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远

在北京，有这么一所中学，没有班级之分。

学生们不必坐在固定的位置上，每一节课，都在不同教室之间穿梭。没有班主任，取而代之的是一对一的负责导师。没有统一的课程表，327门学科课程，29门综合实践课程，164门职业考察课程，172个社团，任学生自由选择。

听上去多么令人心驰神往。

北京市十一学校，2011年，这儿被确定为国家办学体制和高中特色发展改革试点。随后，一场堪称颠覆的教育革新在校园里发生、落地。

纪录片《真实生长》将镜头对准这里。相关拍摄横跨8年，其间三名主角从入学到毕业，步入各自的人生。

这个梦一样的校园里，三个孩子经历了阵痛、蜕变、萌芽。他们作为教育革新的实验品，或受益者，与这所学校，与新的、旧的教育制度不断发生冲撞。

最开始的片名叫《教育突围》，创作团队希望观众在这所中国顶尖的中学里，看见理想的教育与社会之间的鸿沟。后来，他们发觉作为独立拍摄的第三方，其实“没有任何立场评判这次改革的成功与失败”。于是，修改后的纪录片，将重心落在了三个主人公的成长故事上，片名也改成了《真实生长》。

尽管创作者无意讨论，可作为观者，透过这部纪录片，透过十一学校这么一个特殊的样本，我们还是会有一些青春回忆之外的、关乎教育的遐想。

第一幕就将人牢牢抓住了。

高一学生周子其和老师争了起来，满口的“公共意志”“人性”还有“法国大革命”，哲学概念乱飞。其实，争的就是一个军训过程中能不能擦汗的问题。

2012年，十一学校新生军训，年级大会，历史老师李亮向学生们强调了几条军训纪律。他身后的白色幕布上投影出几个字，是这次讲话的核心思想：游戏，就必须有规则！

“人生来就有自由和平等的权利，但是，不能为了个人的自由，妨碍他人的自由。”李老师说得铿锵有力，以此说明遵守军训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一粒汗珠挂在你的脸上，规则不允许你擦去，你能否坚守你的操守呢？”他反问。

会后，刚刚入学的周子其跑到讲台前，把李亮拦下。

“洛克说，趋乐避苦是人性。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在军训过程中可以擦擦汗，坐下来歇会儿？”他问。

“你尊重的是你自己的人性，不是大家的人性。”学生退场，熙攘的人群中，李亮耐心地答。

“这么说，460个同学其实都想擦汗，您这样是不是违反了我们的公共意志呢？”周子其逮住不放。“如果军训的道理和人性是相违背的，我是该遵从人性还是遵从道理？”

如此博弈，持续了几个来回，周子其和李亮谁也没说服对方。

周子其不甘心。他和同学一起写了两封长信，其中一封论证军训改革的必要性，阐述军训的改革方向，直接递到校长李希贵那儿去。

校长李希贵，正是十一学校这场教育革新的主要推行者。收到这两封信，他特意召集校委员会开了一上午会。后来，李希贵在公开演讲时提起这事。他不觉得这是一种麻烦，是学生“不听话、没事找事”，反而讲得骄傲，近乎是在炫耀。

那两封信，带来了看得见的变化。十一学校取消了初中年级的军训，将高中军训缩减了两天。

我心里一股暖流涌了出来。上高中时，我干过和周子其有点儿像的事。当然，没他这么大胆，只是给年级组长写了一封言辞并不激烈、几乎只算得上请求的信，放在了他的办公室门口。但得到的结果，没有片子里这么温暖。

所以我更加觉得，在十一学校，老师与学生的平等关系是多么难得。

学生们自发地创办了一个“学生内阁”，收集学生们对自习管理和手机管理规定的意见，代表学生去与老师沟通。

这个组织的宗旨，在于为学生争取权益。他们的口号是：“一切权力不经过征询，则都是妄言。”

主持人崔永元经常来十一学校参观，他说，每次来，都觉得李希贵在学校里没什么权。

一回，学生们自己组织成人礼，本来说好给李校长3分钟的发言时间，校长嫌时间短，和学生讨价还价，结果也只争取到了5分钟。

“为什么会这样呢？”崔永元问校长。

校长说：“因为孩子们是学校的主人。”

十一学校的革新目的在于，让学生们找到学习的动力，“装上一台属于自己的发动机”。

李希贵对比中西方教育，发现个中差异。他感受最为强烈的是，中国的孩子需要靠列车的车头拉着，“孩子是车厢，没有自己的动力”，反观西方发达国家的孩子，像是动车组，有自己的内动力。

如何找到内驱力？李校长的答案是，把选择的自由还给学生。他将人生比作一枚硬币，如果正面是“选择”，背面就是“责任”。

“既然他们自己选择了，那么他们就会对自己负责。慢慢地，他们也会对别人负责，甚至对学校、对社会负责。”李校长在接受采访时说。

纪录片的主角之一，就读于国际部的陈楚乔觉得，学校实行走班制，“意味着他们（学校）信任你”。

陈楚乔说，一旦学习管得松了，就觉得自己长大了一样。“无论你搞砸了什么事情，你都要说服自己要用一个成年人的态度去解决问题。”陳楚乔留着稚气的学生短发，戴着有点古板的黑框眼镜。可她讲的话、讲话时的语气，出乎意料的成熟，和稚嫩的脸形成强烈的反差。

