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五烽墩岩画及题刻文字初识

2022-06-30高启安冯培红

敦煌研究 2022年2期

关键词：岩画

高启安　冯培红

内容摘要：莫高窟窟区东南山头五烽墩东面约120m、坐西朝东的石崖上，存有单体岩画4幅，为3只鹿、1朵花，6方题刻文字。先前，孙毅华、吴军与刘艳燕等相继实地考察，对石刻题记作了录文并撰著公布，尚有缺漏。2020年8月，作者等先后两次上山考察，重新拍照、录文，予以完整刊布。岩画鹿的形象与北朝至唐莫高窟壁画中的造型颇为一致，是敦煌市境内首次发现的岩画;石刻题记的一些内容透露了晚唐归义军政权在李氏执政时期的重要线索，颇有研究价值。

关键词：五烽墩;岩画;鹿;题刻文字;节度使李公

中图分类号：K87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22）02-0033-10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Rock Paintings and Inscriptions at

the Wufengdun Site at Mogao

GAO Qian1 FENG Peihong2

（1. School of History， Culture and Tourism， Hexi University， Zhangye， Gansu 734000;

2. School of History，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30）

Abstract：On the east-facing cliff 120 meters to the east of Wufengdun the southeast hill top at Mogao， four cliff paintings depicting three deer and a flower can be seen， as well as six inscriptions. Previously， Sun Yihua， Wu Jun and Liu Yanyan， all staff of the Dunhuang Academy， successively investigated the site， recorded the stone inscriptions， and published papers about their findings. However， there were some words missing from their transcriptions. In August 2020， the authors of this paper returned to the site on two occasions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ake photos and record the inscriptions， and are now ready to publicize the complete texts of the inscriptions. In addition， study of the deer images， which were the first rock paintings discovered in the Dunhuang region， finds them to be remarkably similar in style to cave murals dating from between the Northern Dynasties and the Tang dynasty. The stone inscriptions also provide important clues for understanding the Guiyijun regime ruled by the Li Family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

Keywords：Wufengdun; rock painting; deer; inscription; Governor Li

孙毅华女史发表在《敦煌研究》1999年第3期上的《莫高窟新发现摩崖石刻》一文[1]，最早披露了莫高窟东南五烽墩山东侧“采石场”的题刻文字，并对其中部分文字作了识读，兹迻录如下：

左边一段从左到右：（1）上元二年在□□

（2）燉煌宋

中间好像还有几个字，已经无法辨认。

右边一段从右到左：（1）蒲州人□（侯）

（2）□（陟）仁□生

（3）□（垂）栱四年

（4）二月八日

2016年吴军、刘艳燕出版《敦煌古代石刻艺术》一书[2]，列专目《古代采石场遗址》，详细记录了2006年10月23日與王惠民、罗瑶先生及后来他们多次前往遗址考察的情况，对该采石场的石料用途、去向作了详细追溯，并对石刻题记进行识录，除了提及孙毅华发现的两段石刻题记外，还报道了新发现的两处题记，分别为：

唐乾宁元年甲寅岁/奉河西节度李公□（鼎）/其帝□（号）□□三□□

屈禅主证庆□□/□戌□（日）同行至此/俗姓张氏

此后，再无学者跟进关注。2020年11月6日，作者利用“纪念藏经洞发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员代表大会”报到间隙，和山东师范大学周尚兵教授、陕西历史博物馆梁桂林研究员等人，在敦煌研究院张艳梅女史带领下，前往该处勘察题刻，并观览五烽墩、成城湾胜迹。由于午后光线不利于识读文字，遂于8日上午与李磊携带相关设备，再次前往采集相关信息。果然，上午光线充足，图像、文字比之前清楚许多。26BF857B-9FBF-42C4-8FE6-264A3227A158

在此之前，笔者之一高启安打探敦煌有无岩画，敦煌研究院李国先生相告该处有岩画，并在敦煌研究院孙志军先生处索要了岩画的图片。遂借此次参会之机，先后两次前往，采集相关信息。现将我等探查的情况公布于此。

