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右使

明朝进士虽然起点很高，但其升级通关之路，中间的变量依然很多，每一个变量足够改变其一生。

1613年3月，一位来自扬州府的24岁年轻人考取了三甲进士。这一刻他走到了求学之路的巅峰，将开启新的人生路 —— 仕途。

好苗子从来不缺积极的指导者。很快，一位老乡就劝年轻人：“要找找某某重要人物，给自己要一个美缺。”他的回应很实在：“我应该安心等待和服从朝廷分配，怎么可以向人营求职位呢？”

8月份，吏部分配年轻人到了事情少且偏僻的邵武县，之后的幾年里，他先后任福建晋江、山东潍县知县，到了1621年回京参加期满考核。这几年中，年轻人在邵武移风易俗、在晋江处置贩卖女子的分巡道中军、在潍县供应辽东军需。这些事很锻炼人，也很得罪人，但由于进士身份带来的信用溢价，总有人为他说句公道话。

回到京师，他住在城外。此时吏部缺司官，有人专门去给他讲：“吏科给事中某某是你的老乡，找找他你就可以去吏部。”吏科给事中是言官系统，话语权极强;文选司是六部第一司，好到“宁做文选郎，不为方面官”。年轻人再一次回答：“古人以自荐求仕为耻，所以我是不会做这样的事的。”这个年轻人叫吴甡，后来当到内阁大学士，这是他晚年的回忆。他之所以着重强调这些事，估计当时的官场风气不是这样。

那么问题来了，明朝的进士，是如何一步步适应并改变的呢？

初出茅庐的书生意气

如前所言，中进士后的分配非常重要：是去翰林院做庶吉士整理皇家文献和拟诰敕，还是去吏部为国家选官员，或是去江南富庶之地当官，抑或是去偏远山区或者边疆当地方官，区别是非常大的。不过，对于多数人而言，这一步基本是考试成绩和吏部决定的，能靠自己改变的毕竟是少数。

新晋进士最不缺的是一腔热血，最容易做的也是评议朝政。分配到翰林院和言官系统的进士最有书生意气，也最按照圣人古训来理解并要求这个世界。

王阳明（28岁中进士）的父亲是1481年的状元，官至南京吏部尚书。王阳明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和内阁大学士李东阳等诸多高官多有交流。家学深厚、交游层次高，按一般的规律，王阳明应该在官场游刃有余，但恰恰相反，进入仕途8年后，他在刘瑾掌权的时候上书反刘瑾，结果挨了40大杖，去贵州龙场驿站做了3年驿丞，重新从知县做起。一来一去，仕途耽误了十来年，放到一般进士身上，再回首就是百年春。

严嵩25岁中进士，被选为庶吉士，散官授编修。这样的起点和路径，成为大学士的概率很高，做个尚书侍郎毫不费力。刚进入仕途的严嵩，面对的是刘瑾当权，严嵩没有选择直言，而是默默回乡读书，一读就是10年，这期间，他修订府志，也获得了整个士林的赞誉。他再出山时，已经是不惑之年，等一步步到了上层，在兴献帝庙号称宗的问题上才领略到天威浩荡，清誉毫无抵抗力，一百八十度转弯，以嘉靖之是为是，彻底从清到浊。

各人有各人的选择，这些人说到底还是幸运的，但对于更多进士而言，这不是弯路，而是一条不归路。

邹智21岁中进士，成为翰林院庶吉士。邹智颜值高、人聪明，前途无可限量。然而，恰好这年，天象有变，朝廷下诏求言，要求“所在官员人等，指实条具以闻”。一般的奏疏都在事务层面，邹智却直接谈朝廷用人，将万安、刘吉、尹直等多位大学士批评一通，并批评了皇帝。奏疏上去，成化皇帝将其留中不发，但在几年后，依然被牵连贬谪，死在了谪居的地方。

甚至状元郎都难以免祸。罗伦（24岁中状元）因弹劾李贤夺情被谪福建市舶司副提举，张昇（28岁中状元）因弹劾大学士刘吉被贬为从五品的南京工部员外郎，舒芬（33岁中状元）因劝谏武宗南巡被谪为福建市舶副提举。

关键时刻的朋友

在万历朝担任过吏部尚书的张瀚（25岁中进士）刚入仕途，在都察院实习的时候，当时的都察院负责人（左都御史）名臣王廷相（20岁中进士）对他的河南同乡新科进士讲：“刚进来仕途，交朋友要谨慎，比如说张瀚，可以和他交朋友。”这是前辈对张瀚人品的一种认证，也是久经宦海的职场前辈的殷切指导。

30年前，王廷相、康海、李梦阳是文坛赫赫有名的新秀，有“前七子”之称。康海是陕西人，27岁中状元，文学造诣很高。李梦阳生在甘肃，21岁中进士。当时是明武宗时期，刘瑾的威望与日俱增。起初，翰林院的康海遇到了很关心老乡的大太监刘瑾，作为新入仕途的年轻人不可能对宦官有好印象，一直对刘瑾保持距离。可惜坏就坏在没坚持。

1507年，为尚书韩文起草疏稿的李梦阳，因为同僚出卖而先被贬后被抓，甚至有被杀的危险。这时候李梦阳在狱中给自己的文学小伙伴康海递了“对山救我”一纸，“对山”是康海的别号。康海前去找刘瑾。刘瑾在知悉才子老乡登门后，连鞋子都没穿就跑出来见面，并将其奉为上宾。显然李梦阳的事就不是事了，有刘公公的招呼，他第二天就出狱了。

刘瑾被族诛时，康海被列为同党，免职回乡;李梦阳却成了“抗阉”典型，官复原职，并很快得到了提拔。居乡的康海感慨“以文为身累”，一腔才华终究留在了梨园。一百多年后，李光地和陈梦雷也是如此。

吏部的作用有多大

对于新科进士，与吏部打交道非常关键。1536年秋，吏部给新科进士安排职位。孙植和张瀚是一榜，名次靠前一名。在操作上，吏部误以为张瀚名次靠前，选了张，没选孙。孙当时在家听受官职，知道后很诧异，两个小伙伴相约去吏部问询。

当时吏部文选司屠姓郎中对他们说：“是书吏誊写的时候搞错了，孙留选，张暂还。”对于吏部而言，这已经很客气了，对于张瀚而言，这就是失去机会。张瀚直接说：“我是按照吏部公文来的，说回就回去，得有个说法。”郎中叹了口气，说道：“两位都是贤者，姑且定一块安排吧。”后来张被选为南京工部都水司主事。这一次孙争取到自己应得的，张也没有稀里糊涂回去，还顶住了吏部。

张瀚在担任陕西左布政使期间，得罪了巡查御史。御史随即对其弹劾。在明代，得罪言官后果是很严重的。朝议虽然觉得张瀚没什么问题，但计划把张瀚调开以对言路有交代。这是常见解决措施，只是这一调动，给外界的信号就是张瀚有错，很可能毁掉一位优秀的方面官。

调动需要吏部走程序，当时陆光祖（26岁中进士）为文选司郎中，直接顶住不调。陆光祖不仅表态，而且有行动，直接以生病为名回家。对言路要交代，对吏部更要交代，这事自然也就不了了之。

新科进士进入仕途，和吏部打交道的能力基本可以看出其处理复杂事物的能力。明朝进士虽然起点很高，但其升级通关之路，中间的变量依然很多，每一个变量足够改变其一生，最终有的将书生气升华成一代大家，有的隐去锋芒圆滑于官场，有的惨遭摧折一蹶不振。对于明朝进士来说，科举考试之后，更为残酷的竞赛才刚刚开始。

摘编自《国家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