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主要记述船山学社、岳麓书社搜集整理船山著作，最终集大成出版《船山全书》的过程。同时，本文从20世纪80年代船山学社的恢复、岳麓书社的创建开始，对《船山全书》的编纂体例、资料收集、存世版本以及新编《船山全书》的特点及其获奖、修订重版的情况亦有所介绍和描述。

【关键词】船山学社 岳麓书社 存世版本 杨坚 修订重版

船山学社是浏阳学者刘人熙于1914年6月14日创建的，其前身是郭嵩焘创立于1881年的思贤讲舍。学社旧址位于今长沙市开福区中山东路。今存两进院落，砖木结构，内有庭院、讲堂和多间厢房，是1938年长沙“文夕大火”后，就船山学社剩下的一片残垣，于1954—1956年修复的。因1921年8月，中共湖南地方组织的筹建人毛泽东、何叔衡、易礼容利用船山学社的房屋及经费开办了以培养革命干部为宗旨的“湖南自修大学”，故按旧址在船山学社内，复原陈设了毛泽东、何叔衡的卧室和湖南学生联合会办公室、自修大学图书馆，修复了自修大学东门和讲堂等，门额“船山学社”四字系毛泽东手迹。

刘人熙（1844—1919），字艮生，四十以后号蔚庐，学者称蔚庐先生。清道光二十四年正月初九日生于浏阳西乡枨冲小桃源。光绪三年（1877），他34岁中进士，任工部主事，分管农田水利。从光绪五年（1879）起，他开始逐日写日记，五十年持之以恒，很少间断。也就在这一年，他获读王船山《周易外传》，方知船山学问之博大精微，“直契邹鲁、濂溪，横渠以来，一人而已”[萧骧：《刘人熙先生学术事迹简述》，湖南图书馆藏稿本手迹，第4页。]。从此以后，他便终身服膺、倡导船山学，以此启示后学。光绪十三年（1887），他在坊间购得王船山《四书训义》一部三十八卷，是湘潭王氏守遗经书屋刻本，完整如新。他惊喜之余，嘱门生王芝祥筹资印行，并亲自作序，以飨学者。

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开始议行新政，各省自设大学堂、课史馆。浏阳李兴锐巡抚江西，电邀刘人熙担任江西大学堂总教习，兼任课吏馆馆长，刘人熙欣然应聘。次年秋，他赴广西任课吏馆馆长兼营务处会办、法政讲习所监督。光绪三十三年（1907）回湘，任湖南中路学堂监督，湖南教育总会会长。辛亥革命后，任湖南都督民政司司长，电促王芝祥策动广西巡抚陆荣廷宣布广西独立。1912年8月，湖南举办国会议员选举，贿买选票，丑态百出。刘人熙默察人心，静观时局，“窃恐革命党人以义始而以利终”，于是年冬辞去民政司职务。他笃信船山学说是救时的良方，决意筹办船山学社，以昌明正学，挽救时局。筹备工作进行了两年，经报请省议会决议，每年拨款四千元“以崇正学”。学社于1914年6月14日正式成立，公推刘人熙为第一任总理（社长）。他于次年又筹备创办《船山学报》，于1915年8月20日发行第一期，至1917年8月出版了8期。所刊文章，皆本船山之学说引申发挥，为弘扬船山学术和爱国思想，砥砺国人承担社会责任，振兴中华民族，推动思想解放，发挥了重大作用。与此同时，他还花了大力气搜集出版船山未刊手稿，筹办船山大学、船山图书馆等，为传播船山学术思想、开启民智、振兴中华而竭尽全力，直至1919年正月五日在上海病逝。

本文为叙述船山学社、岳麓书社搜集整理船山著作，而最终集大成出版《船山全书》，有必要从20世纪80年代船山学社的恢复、岳麓书社的创建开始叙述，然后重点叙述《船山全书》的编纂体例、版本资料收集、存世版本以及新编《船山全书》的特点及其获奖、修订等要事逸闻。

一、船山学社的恢复与重建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掀开了新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新篇章。在思想大解放的热潮中，湖南的学术文化和出版事业迎来了灿烂的春天。

