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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视角下新疆出土龟甲纹织物及其工艺研究

2022-06-22孙志芹李细珍

丝绸 2022年6期
关键词:文化交流新疆

孙志芹 李细珍

摘要:至北朝起龟甲纹成为丝绸纹样中一种流行题材。文章通过对新疆出土龟甲纹纺织品的梳理,对比、归纳中亚、西亚与中国织物织造特点。采用文献与出土实物对证研究,呈现新疆纺织由以毛为主逐渐转为以丝为优的历程,佐证丝绸之路上织造技艺的交流互动。研究表明:早在汉代之前,起源于埃及的龟甲纹毛织物织造技艺与新疆纺织业有互动。汉代丝绸之路进一步畅通,汉民族的丝绸既满足了中亚、西亚人民对丝绸的需求,也刺激了西域人民学习汉民族的养蚕织丝技艺,并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丝织造技术。丰富多样的龟甲纹织物反映出新疆地区对相邻文明吸纳与本土化的融合创新过程,显示出一个民族心灵的提升与追寻超越智慧的历程。

关键词:新疆;龟甲纹;毛织物;丝织物;织造技艺;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TS941.12;K876.9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 10017003(2022)06013711

引用页码: 061304

DOI: 10.3969/j.issn.1001-7003.2022.06.018(篇序)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20YJA760069)

作者简介:孙志芹(1978),女,副教授,主要从事古丝绸文化与技艺的研究。

龟甲纹又称龟背纹,自古就是承载祥瑞信仰的装饰纹样,其主要特征多以六边形,少数用八角,构成的一种框格骨架,内填花卉、动物、人物等主题纹样,因形似龟甲而得名。至北朝起龟甲纹成为丝绸纹样中一种流行题材,学术界对其多有研究。目前就纺织品中龟甲纹饰的研究主要有:一是论证织物中龟甲纹图案外来说,举例说明中国流行的龟甲纹与西方图案渊源关系,但对具体的发源地、传入媒介未作深入分析;二是聚焦中国龟甲纹丝织物,将纹样流行与社会文化思潮对应分析;三是个案简介,对龟甲纹丝织物的个案技艺特征作简单说明,但未深入纹饰流变和技艺特征形成因素。纵观考古所出龟甲纹织物,其纺织原材料与织造技术的变迁没得到学术界重视,对新疆古代织物中“龟甲填花”图案与西亚纺织技艺的关联研究不够深入,忽略了对中国汉代首见龟甲纹毛织物到北朝时期流行龟甲纹丝织物之间转折的合理解释。本文建立在前辈研究基础之上,拟以图像学、文献学与古代纺织技术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溯源纺织品中龟甲纹的应用,结合中国、中亚、西亚的纺织提花技艺特征分析新疆出土龟甲纹织物的织造特点,佐证丝绸之路上织造技艺的交流互动。但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主要讨论的是织物中龟甲骨架填花纹样,单纯六边形组建的龟甲单元纹样不作讨论。

1 新疆出土龟甲纹毛织物

新疆自古便是沟通亚欧陆路交通的桥梁。公元前1世纪,汉朝在新疆建立西域都护府,国家的统一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丝绸之路进一步畅通。汉朝与中亚、西亚各国的使者接踵而至,各国商贾频繁往来,印度、埃及、波斯、古希腊、罗马等文明在这里汇聚,中国新疆的毛纺技术得到更大的发展,在楼兰遗址、尼雅汉晋墓中出土多件具有西亚风貌的龟甲纹毛织品,诠释了当时这种历史文化特征。

