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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牢守住经济安全底线

2022-06-18王一新

前线 2022年6期
关键词:国家安全高质量发展

[摘要] 国家经济安全事关国家的经济主权和经济利益,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其他领域安全的基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40多年高速增长,经济主权更加巩固,经济发展成就辉煌。近年来,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经济安全面临严峻风险挑战。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必须坚决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有效化解经济安全风险,推动高质量发展,筑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经济安全底线。

[关键词] 国家安全;  经济安全;  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 F125.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29-1445(2022)06-0025-04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之变和世纪疫情相互叠加,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国际经济的不稳定性、贸易冲突、产业竞争等经济安全问题日益凸显。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守住国家经济安全底线,不仅意义重大,而且影响深远。

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依托和基石

经济安全是指一国经济的安全和重大利益不受侵害或威胁的状态,包括经济主权安全、资源能源安全、金融安全、粮食安全、科技安全、产业与贸易安全等。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安全的基础。

经济安全是我们党长期执政的重要保障。自政党出现以来,任何政党要赢得人民的支持和拥护,都必须搞好经济,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反之,就会被历史和人民抛弃。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一步一步完成了救国、兴国、富国的伟业,并朝着强国伟业不断迈进。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秘诀就在于我们党始终代表人民的利益,始终是得民心的。习近平总书记讲“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又讲“民生是最大的政治”。两个“最大的政治”是相通的、统一的,我们党始终在发展民生中赢得民心,这也是我们党长期执政的重要原因。

经济安全是实现国防和军队建设现代化的重要基础。雄厚的军费支持,是形成强大国防力量的基础。国防支出如果超出经济基础的承受范围,最终会拖累经济发展,增加经济安全风险。从全球范围看,一国国防力量综合评价与军费支出规模普遍呈正相关性。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历年公布的研究数据显示,军费支出靠前的国家,其军力综合排名也较为靠前。要增加国防经费,增强国防力量,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打牢坚实的经济基础。当前,我军现代化建设正快速推进,要在2035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到2050年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随着我军现代化程度不断提升,需要不断更新装备、提升官兵福利、增加训练场地,这都需要强大的经济支持。如果经济安全得不到保障,国家出现系统性经济风险,最终会影响我军现代化建设进程。

经济安全是保障其他领域安全的重要依托。我国国家安全体系涉及政治、国土、军事等多个领域安全。无论是传统安全领域还是非传统安全领域,都需要经济安全作为支撑,脱离了这个基础,任何一个领域的安全都难以维护。冷战时期苏联与美国展开太空竞赛,意图在太空安全领域占得先机。维护太空安全必须要有强大的经济基础支撑。20世纪80年代后,苏联经济安全出现重大隐患,无力支撑航天工业快速发展,最终在太空安全领域失去主动权。可见,只有夯实经济安全基础,才能有效推动其他领域安全建设。

我国经济安全面临的风险挑战

近年来,我国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经济增长传统红利相對减弱,经济安全面临多种风险挑战。

人口红利有所衰减,经济增长动力趋缓。人口是影响一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变量,低出生率、老龄化趋势和高端人才相对短缺等问题,可能影响我国经济安全。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年度出生人口数量呈下降趋势,而老龄化程度却在逐步加深。截至2021年末,全年出生人口1062万人,出生率为7.52‰。1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18.9%,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14.2%。根据国际标准,当60岁以上人口比例超过10%或65岁以上人口超过7%,就可以判定一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我国人均GDP仍处于中等收入水平,但老龄化程度已经接近发达国家水平。2同时,我国就业人口结构性矛盾开始显现,高端人才数量、质量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差距。截至2020年,我国技能劳动者占就业人口总量仅为26%,高技能人才仅占技能人才总量的28%。从供给侧看,制造业招工难、用工难问题亟待解决。从需求侧看,老龄化社会总体消费倾向较低,社会中最具消费能力和活力的中青年人口比例下降,造成社会有效需求不足。

技术红利开始减弱,产业链升级压力加大。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往往具备技术性后发优势,即从发达国家引进各种先进技术,通过学习、消化、吸收和创新推动本国制造业快速发展。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就是从学习借鉴开始,最终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的。当前,我国正处于产业链由中低端向高端跃升阶段,产业技术壁垒不断提高,关键核心技术已经很难通过仿造借鉴来掌握。2018年以来,美国针对我国中高端制造业实施多项制裁,企图遏制我国高新技术行业发展。同时,发达国家推行制造业回流战略,对我国产业链升级形成新的压力。

实体经济发展放缓,产业空心化3务须警惕。从历史规律看,一国在迈入中高收入行列后,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开始较快下降。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由2016年的28.07%下降至2020年的26.29%。4同时,实体经济和金融业的收入差距也不断拉大,导致资本、人才不断流向金融行业,进而加剧经济结构脱实向虚。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财富之源。制造业过早、过快衰退会导致国家经济增长动力减弱,就业岗位减少,降低本国经济抵御风险能力。经济脱实向虚容易诱发金融行业过度繁荣,生成资产泡沫,增大产业空心化风险。从历史上看,20世纪90年代,日本就是因为地产金融泡沫破裂,让日本经济陷入了“失去的30年”。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必须牢牢抓住粮食生产这个命根子。由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非农建设占用耕地等原因,我国耕地面积正不断减少。2009—2019年间,我国耕地面积从20.31亿亩下降到19.18亿亩,平均每年减少耕地面积超过1000万亩。1目前我国人均耕地面积已不足1.4亩,仅仅为世界平均水平(人均2.7亩)的一半多一点。我国粮食结构性短缺问题依然存在,对外依存度较高。2021年,我国粮食产量达68285万吨,但进口粮食16453.9万吨,占粮食总产量的24.1%。

