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素梅 刘秀玲 房振

铜镜作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载体，首要的是实用功能——映照面容，其次还承载着政治、科学、宗教、文化和社会风俗等精神层面的特殊内涵，尤其是镜背种类繁多的纹饰题材和铭文，准确地反映出了其时代艺术特征和灿烂辉煌的文化底蕴。根据考古发掘资料得知，时代最早的铜镜为距今约四千年的齐家文化，其出土于甘肃省和青海省的墓葬中。到了战国时期，由于周王朝的礼废乐崩，象征着权力和地位的青铜礼器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手工业和农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文化和艺术随之蓬勃发展起来，和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铜镜制造业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其铸造工艺和数量均开历史之先河。作为铸造铜镜的首个辉煌期，战国时期的铜镜上纹饰丰富多样，如山字镜、连弧纹镜、菱形纹镜、蟠螭纹镜等，其主要仿制于青铜器上的花纹，但在继承青铜文化的基础上又有自己的创新，整体或者局部构图上均有不同程度的变异，集多種图案于一体，诠释了青铜独特的美学特征，是青铜文化生命的延续；体量上以轻薄为主旋律，大小适中；造型则以圆形为主，少量为方形。

战国时期的济南地区出土铜镜数量较少，目前从发掘考古情况得知，仅有3面，且分属于不同的种类：透雕镜、山字镜和连弧纹镜，其中透雕镜出土于济南市历城区梁王庄二村战国墓，山字镜和连弧纹镜出土于历城区东梁王庄一村遗址，其中 2面位于墓主头骨右侧和头骨顶部右侧，1面因被扰乱，无法确定其原始位置。虽然出土数量不多，但镜背纹饰精美，且工艺精湛，下文将展开说明此三类铜镜并做简要的探讨。

济南地区战国墓葬出土铜镜分类

1.透雕镜

透雕镜因存在夹层和镂空，又被称为“夹层透纹镜”或镂空镜，即镜背和镜面分别铸造，之后将其复合为一体，一般镜背设计为透雕的镂空样式，镜面仅为一薄铜片。透雕铜镜始于春秋晚期，流行于战国时期中期，西汉时期基本不见其踪影，此类铜镜铸造工艺技术高超、装饰效果瑰丽、形制独特，极其不易制作，所以被纳入特殊工艺镜之列。在种类繁多的战国铜镜中，透雕镜凭借其华丽繁缛的纹饰及复杂的工艺成为战国镜中之翘楚，考古发掘显示，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才可以使用该类镜。

济南市历城区梁二村战国墓出土的禽兽纹透雕镜，M1：L40，边长 13.6厘米，缘厚 0.34 厘米。方形镜，镜背纹饰为镂空设计，镜为夹层，即镜面嵌入镜背之中，环形小纽，纽座为圆形。座外侧上下左右四个方向均匀分布两条界栏，十字交叉构成正方形网格，两栏相交处各有一双线圆圈。纽座外饰有四叶纹，均伸向内侧四栏的交叉点；外侧四栏均饰有大小两变形兽面纹，大的位于栏外侧，小的位于栏内侧，兽面纹两侧各有一单线圆圈，镜背四角均有一抽象禽鸟，且相对而立，纽座与内侧的四栏相互连接，相连之处有一单线圆圈，其内有一圆饼，镜缘的四条边内各饰有三组叶纹，每组叶纹均为双线，且相互连接，两侧叶尖朝向内侧，中间一组叶尖朝向外侧，镜的四角各有一单线性圆圈（图1）。

文中梁二村战国墓出土的禽兽纹透雕镜造型极为精美、独特，笔者查阅战国齐墓出土铜镜的资料，发现齐地透雕铜镜的主要纹饰均为龙纹，皆异于此镜。刘秀玲在《济南梁二村战国墓考古发掘纪实》一文中结合墓葬同出的其他器物及墓葬形制、规模，推断该墓主人应为大夫阶级，且部分器物形制为吴越地区春秋时期的典型器形。根据高西省的研究，战国透雕镜的产地可能集中在洛阳和湖南地区，这也体现了梁二村战国大墓对多种文化因素的兼容并蓄。

2.四山镜

山字镜，在战国时期最为流行。因其多发现于淮河流域和战国时期楚地（现湖北、湖南、河南南部、安徽等地），又被称为“淮式镜”“楚式镜”。 按照山字的个数，将其分为三山纹镜、四山纹镜、五山纹镜、六山纹镜，其中四山纹镜出土数量庞大，超过其他三者数量之和。四山镜始于战国初期，历经中期的发展和繁荣，战国晚期趋于衰落。此类镜主纹山字纹分为左旋和右旋两种，角度以65度和70度为主，环绕纽座一周；地纹通常有羽纹、云纹或兽纹，有时在其基础之上附加叶纹、花瓣纹。此外，根据考古发掘资料显示，山字纹镜在战国早期主要为贵族士大夫阶级使用，到了中期才逐渐进入平民的生活中。