1.1 新疆出土龟甲纹毛织物品种

新疆地区出土龟甲纹毛织物总类包含了当时毛纺织物的主要品种(表1):缂毛、罽、裁绒组织等,全面地反映了当时新疆毛纺织发展水平。其中,“卍”字边几何纹缂毛残片是瑞典籍探险家斯文·赫定在新疆楼兰故城带走的文物,此文物残片以平纹为基础组织,用缂技法显现出一排由双线勾勒的龟背骨架,填独立几何造型花卉的图案。缂毛是以通经回纬技法,彩色纬线显现纹样的一种毛织品,俗称“挖花”。缂毛是新疆人民最早使用的一种显花技法织造毛织物。唐代这种技法传到中原,运用到丝织造中,被称为“缂丝”。尼雅10号房遗址出土的汉代蓝地龟甲四瓣花纹罽(59MNF10:16),残片长24 cm,宽12 cm,彩色纬线显花的平纹纬重组织。经线为棕色,单股,Z捻,交织经为单股,平均交织经密5根/cm;夹经2股合并,密度为5×2根/cm。纬线有蓝、白、红三种色泽,也为单股,Z捻,平均密度8×3根/cm,蓝色地上满铺白色龟甲纹,在龟甲形框架内填充红色四瓣花纹,花纹带白色边缘,图案清晰突出,织物的背面有明显条纹。罽,在汉文古籍中早有记载。最早有关新疆毛织品的记载见于《逸周书》卷七:商代“伊尹为四方献令”时称,“正西昆仑”等地,“请令以丹青、白旄、纰罽、龙角、神龟为献”,纰罽就是毛织品。约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地理书《尚书·禹贡》记载:昆仑、渠搜、析支、西戎以“织皮”为献。“织皮”在吐鲁番阿斯塔那179号墓出土的《尚书·禹贡·甘誓》残卷(72TAM179:16/6[b])解释得很清楚,“织皮,毛布也。此四国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内,羌髳之属,皆就次序美禹之功及戎狄也”。说明这里生产的毛织品是西方各部落向中原王朝进贡和物资交流的重要地方特产。汉代,“罽”在中原已经是比较常见的织物。如,许慎在《淮南鸿烈解》第21卷载“冬日被裘罽”;郭舍人在《尔雅犍为文学注》记载“氂谓毛罽也。胡人续羊毛而作衣”;应劭在《风俗通义》第10卷载汉文帝刘恒“数幸通家,文帝代服衣罽,袭毡帽,骑骏马”等。尼雅出土的这件汉代蓝地龟甲四瓣花纹罽是少见的平纹纬三重组织,是以一组地纬、两组纹纬交织而成的毛织物,图案分区织造。这种组织法与汉代中原地区的织锦技法相同,只是经纬线互换位置,汉锦是由彩色经线起花,分表经和里经,纬线分为交织纬和夹纬。

尼雅1号M8墓出土的汉代黄色地龟甲纹裁绒毯(95MNIM8:33),殘片长295 cm,宽128 cm。基础组织为1/1平纹,平均经密5根/cm,纬密7根/cm。马蹄扣显花,每10 cm内,经向结扣11排扣,横向25个扣,平均每平方米19 900个结扣。地毯有三重边框,米黄色为地,布满四方连续的龟甲纹为骨架,内填花叶纹和几何纹,以枣红、朱红、淡红、土黄、棕、湖蓝等绒头的纵面显现花纹图案。同地区发掘的绛色地龟甲纹裁绒毯(95MNIM8:3),在绛红色地上布满四方连续的湖蓝龟甲纹,内填土黄、蓝绿、淡红色六瓣花卉图案。深红地龟甲纹裁绒毯(95MNIM3:61)的织造方法和图案布局与此黄色地龟甲纹裁绒毯相似。尼雅出土的裁绒地毯,都具有多重边框,以Z向加捻的经线和地纬交织成平纹基础组织,图案规整,富有格律感,色泽浓艳协调,织造精细。裁绒地毯的重要特点是用彩色羊毛拴结绒头,以增加织物的厚度,并由彩色绒头显出图案花纹,基础组织很少磨损,经久耐用的龟甲裁绒毯均选用“马蹄扣”法,是以彩色绒头缠绕在相邻两根经线上的结扣法。至汉代,“马蹄扣”法已成为新疆裁绒地毯的主要结扣法,生产出具有新疆地方特色的地毯。汉文古籍往往把新疆地区织制的地毯称为“毾”“氍”等,《通俗文》载:“毾者,施大床之前,小榻之上,所以登而上床者,即指铺在榻登上的毛织毯”“织毛褥曰氍,常和毡并论。”汉代张衡《四愁》诗“美人赠我毡氍”,汉代《乐府·陇西行》中有“请客北堂上,做客毡氍”。

综上所述,龟甲纹出现在诸多毛织物种类中,可见其是汉代以来的流行纹饰。新疆出土的毛织物纹样精巧清晰、配色丰富,证明汉代以来新疆地区的毛纺织技术已经相当成熟。汉文典籍中对以上毛织物亦多有介绍,说明东西方织物往来历史久远。

