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海

容提要：本文以皇象《急就章》为考察和研究对象，简略分析其流转与接受等传播情况，并结合高二适“学草要兼章”书学理念及启功“透过刀锋看笔锋”等学书方法论，重点研究学习皇象《急就章》的取法路径和方法，以期总结前贤经验和得失，并启迪当下书法传承与创作。

关键词：皇象;急就章;流转;接受;标本

皇象，生卒年不详，字休明，三国时吴广陵江都（今江苏扬州）人。官至侍中、青州刺史。工书，尤善章草。世传皇象《急就章》拓本，系明代杨政于正统四年（1439）根据宋人叶梦得“颍昌本”摹刻而成，因碑石刻于松江（今上海松江区），故又称“松江本”，这也是目前所见《急就章》最著名和最佳的拓本，原石现藏于上海市松江区博物馆。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澄清堂帖》卷十一残本中，收录有皇象《急就章》唐摹本，可惜主体正文部分被人为割去，仅存宋人题署的《急就章跋》约十一段。《急就章》经历唐摹本、颍昌本、松江本后，几经摹刻和传拓，恐怕早已与皇象当初的书写墨迹相去甚远，但这丝毫不影响《急就章》在规范章草书写法、传播识字和弘扬书艺等方面所起的示范作用和标本意义。

一、《急就章》与“学草要兼章”

《急就章》又称《急就篇》，由西汉元帝时期史游所编，为汉至唐以来社会流行的蒙学通用字书，集当时社会生活中常用的两千余字，按姓氏、衣着、饮食、音乐等逐一分类，编成便于誦记的三言、五言或七言韵语。据相关文献记载，皇象、钟繇、卫夫人、王羲之等许多书家都书写过此内容，但除了皇象本外，其余多不存。

人们在实用书写过程中，对“便捷”不断有所要求，因此也促进了汉字的演变和发展，章草书自然也不例外。快速、便捷的书写，强化了笔画的兼并减省和简约连写，并保留了部分隶书用笔，最终形成了独特的章草书面目。

《急就章》松江本以楷书和章草书两体书就，分列左右两行，互为对照，每字相对独立，章草书例字中笔画牵丝连贯，而字与字之间却缺少连贯性。例字中大量使用草书符号，基本的草法规范已很成熟。集识字和习书“二合一”功用的《急就章》，把字法规范和书写谨严的要求放在首位。正如唐张怀瓘在《书断》中所论：“右军隶书以一形而众相，万字皆别;休明章草，虽相众而形一，万字皆同，各造其极。”[1]张怀瓘所论“相众而形一，万字皆同”，对照皇象《急就章》点画简约、结构规范、协调统一之特色，此论甚为中肯、妥帖。

学习草书，为何要兼学章草书呢？高二适在题《宋四家真迹》时写道：“宋人草法无可免俗，草不兼章，罔成规范，故致此耳。”[2]107高氏既对宋人草书提出“无可免俗”的批评，更指出是因“草不兼章，罔成规范”所致，其草书观念实为“学草要兼章”。高二适在《松江本急就章》题批中还写道：“章草为今草之祖，学之善，即草法亦与之变化入古，斯不落于俗矣。”[3]强调学习草书要追本溯源，唯有学好章草书，才有望“草法亦与之变化入古”和“不落于俗”，此处的“入古”和“不俗”乃是草书学习得以进入堂奥之津要。

此外，高二适在《月仪》《出师颂》合帖上还题写道：“不作张芝即作索靖。羲、献今草有别开生面之处，倘用章法求之，定能超唐迈宋。近世书多俗劣骨，由唐、五代章草失传，此可为书史中之定论矣！”[4]高氏既肯定了今草书的“别开生面”，但也不无遗憾地指出，因为没有运用章草书笔法，而没有获得“超唐迈宋”的效果，对章草书唐、五代失传，更表示出了遗憾。高氏还在宋克书《唐张怀瓘论用笔十法》帖上题道：“四体书，宋仲温始为之，吾今又大昌其妙，以俟知之者。”[2]30高二适对宋克常杂糅真、行、草、章等诸体，首创“四体书”的创新举动很是赞许，且“大昌其妙”效行之，在创作实践中亦常吸收章草元素“杂糅诸体”。尽管高二适于《急就章》古版本多有研究，并有《新定急就章及考证》专著存世，但高氏创作实践的突出贡献和成就不限于章草书，其狂草书创作成就也很高。这与其草书创作的个性追求及其桀骜不驯、刚正不阿的性格不无关系。