济南市历城区东梁王一村遗址一区出土的战国四山纹铜镜，M90：12，圆形镜。桥形纽，纽座为方形，窄素缘，高卷边；纽座外依次为一周方形宽凹面带方格、位于镜缘内侧的一周凸弦纹，且镜背的主纹和地纹均位于纽座与此凸弦纹之间；地纹为羽状纹，纽座的四角各向外伸出四组连贯式桃叶纹（每组2叶），桃叶纹把镜背平均分成四个区域，每个区域均有一主纹山字纹（均位于羽纹上方），山字的左右内侧各有一个尖锐的长勾角，在山字纹的下方饰有一圈细轮廓纹，四个山字均左旋，倾斜角度为70度，山字的底边平行于方格边，此山字纹外观扁平，整体规整饱满，直径 9.2厘米，缘厚 0.35 厘米（图2）。

董锦云在其论文中统计了战国齐地山字纹镜，共有6 面，且均为四山镜，形制与文中东梁王一村遗址出土的四山纹镜极为相似。另外，河北省易县中易村（战国时期燕地）出土的四山镜形制也与此镜一致，直径10.6厘米，缘高0.4厘米，重115 克。

根据纹饰特点得知，以上8面四叶四山纹镜均属于战国中期。此外，关于山字纹的释义，被大多学者认可的是其来源于商周青铜器勾连雷纹，当然，也存在不同的观点，例如：宋康年认为山字纹是古人出于对山的信仰，所以把大自然中的崇山峻岭再现于铜镜之上。王锋钧认为山字纹源于古人对山岳的崇拜。杨晔认为山字纹应为火字纹，体现了楚人对火神、祖宗的崇拜，此观点主要基于以下两点：一是在甲骨文、金文中火字与山字极为相似；二是由于山字纹镜起源于楚国，楚国的祖先是火神。笔者认同杨晔的观点，因山字纹铜镜最早出现于楚地，其承载着丰富的楚文化，蕴含着深厚的精神内涵，符合古人的造物思想。

3.连弧纹镜

连弧纹铜镜出现于战国晚期，流行于汉代，根据连弧纹的形状，可分为单线形、宽凹面形、半圆形三种，且依次发展而来，其中半圆连弧纹沿用时间最长。根据主纹连弧的数量，又可分为六弧、七弧、八弧、九弧等，出土数量最多的为八弧纹镜；参照镜背是否存在地纹，又可将其分为素地连弧纹镜、云雷纹地连弧纹镜、云雷纹地蟠螭连弧纹镜和云雷纹地龙虎连弧纹镜。

东梁王一村遗址一区出土的战国素地八连弧纹铜镜， M130：2， 圆形镜。直径 8.4厘米，缘厚 0.2厘米，圓纽，圆纽座。圆座外饰一周细凸弦纹圈带，其外侧依次为两周较粗的凸弦纹，此两者之间环绕一周内向连弧纹，弧数为八弧，弧线为凸弦式，窄素卷缘，无地纹装饰（图3）。

辽宁锦西县一战国墓出土的素地连弧纹镜与该镜相似，直径 9.8厘米，镜缘厚0.3厘米，镜身厚0.1厘米。此两件素地连弧纹镜均铸造于战国晚期早段。此外，根据已公开发表的考古资料得知，除济南地区外的齐地均未出土战国素地连弧纹镜。正如邓秋玲在文中指出，战国时期的素地单线连弧纹镜，数量极为少见，除此之外，还阐述了连弧纹代表的意义，即属于太阳芒纹的一种，准确地模仿了太阳射出的光芒，与云雷纹、龙凤纹组合一起表达了祥和、绚丽、明光。

结 语

综上所述，济南地区战国墓葬出土铜镜有以下三个特征：

1.此三件铜镜均出土于梁王村，其东北500米曾发现梁王古城，主体时代也是战国时期，根据墓葬规模、形制、随葬品，推测文中出土透雕镜的墓葬主人应为该古城最高统治者；出土另外两件铜镜的墓葬主人应为城内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居民，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不同等级居民对不同铜镜的选择。

2.相比同时代其他地区，数量较少，究其原因，主要和本区域的流行因素有关，济南地区战国墓葬较多陪葬陶器、青铜兵器和玉器等，一方面表明墓主的生前喜好，另一方面可能与墓主的经济水平相关。

3.从铜镜出土位置来看，基本在墓主头骨周围，说明受到“事死如生”丧葬思想的影响，就如其在世间活着的时候一样，每日要映容照面。

4.铜镜制作精良，特别是特殊工艺镜——透雕镜，较为准确地反映出战国时期济南地区盛行的青铜器铸造技术较为高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