1.2 新疆出土龟甲纹毛织物溯源

然而在纺织品中以龟甲纹为装饰的织造技法非古代新疆所独创,早在公元前一千多年的古埃及第19王朝就有应用记载。如表2所示,现藏于意大利佛罗伦萨博物馆的古埃及法老西提一世墓壁画残片所绘哈托儿女神,其服装图案正是龟甲填花纹,以清晰线条勾勒龟背骨架,填独立几何造型花卉,龟甲纹骨架紧密相连,连绵不绝;类似装饰还出现在古埃及第19王朝底比斯的培皮墓(217号)壁画局部织毯花纹,“哈索尔女神与法老”壁画和“阿努比斯神守护木乃伊”壁画中挂毯花纹等图像中。以上资料显示,龟甲纹在人类文明早期古埃及织物上就已有巧妙、丰富的应用。

再者,古埃及的纺织技术也有着悠久历史,考古发掘多种织机,既有水平织机也有垂直织机,既有向上打纬技术,也有向下打纬技术。目前已知最古老的水平织机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900年左右的Khnumhotep墓(图1(a)),其壁画描绘了一个织布工和一个助手在水平织布机工作。类似的平置式双轴织机在Meketre墓中也有发现(图1(b)),现存在开罗的埃及博物馆中,此墓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的古埃及第11王朝。该织机的四个角落都有木桩,目的是把经线绷直绷紧,织机中加有两根横木,织制者坐于一端,负责将纬线穿于梭口,使用一个横木压紧纬线,另一横木是抬高或降低综线,助手的工作是协作移动横木。这种水平织布机主要用于织造平纹织物,两人协作织造也可推测织物门幅有一定宽度。

古埃及的垂直织机从机架的构成可以分为立式框架型织机和立式重锤式织机。在公元前13世纪的卢克索附近的底比斯墓的各种墓葬画中看到立式框架型织机(图2(a)),经线在上下横梁之间伸展,织布的开端从织布机下端开始。织机有一个人使用,也有两个人共同工作,这意味着可以织出更宽的面料。这种织布机的使用痕迹在埃及中部的阿玛拿(Amarna)工人村(Workmen’s village)能够寻找到,这个村庄可以追溯至公元前14世纪中期。立式重锤式织机在公元前460至公元前450的古希腊陶瓶上有描绘(图2(b)),经线下方悬垂重物,使经线垂直,便于纬线穿插。这种立式重锤式织机的织造顺序与框架型织机相反,由于梭口较宽,适合织造斜纹织物。

结合目前考古发掘资料可知,纺织品中最早应用龟甲填花纹的图像源自古埃及墓葬壁画,能够织造挂毯、织造适合裁制服装等宽幅织物技术也源自古埃及,且这些彩色织物基本都是毛织物,虽然古埃及织物中麻织物也是一大类,但麻纤维不易染色,所以在距今约3 000年的古埃及第19王朝时期,用织机织造出龟甲填花毛织物具备可行性。伴随着丝路商品的交换,古埃及的龟甲填花毛织物技艺东传至古代新疆存有可能性,因为在东汉之前,未见如此复杂的几何纹框架内饰纹样的毛织物,其先进的显花织造技术传播至同样以毛织物地为主的古代新疆地区合乎情理。另外,从蓝地龟甲四瓣花纹罽织物组织又能看到,将东方织锦技术夹纬经二重创造性引入,织造出夹经纬三重织物,可以说新疆古代毛纺技艺的丰富性源其地方文化的兼容并蓄与创新发展。

2 新疆龟甲纹毛织物向龟甲丝织物的转折

汉代张骞出使西域,东西方交通进一步畅通,西域与中原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加强,丝路丝绸贸易愈加频繁,丝织技艺得到进一步传播,首先传入至新疆,新疆人民开始学习养蚕织绸,并生产了具有地方特色的织锦。