“成年人是什么样的？”画外音问她。

“负责任嘛，懂担当嘛。”

十一学校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课程表。上什么课、怎么上课，参加什么社团，课后怎么安排，交给学生安排，鼓励他们对自己负责。有教育媒体形容，这所学校是在“给每个学生私人订制未来”。

当然，“自由”也带来了无尽的麻烦。

一方面，教学难度陡然增加，一线教师不适应、吃不消，甚至是不认同。

以前，老师不管说什么，学生只管服从。改革后，老师不再是权威，无论是教学还是日常管理，处处面临学生的质询。有媒体采访了十一学校的一名高三语文老师。这位老师大吐苦水，她说，十一学校的教育改革，自己是一路“哭着”走过来的。当惯了班主任，突然取消了班级建制，一时不知要如何是好。她和年级主任哭了好几次，在学校里哭出名，连校长都知道了，一见面就问：“今年还哭吗？”

《真实生长》里，还有一名对改革持鲜明反对态度的物理老师。学校推行走班制，他仍然要求学生在自己的课上坐在固定的位置。学校鼓励学生参加课外活动，发展兴趣爱好，但他要求自己课上学生在物理实验室里“踏踏实实地学”，告诉他们，“你们的首要任务，依然是学习”。

随着年级增长，“自由”的限度被不断压缩。

说是拥有自主安排时间的权利，升上高二，周子其和朋友还是退出了辩论队的活动。一是父母不允许；二是，补习班和考试逐渐填满了空余时间。

高一，语文老师教学生赏析鲁迅作品，教他们感受生活、批判性思考。到了高三，她的教学内容大转弯，教学生们写应试作文时保持“双重人格”，教他们“按照规定的调子”，去揣摩出题人的想法。

十一学校再先锋、再理想，也不是应试教育之外的桃源。

李希贵激发学生内驱力的理念，听起来是自洽的，但落到现实，似乎不必然。

片中，年级负责人在高三动员大会上说，目前的模式下，“两极分化”非常严重、—有目标、有规划、能自律的同学，会越跑越快、越跑越快。

“有的孩子就是完全相反的。”她说得委婉。

“十一模式”的逻辑是，给学生自由，给他们空间，激发他们的动力。

我国教育天平的另一端，似乎是“衡水模式”。衡水中学以严苛的时间管理、无孔不入的升学目标指引，把学生卷进一个高速运转的竞争机器里。

两者不一定对立，但在教育理念上，确实存在巨大的差异。

我和朋友讲述这两所学校的故事。她告诉我，如果非要选择，她会去衡中—我大吃一惊。她解释，自己是个缺乏自制力的人，如果在十一，有那等程度的自由，大概率不会在学业上下苦工，也许考不上现在的学校。她的担忧自有道理。

教育是一些人的理想，却通往着另一些人的现实。更广大学生迫切需要面对的，是高考指挥棒，是激烈的社会竞争。

李希贵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说，某种程度上，十一学校不是在颠覆，只是在落实国家的教育政策。“其实，中国的城市中，很多学校都可以办成这样。”这话传播开来，招惹来不少批评。

衡水中学在全国范围内开设了20余所分校，目前，还有无数中学在“借鉴衡水经验，推广衡水模式”。放眼全国，复制“十一经验”者寥寥。细究下来，这不仅仅是理念是否普及的差异，还有教育资源分配的区别。

在十一学校教育革新的背后，是强大的，甚至称得上垄断的教育资源的集中优势。走班制，意味着需要更多的课室。十一学校共有4000余名学生，平均一个年级600人左右。据中国教育报报道，仅高一年级，可供使用的教室就有69间。这么算下来，平均9个学生就可以拥有一间教室。

十一学校拥有25位特级教师，6位正高级教师，204位高级教师，116位市区级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71位来自世界名校的外籍教师。其中， 82%教师拥有硕士及以上学位。

放眼全国，没有多少所学校能与之匹敌。

再者，十一学校位于北京，这座城市，拥有其他地方望尘莫及的高校资源，学位与生源比例全国最高。北京的中学生也为高考发愁，可相对其他地区，升学形势已不算那么严峻。

目前这个阶段，十一学校，只会是个例。从功利的角度计算，投入成本最少，产出效能最大，最适应中国教育现实的，似乎依然是“衡水模式”。

十一学校的教育革新，像是这片复杂的现实土壤上的一次乌托邦实验。有些悬浮，有些超前，充斥着理想的泡沫。

可很难讲，这一场革新是没有意义的，即使它没能为学生创造一片真正的桃源，即使去实现它的代价太高，如何被学习、被推广，还有待摸索。它仍是一次实验，是当下中国公立教育呈现出的一个面向，是一次努力平衡理想与现实的实践。

其实，一种教育，本就很难被评价是成功还是失败。评价的坐标系是什么？

是学生的升学指标？似乎太过功利。还是学生自我启蒙的程度？似乎太不直观，无法衡量，且具有极大的个体差异性。

关于教育，没有一个人人心服口服的标准，没有一个掷地有声的正确答案。

那就去记录、去呈现吧。

德國哲学家雅思贝尔斯说，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至少，在这个关于十一学校的故事里，看得见这样的共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