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翕，刘 琳

(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 300000)

中国政府历来对县域经济的发展十分重视，党的十六大正式提出“壮大县域经济”，更是凸显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既有研究呈现如下特点与缺陷：第一，目前研究县域经济的研究方法大多是以因子和聚类分析[1]、多元回归[2]为主的定量分析，很难回答变量间相互依赖及其构成的组态如何影响结果的复杂因果关系；第二，目前的文献对县域经济的研究多数从区域发展差异视角入手，尚缺乏对县域经济如何实现振兴的共识性解释；第三，关于浙江省县域经济的研究还停留在2012 年之前，已缺乏时效性。[3]浙江作为县域经济强省、全国特色小镇建设前列省、城乡差距最小省份之一，一直致力于发展本省各县的经济活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以带动乡村发展、提升城镇化水平[4]，并先后在嘉善、诸暨、新昌等地批准实施了一系列县域改革试点。[5]探索浙江县域经济振兴的成功案例，研究其发展的内在逻辑，对于总结出适合全国县(市)借鉴的经济振兴模式意义重大。

一、变量设计及编码说明

结果变量。县域经济发展程度包含质量和数量，经济增长数量考察的是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增长质量考察的是经济增长的优劣程度。[6]GDP 增长率仅能够代表当年地区生产总值的发展速度而不能衡量地区经济发展的质量或效益。笔者选择重点考察县(市)经济结构，来解释经济发展效益变量。地区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占比越大，地区产业结构的经济效益就越低。笔者采用县(市)非农产业产值占比来解释县(市)产业结构的优劣。

条件变量。任何具体的行动情景结构都由三组外生变量所决定：自然物质条件、经济社会属性、通用制度规则。笔者在县域经济发展研究中将各县（市）的经济发展视为各县（市）在行动舞台的主体行为，因此选取自然资本条件、财政资本条件、制度环境。除此之外，将文化环境作为第四维度。

自然资本条件变量。1.自然资源。选取各县(市)统计年鉴及《浙江自然资源与环境统计年鉴2019》中的市域水资源总量作为解释变量。对样本案例进行平原、盆地、平原与丘陵、丘陵的四级划分并依次赋值为4、3、2、1；2.地理区位。县(市)所处的地理区位对于该县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体现在距离省会城市距离和所处经济地区两个方面。其一，距离省会城市越近所受到的经济带动效应就越大、享受的资源红利越多。以故，将县(市)人民政府距离杭州市人民政府的驾车距离作为解释变量。其二，省内各经济区的发展并非是均质性的，各区域经历不同历史、文化、习俗等多种因素的长久积淀，形成了具有差异性的区域与区域之间的紧密联系、不同的地区经济圈层网络。本研究根据浙北、浙东、浙南、浙中、浙西五个经济区依次赋分为5、4、3、2、1。

财政资本条件变量。1.财政支持:从《浙江省统计年鉴2020 年》中获得各县(市)的财政数据。其中政府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大多用于县(市)的经济建设，是衡量县(市)政府财政支持的较为直观的代理变量；2.交通运输条件：交通运输条件是生产物资流通环节是否顺利的决定性因素。笔者从交通运输量和交通基础设施两个方面衡量当地交通运输条件。同时由于浙江省流域港口众多，因此水路运输量也是必需考虑的因素。12306 网站具有各县(市)高铁站数量的详细信息，《浙江省统计年鉴2020 年》详细统计了各县(市)公路与水路货运量。

制度环境条件变量。制度环境会通过组织间的不断互动形成共同的行为准则体系并利用主导性的准则、传统和社会影响直接作用于企业活动。[7]笔者从政策侧重程度、政府治理效能、经济活跃程度三个视角来分析制度环境。在中国的政策制定实践中，车牌号字母排序越高，说明省政府对该市的重视程度越高，对该市的政策支持、兑现越多，故在此选择市级数据从A-L 进行11-1 的依次赋值；同时采用《中国县级政府绩效指数2019 报告》[8]作为评分标准。除此之外，选取样本县(市)当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数和实际利用外资作为该地的经济活跃程度的代理变量。

文化环境条件变量。一个地区的文化环境本质反映的是该地教育资源的优劣。教育是支撑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能够推动县域劳动密集型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型。笔者采用各县(市)普通中学及高等学校的数量代理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资源，通过各(市)2020 年统计年鉴获得。

二、数据校准

本研究采取三级式校准法将数据转换为模糊集隶属分数。用100%、75%和25%分位数值作为完全隶属、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的阈值，结果如下:

表1 条件和结果校准

三、数据分析与实证结果

（一）单个条件必要性分析

在以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为结果变量的必要性条件分析中，地理区位、政府治理效能这两个单变量的一致性均超过了0.8，可视为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发生的必要条件。在以地区经济增长效益作为结果变量的分析中，也同样是地理区位、政府治理效能两个变量的一致性超过0.8，因此其可以作为地区经济增长效益发生的必要条件。这说明地理区位与政府治理效能两个变量确实对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发生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且政府治理效能在两个结果变量中的一致性均高于0.9，这意味着其对于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发挥着核心作用。

（二）条件组合分析

本研究中选择用一致性指标不低于0.8 的标准来衡量前因组态集合对结果变量的充分性。换而言之，若条件组态一致性大于等于阈值0.8 即可被视作一个可接受的值。

在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组态中，总体解和单个解（组态）的一致性水平均高于0.8。总体解的一致性水平为0.818，覆盖率为0.885，说明所有条件组态能够解释约88.5%的案例，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度。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组态2 和组态3 的一致性较高，均大于0.9，覆盖率分别为0.58、0.56。这说明地理区位与政府治理效能在推动县（市）经济发展速度中发挥着核心作用。由于组态4的唯一覆盖率为零，因此不作讨论。这里重点分析组态1，其一致性水平为0.83，覆盖率为0.802，能够解释约80.2%的案例是所有组态中覆盖面最大的一种关键组合方式，并且有且仅有6.76%可以被此条路径解释。其表明，在助推县(市)经济速度过程中政府治理效能发挥了核心作用。