2.1 文书记载新疆纺织由毛向丝的转折

古代新疆由于畜牧和家庭养殖业发达,毛织品在新疆人民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毛毯具有货币的价值。斯坦因带走的佉卢文木简,编号为222号的木简记载:“将能种5希种籽的土地一块赠给某人,此人必须将价值10穆立的粗地毯一条作为回礼。”编号为432号木简记载:“王后要来此处,她要金币一枚,因此处无金子,可给十三手长的地毯一条。”吐鲁番出土文书也有证实早期以毛毯代奖、罚钱,毯作为货币的记载:前凉升平十一年(公元367年)四月十五日《王念卖驼券》文书(65TAM39:20)谈到以驼易驼,“若还悔者,罚毯十张供献”;西凉建初十四年(公元418年)八月廿九日《罚毯文书“罚毯贰拾贰张入官》文书(63TAM1:18)记载;北凉缘禾四年(公元435年)十月前僧□渊班为悬募追捕逃奴事记“得者募毯十张”;同年(公元418年)二月廿八日《严福愿赁桑蚕券》文书(63TAM1:16)谈到租赁费用为“价交与毯”,由此则文书亦可看出此时新疆地区已有了养蚕业,处于毛、丝并行时期,但最初的实用价值似乎并不及毛毯。同年(公元418年)五月十日《刘晋条呈为绵丝事》文书(63TAM1:15),在“都合绵七斤”后,记“杨瓜生丝一斤,索卢来丝十两”,接记“出自〇〇〇毯一张”又予涂抹,似乎此处的丝与毯有点什么关系。又,同年(公元418年)八月廿九日《某人條呈为取及买毯事》文书(63TAM1:24)记:“杨奣从刘普取官四斛,为丝十三两。□□得十一斛,做丝二斤三两半。儿前买毯贾(价)。”平均一斛换丝三点二五两,而以换丝,目的是以丝买毯。似乎当时买毯,不能直接以,而要以丝折算。此则文书呈现彼时的丝有取代毛毯称为货币的趋势。北凉承平八年(公元450年)翟绍远买婢券文书(75TKM99:6[a])记载“翟绍远从石阿奴买婢一人,字绍女,年廿五,交与丘慈锦三张半”。“丘慈”即“龟兹”,可知当时龟兹锦质量上乘,价格高昂,应用复杂组织织造的彩色织物。另一件永康十年(公元475年)《高昌主簿张绾等传供帐》文书(75TKM90:20[b])记有“张绾传令:出疏勒锦一张,与处论无根”,这说明疏勒地区也有自己风格的织锦。由此可以看出,古代新疆人民掌握织锦技艺不会迟于公元5世纪。延昌廿二年(公元582年)二月廿二日《某家失火烧损财物》文书(75TKM99:17)记载:“紫地锦四张……绢经四匹,绢姬(机)一具,绵经纬二斤……绵十两……蚕种十薄。”这则文书说明公元6世纪时,新疆地区已经能够织制丝绢、丝绵,并且把养蚕、缫丝、织绸一体化发展成为家庭手工业,显然这个时候是古代新疆地区丝、绵纺织的鼎盛时期。

2.2 新疆出土龟甲纹丝织物

当新疆人民掌握了丝织技术后,以龟甲纹为代表的西方风貌成为丝织品纹样中的新题材,从新疆出土龟甲纹丝织品,可以看到该纹饰在绮与锦中均有应用。出土地虽不能代表织物生产地,但众多丝织品都以龟甲填花为图案骨架,说明这一

纹饰是当时的审美潮流。北朝时期的黄色龟背纹绮,内填写实龟纹和其他几何花纹。相似纹样的黄地龟背纹绫在日本正仓院也有收藏(图3);褐色大窠联珠狮纹绮却是北朝难得一见的大窠图案,纹饰中虽未见明确六边形框架,但组合排列中暗含龟甲框架,在六边形和联珠骨架相互套叠的区域内填镜像的对狮和花卉。北朝对狮纹锦、北朝龟背对鸟纹锦中龟甲骨架填对称的动物纹样,其站立方向与纬线方向一致,与汉代云气动物纹锦刚好相反,反映出西域与中原织锦源自不同的织造体系,如表3所示。

2.3 新疆地产龟甲纹丝织物织造特征

存世龟甲纹丝织品少数有出土记录,多数需要依据丝织技术判断其织造产地。如表3中私人收藏的北朝對狮纹锦,经线加有Z捻,以平纹纬二重组织进行织造。这类用加捻丝线生产的平纹纬锦可以归入绵线纬锦一类。绵线纬锦是新疆当地织物,用绵线织锦的记载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数条记载:哈拉和卓90号墓出土的《高昌永康(?)十年用绵作锦绦》残文书(75TKM90:34)记“需绵三斤半,作锦绦”,永康是柔然年号,“(?)十年”当为公元475年。这说明公元5世纪,高昌地区可以用丝绵织出复杂组织的彩色锦绦;哈拉和卓99号墓道中混入的一件《某家失火烧损财务帐》文书(75TKM99:17)记载了该户损失有“绵经纬二斤”。所谓“绵经绵纬”,是指织锦的蚕丝不是治茧抽丝,而是治茧为绵,自绵抽丝,这种纺织技术在西域有其特殊的意义。《北史》卷九七《焉耆传》:“俗事天神,并崇信佛法也……养蚕,不以为丝,唯充绵纩。”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十二瞿萨旦那(于阗)条记载,于阗桑蚕之业传自东方,来之不易,“王妃乃刻石为制,不令伤杀,蚕蛾飞尽,乃得治茧”。《续高僧传》卷三七《释道休传》记载道休“不服缯纩,以伤生也”。由于佛教信仰,西域的焉耆、于阗、龟兹、高昌等都有蚕桑,由于遵守佛戒,需待茧破蛾飞,才治茧取绵。北朝晚期,在新疆地区发现有用平直丝线织造的平纹纬锦,如表3中龟背对鸟纹,此件织锦分别以褐、蓝、绿三色纬线在浅褐色地上织出六边形龟背骨架内的对兽图案,其经纬已不再采用绵线,改为长丝。尚可推论公元6世纪很可能是新疆地区引入新织造技术的重要时期。从织造技术看,新疆地产织锦有自己的特点。

