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山远

这是历史上最山寨的称帝仪式了——狂风大作，临时搭建的帐篷给吹倒了;暴雨倾盆，宫殿“琉璃瓦”现了原形，涂的黄色颜料淌了一地，染花了衮衮诸公的衣裳。这一山寨称帝仪式的主角是吴三桂，公元1678年3月，他筑坛于湖南衡阳回雁峰前馒头岭，举行称帝加冕典礼，改国号为“周”，改元昭武，改衡州为定天府，自称“大周皇帝”，封正妻张氏为皇后。

为了给自己的称帝仪式再增添点仪式感，吴三桂想找名人给自己写《劝进表》。

王船山是衡阳人，他的出生地衡州城南回雁峰王衙坪，距离吴三桂称帝处很近。王船山从小以才华著称，14岁中秀才，24岁中举人，旋即天地大震：闯王进京、崇祯自缢、清兵入关、铁骑南下……王船山断了科举之路，却始终未斩断反抗清朝、恢复旧国的努力，他在南岳武装起义，失败，出仕南明小朝廷，不顺，回归湖南，宁肯四处逃亡漂泊，寄身荒山野岭，也誓死不降清，而且宁肯丢掉脑袋，也坚决不薙发……这样的人物，如此道德文章，俨然是反清复明的一面旗帜，由他来写《劝进表》，多有号召力！

王船山此时已结束了漫长而苦难的逃亡生涯，隐居在今天衡阳县曲兰乡茱萸塘“败叶庐”，苦心著述。面对吴三桂的要求，他的反应咋样？如果能够还原历史现场，他做了三件事：一是面对来使，坚决拒绝，并做恶心呕吐状;二是离家，逃亡;三是作《祓禊赋》，痛骂吴三桂。“祓禊”，意为除邪恶祭，可见王船山唾弃吴三桂反复无常卑鄙无耻的行径。

无耻的吴三桂仅仅在衡阳做了五个月皇帝，就暴病身亡。三年后，清军攻克昆明，“三藩之乱”结束，吴三桂被剖棺戮尸。这个时候，王船山隐居于石船山下湘西草堂，生活清苦，甚至连供他写作的纸张都买不起，但他一直在写作，一直在思考，在如豆油灯下写，在贫病交加中写。

崇祯自缢、清兵入关，但明朝实力犹在，还有百万军队，更有一个包括中央机构在内的诸般齐全的留都南京，如若好好经营，并非不能支撑。

南明也不是没有人才，也不是没有忠臣。可以数出一长串名字，每个名字，都堪称铁骨铮铮：文有史可法、瞿式耜，武有李定国、黄得功。还有像王船山这样忠心耿耿、坚贞不渝的读书人群体，他们宁肯牺牲一切，也不放弃维护明朝正朔的理念。

问题是，历史关键时刻，身居要津、把持权柄的，都是些什么货色？就以王船山为例，他在组织南岳武装起义失败后，九死一生，投奔南明永历帝，意欲施展才干、重振河山，却因为得罪权臣王化澄，差点死于非命。

王化澄，素以贪婪著称，因拥戴永历帝有功受到重用，在南明小朝廷，此人内结权监和内戚，与王后兄长王惟恭以王氏通族称兄道弟，升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主理阁务;又外结悍将陈邦博，《清史稿》载：陈邦博此人劣迹斑斑，行贿得武科出身，邪气十足，但能言善辩。降清明将李成栋攻陷梧州时，他曾秘密致书投降，待李成栋又投向明朝时，陈邦博立即焚降书，并冒李成栋“猎为己功”，上奏南明小朝廷：“是我策反了李成栋。”

永历四年冬，降清将马蛟麟陷梧州，王化澄弃永历帝“挟厚赀避居平南山中”，为马部执杀。陈邦博的下场呢？他后来被抗清名将李定国捉获，磔于市，人人称快。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些没有接受过专业军事训练的文人，却浴血奋战，直到生命最后一刻;那些没有多少权力和资源的小官，却竭力支撑，甚至付出一家一族的性命。

这是历史惨痛的教训：晚明系统性溃败，首先是用人体制的溃败，德不配位，劣币驱逐良币，一艘大船已经千疮百孔，即将沉没，还有人在拼命凿洞。有人要堵，反而被群殴，“要死一起死，你想干啥？”

王船山离开了这条船，他做了另一个选择。

明朝已不可恢复，王船山将他的余生全部用来著述，目的只有一个：文化复国。近四十年时间，他写了四百多卷八百余万字，深刻犀利，又博大精深。他因此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对后世影响巨大，人们甚至称：“北有孔夫子，南有王夫子。”

王船山认为，历史发展，有其规律，而不是所谓“天命”。在知行关系上，王船山强调行是知的基础，一切学问的最終目的是为了致用。他治学崇尚经世，他批判阳明学派空谈心性轻视务实，认为这是导致明亡的原因。

用今天的话来说，王船山的著述，基于问题导向，充满批判精神。他既拥有坚定的中华文化自信，又系统反思国家政治兴亡治乱的经验与教训，廓清迷雾，正本清源，寻找民族复兴的道路。晚清以来，处于忧患之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无论是自我修炼还是寻求“变法”，无论是推翻清朝还是抵抗日本入侵，都能从王船山的著述中汲取营养，都能从中找到批判的武器。

曾国藩是王船山思想的有力传播者，同时又是王船山的忠实粉丝，他评价王船山“硕德贞隐”，无论何等艰难困苦，哪怕天下人都反对，也能坚守自己的信仰和理想。

“诚”，是王船山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曾国藩深受影响，在率湘军驻祁门大营时，他曾这么训斥爱睡懒觉不参加军营早餐暨晨会的李鸿章：“此间所尚的，惟一诚字而已！”1914年，长沙成立了船山学社，时常举行讲座，其中有一个认真的听众，就是青年毛泽东。他在学生时代的笔记《讲堂录》中，就记下了王船山“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论断，并做了发挥。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朋友萧三回忆说：“长沙城里曾有人组织过‘船山学社’，每逢星期日举行讲座，讲王夫之的学说。泽东同志邀请我们少数人也去听讲，他极其推崇王船山朴素的唯物主义和民族意识。”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