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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农职业教育增强服务乡村振兴适应性的实践困境及破解策略

2022-06-24刘红梅肖泽平杨素丹

教育与职业(下) 2022年6期
关键词:乡村振兴

刘红梅 肖泽平 杨素丹

[摘要]增强涉农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适应性对于全面推进“三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涉农职业教育在服务乡村振兴实践中存在“浅嵌”与“脱嵌”的适应性偏差困境,表现为教育前“冷农”、教育中“去农”和教育后“离农”。由于人的适应性是主客互作共同发展的过程,故涉农职业教育的适应性在于以技术为基础、以“人—业—地”为载体而实现自身与乡村的协同发展,并在服务乡村振兴中达至与乡村共兴。基于此,结合“要素—结构—功能”系统分析框架构建涉农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软硬相兼、融通嵌合的适应性增强机制。为实现构建这一机制,涉农职业教育需立足适应性而超越适应性,采取“修技+立德”“在地+去地”“二元+多元”的服务路径,在锻造技能人才中厚植“三农”情怀,在适应“三农”中引领乡村发展,在深耕村教关系中开拓外部要素。

[关键词]增强适应性;乡村振兴;涉农职业教育;村教共兴

[中图分类号]G7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2)12-0044-07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增强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这表明,增强适应性是职业教育确保持续生存、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途径。“农为邦本、本固邦宁”,“三农”问题事关国计民生,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根本性、全局性和战略性作用。涉农职业教育旨在服务“三农”,是与区域乡村发展关联最为密切的教育类型。乡村振兴战略及相关政策明确强调涉农职业教育对支撑“三农”发展的重要作用。2022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优化学科专业结构,支持办好涉农高等学校和职业教育”。

由此可见,乡村振兴这项重大而紧迫的时代任务,为涉农职业教育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意味着其必须要有更多担当、更大作为,切实增强服务乡村振兴的适应性。那么,如何增强涉农职教服务乡村振兴的适应性?实施策略应是本问题的最终导向所在,但策略的实现需以把握现实症候为前提。可以发现,“增强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意味着职业教育的现实适应性实践尚存短板与不足,即适应性实践困境,解决该困境是增强适应性的关键要旨。据此,本文梳理分析涉农职教服务乡村振兴的适应性实践困境,立足实践困境反思其适应性本质,基于此从构建适应性增强机制与实现路径两个方面探索破解困境的策略,由此形成“困境—反思—机制—路径”逐层递进的研究框架。研究结果以期为涉农职教助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全面实现提供思路。

二、涉农职业教育增强服务乡村振兴适应性的实践困境

长期以来,为保障“三农”发展,国家不断推动职业教育改革,持续强化涉农职教服务乡村建设力度。虽然涉农职教服务“三农”成效明显,但面对覆盖面更广、要求更高的乡村振兴大任,问题与短板也十分突出,并体现于教育前、中、后各环节。

第一,教育前“冷农”。长期来看,涉农职业教育资源短缺,院校数量偏少,农学吸引力低弱,招生困难突出,即使冠以农字头的高职院校,其农业类专业招生比例也难超50%。尤其随着城镇化加速,“学农无用”“走出农村”等偏见有增难减,务农意愿加剧低迷,致使农学教育愈加边缘化。乡镇成人学校数量日趋减少,涉农中职院校数量与招生规模逐年萎缩,农科类专业或升格合并或撤销停办,农学非农化倾向问题凸显。虽然近几年涉农高职招生规模有所提升,但依然无法满足“三农”发展及其人才升级需求。

第二,教育中“去农”。涉农职教力图在育人过程中与“三农”适配,但仍存在差距。一是办学理念、专业设置与地方“三农”发展脱节。对所在地域农业农村历史演变、发展基础、现有布局等认知不足,对“三农”现代发展趋势缺乏长远判断,导致许多涉农职教未因地制宜进行专业设置,从而无法有效服务地方。二是师资力量与“三农”市场脱轨。教师自身农技能力不强,接受新知识、新技术培训薄弱,行业专家与企业人才引进或合作匮乏,由此限制了与市场无缝对接的教育形式的开展。三是育人方式与现代“三农”特质疏离。农业生产类型多样,农业升级转型日趋加速,教学过程却未能“因农施策”而彰显现代农科应用特色;教学理念与模式滞后,难以胜任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重任。四是社会服务与“三农”需求浅配。目前农学专业社会服务主要为教师对农民的科技帮扶与培训,以及带领学生开展“三下乡”社会实践,总体停留于浅层次服务阶段,服务体系不健全,服务质量待提高。