一岩画和题记所在地理位置

岩画和题刻文字位于莫高窟窟区东南五烽墩东面约120m、坐西朝东的石崖上（图1）。北纬40度1分28秒，东经94度48分37秒，平均海拔1298m。

岩质为细沙沉积泥岩。岩面有早期开凿采石痕迹多处（图2），孙毅华女史判断莫高窟现存的数方碑刻石料均来自于此。我们查看了五烽墩砌墩石料，发现应为此处所采。

在岩壁前，我们采集到6块陶器残片（图3），并以“五烽墩陶”的首字母进行编号，分别为：WFDT1（6×6.5cm）、WFDT2（5.5×3.5cm）、WFDT3（5.5×3.2cm）、WFDT4（5.7×4.3cm）、WFDT5（6.8×3.4cm）、WFDT6（2.8×5.2cm）。其中三块为夹沙陶，内外有凹凸垂弦纹，两块为素面。显然，这些陶片为当时采石场的工匠生活所遗留。岩画和题记文字都在未开凿痕迹处。

二岩画内容

岩画与第1处题刻文字位于同一爿崖体（图4），文字在右上方，岩画在左下方（以观者视角为准）。岩画可辨识者有4幅单体图像，即3只鹿、1朵花，图像清晰。以下以“五烽墩岩画”首字母将其编号：

WFDYH1：上鹿，下花（图5）。

鹿：宽13cm，高10cm;花：宽11cm，高18cm，距地23cm。

WFDYH2（图6）

鹿：宽16cm，高12cm，距地31cm。

WFDYH3（图7）

鹿：宽11cm，高9cm，距地41cm。

三头鹿图像清晰。WFDYH2、WFDYH3各有一头鹿;WFDYH1为一回首鹿，底下有一幅不辨内容的图像，似花非花。经孙志军先生提示，我们在莫高窟第285窟找到了此类花朵形象（图8）。

第285窟的伎乐飞天和花朵，衣袂、花叶均绘画成被风吹向一边，且花叶尖向内苞的样子，与WFDYH1底部的图像颇为相似。鹿的图像与莫高窟早期壁画中的鹿图像也大致相似。经搜检敦煌壁画，发现岩画上鹿的形象，其角的造型和回首形象，与北朝到隋洞窟内鹿的形象相似（图9、10），差可判断岩画镌刻于这一时期。

敦煌周邻的肃北、阿克塞、瓜州及嘉峪关、玉门、肃南等县市均有早期岩画发现，其中尤以肃北县数量居多，内容丰富（图11）。这些岩画动物形象中，以鹿为多，但鹿角造型与五烽墩不同，可知五烽墩鹿之形象与早期岩画不类。

这些早期岩画的鹿角，多呈树枝状，杆高枝密，分叉显得很夸张，很可能表达了古人对公鹿的崇拜。而五烽墩岩画中的鹿角，短而粗壮，分叉只有两歧，两歧上的小分叉也很短。显然，这三头鹿并非早期人所刻画，而与莫高窟壁画中的鹿角很相似。经孙志军先生提示，我们找到了莫高窟北周、隋代壁画中的鹿，经比较，两者十分相似，其中西魏莫高窟第285窟的回首鹿仅此一例，因此可以判断：五烽墩岩画中的鹿，很可能刻画于北朝到唐代;或者就是绘制莫高窟壁画的画师在采石场所刻画。

目前，敦煌市尚无发现岩画的报道。五烽墩岩画虽然数量少，题材单一，但也填补了敦煌市没有岩画的空白，岩画距莫高窟近在咫尺，其内容、造型又与莫高窟壁画鹿、花形象相似，猜度作者很可能即绘制莫高窟壁画者。该岩画不仅是敦煌市发现的第一处岩画，而且也是与敦煌壁画相关的岩画，其价值自不待言。而岩壁上的题刻文字透露出的历史信息更为重要。

三题刻文字识读

五烽墩的题刻文字有3处：第1处与岩画同在一爿崖体，在岩画的右上方;第2处位于此石崖的西南方向，距离第1处约40cm，仅有一“鄧”字;第3处在最西南方向处，距离第1处约有60m。为便于叙述，今以“五烽墩岩刻”的首字母进行编号。