二、《急就章》流转情况略述

有关皇象《急就章》唐代摹本的流转传播情况，毛慧女士曾做过《皇象〈急就章〉唐代摹本两宋题跋人物考略》专题研究，其在容庚、启功等先贤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唐摹本十一段跋语所涉信安山人、赵子昼、程俱等23位历史人物生平事略及观、藏唐摹《急就章》情况逐一进行考证，最终梳理出唐摹本在两宋期间的流转世序为：张邓公家藏、邓圣求藏、信安山人藏、程俱藏、赵伯旸藏、毛幵藏、尤延之藏、尤煓藏。她在最后“尤煓藏”分析中意味深长地说道：“直到淳祐丁末（1247）仲秋将藏品上石刻印之际，皇象《急就章》唐代摹本依然存在尤家，遗憾的是此后便不知去向了。”[5]既然唐代摹本不能得见，故《急就章》得以传播的途径仿佛也只剩下“摹刻上石”了，上述的“颍昌本”“松江本”即为如此。其中宋人叶梦得曾以唐摹本于颍昌（今河南许昌）摹勒入石，然此“颍昌本”亦不见流传。

启功先生《启功丛稿》中载，叶梦得在“颍昌本”自跋中曾写道：“右章草《急就》二千二十三字，相传为皇象书，摹张邓公家本。此书规模简古，气象沈远，犹有蔡邕、钟繇用笔意，虽不可定为象书，决非近世所能伪为者。......好事者能因其遗法，以意自求于刻画之外，庶几绝学可复续也。末署：‘宣和二年上巳日，知颍昌军府事缙云叶梦得题。”[6]叶氏虽对书写者为皇象似有存疑，但他也肯定地指出“决非近世所能伪为者”，对作品的艺术水准还是肯定的。然而，皇象时号“书圣”，其书与严武棋、曹不兴画等并称“八绝”，可谓当时的书法名家，他写出《急就章》这样规范的“字书”也是极为可能的。而今看来，由于《急就章》是蒙学字书，承担着传播知识、启蒙识字功能，写法本应该规范严谨，难以做到尽情发挥，所以皇象《急就章》单单完美体现章草书点画到位和结构规范，而章草书的古意及真趣方面恐怕尚未得到充分的展现。

三、《急就章》接受情况简论

有关皇象《急就章》的接受情况，主要针对两个方面进行考察，其一是对元代赵孟、邓文原及元末明初宋克等《急就章》临本的简要考察，其二是对近现代书家王世镗、郑诵先、王蘧常等取法《急就章》进行简略梳理。F14E2FD4-7232-479F-B65B-E7EE54A014A3

元代受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影响，艺术界刮起了“复古”之风，吸引了不少书家参与到章草书的复古尝试中来，如赵孟就有《急就章》写本三种，分别为台北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藏本。尽管学界对此三本真伪与否以及疑为他人代笔等尚存争议，但也部分地反映出当时书家对《急就章》的学习情况。仅以赵孟辽宁省博物馆藏本为例，其卷末署：“至大二年（1309）九月既望，子昂临。”是卷界格框栏隐现相间，部分章草例字的右侧，还用小楷书注有釋文，整体笔调较为轻松和随意，其大致是依照叶梦得“颍昌本”写就;而同时代的邓文原《临吴皇象急就章全卷》纸本，临于大德三年（1299），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是卷用笔虽劲健，但较之于赵孟辽博馆藏本，结体则少紧致而略显松散，一反章草书应有的古朴浑厚之美，直取今草书秀逸之姿，也似合元人草书的追求及特点。赵孟和邓文原为元代书家临习《急就章》之典型代表。当然，同时代的俞和、康子里山、杨维桢等也都学习过《急就章》，且康里子山、杨维桢等还多有开拓和创造性，本文限于篇幅，不做展开。

章草书是在隶书基础上率性快写而形成的草体，仍然保留着隶书的古意。而元人深受妍美风尚的影响，在作章草书时，尽管还保留着隶书波磔的典型用笔特征，但用笔多取轻快笔调，其笔锋多轻柔，不再以古朴章草为追求，而多表现出今草书流美明快之异趣。虽说他们是临习《急就章》，实则是“掺以己意”的再创作。到了元末明初，宋克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检阅相关文献，宋克一生写过三本《急就章》，一是写于洪武三年（1370）的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本，是卷末款署：“庚戌七月十八日偶阅此纸，爱其光莹，遂书皇象急就章，计十纸......”界格行距宽绰有余，用笔也较为精到，颇类皇象《急就章》碑刻之规格。此外，还有两件，一是写于明洪武二十年（1387），藏于天津艺术博物馆;另有一件现藏于北京市文物局，内书《急就章》前十章全文等。宋克于1387年去世，以其卒年下限来查考，“松江本”拓于1439年，而宋克去世时“松江本”尚未面世。由此推算，他们临习的则多为叶梦得的“颍昌本”。总之，他们都取法皇象《急就章》无疑。

统观近百年的草书发展进程，章草书确实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以王世镗、郑诵先、王蘧常为代表，他们都不同程度地涉猎章草书创作，但又各有侧重，故能各具面目，在书法风格学上也具有独特意义。如民国章草大家王世镗先生，熔今草与章草于一炉，势圆而笔方，独具面目;郑诵先的章草书字态内敛，取秀丽气息，而气势又不失豪放;王蘧常先生的章草书，用笔多涩重，笔画浑厚，整体呈现出奇崛之力量感，有“蘧草”之称，但字形大小往往少变化，又难免落入模式化窠臼，习书者不当不察。毫无疑问，他们的取法都不可避免地受到皇象《急就章》的影响。