2.3.1 织物经纬线加Z向捻

新疆早期丝织品用绵线织造,加工任意,粗细不匀,究其原因或与新疆人民需待到蚕蛾咬破蚕茧飞走后才缫丝有关。有破口的蚕茧会产生断头多且纷乱的丝,必须进行加捻,然后织丝,这造成丝线粗细不均、织物瑕疵较多,但经过一段相当长的织造技术摸索,当地人掌握了这项技术,并形成具有自己风格的艺术特色,如有龟兹锦、疏勒锦、高昌锦、于阗绫锦等。受古代毛纺织物纺织习惯影响,经纬线大都以Z向加捻,且经捻通常大于纬捻。而中原丝织品未加捻,或弱捻,且捻向均为S向捻。

2.3.2 织物门幅宽广

新疆地产北朝对狮纹锦,经向长38.7 cm,纬向宽70.4 cm,该锦与中原传统织锦规格明显不同。吐鲁番出土文书也有织物宽度记载,如哈拉和卓88号墓出土的北凉承平五年(公元447年)道人法安弟阿奴举锦券(75TKM88:1[6])记载:“阿奴从翟绍远举高昌所作黄地丘慈中锦一张,绵经绵纬,长九尺五寸,广四尺五寸。”换算成国际单位长为275.5 cm,宽为130.5 cm。而另一件出自哈喇和卓99号墓的文书《义熙五年(公元409)道人弘度举锦券》文书75TKM99:6[a])记:“西向白地锦半张长四尺,广四尺。”换算成国际单位长为232 cm,宽为116 cm。这种以张为单位的织锦幅宽多在1 m以上,长度可达2 m以上。对比中原织锦自古以来就采用匹的规格,至唐代未变。根据唐代杜佑所撰《通典》卷六记载:唐制“布帛皆阔尺八寸、长四丈为匹”,从唐尺一尺约30 cm计,其幅宽50 cm左右。由此可见,新疆织物的幅度要比汉锦宽得多,可以推测新疆地产织锦的织机经轴和卷布轴要宽于130.5 cm,古代新疆织锦机与汉民族传统织锦机不同。

2.3.3 织物为平纹纬重组织

平纹纬重组织是对汉民族平纹经重组织的模仿,织物组织恰好是平纹经锦的90°转向。经线有两组,即明经和夹经,明经通常为一根,夹经则一般成双。前文分析的蓝地龟甲四瓣花纹罽即是平纹纬重组织。随着丝织技术的发展,这种织物组织又继续在织锦技艺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受平纹经锦分区显色技术影响,平纹纬锦中也出现分区显色。如北朝对狮纹锦,每处均以1︰1形成平纹纬二重组织,锦面共有四色,浅褐色、深褐色、浅蓝色和米白色,分别形成米白地浅褐纹、深褐地浅蓝纹、米白地浅蓝纹三种色彩组合。同样以分区显色织造平纹纬锦还见于北朝龟背对鸟纹锦,以褐、蓝、绿三色纬线分区域在浅褐色纬线地上显花。平纹纬锦的龟甲骨架内填图案均采用对称构图,并在纬向循环,其图案风格与新疆毛织物纹样相似,这类图案更多受新疆以西地区的纺织品影响。可以说,新疆地产的绵线织锦的织造方法融合了东西方织造技艺特征。

