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阳煜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世界的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都在增加。继去年9月在联大会议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后，习近平主席在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又提出全球安全倡议。这两个倡议，非常精准地切中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

面向未来，中国对亚洲、世界和平发展肩负重任。我们该如何行稳致远，坚持不渝走好和平发展的道路？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又该如何通过外交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此，南风窗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王义桅。

南风窗：到20世纪60年代末，就收入水平而言，亚洲还是全球最贫穷的大洲。如今，亚洲在全球GDP占比中，是各大洲之首。并且，2021年，亚洲在全球疫情下实现了率先复苏，经济总量世界占比提高至47.4%，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可以看出，世界的經济重心已经转向亚洲。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无论是经济增长、结构转型还是减贫，亚太地区都在迈向繁荣发展的道路上取得了全球瞩目的成就。在你看来，包括中国在内，亚洲国家们得以实现如此之大的经济成就，主要的保障因素有哪些？

王义桅：首先是得益于和平的国际环境。举个例子，比如东盟，冷战时期就是美苏对抗的前沿，没有得到什么发展，冷战结束后，发展起步得非常快。并且，中国也支持东盟成为地区一体化的领头羊，形成所谓“小马拉大车”的效应。需要指出的是，亚洲地区和平的国际环境，离不开中国的支持，尤其是对东盟领导性角色的支持。

这一点很重要。要知道，中国在安全防务上并不是高枕无忧的，一直遇到很多挑战，如台海问题、南海问题等，但这些问题始终没有变成现实的火药桶，说明最大的保障因素是外部的和平环境。而外部和平环境最大的保障因素，是中国实行的和平与发展基本方针。

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20多年里，中国在经济发展上进入快速发力期，也成为经济全球化最大的贡献者，为周边国家带来巨大红利，取代了之前推行“雁行”模式的日本在亚洲的经济主导地位。所以，在中美关系保持相对稳定的背景下，在和平与发展为主旋律的战略环境下，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推动支持东盟成为地区领导，力促亚洲区域一体化，才创造出属于亚洲的经济奇迹，这是至关重要的。

南风窗：追求和平，谋求发展，这是亚洲各国人民共同的呼声和愿望。当前，俄乌战事的爆发，打破了该地区的“长和平”，也打破了许多人认为欧洲是和平、先进代表的认识。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交织，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大国博弈日趋激烈。面对变数不断增大的外部环境和世界时局，包括中国在内，亚洲各国应该形成什么样的共识和信念，共同营造、维护好稳定和平的地区环境？

王义桅：我们看看欧洲，冷战结束后，在欧洲地区，陆续爆发了科索沃战争、格鲁吉亚战争、克里米亚战争，现在俄乌战事还在持续。相比之下，亚洲地区虽然偶有冲突，但始终维系着和平稳定的大环境。主要原因，就是中国带来的发展红利，以及始终坚持和平与发展的基本方针。并且，亚洲各主要国家之间的相处，并不是欧洲人所谓的“文明的扩张”，亚洲人还是用亚洲人的思维方式来解决相互之间的矛盾，把经济合作和领土争端分开。很多亚洲国家并不愿意搞对立，大家都有以和为贵的传统，受儒家思想影响很大。以前，欧洲人海上探险，讲“我的世界到达了极限”，而中国人一直强调的是邻居之间的睦邻友好，而邻居是搬不走的，包括我们和日本、和印度的关系，大体上还是会强调互联互惠互通。

亚洲是我们的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基，我们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是命运共同体，和平和发展的宝贵可想而知。从周边做起，我们与多个邻国签订了《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确保了不以战争的方式、不以冲突的方式，而是以外交谈判的文明方式来解决问题。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我们也与多个国家签署了合作备忘录；“一带一路”倡议之下，我们与其他国家的互联互通程度更高了；还有最近中国与新加坡共同打造、为东盟各国提供的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也在推动着中国与东盟区域一体化发展，对于亚洲振兴和国与国之间的互联互通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南风窗：5月12日、13日在华盛顿举办美国-东盟特别峰会后，拜登还于5月20日至24日访问韩国、日本，并出席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体现出浓厚的新冷战气息。近年来，美国的某些印太盟友在对华关系上出现新的动向。你认为，中国应该如何开展亚洲外交，为亚洲的稳定与繁荣持续贡献自己的力量？

王义桅：国际环境在发生剧变。新自由主义经济观点认为，全球化布局的世界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效率最高、成本最低，如今却走向区域化、集团化、板块化、本土化。有的国家宁可少赚钱、不赚钱，也一定要把产业链拉回自己国家。美国与东盟举行特别峰会，在根本目的上，实际也是希望东盟各成员国承接中国的产业链转移。

