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菀滢

尽管姗姗来迟，但直奔主题。

当地时间5月20日下午，抵达韩国的美国总统拜登，一下飞机就去了首尔附近的一家三星半导体工厂，在韩国新任总统尹锡悦和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的陪同下做了一番视察。视察结束后，美韩双方宣布建立“科技同盟”。访问盟国首先下工厂，拜登的目的当然不是关心盟国经济，而是告诉韩国：美国的战略竞争，需要韩国的配合。这样的意图，拜登在访问日本期间表现得更露骨。

拜登让日韩“等”了很久。他是冷战结束以来，首位在就任后第二年才访问日韩的美国总统。此访之前的三次外访，拜登都“献给”了欧洲。直奔主题，也是因为着急。布鲁金斯学会SK-Korea基金会韩国研究主席、美国天主教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安德鲁·杨（Andrew Yeo）向南风窗记者表示，美国与亚洲的盟友之间已经积攒了很多问题和担忧，拜登政府认为不能只是在口头上说亚洲很重要，需要通过行动和政策展示诚意。

拜登这次亚洲之行，意在“锁定”日韩。而接待拜登的日韩，也表现得“心照不宣”。尹锡悦在竞选期间曾屡次强调要升级韩美同盟，并与日本改善关系。赢得大选后，他收获的第一份祝贺来自拜登。而继承了安倍外交衣钵的岸田文雄，不仅早早就期待拜登访日期间启动的印太经济框架，也是美国印太战略的积极推动者。

不过，虽然声势造得很高，但魔鬼藏于细节。

修复与升级

“合作、竞争、对抗”，是芝加哥外交关系协会在2021年的一份报告中对美日韩三边关系定下的任务。而这，也是拜登政府对中美关系的“定义”。不难看出，美国战略界“锁定”日韩的心态有多迫切。该报告认为，在过去的40多年内，美日韩共同实现了经济繁荣，并帮助维护了整个亚洲的和平，但由于特朗普政府在外交政策上的调整，盟友们对其在亚太地区的承诺和领导力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质疑，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下，这也成为了日韩对美的心结。

在对特朗普亚洲外交“纠错”的同时，拜登在这个地区投入了更大的精力。前白宫亚洲高级顾问迈克尔·格林透露，在白宫内部，为印太议题工作的人数，大约是在欧洲、拉丁美洲、非洲或中东工作的人数的三倍。布鲁金斯学会的日本专家米雷亚·索利斯（Mireya Solís）认为，拜登长期与亚洲接触的历史、主办美国-东盟峰会和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等事实表明，美国对印太地区的关注仍持续存在。而此次正式的登门拜访，如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所说，将是拜登“在印太地区确立大胆而自信的美国领导地位”的关键时刻。

第一站，拜登为何选择首尔，国务卿布林肯的解释很直接—这并非偶然。随着保守派尹锡悦上台，以及曾在李明博政府担任外交安保领域要职的金圣翰和金泰孝的回归，不少专家认为，韩美同盟关系升级的气候已经形成，一个“李明博2.0”时代即将开启。

2008年4月，上台不到两个月的李明博和时任小布什总统，在戴维营举行了第一次首脑会晤，并同意升级韩美联盟为“21世纪的战略联盟”。尹锡悦则在竞选期间就向拜登频抛橄榄枝，愿与美国打造“全面战略联盟”。

由于日韩是美国联盟战略的重要合作伙伴，三方共同的利益有助于确定在哪些方面可以进行合作，因此将比其他国家更快地向前推进。

安德鲁·杨认为，韩国一直是美国印太战略中缺失的一个环节。从某些方面来看，韩国甚至并没有真正的被视为印太战略的重要角色，美国对韩国的关注更多地着眼于朝鮮半岛，也就是朝鲜问题。在日本的蓝图里，韩国则被边缘化。日本的外交蓝皮书里对韩国着墨并不多，在表述上韩国甚至出现在台湾地区之后。因此这次率先访问韩国，是一种重视。杨预测，韩国至少会被邀请参加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的工作组，即使不是这次，也会在未来发生。

“从美国的立场来说，尹锡悦无疑是韩国总统最佳人选。”美国雪城大学麦克斯韦学院朝鲜半岛事务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弗雷德里克·F.卡里尔 （Frederick F. Carriere）告诉南风窗记者。他认为，尹锡悦将力所能及地做到与美国保持“统一阵线”，在朝核问题上向朝鲜施压，并与中国抗衡。“他还想推动日韩关系破镜重圆，这对于美国来说更是求之不得。在过去十年里，为了遏制中国在亚洲地区影响力的提升，美国一直致力于恢复日韩合作，共享情报并与美国团结一致。”

