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巴蜀文化双戈戟形符号的考察
2022-06-24严志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严志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战国秦汉时期流行于四川、重庆地区的巴蜀符号约有247种,约可分为动物形、植物形、人形、器物形、建筑形、几何形等类。在器物形巴蜀符号中,有一种符号“”,其数量较多,形象双戈戟,且集中在特定器类上。本文拟对巴蜀文化中这类双戈戟形符号稍作探讨。
一 双戈戟形符号器物的年代
铜矛14件:
1.铜矛(M14∶2),出土于四川什邡市城关战国墓M14,通长22.5厘米[1]。符号组合为:(图一)。M14为船棺葬,狭长方形竖穴土坑船棺葬,原报告将M14的年代定为战国晚期早段[2],笔者从之。
图一 什邡城关战国墓铜矛(M14∶2)
2.铜矛(M14∶3),与前器共出于什邡市城关战国墓M14,通长22.4厘米[3]。矛骹部两侧铸15个巴蜀符号:(图二)。
图二 什邡城关战国墓铜矛(M14∶3)
3.铜矛(M38∶3),什邡市城关战国墓M38出土,通长17厘米[4]。铜矛骹部两侧符号分别为:M38为狭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报告定其时代为战国晚期中晚段[5]。但此墓出土铜剑长达42.2厘米[6];铜矛剖面呈菱形,为战国中期晚段常见形制,该墓时代当在战国中期晚段。
4.铜矛,现藏于峨眉山博物馆,出土于四川峨眉县符溪乡柏香林,通长22.3厘米[7],有14个符号:(图四)。该矛为圆筒短骹,双弓形耳,中脊隆起直达矛尖,应为战国中期器物。
图四 峨眉符溪乡柏香林铜矛
5.铜矛,出土于重庆市云阳县高阳镇李家坝遗址[8]。矛骹两侧有15个符号:(图五)。此矛为双弓形耳长骹矛,应是战国中晚期器物。
图五 云阳李家坝铜矛
6.铜矛(M5∶19),四川宣汉罗家坝遗址M5出土,通长22.5厘米[9]。短骹矛,中脊凸圆。骹部两侧分别铸有7个相同的符号:(图六)。罗家坝M5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圹长3.34、宽0.95米[10]。随葬器物均呈现出战国中期偏晚的特点。
图六 宣汉罗家坝铜矛(M5∶19)
7.铜矛(M30∶22),出土于宣 汉罗家坝遗址M30,通长27.4厘米[11]。短骹宽叶矛,其中脊圆凸直达矛尖,剖面略呈菱形。骹中部两面共铸有11个符号(图七)。罗家坝M30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圹长4.4、宽1.02米;随葬品有37件,陶器以釜和豆为主[12]。其中矮柄豆、釜形鼎、釜甑均有战国晚期早段陶器的特点。随葬无肩铜钺、肩部辫索纹环耳位置偏低的铜鍪,同样说明该墓时代应为战国晚期 早段。
图七 宣汉罗家坝铜矛(M30∶22)
图三 什邡城关战国墓铜矛(M38∶3)
图八 宣汉罗家坝铜矛(M31∶28)
图九 宣汉罗家坝铜矛(M61-1∶7)
图一〇 古越阁藏铜矛
图一一 广汉文化馆藏铜矛
图一二 四川大学博物馆藏铜矛
图一三 犍为县博物馆藏铜矛
图一四 宝林博物馆藏铜矛
图一六 九龙坡冬笋坝铜剑(M7∶1)
图一七 涪陵小田溪铜剑(M9∶9)
图一五 开州余家坝墓地铜剑(M60①∶4)
二 双戈戟形符号与多戈戟
由两件或三件戈联装组合而成的多戈戟,有二戈连装者,或称双戈戟;也有三戈连装者,或称三戈戟。多戈戟的第一戈有内,内上有穿,第二或第三戈短内无穿或无内。从考古出土情况来看,这类多戈戟多出现在楚文化区,年代集中在春秋晚期到战国中期。
春秋晚期淅川下寺楚墓M11∶17+15+14+18号戟,此戟经刘彬徽正确指出并复原[27]。年代同为春秋晚期的三戈戟还有如下诸例:淅川徐家岭M9出土多戟戈15件[28],井中伟推定它们与出土的5件铜矛共同组成5件三戈一刺戟[29]。淅川徐家岭 M3∶80、M3∶81戈与M3∶49矛,2件戈均长胡二穿,援长分别为18、15.8厘米[30],当为一组。井中伟根据报告发表图像推测其当为双戈戟[31]。江苏镇江谏壁王家山墓1号戟,戟戈上通长24.6、下残长15.6、戟刺残长14.5厘 米[32]。
战国时期双戈戟与三戈戟更多见。黄州汪家冲 M3∶3双戈戟(图二一∶1),戟戈援长上16.8、下14.7厘米,年代为战国早期[33]。同时期的随县曾侯乙墓N.105双戈戟(图二一∶2),援长分别为17.7、16.6厘米[34];曾侯乙墓内棺E.C.11左侧壁板上绘有持双戈戟的神怪图像(图二一∶3)。
图二一 双戈戟与使用情景
新蔡葛陵平夜君成墓出土双戈戟N.197+ N.198+N.3(图二二∶1),戟戈援长分别为23.4、10.2厘米;戟刺通长14.1厘米[35]。汉阳熊家岭M18∶9双戈戟(图二二∶2),戟戈援长17.2厘米[36]。襄樊余岗团山M3∶1双戈戟,全长36.6、援长22厘米[37]。这3例年代均为战国 中期。
图二二 双戈戟
四川地区出土的双戈戟实物略少。茂县牟托一号石棺墓出土的M1∶135为双戈戟(图二三),上下戈形完全一致,戟戈均作长条三角援,援本上下有对穿和阑,戟刺作扁锥形[38]。年代为战国晚期。茂县牟托一号石棺墓从其随葬器物组合,特别是铜罍、铜甬钟的组合来看,其文化属性应是巴蜀文化,所出铜鎛钟M1∶124上有巴蜀符号“”[39]。巴蜀符号“”应该是对这类双戈戟的摹写。“”符号出现时代在战国中、晚期,稍晚于楚地春秋晚期多戈戟出现的时代,在战国中、晚期与多戈戟实物的流行相始终。
图一八 广元昭化宝轮院采集铜剑(0∶21)
图二三 牟托石棺墓双戈戟(M1∶135)
图一九 达观斋藏巴蜀铜剑
图二〇 犍为县博物馆藏铜剑
三 双戈戟形符号的组合
图二四 双戈戟形符号组合数量分布点位图
关于巴蜀符号的性质,学术界分歧很大。李复华、王家祐认为巴蜀符号难以组成篇章词句,它可能是一种看图像以解语意的图画语意符号,因而命名为“巴蜀图语”[40]。“”符号组合符号数量较多,可以尝试探索符号之间组合排列呈现的次序性。铜矛、铜剑上的符号往往铸造在器身两侧,符号的排列若以自上(以矛锋为上)而下、先右后左的顺序来安排(表一),综合来看,
表一 铜矛上的符号次序
表二 符号对照表
注释:
[1]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编著:《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第85页,文物出版社,2006年。
[2]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编著:《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第267、269页。