美国提出“印太战略”，原本希望印度可以取代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因为从人口数量各方面来看，印度最有希望赶上中国的快速工业化。但是新冠疫情把印度“打回原形”，印度也不完全配合美国。而且，印度也清楚国内诸多制约因素，明白自身不可能短期内取代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

所以美国现在的核心要务是重点争取东盟，希望东盟10个成员国可以分别承接中国供应链的某一部分，把中国的地位打压下去。它明白，不这样做的话，从经济结构到科技创新，再到技术规则制定，中国将全方位超过美国甚至整个西方。

美国就是想通过重组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的战略思路，让东盟国家能承接中国的某个部分产业，认为这样肯定会对中国造成很大的冲击。前些年越南和印度已经承接了一些，后来又转移回来了，毕竟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短期内是取代不了的。面对现实和潜在的冲击，中国提出了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思路，也提出了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概念，围绕着“一带一路”倡议，我们也在深入实施走出去战略，这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与世界市场，所拥有的战略定力的底气所在。

我们应该相信东盟国家和中国的关系，这么多年建立的合作共赢基础，是非常牢靠的。东盟和欧盟，在中国第一贸易合作伙伴的位置上反复易位，像贸易和人员，东盟与中国的投资关系，不是有些国家挑拨就会失效的。我们也应该相信，东盟国家不会那么轻易被利用。越南总理范明政最近在美国也发表讲话称，在一个动荡不安、战略竞争激烈、选择众多的世界，越南不选边站，而是选择正义和公平。所以，大部分东盟国家，还是在中美之间保持比较好的平衡关系。

我们还应该相信，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和能力。我们具有全产业链，可以生产从火柴到火箭、从螺母到航母的基本所有东西，这个地位是世界上其他单一国家或经济体都无法取代的。

南风窗：中国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导国之一，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某种程度上说是对和平与发展的更高要求。各国命运紧密相连，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下，我们该如何营造对亚洲、对世界都更为有利的地区秩序，通过迈向周边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来准确把握世界大势、引领时代潮流？

王义桅：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确实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弘扬和发展、深化。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当年由中印缅大家共同提出来后，其内容对《联合国宪章》作了进一步明确的补充和论述，在那个时候主要解决的是民族国家独立后，怎么相处的问题。这些原则后来拓展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怎么相处的指导原则，再后来基本成为了联合国成员国之间的相处原则。

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来的要求更高了。在地球村的概念下，光是和平共处可能已经不够了，大家命运与共，生活在同一个时空，不能说你生活在前现代，我生活在后现代。数字时代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需要共同去解决问题，共同去塑造、共享历史观，亚洲的历史是我们亚洲人一起书写的，而不是彼此的历史分割的。

韩国前总统朴槿惠曾经提出过一个“亚洲悖论”，指东北亚国家在经济上越来越依靠中国，在安全上却要靠美国。中国过去最大的贡献就是发展，通过经济增长拉动周边区域共同繁荣，并且也提供了新冠疫苗、一带一路基建等公共产品。很多国家现在也期待，中国在观念上能有所转变，更关注亚洲安全机制和能力建设，认为这是中国接下来应该重点发力的地方。

美国正在加强盟友横向之间的安全合作。在安全防务上，传统的“辐辏”式日美、美韩、美澳同盟体系长期存在，都是盟友国家围绕着美国转，后来美国发现成本太高了，现在要让这些国家之间加强横向联系。比如日本和英国签了情报共享文件；韩国和日本外交关系不好，但也想加强联系；澳英美三边安全协议出台后，美国又搞了“印太战略”；英国脱欧以后，也加强了和其他国家的横向联系，包括最近和芬兰签订安全协议，来推动盟友之间的情报分析；原来的“五眼联盟”在印太地区扩容趋势明显，在美国领导下，加强横向的安全情报分享，意图在原来三条岛链的基础上继续封锁中国。

所以，对于中国而言，僅靠以前从经济发展视角来经营亚洲国际关系已经不够了，应该在安全议题上有所作为。典型的反面例子就是欧盟，一直强调经济一体化发展，安全上靠北约，结果还是会有军事冲突。所以中国在经济上要进一步做实做强，提高规则标准、包容性，包括建立多边贸易和投资体系，比如高标准的RCEP。供应链的安全和经济发展密不可分，所以我们需要两个轮子一齐转。同时，中国在安全上也要发力，加强亚洲的安全建设，从能力建设、机制化到安全观的理念，各方面同时发力，共商共建共享，强调用亚洲的方式、亚洲智慧解决亚洲的历史遗留问题，以及新生的一些安全冲突，甚至为区域外世界层面的安全做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