活的铺排表现，和对欲望的大肆描写的保守与节制，突出创业者如何懂得物力维艰，崇尚勤俭节约、艰苦创业的传统道德伦理。在对“物”的直接描写上，不同程度地反映出深圳这个改革开放大都会光怪陆离的现代物质文明和人们炙热难填的欲壑，同时着重突出传统社会中比较旧式老派的典雅物象，或日常生活趣味，展现出传统美学观念的某种理想化追求。

譬如对老华侨办公室的描绘重点突出传统的物象和审美趣味，显得典雅大气而不奢华：

老华侨的办公室别有洞天，这是一个两间打通的办公室，配着一个大套间不说，里边的办公设施比马占军办公室里豪华数倍，整套办公设备都是从东南亚运来的。洗手间、卧室、展柜似的红木书架、摆满各种瓷器和工艺品的博古架，占了一间房子的上等红木写字台上，除了必不可少的仿古青瓷笔筒、精致的红木台历架、高档水晶名片夹、闪闪发光的舵手外，还有花梨木笔架，上边挂着几支巨毫，筆洗是玉的，砚盒是黄花梨的，左手电脑工作台，右手电话传真机。一米多高的红木地球仪，闪出质地很亮的光泽。书柜旁边的发财树，粗壮而茂盛，紧挨着发财树的是一株枝叶肥大、绿得耀眼的滴水观音，墙角和四周摆放着几盆观赏植物。外间靠里的地方，摆放着一张金黄色带纹理的巨大根雕茶桌，周围是几个同样颜色的根雕凳子，茶桌上摆了一套精美的景德镇茶具，整个办公室透出一种尊贵、豪华、时尚、典雅的气息。[11]

再譬如，小说对于饮食文化的描绘。在小说那么多应酬往来的描写中，作者没有过多地描写涉及主人公所处的创业环境里应该常有的广式、西式餐饮，倒是凸显主人公（也可能是作者自己）对故乡特色美食的念念不忘，尤其津津乐道于对以“黄河大鲤鱼”为代表的豫菜不吝笔墨地描绘和对黄河文明由衷地礼赞，体现出作者的写实能力，一方面既要大踏步地执着前行，另一方面又有对家乡故土的怀念与依恋，这是作者对传统中国的乡土情结及其文化象征物呈现的重心：

“李总，你这可把我给难住了。”姚远不好意思地笑道，“别看我是河南人，也没少吃河南菜，可是说起做菜我真的不行。我只知道个大概，这道黄河大鲤鱼，先用刀在肚腹上均匀地斜划上几刀，开好‘花，放上葱、姜、蒜等佐料，把事先勾好的粉芡裹在上边，丢进油锅里炸上一番，捞出来再放进蒸笼蒸上半个多小时，出锅后再淋上汤汁，就可以上桌了。”[12]

姚远与余静的婚礼描写也显示出传统社会勤俭节约，崇尚“长期导向”的儒家文化美德，某种程度上衔接于商界小说崇尚的经济理性。此外，小说对情欲表现同样倾向于传统的节制，集中体现在姚远和他的情人小刘富有争议的关系的展现上。小说主要展现他们在与老华侨从共事到商战过程中相识相知、事业上帮扶的伙伴关系。写到俩人的幽会，也多注意浪漫气氛的营造；对俩人出轨的行为描写也在酒醉的氛围下加以正名化地处理，没有什么露骨地描写，这也显示出作者在传统伦理价值观制约下对欲望表现的节制，显得优雅而别致。

四、小结

《远方有多远》作为一部当代商界小说，是传统叙事伦理和叙事技巧支配下的产物，体现出作者在文学创作中对道德伦理方面所作出的隐忍和坚守，正如作者对作品主人公描写的那样，他既是一个坚韧不拔、奋勇向前的开拓者，又是一个怀有故乡情结的人，作者通过独特的书写，为我们刻画了一个北方人骨子里不屈不挠奋发图强的优秀品质，同时也写出了他对故土中原文化的传承和依恋，而这正是作者的立场之所在，语言富有特色，故事情节跌宕起伏，读来让人振奋。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既是一部为中原人树碑立传的现实主义作品，又是一部弘扬中原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缩影！

参考文献：

[1]杨新刚.新都市小说中“经济人”形象特征及意义[J].东岳论丛，2009.

[2]杨虹.商界小说：经济理性的文学演绎[J].湖南商学院学报，2012（3）：100.

[3][4][5][6][7][8][9][10][11][12]张中民. 远方有多远[M].河南文艺出版社，2020：369，375，360，29，30，25，165，165，303，84-85.

作者单位：《小说评论》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