第1处题刻文字（图12），由两个部分组成。WFDYK1位于左侧，WFDYK2位于右侧，均自上而下刻写，文字清晰工整，书法、刻写水准较高。

WFDYK1共2行，宽17cm，高46cm，距地85cm，从左到右为：

1 上元二年在此一□

燉煌宋□

第1行“上”字、第2行“燉”字的上方再无文字;第1行“在”字下方有似为“此”字的右半边笔划，再下方为“一”字，最后一字难识，从文意推测当属“游”字之类，再往下则无文字，“此一□”孙毅华未录;第2行“宋”字下方有残字笔划，惜难以卒读，当为宋某的名字，孙氏录“燉”字过于靠前，亦未关注“宋”字下方的残缺之字。该石块可能在当时就已经破裂，所以第1行在“年”与“在”之间破裂，略有错开，第2行文字刻得比较偏下。

唐代有两个“上元”年号，一个是唐高宗的，行用时间为674—676年;另一个是唐肃宗的，行用时间为760—761年。后一个上元年号处在安史之乱期间，可能性相對较小，故疑此上元二年为唐高宗时期的675年。

宋某在姓前题刻地名“燉煌”，表示他出自敦煌本地大族宋氏。敦煌宋氏至晚在西晋时期势力已经十分强大，敦煌郡功曹宋质废梁澄，扶立本地大族令狐丰为敦煌太守，抗拒西晋中央，在敦煌割据三年多，足以显示宋氏家族的实力{1}。五凉时期，敦煌宋氏势力极大，宋配是前凉国主张轨的四大股肱谋主之首，到前凉后期，宋混、宋澄兄弟一度控制了朝政;西凉国主李暠与宋繇为同母异父兄弟，他的上台得到敦煌宋氏的大力支持[5-6]。延及唐代，敦煌宋氏仍为当地豪门大族。上元二年（675），五烽墩题刻中的这位宋某大概是到成城湾游玩，这一带有宕泉流经，曲折蜿蜒，风景优美，敦煌文献中保留了一幅成城湾山水风景图，时代略晚，属吐蕃时期[7-8]，但风景则同。宋某游玩之余，在五烽墩采石场留下在此一游的题记。26BF857B-9FBF-42C4-8FE6-264A3227A158

WFDYK2位于第1处右侧，中间相隔约40cm，共4行，宽23cm，高24cm，距地97cm，文字清晰，较易识读，从右到左为：

1 蒲州人侯□

2 陟仁勇生□

3 垂栱（拱）四年

4 二月八日

从整个石壁崖面看，第1行的前面、第4行的后面皆为空白，当是首、末两行;第1行“蒲”、第2行“陟”、第3行“垂”、第4行“二”字的上方再无文字，当为各行之首字，但后两字比前两字略低，表明后两行为落款时间。这4行的首字上方，石崖呈斜向左上方断裂，残断处与首行“蒲”字距离很近，再也容不下一字，于此可知大概石崖先已断裂，然后再刻写文字。第1行“侯”、第2行“生”二字的下方，有残剩的笔划遗痕，当有文字，但因太过残泐而无法识读，再往下亦因崖壁残损不得而知。孙毅华、吴军与刘艳燕仅录“蒲州人□（侯）/陟仁勇生”，认为第1、2行下面不缺字，当不确。第3、4行末字“年”、“日”下方，崖壁残损，似再无字，且此二字与这两行首字“垂”、“二”齐平，前后相接，作为落款时间的“垂栱（拱）四年/二月八日”当属完整，再无其它文字。由此观之，蒲州人侯某（或许还有同伴）在垂拱四年（688）二月八日，到五烽墩采石場刻石题字。这些文字刻写工整，极可能出自采石工匠之手。

蒲州始置于北周明帝二年（558），隋大业三年（607）更名河东郡，唐初复改郡为州，开元元年（713）改为河中府，置中都，旋复为蒲州，以后或郡或州或府，名称屡改。蒲州位于黄河之滨，治所在今山西省永济县。在武则天控制朝政的688年，这位蒲州人侯某来到敦煌，并于二月八日到五烽墩采石场题壁刻字。二月八日为佛陀出胎诞生日（四月八日为入胎降生日）和成道日{1}。《周书》卷50《异域下·焉耆传》云：“俗事天神，并崇信佛法，尤重二月八日、四月八日。是日也，其国咸依释教，斋戒行道焉”[9]。敦煌地区也同样如此，敦煌文献S.1441v、S.4413、P.2237v、P.3346均抄有《二月八日文》{2}，叙述佛陀降诞的盛况。二月八日为庆祝佛陀诞生的日子，侯某可能到他曾经采石之地游玩，刻文题字，以为留念。