[3]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编著:《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第85页。
[4]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编著:《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第156页。
[5]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编著:《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第267、269页。
[6]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编著:《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第156、159页。
[7]a.陈黎清:《四川峨嵋县出土一批战国青铜器》,《考古》1986年第11期;b.峨眉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编著:《峨眉山文物》,第52~53页,文物出版社,2007年。
[8]重庆市文物局编:《三峡文物珍存——三峡工程重庆库区地面文物卷》,第72页,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
[9]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编著:《宣汉罗家坝》,第66页,文物出版社,2015年。
[10]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编著:《宣汉罗家坝》,第63页。
[11]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编著:《宣汉罗家坝》,第119页。
[12]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编著:《宣汉罗家坝》,第115页。
[13]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编著:《宣汉罗家坝》,第124页。
[14]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编著:《宣汉罗家坝》,第262页。
[15]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编著:《宣汉罗家坝》,第256页。
[16]李学勤:《符号最多的巴蜀矛》,《文物》1995年第8期。
[17]刘瑛:《巴蜀兵器及其纹饰符号》,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资料丛刊》7,第17页,文物出版社,1983年。
[18]严志斌、洪梅编著:《巴蜀符号集成》,第143页,科学出版社、龙门书局,2019年。
[19]严志斌、洪梅编著:《巴蜀符号集成》,第174页。
[20]严志斌、洪梅编著:《巴蜀符号集成》,第183页。
[21]山东大学考古学系等:《开县余家坝墓地2001年发 掘简报》,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1卷)》,第1433~1434页,科学出版社,2007年。
[22]四川省博物馆编:《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第50页,文物出版社,1960年。
[23]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涪陵市小田溪9号墓发掘简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四川考古报告集》,第188页,文物出版社,1998年。
[24]四川省博物馆编:《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第39、51(此页该器物编号有误,原为0∶12,实际应为0∶21)页。
[25]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三编》第四卷,第24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
[26]严志斌、洪梅编著:《巴蜀符号集成》,第383页。
[27]刘彬徽:《楚兵器研究(一则)》,《湖南省博物馆文集》第四辑,第63~66页,《船山学刊》杂志社编辑出版,1998年。
[28]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著:《淅川和尚岭与徐家岭楚墓》,第173~208页,大象出版社,2004年。
[29]井中伟著:《早期中国青铜戈·戟研究》,第348页,科学出版社,2011年。
[30]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著:《淅川和尚岭与徐家岭楚墓》,第162~168页。
[31]井中伟著:《早期中国青铜戈·戟研究》,第350页。
[32]镇江博物馆:《江苏镇江谏壁王家山东周墓》,《文物》1987年第12期。
[33]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黄州楚墓》,《考古学报》2001年第2期。
[34]湖北省博物馆编:《曾侯乙墓》,第286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
[35]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新蔡葛陵楚墓》,第57、58页,大象出版社,2003年。
[36]武汉市考古队、汉阳县博物馆:《武汉市汉阳县熊家岭东周墓发掘》,《文物》1993年第6期。
[37]襄樊市博物馆:《湖北襄阳团山东周墓》,《考古》1991年第9期。
[38]茂县羌族博物馆、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四川茂县牟托一号石棺墓及陪葬坑清理简报》,《文物》1994 年第3期。
[39]茂县羌族博物馆等编著:《茂县牟托一号石棺墓》,第34、35页,彩版一九,文物出版社,2012年。
[40]李复华、王家祐:《关于“巴蜀图语”的几点看法》,《贵州民族研究》198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