1980年6月2日，著名船山研究专家王孝鱼（1900—1981）应湖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邀请来长沙讲王船山的《周易外传》，当天上午在中共湖南省委党校开讲。趁此机会，湖南省中国哲学史学会筹备小组于当天下午成立，卢枫、黄洪基、唐凯麟、王忠林、王兴国为小组成员，推湘潭大学的卢枫任组长，黄洪基、王兴国任副组长。6月7日下午，筹备小组在省委党校专题讨论王船山研究问题，建议在1982年王船山逝世290周年时，举行一次大型的学术研讨会。11月21日，根据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和省社科联有关领导指示，王兴国负责起草关于1982年召开纪念王船山逝世290周年学术讨论会向中共湖南省委的报告。12月26日至30日，由湖南省教育厅和省社科院联合主持的湖南省高校文科科研座谈会在韶山召开。会上，省内著名学者林增平、姜书阁、羊春秋、马积高等都对1982年召开纪念王船山逝世290周年学术研讨会表示热烈支持，并建议要逐步恢复船山学社和《船山学报》。会后，省社科院李楚凡副院长要王兴国写一个船山学社简介，以供有关领导参阅。

王兴国是1962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回湖南一年就有幸参加筹备和召开湖南湖北两省学者纪念王船山逝世270周年全国高规格学术研讨会的青年学者，对船山学术与人品十分推崇。于是，在1981年3月14日由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部长屈正中主持的船山研究座谈会上，省社科院院长王兴久提出要成立一个1982年王船山学术讨论会筹备小组的同时，提出要恢复船山学社。

1981年11月27日，重建船山学社筹备小组成立并召开第一次会议，由吴立民任组长，王兴国、陈远宁任副组长。至1982年5月7日，在长沙召开的船山学术讨论会上，通过选举产生了船山学社理事会。理事会推选吴立民任社长，王兴国、邓潭洲、冯正刚、陈远宁、周士一、唐凯麟、陶懋炳为副社长，王兴国兼秘书长。刘寿祺为名誉社长。5月8日下午召开船山学社重建大会，中共湖南省委书记董志文、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含馥、副省长程星龄、省政协副主席谷子元等领导出席會议祝贺。

二、岳麓书社的创建与《船山全书》编委会的成立

1981年11月，湖南省出版事业管理局报请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省编制委员会和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要求在原湖南人民出版社历史编辑室古籍组的基础上，成立一家以古籍整理出版为主的专业出版社。1982年1月21日，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以〔82〕出版字第46号文件，正式批准同意成立岳麓书社，主要负责整理出版湖南地方古籍、古典著作普及读物和研究古籍的学术著作。

1982年2月1日，中共湖南省出版局党组决定梁绍辉任岳麓书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主持全社工作，赵端才任副社长。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精神，1982年4月26日至28日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在长沙召开湖南省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本省各院校古籍专家、学者、社会科学学术团体代表、省直属有关厅局的负责人共110位，共同商定湖南地方古籍整理出版规划，成立了由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车文仪任组长的湖南省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确定《船山全书》《魏源全集》《曾国藩全集》《左宗棠全集》等为湖南省古籍整理出版重点项目，并积极申报，使上述四大全集均列入了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第一批规划项目。岳麓书社作为湖南省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的办事机构，负责组织联络，承担出版任务。

12月，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批复湖南省出版局《关于成立王船山全集编辑委员会的请示报告》，指定屈正中为编辑委员会主任，车文仪、姜书阁、李楚凡、吴立民为编委会副主任，羊春秋、马积高、宋祚胤、雷敢、颜克述、杨坚、王兴国、陈远宁为委员，编委会办公室主任杨坚，副主任王兴国。这表明，船山学社的主要领导成员都参加了《船山全书》编委会。批复中还有编委会顾问：张岱年、任继愈、侯外庐、萧萐父、周谷城、黎澍、张舜徽、杨伯峻、程千帆、周大璞。

担任编委会主任亦即《船山全书》主编的杨坚（1923—2010），字公强，浙江绍兴人。1949年3月考入北平华北大学政治学院参加革命工作，8月南下湖南宁乡县任文教助理，1952年4月调湖南省文化局，任社会文化科科员。1969年起入五七干校。1975年调入津市文化馆任编辑工作。1979年5月调入湖南人民出版社，即从事《郭嵩焘日记》的整理编校，使郭氏历咸丰、同治、光绪三朝长达37年且夹有英语汉字对音的“天书”200万字日记能出版飨世。1983年1月调入岳麓书社，5月被评为编审。