全球能源危机显现,保障能源安全任务艰巨。能源资源特别是油气资源是战略资源、经济资源,也是外交资源、军事资源。近年来,受国际形势变化和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范围内能源供给短缺,价格持续上涨。我国能源进口依赖度较高,能源安全问题不可小觑。2021年,我国生产原油达到19898万吨,创5年来新高,但同年进口原油达51298万吨,对外依赖度超过70%。目前我国能源供需总体平衡,但局部地区季节性和阶段性的失衡仍然存在。同时,在新能源核心技术研发、清洁能源应用等能源转型新技术领域,我国还存在技术短板,距离实现“双碳”目标要求仍有差距。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责任重大。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金融与风险始终相伴。历史上的大国兴衰往往与金融能力密切相关。20世纪的拉美债务危机、亚洲金融危机,本世纪的次贷危机、欧债危机,对世界经济安全影响巨大。当前,我国金融风险挑战主要集中在金融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地方政府债务和大型企业信用债务等方面。随着我国金融改革与金融创新进程不断加快,金融业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金融领域各主体间联系紧密,容易诱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必须高度重视财政金融领域风险隐患,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坚决维护我国经济秩序和经济安全

维护我国经济安全,归根到底是要化解风险,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发展,为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提供战略支撑。

稳步发展实体经济,确保经济基础牢固。要巩固实体经济的基础性作用。实体经济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是一国经济健康发展的立身之本,也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抓手。工业革命以来,每个历史时期的大国、强国在发展过程中都必须依靠强大的实体经济作为支撑。我国是拥有14亿多人口的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民生、国防等方方面面都离不开实体经济这个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实现了经济持续高中速增长的发展奇迹,以工业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引擎。当前,我国制造业发展受到传统红利下降、原材料成本上升、国际竞争加剧等因素冲击,面临经济结构脱实向虚压力,产业空心化风险加剧。新发展阶段,我们要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新兴产业,坚定不移实施制造强国战略,通过产业升级化解产业空心化风险,确保实体经济这个根本不动摇。

健全风险预警防控机制,有效应对各类挑战。随着人类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经济体系日益庞大,金融工具更加复杂多样。经济安全风险具有联动的特点,一旦爆发,传播速度快、负面影响大,容易产生连锁反应。2008年爆发的次贷危机,发端于美国房地产次级信用贷款出现的违约风险,由于现代金融衍生产品将保险公司、投资银行、房地产公司卷入其中,并通过金融体系迅速向全球蔓延,很快就发展成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当前,我国经济体量不断增大,经济安全风险点多面广。由于我国经济安全风险预警、防控机制尚不健全,亟待补齐短板、堵上漏洞、增强能力。应重点构建经济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完善风险指标收集,对经济运行过程实施动态监控。一旦出现风险苗头,就快速形成动态预警分析结果,为宏观管理和决策提供参考。

坚持开放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挑战,我们应着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党中央“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特别是基于我国比较优势变化,审时度势作出的重大决策”。1我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世界经濟体系,内外需市场已形成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既不是关起门来谋发展,也不是“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新发展格局是通过发挥内需市场优势,吸引全球优质资源要素,让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产生联动效应,提升我国在全球配置资源的能力,有效应对外部经济冲击。

调结构转动能,形成经济增长新红利。一方面,要把经济发展重心转向国内市场,充分发挥我国市场优势,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畅通全国内循环,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合起来,加快培育现代化内需体系。另一方面,要积极寻找经济增长新红利。继续完善三孩生育政策和“双减”政策,提高生育率,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充分发掘银发经济潜力,开发适合老龄化人口的技术、产品,培育智慧养老等新业态,激发老龄人口消费需求。同时,要从国家、企业、人才、制度等各个方面协同用力,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水平,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完善创新体制,在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通讯等高技术领域打造核心竞争优势。

防范重点领域风险,守住经济安全底线。要强化国家经济安全保障,着力提升粮食、能源、金融领域安全发展能力。在粮食安全方面,要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稳步增加粮食产量,进一步提升粮食储备调控能力,加强种子库建设,确保种源安全。在能源安全方面,要增强能源持续稳定供应和风险管控能力,加快能源技术创新、大力发展绿色低碳能源,有效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在金融安全方面,要不断推动形成现代金融体系,让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对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坚决稳定房地产市场,不断完善金融市场监管机制。实施审慎货币财政政策,加强对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监管力度,逐步降低地方政府债务杠杆率。规范中小金融机构、企业信用贷款业务,严惩逃废债行为。

加强国际合作,掌握经济安全国际主动权。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坚决反制其他国家对我国实施的贸易制裁和科技制裁。继续优化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增加高附加值产品出口比例。继续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实现互惠双赢。继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战略,不断增强人民币国际影响力。保持汇率稳定,不断优化外汇储备结构。充分发挥亚投行、APEC等国际组织平台作用,继续推进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进程,不断增强我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作者简介:王一新,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国家发展战略教研室副教授)

责任编辑 / 申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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