在落实美韩“全面战略联盟”的道路上，安德鲁·杨则认为，美韩不仅将在军事方面加强合作，恢复更大规模的演习以确保美韩联合部队的运作效率，而且在经济方面，双方将在供应链弹性等关键问题上合作，努力寻找确保他们拥有半导体等关键技术的方法。“尹锡悦也将更积极地支持拜登政府的印太经济框架，这可能是美韩尝试建立某些标准的起点，也是关系升级的体现。”

2021年10月的东亚峰会期间，拜登首次宣布“印太经济框架”（IPEF），以此深化美国与印太的经济联系。2022年5月18日，韩国已确定作为初始成员国加入，日本也予以积极回应。哈佛大学美日关系项目主任、政府学系教授克里斯蒂娜·L .戴维斯（Christina L. Davis）告诉南风窗记者，这表明美国仍然有兴趣参与多边主义并推进经济议程，并且由于日韩是美国联盟战略的重要合作伙伴，三方共同的利益有助于确定在哪些方面可以进行合作，因此将比其他国家更快地向前推进。

对于岸田文雄政府，戴维斯认为他在安全问题上事实上没有那么强硬，在经济政策调整方面也更具创造性，但即使他的政策与安倍有所不同，两者在政治联系上十分紧密，实质差别不大。鉴于美日之间强大的合作关系和坚实的贸易基础，戴维斯不认为美日关系未来会有太多的变数或分歧。她表示，美日在供应链安全问题、商业间谍活动，以及敏感技术上步调一致。“特别是对于半导体生产，盟友们都希望能够共同迈出每一步，为半导体生产过程提供安全保障，形成合作伙伴关系多维度的战略。”9DE663E0-48E1-4176-A66F-AD0EB31137EA

制约与矛盾

从三方领导人的表态来看，美日韩三边关系的深化似乎只是时间问题。但卡里尔强调，“他们想做的和能做的是两码事”。拜登一个无法忽略的事实是，在经济上，美日韩的联系不如中日韩紧密。而如果拜登以抗衡中国为主旨的战略计划导致盟友们经济大幅受损，这势必不是日韩寻求的联盟效应。与此同时，在美日韩三边关系中，日韩仍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卡里尔并不认为尹锡悦的积极心态能成功解决两国的历史矛盾。

据路透社报道，韩国的出口在2021年以11年来最快的速度增长，而中国作为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全年双边贸易额也再创新高。据中国海关统计，2021年1至11月，中韩双边贸易额达3292.8亿美元，同比增长27.7%。同时据咨询公司安永基于中国海关总署数据的分析，在过去五年里，中日货物贸易保持稳步发展，2021年也创下了历史新高，全年货物贸易总额达到3714亿美元，同比增长17%，中国依旧保持着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的地位。

“韩国在经济上不可能与中国完全脱钩，这样的代价实在太大。”安德鲁·杨表示，中国对于韩国来说是一个无法忽视或避免的市场，韩国公司当然也不想将所有业务和投资转移到中国以外，因此这也将为美韩的合作设置一定的限度。但杨也提醒，与以前的政府不同，尹锡悦面对中国时可能更“激进”，会在重要的时候维护韩国自己的利益，所以他不会像文在寅那样谨慎，只是他仍然需要考虑中国的反应，避免类似萨德事件的发生。

2016年7月，韩美联合宣布将在朝鲜半岛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中国对此表达了强烈的反对意见。争端发生后，中韩之间的贸易也受到波及。韩国现代研究院2017年就萨德部署发表的报告称，由于中国采取的反制措施，韩国国内的40万个工作岗位因此消失，在经济上造成每年18.1万亿韩元的直接损失。直到文在寅上任并出台“三不”政策（即不追加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不加入美国导弹防御系统、不追求美日韩军事同盟）后，中韩关系才逐渐缓和。

杨指出，当时的韩国在某些方面被视为美国联盟体系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在面临经济制裁时，韩国也并没有真正得到其他盟国的支持。但在这次美日韩合作深化后，杨认为韩国在类似的困境中将会得到更多的支持，尹锡悦也有可能做出更强硬的回应。

同样的道理也可能解释美日合作的限度，戴维斯表示，日本也需要在与中国贸易的性质上与美国进行协调。“因为对于日本和美国来说，与中国在贸易上不可能脱钩，日本也很难对中国采取完全敌对的立场。”同时，美日间的“不和”依旧存在。比如在乌克兰危机中，尽管美国和日本在谴责俄罗斯的观点上保持一致，但双方在禁止进口俄罗斯油气方面还存在分歧。戴维斯表示，在印太经济框架中，美日也可能会在市场占额的比例问题上出现分歧。

在美日韩三边关系中，日韩仍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卡里尔并不认为尹锡悦的积极心态能成功解决两国的历史矛盾。