肩负船山著作全集整理重任的杨坚，当时虽已年届花甲，但深知兹事体大，较之他编校《郭嵩焘日记》更艰难：不仅内容涵盖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史、子、集四部，且文字极古奥艰深，流传版本复杂难断。于是他在调入岳麓书社之前，即开始搜索船山著作历代刻印传抄情况，草创《王夫之全集整理工作发凡》一文供编委参考。1983年3月编委会举行第一次会议，确定书名为《船山全书》，全部著作按四部分类排列，并认为《发凡》一文可作为全书编纂体例的基础。议定全书编委会的工作为：发凡起例，搜访版本，辑集佚稿，组织校点，担任补校并终审定稿。参加办公室工作者除杨坚、王兴国正副主任外，先后还有李传书、刘柯、胡渐逵、徐孙铭、刘志盛、陈戍国、边仲仁、吴普生。

三、船山有关资料的搜寻，船山著作刻本、钞本的搜集复印以及全书的封面设计

《船山全书》编委会成立后的一、二年中，对于船山著作版本的搜集出力最多的是王兴国、徐孙铭、刘志盛和杨坚，足迹涉及北京、西安、兰州，深入衡阳农村。

早在1982年10月15日，船山学社副社长王兴国、陈远宁在赴衡阳落实王船山学术讨论会的准备工作时，从船山十二世孙王鹏处得到王敔所撰的《大行府君行述》抄件，共4100余字，较之清同治四年（1865）金陵刻本《船山遗书》卷首之《姜斋公行述》2200余字，以及刊于光绪十九年（1893）王之春《船山公年谱》卷首之《行述》1600余字，都不仅字数多了2000多，且涉及船山“孤忠”志节的文字更详尽。此件原题《大行府君行述》，下署“敔述”二字，系民国六年（1917）船山八世孙德兰在《王氏五修族谱》竣事后“于竹花园古箧内觅得老谱敔公所刊原牒”，“照抄无讹”，由王鹏复印。王德兰在抄件上加按说：“上系原谱敔公所作《行状》……为乞潘师作传，述事最详。”

此件经王、陈二位校勘标点，发表在《中国哲学史研究》1983年第3期，该刊还同时发表了他们所写的《研究王船山生平思想资料的一个重要新发现》一文，于船山研究影响很大。《行述》是王船山逝世十四年后王敔所作的第一个传记，也是记述船山生平事迹和志节风貌最为全面和可靠的第一手资料。王德兰按语所云“潘师”即潘宗洛（1657—1716），字书原，江苏宜兴人。康熙三十七年（1698）进士，四十一年至四十五年任提督湖广学政，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莅衡阳开考取士时，延聘俊才入幕帮助校阅试卷，王敔应邀参加了阅卷。由此乃知有船山，求读船山的著作，并详细询问王敔，要他写出其父船山的生平事跡，以便为之作传付史馆。王敔为了让老师对父亲的生平、著作和志节等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便认真思索而写了这篇述事非常详细的《大行府君行述》。末署：“时康熙乙酉孟冬，不孝敔泣记。”潘宗洛回武昌后，一边读王敔送给他的《张子正蒙注》《楚辞通释》及《思问录》内外篇，“把玩不能释手”[潘宗洛《邗江王氏家谱序》，署“康熙四十有四年……提督湖广学政翰林院检讨宜兴潘宗洛撰”。见《船山全书》第十六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522页。]，一边品读王敔的《行述》而作《船山先生传》。这是清廷官员第一次为船山作传，既介绍船山的生平、志节，且列举船山著作达30种，最后归纳出船山乃“前朝之遗臣，我朝之贞士”的结论。《传》末“康熙乙酉八月既望”，则比王敔署“康熙乙酉孟冬”的刻本《大行府君行述》还早了两个月。这些情况在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所藏《楚辞通释》刻本中的《船山先生传》中都记载得很清楚[杨坚因当时未能借到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所藏湘西草堂镌本《楚辞通释》，《船山全书》第十六册《传记之部》所录之潘宗洛《船山先生传》便据同治金陵刻本排印，还为末署“康熙己酉”当作“乙酉”作了考订。]。

1983年6月15日至23日，船山学社副社长王兴国与理事刘志盛、徐孙铭一起到北京，为《船山全书》的编纂办了三件大事：一是到北京图书馆善本部校对了收入文津阁本《四库全书》的船山著作《诗经稗疏》《书经稗疏》等;二是与中华书局协商，将王孝鱼等先生已校点的船山著作书稿转让给岳麓书社，竟获支持，共转让了24种著作的校点稿;三是到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历史所找马宗霍先生之子马雍协商，将马宗霍的《船山遗书校记》的手稿本复印，供编校《船山全书》参考。