第2处位于第1处题刻文字的西南方向，距离约40m，笔者编号为WFDYK3，距地40cm，仅一“鄧”字（图13）。孙毅华、吴军与刘艳燕均未作录文。该字为繁体，应非现代人所题，结字规范，字体漂亮，极可能为邓姓人自刻。

唐五代时期，敦煌邓姓家族有一定势力。土肥义和在其巨著《八世纪末期～十一世纪初期敦煌氏族人名集成》中列邓姓者400人次（14239—14638），有些担任官职[10]。归义军时期，敦煌大族纷纷在莫高窟、榆林窟开凿家窟，邓氏家族也厕身其中，莫高窟第390窟即为邓家窟，窟中绘列了敦煌邓氏家族的供养人群像，如：

（1）弟邓善友……;

（2）侄邓闰子一心供养;

（3）侄节度押□（衙）……光禄大……酒、兼监（察）御史邓弘……;

（4）□（侄）节度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邓□□（住）;

（5）节度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守□（紫）□（亭）镇遏使邓□□;

（6）侄邓□（像）□（奴）;

（7）□邓□□一心供养;

（8）孙□庆□（住）供养;

（9）孙子再住供养;

（10）弟衙前散兵马使、兼……邓怀□一心供养;

（11）叔僧永安寺□（律）师□虔一心供养;

（12）弟□□□一心供养。[11]

由此观之，邓氏家族在僧俗两界都有一定势力，或出任紫亭镇遏使、节度押衙、衙前散兵马使，或担任永安寺律师。其中有一位节度押衙“邓弘……”，疑即莫高窟第98窟中的“节度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上柱国邓弘嗣一心供养”之邓弘嗣[11]43，该人名又见于敦煌文献P.3239《甲戌年（914）十月十八日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使曹仁贵牒》，批准前正兵马使邓弘嗣升任为左厢第五将将头[12]。此时曹仁贵取代西汉敦煌国、建立归义军不久，邓弘嗣应为节度使曹仁贵的得力干将，才会在新政权建立后得到提拔。另外，从第390窟南壁西向第六身女供养人所题“新妇索氏一心供养”可知[11]151，邓氏与当地大族索氏联姻。而邓氏家族与节度使曹氏家族的联姻更是多见于敦煌石窟之中，如第98窟为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的功德窟，除了绘有节度押衙邓存庆、邓再升、邓弘嗣、邓益子等官员外，还有“女第十三小娘子一心供养出适邓氏”[11]33，37，43，47;第61窟为节度使曹元忠的家窟，也绘有“姊谯县夫人一心供养出适邓氏”、“新妇小娘子邓氏一心供养”[11]21，24，可见邓氏家族与节度使曹氏家族互为婚姻，融入敦煌地区的统治圈。此外，第144窟（索家窟）、第148窟（李明振家窟）、第171窟（石家窟）中也都有与邓家通婚者[11]66，69，79，结成了当地大族之间的婚姻圈。

榆林窟第36窟西壁供养人画像题记为：“敕归义军节度内亲□都头、守悬泉镇遏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兼□骑都尉南阳邓义之供养”，其左壁北半部绘持弓箭及鹰等侍者4人，右壁南半部绘掌扇等女侍4人[13]{1}。此窟中还有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及其侄司马曹延禄的画像，作为节度使的内亲从都头、守悬泉镇遏使，邓义之是榆林窟一带的实际统治者[14]。第12窟西壁洞口题记人名中列有“押牙爺再庆”，谢稚柳所录“爺”字当即“邓”的繁体字“鄧”之讹[13]449{2}。可见在归义军时代，邓姓也是比较活跃的家族，势力不小。

第3处题刻文字位于前两处题刻文字的西南方向，崖高约3m，题记所在岩面总长190cm，距地113cm，面朝东北，北纬40度1分27秒;东经94度48分39秒，海拔1420m。由三个部分组成，从左到右分别编为WFDYK4、WFDYK5、WFDYK6。26BF857B-9FBF-42C4-8FE6-264A3227A158