第三,教育后“离农”。学农却不事农,涉农毕业生非专业就业现象显著。教育前“冷农”,教育中“去农”,一定程度导向了毕业生“离农”。加之,涉农岗位薪资普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工作条件较非农岗位艰苦,返乡就业保障不足,職业上升通道不畅,由此降低了学生从业“三农”的信心。据部分发达省份统计,每年农村职业教育院校毕业生回乡就业的人数,占比不足毕业生总数的10%。毕业生“离农”,不仅冲击了农学教育办学效果,也减损了服务乡村的成效。

上述困境显示,涉农职教与乡村之间有着明显的供需矛盾,总体呈“自系统”发展之态,存在“浅嵌”甚至“脱嵌”的适应性偏差问题。要化解此问题,基于涉农职教实践困境,结合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反思涉农职教服务乡村的适应性本质,应是首要着力点。

三、涉农职业教育增强服务乡村振兴适应性实践困境的理论反思

“适应”一词最初是生物学术语。为揭示生物生活活动,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对此进行了最早阐释,指生物族群经由自然选择演化之后,在生理、行为等方面适合生存于特定环境。达尔文的阐释表明,生物为寻求物理生存而采取被动单向地适应环境。相比生物的被动适应,作为认识主体的人,其活动具有明确的主动性与目的性,但同样也受到自身与客体(活动对象等外在事物)的制约牵动。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人既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又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换言之,人是能动与受动的对立统一。从活动路向看,人所具有的能动与受动两面性也反映出人的活动具有双向性:人突破自身状态限制,主动对客体展开改造活动,客体也因自身状态与规律作用于主体,根据客体“回应”,人修缮活动策略再次实践于客体,在如此往复互作过程中,主体不断达成对客体的适应,并走向主客体相互统一。这一双向作用过程即为人的适应过程。人的适应过程表明,为确保持续发展,人的适应性必然摒弃生物的单向适应,而力求实现主客双方的同步发展。

同样,人的教育活动也遵循此理。教育在受制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同时,也必须为社会发展服务。在受制社会与服务社会的双向作用中,教育与社会实现共同发展。相较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的实践活动具有更为鲜明的特色。职业教育以技术立身,通过对实践客体所需技术的创造与输出,展开对人的技能培养和对外服务活动,从而反向推动自身技术提升及持续发展。因此,技术是职业教育能动突破自身限制、嵌入社会获得发展机会的根本。

对于涉农职业教育,其实践客体主要是乡村,农业技术是连接涉农职教与乡村的枢纽。涉农职教依据乡村发展的技术进步需求,不断调整办学机制,产出适合于乡村发展的农业技术。那么,涉农职教如何开展以技术为基础的适应活动?技术自身的抽象属性需要依托主客之间具有共性的现实载体以完成二者互动。涉农职教主要服务农民、农业、农村,同时也汇才育人,以办好农学专业为目的助力地方发展。由此而言,“人—业—地”应是涉农职教与乡村相互作用的共性载体,是涉农职教助农的主要“着力域”。此外也应注意,教育并非自系统孤立发展。涉农职教从属于社会大系统,必然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其他子系统的影响。“三农”是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决定了乡村与各子系统的紧密关联,这也反映出涉农职教的适应性具有复杂结构。从结构层次看,涉农职教适应性的结构包含核心、内部、外围三个层次:核心指整个系统(尤其是涉农职教)的内在驱动;内部为涉农职教与乡村之间的相互作用;外围是内部系统与社会大系统之间的互作关联。就此可知,涉农职教的适应性应构建系统思维,并置于社会大系统中加以考察。

乡村振兴战略凸显了涉农职教基于技术以“人—业—地”为载体增强适应性,解决服务乡村存在的脱嵌、浅嵌问题的紧迫性。乡村振兴意味着在现代化过程中乡村“人”“业”“地”逐渐衰落而亟须提振,而提振乡村必然需要现代技术与技能人才的有效融入。作为以技术立身、培育事农人才的涉农职教理应切实发挥主体能动性,在立足适应性的同时超越适应性,加速与乡村之间的双向作用,并拓展外部支持,弥合脱嵌、浅嵌问题而达至双方“嵌合”。涉农职教与乡村嵌合的结果导向,即是“村教共兴”。