1984年11月14日至18日，船山学社副社长王兴国与理事张铁夫赴衡阳县，再次找船山十二代孙王鹏，借到并复印了其祖传的船山《张子正蒙注》和《读四书大全说》抄本。其中《张子正蒙注》抄本的字迹为正楷，体势端严凝重，点画结构一丝不苟，笔致与传世之船山手迹《显考武夷府君行状》《显妣谭太孺人行状》《自题墓石》《传家十四戒》及《噩梦》等完全相同，其為船山手迹无疑。笔者于1992年校点《船山全书》第十二册之《张子正蒙注》时，遂认定并经杨坚主编同意，采用此珍贵手抄本为底本。抄本末页有“乙丑孟春月下旬丁亥成，庚午季夏月重订”小字一行。乙丑孟春月下旬丁亥为康熙二十四年（1685）正月二十七日，是年船山六十有七，庚午季夏月为康熙二十九年（1690）六月，时船山已七十二岁。进而发现，用此抄本去校读湘西草堂本、刘氏钞本及其以后各印本，自王敔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腊月抄录副本而导致湘西草堂开始的跳行脱落（每跳一行少17个字）以及为避清讳而改字等情况，均历历在目，毋庸置疑，从而导致此本之后的印本、抄本等脱文竟有40余处，240余字。这就使岳麓版《张子正蒙注》的质量陡然提高，真正恢复了船山原著的本来面目。

关于湖南省内馆藏船山著作版本的搜集、复印工作，主要是两大项。一是湖南省博物馆收藏了船山著作的手抄本11种，60多册，3200余页，内容包括船山的重要哲学、史论著作《周易内传》《周易外传》《尚书引义》《春秋世论》《读通鉴论》和《宋论》等。这些抄本系王介之五世孙，即船山五世从孙王嘉恺、王嘉怡于乾隆年间所录，1951年湖南进行土地改革时，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派人在邵阳县东乡太平曾家收到的，十分珍贵。这11部著作的手抄本由省博物馆免费提供，《船山全书》编委会办公室李传书负责复印。二是湖南图书馆所藏船山著作历代刻本和衡阳刘氏钞本，则由岳麓书社编辑、《船山全书》编委会成员刘柯负责联系复印。

通过两年时间的勤奋工作，船山著作的书目、版本已大部搜齐，辑佚工作也已开展，各地发现船山佚文，皆知先向《船山学报》投稿发表，由杨坚关注并及时收录。在杨坚的统筹规划下，船山著作已定人校点，个别著作已开始复审，这些都有赖岳麓书社首任领导梁绍辉及《船山全书》编委会办公室全体同人之力。

1984年5月，湖南省出版局实行机构改革，岳麓书社领导易人，编委会办公室被撤销，随后省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亦不复存在，全书草创伊始后的纷繁事务便全落于杨坚一人之身。幸省出版局李冰封局长、黎维新副局长及其后刘李纯副局长等大力支持，如印刷厂须注意排印质量，纸张公司须存储一色的封面用纸等，杨坚的请示报告都得到批示执行，原办公室边仲仁、吴普生等继续协助杨坚的编务工作。直至1988年秋，岳麓书社的新社长潘运告上任，才引起重视而派胡渐逵协助杨坚。而社外的王兴国、徐孙铭二位则一如既往，始终扶持。

全书编辑工作除版本甄选、文字编校均由杨坚审慎从事外，装帧设计之讲究亦颇费周折。如最为关键的“船山全书”四字，杨坚先拟集船山先生亲笔，于是遍翻手迹，在《噩梦》一书中采集四字，但形体偏长，“拼拢观览，未见稳贴”。“乃请书法篆刻家杨德云先生为集碑帖中字，自汉《曹全碑》至隋《龙藏寺碑》，凡十数，均不惬意，最后始集唐李邕《麓山寺碑》字”，才感到“雄健严整”[杨坚：《船山全书编辑纪事》，《船山全书》第十六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1464页。]，且北海太守李邕刚强激烈、屡忤权贵，字如其人，也与船山先生的“刚肠嫉恶”性格颇为吻合。后以《麓山寺碑》中所集“船山全书”四字，经王诚龙编审、姜铁山副编审配色设计，经胡颖副编审勤慎实施于全书各册，最后获得了“装帧素雅，落落大方”的普遍赞誉。于是，筹备多年的《船山全书》在1988年出版了第一、二册和第十册，开启了船山著作出版史上的新篇章。