WFDYK4位于崖壁最左侧（图14），距离WFDYK1约63m，刻字总宽55cm，行幅宽12cm，距地120cm，共3行，其阅读顺序是从右到左：

1 其帝号黄□王净□□

2 奉河西节度李公镌

3 唐乾宁元年甲寅岁

需要說明的是，此题记的下方因岩块脱落，是否有字不得而知。孙毅华未录文，吴军与刘艳燕录作“唐乾宁元年甲寅岁/奉河西节度李公□（鼎）/其帝□（号）□□三□□”，顺序相反，并提及乾宁元年（894）的历史背景，称“此时敦煌正处于张氏归义军时期”[2]260。我们认为“唐乾宁元年甲寅岁”为落款时间，当属末行;第1行“王”字中间的竖痕清晰，非吴、刘二氏所录之“三”，另外还可以识读出几个字。

乾宁元年（894）为甲寅岁，在敦煌的历史上，此年由李弘愿兄弟掌政，但以往学界均认为李弘愿只是归义军节度副使，张承奉虽被立为节度使，但却是一个傀儡{3}。据李正宇先生考证，李氏发动的倒索政变发生在景福二年（893）九、十月间[15]，亦即乾宁元年的前一年秋天。立于乾宁元年十月五日的《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碑记载，张议潮第十四女、李明振遗孀率众诛灭索勋以后，“乃义立侄男，秉持旄钺。总兵戎于旧府，树勋绩于新墀”。她扶立侄子张承奉上台，但实际上李氏诸子控制了政权。碑文还记载李氏四子：“长男使持节沙州诸军事、□沙州刺史、兼节度副使、检校右散骑常侍、御史大夫、上柱国弘愿”，其他三子，弘定为瓜州刺史、墨厘军押蕃落等使，弘谏为甘州刺史，弘益为守左神武军长史[16]。敦煌文献Дx.1435《唐乾宁二年（895）十月十日归义军节度副使李弘愿牒》亦云：

1□牒。

2 乾宁二年十月十日牒

3[节] 度副使、兼御史大夫李弘愿[17]

此牒仅残存尾部，“弘愿”二字系其自书签署，较为潦草。牒中没有出现归义军节度使张承奉的签署，而由节度副使李弘愿独自签署处理，并且钤盖了一方“沙州节度使印”，就是李弘愿掌握实际权力的证明。

然而，WFDYK4题记公然出现“奉河西节度李公镌”之语，透露出非常重要的历史信息。该题记表明，李弘愿当时在境内实际上已自称河西节度使，根本没有把其表兄弟张承奉放在眼里，后者名副其实是个傀儡。题记还出现“帝号”二字，也颇堪玩味，是否透露李氏家族的政治野心亦未可知。可惜“帝号”后面文字漫漶不清，难知详情，徒令今之研究者叹惜。

李氏诸子掌握归义军大权引起了敦煌张氏家族和其他大族的不满，至晚在乾宁三年（896），张承奉诛灭李氏诸子，复辟亲政。敦煌文献S.2263v《〈葬录〉卷上并序》云：“时遇乱世，根浅性微。俗化所易，王教风移。其君欲与贪狼为政，其臣欲与□□求尊。人心变改，邪魅得便。政法不从，非道为美。得事者不轨师，寻求同类，擅作异谋，货路（赂）求名，破灭真宗，商害能德。能德既无，恣行非法。非法既盛，邪道日兴。但忠贤生居所陋，长在危时，学业微浅，不遇明师，年至从心，命如悬丝。忽遇我归义军节度使，蓝（览）观前事，意有慨焉。……于时大唐乾宁三年五月日下记”。其中“忽遇我归义军节度使”一句，系行间夹抄补入的文字，因为行间地方太小，此句抄写未尽，故在序后又抄有：“今遇我归义军节度使南阳张公讳承奉，有大威慧，真俗双行，道俗虔虔，出言无非，三边晏净（静），万性（姓）仰覆。实邦家之宝，栋梁之才”[18]。在归义军节度押衙、兼参谋、守州学博士张忠贤的笔下，在896年张承奉亲政之前，亦即李氏执政时期，是个乱世;而在张承奉亲政之后，才转为治世。这透露出此前不久刚发生了一场倒李政变。对于李氏诸子，张承奉悉予诛杀，只留下姑母李张氏苟延残喘活于人世。撰写于光化三年（900）六月九日的S.1177《〈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一》尾题：“弟子女太夫人张氏，每叹泡幻芳兰，不久于晨昏。嗟乎！爱别痛苦，伤心而不见。岂谓天无悔祸，哀迥树之先凋;歼我良贤，类高花之早坠。谨为亡男使君、端公、衙推抄《金光明最胜王经》一部。缮写云毕，愿三郎君神游碧落，联接天仙”[19]，就是这一政变的写照。