3 龟甲纹锦的流行与丝绸之路提花技术交融

从纺织技术看,提花机是织锦发展的必然产物,织锦是丝织技术发展的高级阶段。中国汉民族生产的五彩缤纷、组织繁复的织锦是丝绸之路畅销品,在不断西传的过程中也促进了西方国家丝织技术的发展。《三国志》裴注引《魏略·西戎传》说:大秦国“常利得中国丝解以为胡绫”。为了保持中国丝绸在丝路贸易中独领风骚的主体地位,汉民族织工也会不断提高丝绸技术,用传统经锦织造技术生产或定制异域风貌的织锦也合乎情理,外来“胡风”成为用来贸易往来的丝绸主流纹样。正如考古所见阿斯塔那古墓所出的公元6世纪中叶以后的中国织锦,汉锦纹饰几乎趋于消失。以龟甲纹为代表的西方图案,在中西方提花技艺高速发展的技术支撑下又引出新的改造和组合,呈现较为丰富的艺术形式。

3.1 龜甲纹锦的流行

自北朝起,龟甲纹成为丝织品中流行纹样,龟背这一名称在唐时的文书和史料中均有所见。敦煌文书(P2613)《唐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正月四日沙洲某寺交割常住物等点检历》L46记载“龟背青绫裙”。《新唐书·车服志》载:“太宗时,又命七品服龟甲双巨十花绫,用色绿。”在敦煌第194窟维摩诘经变壁画中,帝王的围裳上也装饰着龟甲填花纹(图4)。中古时期遗存织锦中,龟甲纹锦品种丰富,能够代表北朝到唐代期间中国织锦技艺的发展,但由于新疆地区古墓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多次被盗掘,出土信息被严重破坏,这些被盗的纺织品大多被传至世界各地。

从存世龟甲纹丝织品来看(表4),龟甲纹锦的变化十分丰富,龟甲骨架有三大类:一是直线六边形框架构图。如北朝狮象莲花纹锦,龟甲骨架由多重直线条构成,内填狮、象、几何形荷花图案,在狮子纹样的空隙处织汉字“师(狮)子、连、华”汉字,通假现代汉体字“狮子、莲、花”。织锦图案以莲台图案为中心,狮、象图案成镜像对称排列于两侧,图案沿经向循环,在纬向并没有真正的循环,一个门幅只有一个完整的纹样,幅宽约54 cm,经向循环约13.5 cm,相似构图织锦在中国丝绸博物馆、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等均有收藏。二是龟甲六边形与其他骨架叠加构图。如北朝对波狮凤鹿羊纹锦,六边形龟甲和对波形骨架交错构成,锦面框架复杂,内填纹样丰富,有一羊一狮、一鹿一凤、一鹿一狮等交叉搭配,动物造型既有相对奔跑的也有相背而驰。此外,套叠骨架还见有线形框架与联珠圈共构,现藏日本正仓院的紫地龟甲纹锦,紫色为地,红、绿、黄三色显花纬锦,骨架内填由唐草组合成的菱形纹样,锦面纬线的变化逐条换色,具有工整、绚丽的多重艺术效果。三是龟甲六边形骨架由线形与非线形共建形式。如日本正仓院所藏平纹纬锦唐代红地龟甲花叶纹锦,六边形边框由花叶纹与纵向的柱形纹相结合,把花纹分区隔开,区与区之间纹样重复,黑、白花纹在红地上形成黑、白、灰对比,鲜艳醒目,独具边疆民族艺术风格。

3.2 龟甲纹锦的提花技术

由表4可见,龟甲纹锦不仅艺术形式多样,其织造组织有平纹经锦、平纹纬锦、斜纹纬锦,清晰呈现出北朝至唐朝期间丝绸之路中西提花技术的发展、融合。汉民族织锦是以经线显花的平纹经锦为传统,用传统方法生产西域风尚的织锦,反映出汉民族织工的超凡智慧。表4中北朝对波狮凤鹿羊纹锦,锦面错综复杂,显示北朝时期中国经锦技术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北朝经锦与楚锦、汉锦对比,其显著特征是纹样的对称排列,在织物组织图中表示为色经的对称排列,这是由小花楼提花机(图5)所织造。小花楼机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实现了多把吊装置,即在同一织物门幅内重复数个相同的纹样,包括对称的重复纹样。这源于花楼织机能够把复杂的提花信息用花本形式贮存并释放出来,通过花楼提花与织造配合生产出精美的纹饰。东汉至隋唐时期的经锦大多采用束综花楼机织造。