在地区经济增长结构组态中整体覆盖率和整体一致性分别为0.705 和1，说明所有的条件组合可以解释70.5%的案例。并且五条路径的一致性得分均高达1，这说明这五个条件组态都满足一致性条件，均为地区经济增长结构的充分条件。从组态分析结果可以发现，组态1 的覆盖率为62.9%，组态2 为40.2%。这意味着这两条路径是较为典型的组合路径，且约有6.5%和2.5%的案例仅能分别为这两条路径解释。组态1 表明了政府治理效能对地区经济增长效益发挥了核心作用，组态2表明了政府治理效能与地理区位的联动作用对地区经济增长效益发挥了核心作用。

四、政府治理效能与地理区位：县域经济发展的理论机制

（一）地理区位：经济发展的空间邻近效应

地区的比较优势取决于自然地理与经济地理两个条件。自然地理区位的比较优势主要表现为内陆与沿海的区位差异，离沿海港口越近，离国际市场也就越近。相较于处于浙西、浙中的内陆县(市)，浙北、浙东、浙南县（市)沿海临港的区位优势使得其更便于开展对外贸易，发展出口导向型制造业、批发零售业等产业，加入国际市场。而经济地理的比较优势表现为到大城市的距离，同时也意味着到国内市场的距离。一方面大城市往往是区域的经济、文化中心，不断吸引大量的劳动力流入，其所集聚的人口产生市场规模经济效应。[9]另一方面，大城市与周边城市的经济联系越紧密，大城市的集聚溢出效应对周边城市的经济带动作用越明显，使得周边城市具有发展配套产业的比较优势，产生资源配置经济效益。通过数据分析结果可知，距离杭州越近，受到的经济辐射和带动作用就越大，经济发展水平优于距离较远的县(市)。除此之外，不同城市之间通过交通运输、人口流动往来等形式进行不同县(市)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逐渐形成越来越紧密的经济圈，产生空间邻近效应。在浙江省内的表现形式就是浙北、东、南、中、西的不同经济区的自然形成和历史划分，浙北各县(市)属于环杭州湾经济圈，彼此联系紧密，具有共同的区域文化圈层，历来是浙江省经济发展的重点区域，就经济发展水平而言远超于浙西与江西接壤的县（市）。

（二）政府治理效能：制度环境的组织运作

政府是经济生活中的规则制定者，是制度环境的政治模式，政府的治理能力、治理效率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制度环境对于经济组织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政府的回应沟通、政务公开、廉洁建设、电子政务、规范文件等方面。在实践中通过政府服务能力、政策水平作用于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

浙江省各县（市)政府近年来都在推行建设服务型政府、促进政府数字化转型升级。政府的各项治理行为建立在多主体的畅通信息交流与沟通的基础之上，以故政府数据开放、信息公开透明有利于构建开放、公平的营商环境和竞争体系，有助于打破信息壁垒、降低信息成本，激发企业创新创业活力；政府回应企业关心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各种刺激经济增长的优惠政策上，例如降低企业税费负担、落实相关奖励政策兑现、对计划扶持行业以及企业境外经济活动进行奖励和补贴等；不同县（市）推行的最多跑一次改革进一步提高了政府的服务水平和执行效率，进一步简化行政程序，切实助力企业事务办理效率。除此之外，政府还能够通过产业政策起到优化当地产业布局，引导产业集聚的效果，利用资源和地理优势等大力发展具有特色的制造业产业群，使区域内产业结构升级。

（三）府际合作：地理区位与政府治理效能的有效衔接

政府治理效能与地理区位共同作用于县(市)经济发展的路径体现在府际合作中。从数据分析可知，县（市）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增长结构均与地理区位有着密切的关系。区位优势是县(市)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本条件，而不同县(市）的产业优势与劣势各有不同，加强县（市)之间的经济联系有利于形成优势互补的合作关系、优化产业布局。例如，杭州都市圈内各县（市)产业协同度高，海宁、桐乡、德清、安吉等县（市)均与杭州产业密切融合。毗邻杭州下沙经开区的海宁高新区有70%的企业是由杭州迁入，包括娃哈哈、西子重工等知名杭企。不同县(市)之间能否最大限度地利用区位优势通过与周边城市政府尤其是中心城市政府之间开展战略合作，是新时期县（市）经济能否高质量、高速度发展的重要因素。其次，良好的政府治理效能是县域经济增长速度和增长结构向好的核心因素，这意味着较高的社会治理水平和政府各项能力。在地理区位的优势上，推动地方政府合作并优化府际合作效能，有利于对资源进行统一整合，减少治理成本,协调制度政策统一，继而提高交易效率。

笔者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将制度、文化、自然资源、地理区位、交通运输等因素整合到同一分析框架之中，运用fs QCA3.0 软件对浙江省内20 个县(市)经济发展案例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发现，政府治理效能以及地理区位是导致经济增长速度增长和结构向好发生的关键性因子。值得注意的是，比起地理区位，政府治理效能对推动本地的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的作用更为明显，解释力也更强。在一些地理区位优势不明显的地区，能够弥补本地地理区位的不足。同时在地理区位优势明显并且政府治理效能又高的地区，当地政府更能够通过发挥其政策水平，进一步推动本地与中心城市的产业对接，加强与中心城市的都市圈一体化建设，与周边城市开展实际合作优化产业布局。同时通过政府服务水平吸引中心城市投资与企业，最大程度利用区位优势达到经济增长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