如果说美日和美韩的合作存在一定限度，那么日韩关系则是矛盾重重，甚至是一个“死胡同”。卡里尔认为，二战遗留下的赔偿问题一直是日韩关系的症结，而且两国在该问题上十分对立。他分析称，对于韩国来说，战争受害者的个人请求权并未消失，并且政府支持受害者对日索赔。但在日本看来，赔偿问题在1965年签署《韩日请求权协定》时已经解决，当时日本给予了韩国3亿美元的无偿援助，由韩国政府自行支配。2022年3月10日，在尹锡悦上任的当天，岸田文雄再度重申了这一立场，称这是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基础，韩国“信守国家间的承诺”也至关重要。

此外，韩国司法独立，意味着政府无权干涉司法的判决。卡里尔分析道，因此，即使韩国大法院判决要求涉事日本企业赔偿受害劳工，并扣押其在韩资产，尹锡悦在此问题上也并没有空间施展拳脚。而一旦尹锡悦政府无视法院的裁决，杨认为，反对党一定会对此大做文章。目前韩国国会仍由反对党主导，所以即使尹锡悦愿意与日本握手言和，也不得不多加小心。

“毋庸置疑的是，美国也将尽其所能推动日韩缓和关系，从而提升三边合作。”戴维斯表示，对美国来说，三边关系的加强也需要日韩双边关系得到改善，但在这个问题上，美国能做的只有这么多，最终还是需要日韩双方找到解决方案。

依赖与自主

在《十字路口的韩国：强权时代的自治与联盟》一书中，美国外交关系协会韩国问题学者斯科特·斯奈德认为，随着韩国相对实力稳步提升，以半岛为中心的狭隘主义逐渐被国际主义取代，美韩的同盟依赖也转向了同盟伙伴关系。从“依赖”转为“伙伴”，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可以视为韩国正在寻求更多外交自主权。

2021年12月，文在寅指出，韩国需要拥有防御能力，“不仅需要威慑朝鲜，还需要我们国家在大国之间实现自治”。从地缘政治上说，韩国是一个被俄罗斯、中国和日本三个大国“包围”的中等国家，并且在历史的重要阶段，这些国家都曾在事关韩国利益的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基于此，韩国外交政策的解决方案是与域外的美国结盟。

韩国釜山国立大学政治学系国际关系教授罗伯特·凯利称，美国的确是一个理想的联盟选择，因为它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能够可靠地向韩国投送武力，“但同时，美国也是一个没有区域领土野心的外部势力，而韩国对美国而言更像是一个用于对抗朝鲜和中国的堡垒”。

杨指出，在经济上，韩国已经吸取教训，意识到了对单一国家的依赖所导致的经济脆弱性，这也是韩国开始与其他亚洲国家进行更多接触的原因之一。2017年11月，文在寅在访问东南亚国家时提出了“新南方政策”，旨在“将韩国与印度和东盟的关系提升到美中日俄的水平”。

據韩国国际贸易协会的数据，东盟在韩国出口中的份额在过去的20年中不断增加，于2019年达到17.5%，巩固了韩国商品第二大市场的地位（仅次于中国）。同时东盟也是韩国进口的第三大来源国，仅次于中国和美国。此外，韩国还将贸易的枝干伸向了欧洲。欧盟的报告指出，自2011年7月1日欧韩自由贸易协定生效以来，双边贸易和投资有显著提升。2011年至2020年，双边服务贸易增长72. 2%，2020年达186亿欧元。欧盟仍然是韩国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者，领先于日本和美国。

虽然“亲美”是尹锡悦外交的突出特点，但他不可能给韩国的“自主”诉求按下暂停键，因为韩国对外关系的现实，决定了美韩利益不可能在每个领域都严丝合缝。

韩国内部进步派与保守派对美认知的分歧，一直对韩国外交有着微妙的影响。凯利指出，韩国进步派长期以来一直对围绕美国联盟的“交易”感到不满，认为这是一种用降低外交政策自由度换取的防御保证。韩国保守派则表示支持，因为他们与美国有着广泛认同。虽然“亲美”是尹锡悦外交的突出特点，但他不可能给韩国的“自主”诉求按下暂停键，因为韩国对外关系的现实，决定了美韩利益不可能在每个领域都严丝合缝。

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从“依赖”转为“伙伴”的逻辑，同样也适用于日本，只不过运作上更为微妙。2012年安倍第二次出任日本首相后，日本外交中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民主党执政时期曾追求的“平等日美同盟关系”的声音了。但安倍提出的“地球仪外交”，事实上一直得到了延续。这种外交的主要内容，就是拓展日美关系以外的外交关系。目前日本的整体对外关系中，美国依然不可或缺，但正在成为“之一”。9DE663E0-48E1-4176-A66F-AD0EB31137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