中国丝绸通过丝路贸易流通至世界各地,也使得市场对丝绸的需求增大。随着新疆的纺织工人可以接触到中原丝绸,并试着仿制中原丝绸,当时确实出现了这样的趋势,但当地织工没能在经线方向织出循环图案,只能在纬线织出有限的图案。如新疆本地产北朝对狮纹锦,纹饰虽有汉锦遗韵,但采用的是平纹纬锦织造结构、保存丝线加Z捻习惯、锦面幅宽超过中原织机等特征,说明其模仿的只是纹饰,而非织造技术。其织机应该是一种只具有控制纬向循环装置而无法控制经向循环。赵丰称这种控制纬向循环的装置为1-N把吊系统,类似于当今提花机上的多把吊装置(图6),与现存伊朗的兹鲁(Zilu)织机相似(图7)。织机没有花本,但有综线,每次提综,织工都需要重新开始挑花,挑花之后可以控制多根经线的提升,形成纬向的图案循环。挑花工每挑一纬,织工就将挑起的综线合拢提起,相应的经线也被提起,织工就可以织入相应的纬线,为了提高效率,通常会加大幅宽,但经向织得不是很长。

西域织工在以挑花方法织造平纹纬锦的过程中辅以斜纹显花,由此产生了新的纺织工艺,斜纹纬锦织造组织由于斜纹能够产生长浮线,织物表面布满浮线,能充分折射丝线的光泽度,使织锦更加艳丽。这个新技术在一定程度带动了公元4—6世纪西方丝织技术的发展。伴随着斜纹纬锦技术的日臻成熟,“波斯锦”“粟特锦”成为丝路畅销品。在新疆亦有较多斜纹纬锦的发掘,阿斯塔那古墓有实物龟背纹锦面衣(60TAM317:31/4)的发现,还有随葬文书记载的斜纹纬锦,在出土《高昌义和六年(公元619年)伯延等传付麦栗糜条》文书(60TAM331:12)的墓中,发现的几何瑞花纹锦为两重三枚斜纹纬锦。受同系统中亚织锦的影响,新疆、粟特织锦采用多经多纬的织造阶度,省去挑花的麻烦,典型纹样是联珠对马纹锦。《高昌重光元年(公元620年)布帛杂物疏》(TAM151)中,记“饮水马锦镇(枕)二”,对马纹波斯锦在新疆有多件出土,对马都为肩生双翼的天马,且多以龟甲填花纹作装饰。表4中龟甲佛殿纹锦残片,也是以斜纹纬锦织造的龟甲文锦,棕色地纹,红、绿、白、黄显花,框架内织少见的佛殿纹样,有庄重的神秘宗教色彩。

中国汉民族织工也从中亚织锦技术中得到启发,使用二层或三层经线,提二枚压一枚的夹纬新织法,以多彩多色纬线起花,比经锦织造的图形和色彩都更为繁复,并将其与汉锦传统的花本相结合,最后形成了以线制花本为特征的小花楼束综提花机,实现了纤线花本的多耙分花,这是织造更大纹样的关键性进步。新疆发掘的唐初唐系纬锦,花本纬线普遍在2 000根左右,这么多的花本纬线,正是由于小花楼机多耙分花,将原来的单组纤线变成多组纤线,从而大幅提高了花本的横线数,纤线在提拽过程中更加清晰。小花楼束综提花机虽比经锦织机复杂,但图像的换色和形象的细腻表现易于控制,斜纹纬锦图案能在经纬双向作上下左右有四个回纹。此外,汉民族织工沿用传统加捻丝线习惯经线S捻。新的织造技术,将丝绸纹样与色彩表现提升至一个崭新的水平,章彩绮丽的唐锦代表当时中国最新丝织技术。如传播至日本的唐系纬锦四天王狩猎纹锦(图8(a))、联珠花树对鹿纹锦(图8(b)),织锦中的翼马、神鹿都用四方连续构图的龟甲纹作装饰。由此可见,龟甲纹已由单纯的纺织品装饰发展成与中国传统文化中龟甲延年寓意有关的流行纹样。

提花技術的发展为当时的流行纹样提供了技术支持,随着唐代团窠纹样的流行,龟甲骨架亦改造成具有汉民族文化特色的龟甲团窠纹。如宋代人所绘唐代高僧《不空三藏图》(图9),椅披上的纹样即龟甲团花纹,六边形框架由非连续组合的抽象花叶纹构成,六边线形框架界限模糊,或由卷草纹组成,或由有间距的花叶纹组合,这类龟甲纹更具东方文化属性。正是由于花楼机的出现,织物不再受织机综片数量束缚,能够随心所欲地设计织物花纹,并带动了许多新织物品种的发展,为宋锦、云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4 结 语