以上所举，皆为先贤临习皇象《急就章》的书迹，通过“取法近人”学习其书迹，也是探寻碑刻学习取法之正道。正如我们学习《石鼓文》石刻时，须以吴昌硕所临《石鼓文》墨迹本作为参考一样，由于原碑漫漶，初学者很难分得清哪些是笔画、哪些是石花，常常会把石花当作笔画来写。当然，我们也可以借助字帖的释文来分析具体字形，而借助吴昌硕临本则是最直接而有效的方法。尽管吴昌硕将《石鼓文》左右对称的匀整结构刻意处理成“左低右高”的吴式石鼓文形态，但因为它是帖本墨迹，其用笔碰接的痕迹和路径清晰可辨，为学习碑刻、石刻作品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如此“取法近人”，借鉴赵孟、邓文原、郑诵先、王蘧常等先贤的经验和教训来学习碑刻作品《急就章》则亦同理。

四、“透过刀锋看笔锋”与“活化用笔”

启功先生曾在《论书绝句百首》第32首中写道：“题记龙门字势雄，就中尤属始平公;学书别有观碑法，透过刀锋看笔锋。”[7]其中“透过刀锋看笔锋”更是学习碑刻、石刻书法的重要方法论，其旨要是透过刀之刻痕，寻找碑刻书法的笔意和书写特征，而不被雕琢整饬的刻痕蒙蔽，即“透过刀锋”还原毛笔书写的本来面目。如《高昌墓表八种》，即收录北魏至唐时书于墓砖之上的墓表，或墨书或朱书，是“书而未刻”的墨迹。我们可以从中直接窥见书写时的本来面目，书写时须少一些经过刻工“二次创作”时留下的方切雕琢之感，强调回归“自然书写”。

我们学习皇象《急就章》章草书法用笔，也须“透过刀锋看笔锋”。因为碑刻多有雕琢之气，难能见到具体的用笔细节，所以我们可以从它同时代或早前的墨迹作品中寻求“活化用笔”的方法。徐利明先生在《中国书法风格史》中讨论到章草书《急就章》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皇象所书《急就章》作为章草书的基础教学范本，无论在过去、现在或是将来，都是切合实用的。也正因为如此，它教人以规矩十分胜任，善学者必须懂得从中得其法后进而追求章草书的真趣，这真趣在吴皇象的章草《急就章》中是无法求得的，它活现在汉与魏晋的诸多简牍、残纸墨迹中。”[8]可谓一语中的，直指要害。

如目前出土的写有《急就章》部分内容的汉代简牍，简片上的隶字趋扁、舒展而取横势，而木牍上的隶字含蓄内敛而多取方形，可窥章草书发端于古隶书之“原生态”;而在出土的汉代《急就草隶砖》铭中，其写法已“趋捷就简”，用笔恣肆奔放，明显带有“逸笔草草”的草书真趣。再者如楼兰残纸魏晋书迹中有章草和楷书写就的部分《急就章》内容，也有章楷相杂的晋人《急就章》，其草书部分更是章草书的活标本。而这些都是我们学习皇象《急就章》时所必须汲取的营养，因为于其中既能得章草笔法，更能得章草的风韵与神采，即所谓得章草书之“真趣”也。

五、结语

综上所述，皇象《急就章》作为字书范本，其法度是严谨的，从传播和接受角度来看，也是广泛且成效显著的。故称其在确立章草书规范方面具有示范作用和标本意义实不为过，对现今我们学习章草书也颇具启导意义。从书法学习的方法论角度来看，临习皇象《急就章》时应适当加强连贯书写。另外，我们在原大临写的基础上，还须适当尝试“拓展放大”临习，因为小字往往易得其形，而大字则易得其气和势。最后，我们还须将临、创结合起来练习，临摹一段时间后，便可以尝试进行模拟性创作，把临帖所得运用到模拟创作中，通过模拟创作再去检验自身临帖的不足，从而再次进入有目的性的临摹练习。如此反复交叉练习才能完美地实现从临摹向创作的过渡，真正做到事半功倍。

参考文献

[1]上海书画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历代书法论文选[G].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178.

[2]高二适研究[J].东南文化，1997（增刊）.

[3]吴为山.高二适墨迹：下[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16：188.

[4]刘正成，尉天池，徐利明.中国书法全集：86：近现代编：萧蜕、吕凤子、胡小石、高二适卷[M].北京：荣宝斋出版社，1998：236.

[5]毛慧.皇象《急就章》唐代摹本两宋题跋人物考略[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4（12）：110.[6]启功.启功丛稿[M].北京：中华书局，1981：8-9.

[7]启功.启功论书绝句百首[M].北京：荣宝斋出版社，1995：11.

[8]徐利明.中国书法风格史[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8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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