WFDYK5位于崖壁中部（图15），共3行，亦为从右至左的顺序：

1俗姓张氏

2 邓法成因同行至此□

3 □窟□主证□々□

此题记孙毅华未录，吴军与刘艳燕录作“屈禅主证庆□□/□戌□（日）同行至此/俗姓张氏”，顺序相反，并认为“题记中的‘屈意思为‘请，‘证庆应为僧人的法号。该摩崖题记记录了一个姓张的信徒请名叫证庆的禅僧一同到采石场来的情况”[2]260。吴、刘二氏所录与我们有差异，首先是阅读顺序不同，其次是录文有异。需要说明的是，第1行“俗”字上方与“氏”字下方，因为壁面岩块脱落，是否有字不得而知。第2行开头部分，吴、刘漏录较多，与俗姓张氏的僧人一同礼窟的是邓法成，可能也是一位僧人，末字难识，其下是否有字因岩块脱落不得而知。第3行“窟”字，上部的穴旁十分清楚，显然不是“屈”字;“窟”字后面是否为“禅”，极难辨识;“证”字后面亦非“庆”字。

WFDYK6位于最右侧（图16），共2行，顺序从右至左，距地70cm，崖壁方向东北61度，文字漫漶不清，惟第2行勉可识读。

1 □

2 兼知都衙邓

孙毅华、吴军与刘艳燕皆未录此条题记。第1行首字依稀似为“唐”字，但不能确认，下方文字残损难识。第2行前两字可以识读，为“兼知”无疑;其次两字大致可辨，当为“都衙”;末字依稀似为敦煌文献中常见的“”字，即“邓”的繁体俗写[20]。都衙为都押衙的简称，敦煌文献S.8683《知左马步都衙曹仁裕为算会敦煌十一乡及通颊退浑所收物状》首列“应管内外诸司都指挥使知左马步都衙曹仁裕、右马步都押衙张保山”二人[21]，S.8665《某年正月四日应管内外都指挥知都押衙曹某、都押衙张某征敦煌诸乡器物牒》末尾则署：“正月四日都押衙张、应管内外都指挥知都押衙曹”[21]181，即为曹仁裕、张保山，可证都衙即都押衙。P.3224《行城文》在叙述当今皇帝、河西节度使令公、管内释门都僧统大师之后，云：“又持胜福，复用庄严，总管、都指挥、都衙贵位”[12]200;P.3016v《于阗天兴柒年（956）十一月于阗回礼使索全状》记载“伏惟指挥、都衙、都头等尊体起居万福”[22]，可以看出都衙的地位在节度使、都指挥使之下，都头之上。P.2916《癸巳年十一月十二日张马步女师迁化纳赠历》在司徒、索指挥之后为韩都衙，排在教练、衙推、镇使、水官、都头等人之前[23];S.1153《诸杂人名一本》在翟使君、索指挥之后为暮（慕）容都衙，也排在衙推、县令、作坊、司马等人之前[24]。26BF857B-9FBF-42C4-8FE6-264A3227A158

敦煌文献P.3550为某都押衙镌窟的发愿文，诸家有研究[25-26]，其中“隅（偶）因巡礼，届历仙岩”之语，知其曾到莫高窟巡礼，在采石场留记亦有可能。

结语

莫高窟五烽墩岩画不仅是窟區附近岩画的新发现，而且填补了敦煌市没有岩画的空白。五烽墩岩画中的鹿形象，与莫高窟壁画关系密切，其时代当在北朝至唐代;五墩岩壁题刻透露了诸多历史信息，对于唐代莫高窟采石场、成城湾胜地，以及蒲州与敦煌的关系、归义军史事等均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五烽墩岩画与题刻文字既是敦煌学研究的新材料，也是敦煌学新的增长点。

（参加考察者除作者二人外，还有张艳梅、周尚兵、梁桂林、李磊、张龙飞等，谨致谢意！对提供线索的李国、孙志军先生深表谢忱！图片除注明者外，均为作者拍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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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吴军，刘艳燕. 敦煌古代石刻艺术[M].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6：255-260，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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