新疆作为沟通亚欧陆路交通的桥梁,其纺织技艺的发展与东西方有着密切互动。中国首见东汉时期的龟甲纹织物是出土新疆地区的毛织物,但早在公元前一千多年前的古埃及服饰和毛毯中龟甲纹就有熟练应用。随着汉代中原与西域的贸易往来进一步畅通,汉民族丝绸大量进入中亚、西亚人的生活中,养蚕织锦技术也被域外所学习,新疆纺织业亦由以毛为主逐渐转为以丝为优,龟甲纹再次成为丝织品中流行纹样,丝路沿途发掘龟甲纹锦品种丰富,提花特征折射出丝路织锦技艺相鉴、融通发展的历程。新疆地区最初的绵经绵纬是出于模仿中原的平纹经锦,借鉴中原分区显色技法,但更多的是沿袭毛纺织造习惯,运用挑花技法织造花纹。隋唐时期中亚地区提花织锦技术日趋完善,独特技艺下的织锦成为丝绸之路上新的潮流。中亚纬锦的流行促进中原提花技术进一步改进,形成了优于中亚织锦的唐系纬锦。正是源于提花技术的大力发展,为龟甲纹锦丰富的艺术形式提供技术支撑,本具有西方风貌的龟甲纹,至唐代被指定为官服图案,成为丝绸的流行纹饰,并被设计成具有东方文化属性的纹饰。由此可见,丝绸之路上无论是实物还是其技术的传播,向来都是双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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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tortoiseshell fabric and its craftsmanship unearthed inXinjia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ilk Road

SUN Zhiqin, LI Xizhen

(School of Art & Design, 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Yancheng 224051, China)

Abstract:The tortoiseshell pattern in Chinese textiles first appeared in ancient Xinjiang woolen fabrics, but going back to its origins, we will find that there are examples of this pattern being skillfully and ingeniously applied in Egyptian clothing as early as 3 000 years ago. The spread of the tortoiseshell pattern in textile technology indicates that technical exchanges along the Silk Road have long existed. In Xinjiang during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the tortoiseshell pattern was seen in main categories of wool fabrics such as wool tapestries, woolen rugs, and tufting fabrics. The exquisitely weaved tortoiseshell pattern with rich colors fully reflected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Xinjiang wool textile patterns at that time. Ancient Xinjiang wool fabric is also introduced in many Chinese classics. With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Silk Road in the Han Dynasty, economic and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Xinjiang and the mainland China were increasingly strengthened. The exquisite silk crafts of the Central Plains were first spread to Xinjiang. People in Xinjiang began to learn to raise silkworms and weave silk, but due to differences in social culture, religious beliefs and textile habits, the brocade woven locally in Xinjiang has its own distinct uniqueness. Tortoiseshell textiles woven by Central Plains weaving system and Central Asia weaving system are well preserved in Xinjiang, demonstrating the glory of this fashionable pattern. Therefore, the studies of tortoiseshell pattern textiles and related technology unearthed in Xinjiang are of great value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textile technology, which proves that the transmission of physical objects and technology along the Silk Road has always been bidirectional.

This essay traces the applications of tortoiseshell patterns in textiles using a combination of ancient paintings, ancient texts and ancient textile technology. And by analyzing the weaving characteristics of tortoiseshell pattern fabrics unearthed in Xinjiang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extile jacquard techniques in mainland China, Central Asia and West Asia, we draw these three conclusions: ⅰ) As early as the Han Dynasty, the weaving technology of tortoiseshell wool originated in Egypt interacted with the textile industry in Xinjiang. ⅱ) The Silk Road in the Han Dynasty was further developed, and the silk of the Han nationality not only met the needs of the people of central and Western Asia for silk, but also stimulated the people of the Western Region to learn to silkworm raising and silk weaving skills of the Han nationality, and the silk weaving technology with local characteristics was formed. ⅲ) Local brocade technology in Xinjiang was also used for reference and learning by Central Plains weavers to create a new jacquard weaving system. Central Plains weavers integrated their national aesthetic preferences and designed the tortoiseshell patterns that originally had a Western style into a pattern with unique oriental cultural attributes.

This essay delves deep into systematically sorting out the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ortoiseshell pattern fabrics unearthed in Xinjiang. The scope of this research is not limited to the discuss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ancient textile technology in Xinjiang, but rather placing Xinjiang as the transfer station of the Silk Road that connected the Central Plains, Central Asia and West Asia through technical changes of the tortoiseshell pattern as observed through the innovative process of absorbing and localizing neighboring civilizations in Xinjiang.

Key words:Xinjiang; tortoisehell pattern; wool fabric; silk fabric; weaving technique; cultural 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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