四、涉农职业教育增强服务乡村振兴适应性实践困境的破解策略

(一)增强机制

基于上述适应性反思,以“村教共兴”为导向,以“人—业—地”为载体,从核心、内部、外围三个层次,探索涉农职教服务乡村振兴适应性增强机制(见下页图1)。为深入把握该机制,需掌握影响涉农职教与乡村相互作用的要素及其结构,以实现涉农职教服务功能的提升。对此,引入“要素—结构—功能”系统分析框架。其中,要素指系统的组分;结构指要素之间的关联秩序与作用方式;功能是由要素组合和结构状况决定而成的性质、能力和功效。

1.核心层:“软硬相兼”。机制建构与运转需要动力源。由于农业技术是连接涉农职教与乡村的枢纽,故农业技术进步是驱动涉农职教与乡村相互作用和内外系统运行的基础。强调技术创新与更迭,锻造“硬”实力,是增强涉农职教办学吸引力与助农贡献度的根本。然而,面对乡村振兴重任,仅靠过硬技术显然不足,软实力亦十分必要。“三农”情怀教育是对涉农职教侧重技术硬性指标而缺乏软性价值思想培养的重要补充,有乡土情怀的技能人才方能切实投入乡村振兴之中。因此,核心层旨在技术进步与“三农”情怀双轮驱动,贯穿于涉农教育前、中、后各环节,使涉农职教与乡村达到更高层次融合。

2.内部层:人业地互嵌。内部层实为由涉农职教与乡村基于“人—业—地”载体互相交织而形成的系统,内含“人”“业”“地”三个子系统。

第一,“人”子系统:主体互嵌,赋能农民职业化。要素方面,涉农职教行为主体包括学生、教师、教育教学管理者等;乡村行为主体包括普通农户、农村学子、农村干部、乡贤精英、新型经营主体、老年人、残疾人、退伍军人等。在结构上,职业教育与乡村行为主体紧密对接,充分发挥各主体的能动性,密切主体间交流、配合与协作。在功能上,实现乡村人力资源有效开发,高素质职业农民在数量与质量上全面提升,促进乡村人才、组织振兴。

第二,“业”子系统:专产互嵌,赋能农业现代化。要素体现为“两业”——涉农专业与涉农产业(围绕农林牧渔的一二三产业)。基于地方产业基础、比较优势以及农户关于产业发展的需求,深入实施涉农专业、涉农产业“两业”互嵌,实行专业设置、建设与“三农”全产业链深入对接,教学、科研、服務与产业深度融合。由此在功能上推动涉农职教产学研用一体化发展,提升服务效能与产业附加值,赋能农业现代化与乡村产业振兴。

第三,“地”子系统:教地互嵌,赋能农村美丽化。要素包含涉农职业院校、涉农职业培训机构、农村资源禀赋(主要为自然资源、人文资源)。结构上遵循乡村地域客观发展规律,嵌入乡村生态、文化地域异质性,形成涉农职教地方性,以彰显涉农职教区域特色,推动乡村生态屏障、文化传承等功能发挥,促进美丽乡村建设,贡献乡村文化与生态振兴。

3.外围层:动力支持。内部系统结构的巩固与功能的生成无法离开外部支持,故需破除自系统倾向,集聚发展动能,吸纳外围要素参与。外围系统要素主要涉及政府、涉农企业、涉农行业协会、涉农高校(非职教)、涉农研究机构、非农专业等。政府作为外围要素的主导,为内部系统提供制度环境与运行导向;涉农企业、涉农行业协会为内部系统提供资源支持与方向调适;涉农高校(非职教)、涉农研究机构、非农专业为涉农职教提供农科办学新理念和人才培养新思维。

4.“核心—内部—外围”关系:融通嵌合。第一,核心层的技术进步与“三农”情怀发挥链接内部与外围系统的作用。第二,融合内部系统各要素,提高“人—业—地”结构与功能的耦合度,使内部系统互嵌为一体。第三,整合内部与外围各要素,促使内部与外围系统不断交换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从而推动要素有效配置,内外系统结构嵌合统一,实现功能高效供给。由于适应性是双向的,融通嵌合的统一系统最终将促进涉农职教与乡村共兴。

(二)实现路径

以上增强机制为涉农职教增强服务乡村振兴适应性提供了路径原理。根据前述,涉农职教增强服务乡村振兴适应性,在于实现“村教共兴”。为实现涉农职教与乡村共兴,对接增强机制的不同层次及其内在关系,综合涉农职教适应性的实践困境与理论反思,设计出涉农职教服务乡村振兴的“三环六径”实现路径图(见图2)。各环设置两个实施路径:内环靶向机制核心层,采用“修技+立徳”路径;中环对应机制内部层,选取“在地+去地”路径;外环针对外围层与“核心—内部—外围”关系,配以“二元+多元”路径。

1.内环路径。“修技+立徳”,锻造培优事农人才。人才培育是教育与助农之根本。乡村振兴人才不仅在于增“量”,更在于求“质”。涉农职教应遵循技能人才成长规律,技能与品德教育并重,育出德才兼备的“新农人”。

第一,筑牢藏粮于技,着力创新培育。一是基于农技特性灵活制定培养模式。农业技术具有自身“规定性”,根据农产品生产周期较长、经营管理复杂等特点,灵活施行“依农时教学”“农学交替”“师徒制”等教学模式,强化基于岗位能力的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技能培养,深入探索“岗课赛证”融通的高素质农业人才培养模式。二是提升教师队伍的技术性。健全院校、地方政府与行业企业联合培养教师机制,完善校企人员双向交流协作措施,强化教师专业知识与技能培训进修;引进农林企业、行业、乡村专家名师、能手巧匠,专兼结合壮大师资力量;教师深入农村,加快成果转化,将课堂放在田间、论文写在地头、工作室建在村中。三是与新技术同频共振。聚焦现代农业新品种、新装备、新业态,引入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5G等前沿技术,着力投入集约立体、高质高效、绿色安全、智慧特色等现代种养及其衍生产业的技术创新、示范与推广。四是培养拔尖、急需技术人才。瞄准乡村振兴关于高层次高素质与急需人才需求,开发技术研发平台,开设技能提升班、特色技艺班,在现代涉农技术运用、遗产保护利用等方面精准培育拔尖型、传承型及复合型“乡土菁英”。

第二,强化思政教育,厚植“三农”情怀。加强涉农思想教育与价值观教育,使学生树立投身乡村建设的理想信念与使命感。一是加强课程思政建设,深入实施耕读教育。发挥专业课程思政教育与价值引领功能,深挖提炼涉农专业课程所蕴含的耕读教育元素;加强中华农耕文明、乡土文化教育,弘扬耕读文化,使学生树立“三农”精神,提振学生事农信心。二是强化爱农、事农主题教育。讲好农科故事,加深学生对国情、农情的认识,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事农价值观;开展乡村振兴相关政策、乡村建设优秀案例等主题教育活动,引导学生懂農、爱农,激发学生投身兴农的热情。三是培植专业素养,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推进农林教育知识、能力、素质有机融合,培养具有高度时代责任感和职业修养的新农人;基于现代农业农村岗位持续变化的多元需求,培养学生适应变化的可持续发展能力,锻造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全面发展的乡村振兴人才。

2.中环路径。“在地+去地”,适应引领地方“三农”。“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决定了涉农职教不能仅将自身定位为乡村振兴的“服务员”,更应成为带动乡村发展的“领跑者”,因而需要同时经历“在地化”与“去地化”看似相悖的两个过程。

第一,在地化:匹配人业地,适应乡村。涉农职教扎根当地乡村,瞄准“人”“业”“地”发展需求,强化供给侧改革,实现精准供给。一是适应“人”,精准对接乡村主体。扩大细化服务对象,深入对接村党支部、龙头企业、合作社、致富带头人、乡贤、普通农户、老年人、残疾人、新生代农民工等各类群体,构建主体间需求响应与供给反馈机制;培养和引导农村学子返乡就业创业;强化职业农民培育,依据不同类型乡村主体及不同层次需求,采取学制教育和专业培训相结合、“订单式”与“菜单式”相统一的培育方式。二是适应“业”,专业产业相融互促。以区域产业格局和体系为靶标,建立对接产业调控的专业动态调整机制,保持课程设置、教学方式与产业转型升级同步;构建服务区域农村社会经济、支撑三产融合发展的农学专业集群;推进产教融合与产学研示范基地建设,将科研成果转化与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有机结合。三是适应“地”,构建区域职教特色。基于当地乡村自然与人文资源特色,深入实施森林、草原、野生动植物、农耕文化、民族民间文化等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切实投入自然保护地、生态旅游、特色村镇、美丽乡村的建设与管理,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涉农职教品牌。

第二,去地化:超越地域性,引领乡村。涉农职教应跳出区域看区域,树立前瞻性、全局性思维,将自身发展置于城市、本省、全国乃至世界的背景下加以研判,从单纯地适应乡村走向引领乡村。一是把握城市发展动向。城市是拉动乡村发展的巨大“市场”,涉农职教要及时掌握所在城市与国内外城市发展趋势,从城乡融合发展中透视本地乡村发展态势,发掘农科发展新机遇。二是跨区域联盟、跨国际接轨。涉农职教要加强与省市内外涉农教育交流协作,主动融入涉农职教发展联盟与“中高本研”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体系。国家级优质农校主动对接农林教育世界标杆,打造高标准发展体系。通过涉农院校、机构间的信息共享与沟通,更新办学思路,提升助农质量。三是汲取全国和发达国家乡村发展经验。涉农职教要借鉴其他省市与发达国家乡村建设优秀经验,对接本地乡村实际并作本土化可行性分析,从中提炼改进办学与助农的理念和思路。

3.外环路径。“二元+多元”,深耕开拓资源要素。涉农职教既要立足深耕与乡村的双向关系,也要拓展资源要素建立多元关系,增强服务乡村的效度,在双向与多元的关系格局中建立乡村振兴共同体。

第一,二元合一,村教同力。服务旨在行动,而行动在于主体能动性的发挥。涉农职教主体与乡村主体充分发挥能动性,形成供需匹配的良性循环与共同发展的有机整体。涉农职教要针对农业市场技能人才需求、乡村发展实际及乡村主体需求进行深度调研,全面掌握农情、村情,主动将有关“三农”的国家战略、地方政策、市场行情、技术变革等传达至农民。那么,如何促进涉农职教能动性的充分发挥?这需要相应的激励机制。对此,可引入第三方评价监管机构,或建立独立于教学管理部门的质量监控部门,客观监督、诊断、评估专业建设全过程,依据监管与考核结果,及时优化、淘汰、新设相关涉农专业,提高专业发展的紧迫性;通过福利待遇、评优晋级、职称评定等杠杆,建立教师服务乡村的长效机制;重视学生专业学习的过程性评价和学生毕业后的跟踪评价,依据评价结果及时调整培养方案,并给予评价优良的教学单位、教职人员相应奖励。乡村各类行为主体体现乡村振兴“主人翁”精神,积极配合涉农职教对接与培养工作,主动沟通表达发展需求,及时反馈参加学历与技能提升教育的学习效果和存在问题,以使涉农职教更好地服务农民农村发展。乡村行为主体中,基层党组织是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组织者和实践者,因此,应发挥其“头雁”效应,带动村民提高对职业教育助力乡村发展重要性的认识。

第二,多元一体,协同联动。“单兵作战”无法持续发展,涉農职教需积极与政府、涉农企业、涉农行业协会、涉农高校(非职教)、涉农研究机构、非农专业等“集群联动”,共育农业人才,同享合作成果。一是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政府统筹资源,完善顶层规划,扩大涉农职业院校、培训机构数量与规模,形成覆盖区域的涉农职教网络;做好“牵线员”角色,为多元联合提供组织、政策保障;完善涉农毕业生留乡入乡就业创业的政策措施,大力营造将“农民”视为一种职业选择的社会环境。二是共建服务平台。涉农职业院校依托自身平台、基地,围绕专业特色,与地方政府、行业、企业等共同组建乡村振兴学院或服务中心。三是共研专业建设。涉农职业院校在课程开发、实习实训、就业创业等方面与涉农企业、协会深度研商合作,企业主动承担教育责任,投入资本、技术和管理等资源参与专业建设。四是跨机构合作育人。涉农职教与涉农高校(非职教)、研究机构实行资源互补与合作,在人才培养、专业技术、农学研究等方面不断推陈出新。五是跨专业联合培养。涉农职教开展专业跨界,建设农工、农理、农文、农医专业交叉融合的专业集群,大力培养复合型农业人才,拓宽服务乡村的覆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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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红梅(1986- ),女,四川三台人,重庆旅游职业学院,讲师,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在读博士;肖泽平(1980- ),男,四川泸州人,重庆旅游职业学院,副教授,博士;杨素丹(1983- ),女,河南洛阳人,重庆旅游职业学院,讲师,硕士。(重庆  409099)

[基金项目]本文系重庆市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7年度重点有经费课题“重庆两翼地区高职园林类专业服务脱贫户可持续生计的路径与机制设计研究”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7-GX-051,项目主持人:刘红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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