四、清代至民国刊行的船山著作存世版本

《船山全书》新编伊始，杨坚即花极大精力进行船山著作传世刻本、抄本的调查了解和收集工作，随后即在1988年出版的《船山全书》第一册的《船山全书序例》作简要叙述，并在1996年出版的第十六册《杂录之部甲》的“编辑出版之属”具体列举清代自王敔湘西草堂本以来的船山存世版本。这是他与各书校点者最后选定各书底本的基础，至关重要，故有必要专题论列清代至民国时期船山著作存世的刻本与排印本如下。

（一）镌“湘西草堂藏板”的船山遗书刻本

船山一生著作繁富，存世与佚著一起共一百余种，四百余卷，但他对于自己著作的态度，却如其绝笔诗所云，是“荒郊三径绝，亡国一臣孤;霜雪留双鬓，飘零忆五湖;差足酬清夜，人间一字无”[王敔：《大行府君行状》，《船山全书》第十六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76页。]，即自己一生作为明朝遗民终身不剃发、不应世，力避“身隐名扬”，宁可无一字留在人间，所以生前没有刊行[据刘志盛、刘萍《王船山著作丛考》，王船山于明崇祯十六年（1643）25岁时曾刻印《漧涛园初集》，但未见传本。]。加之他“贫无书籍纸笔，多假之故人门生，书成因以授之，其藏于家与子孙言者无几焉”[王敔：《大行府君行状》，《船山全书》第十六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74页。]，所以他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去世后，其子王敔所收藏保管的著作并不多。但王敔毕竟是能继承其父名山事业的学者，船山在世时和去世后，他都一直为父亲著作的搜集、保管、誊抄和整理、编校、补正、注释等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从传世的王敔湘西草堂刻本的各书封面、序、跋、题识及所署撰著、纂注、校梓等项目，都足以证明王敔是整理、校刊、保存船山著作的第一人。

对此，杨坚在1988年的《船山全书序例》中说：“三百年来，最早为清康熙年间，船山之子王敔，于船山殁后，在衡阳湘西草堂校刻遗书，约十余种，其书至今犹有存者。”[杨坚：《船山全书序例》，《船山全书》第一册，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25页。]显然，这是一个不太具体的概述。至1996年的《杂录之部甲》列举“湘西草堂本”（清康熙、雍正时期）的注释中，则由“约十余种”已增至“凡二十七种”，并具体列举了书名：“湘西草堂所印船山遗书，存世得见者，有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湖南图书馆所藏之《王船山先生书集》，含《老子衍》《庄子解》《楚辞通释》《张子正蒙注》《俟解》五种;又《落花诗》《和梅花百咏》《洞庭秋》《雁字诗》《仿体》《愚鼓歌》《南窗漫记》等小册七种;又上海图书馆所藏之《五十自定稿》《七十自定稿》两种。未见而根据文献知已刊行者有：王敔所记之《六十自定稿》;曾载阳、曾载述所识之《夕堂永日绪论》及《经义》两种;王之春《船山公年谱》书末所载之《春秋世论》《四书稗疏》《四书考异》《思问录》等数种;及近人孙殿起在其《贩书偶记》中自述所见之《周易大象解》《周易稗疏》两种。又清代禁书目录所开之《夕堂戏墨》《船山鼓棹》《五言近体》《七言近体》等皆当指印本。合计湘西草堂所刊船山著作迄今可以指称者凡二十七种。”[参见《船山全书》第十六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395页。]

上述湘西草堂本27种刻本，是船山先生逝世以后的四十年中，即从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至雍正九年（1731）王敔逝世时止，湘西草堂先后刊刻的船山著作，显然还不包括杨坚一直未能见到的至今保存在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的康熙四十八年（1709）湘西草堂刻本《楚辞通释》《庄子解》单刻本各一部。因为要在这两种单刻本之后的康熙五十五年（1716）王敔六十岁时，从游诸子及姻友才捐资刊刻合刊本《王船山先生书集》五种。由于清朝文网的逐渐严密，王敔虑患思危，在合刊时抽掉了一些直接暴露言志作品的内容，如单刻本《楚辞通释》中的《序例》《九昭》及张仕可的《序》、潘宗洛的《船山先生传》，在合刊本中便都没有了。故曾经见过并将湖南省社科院藏本与湖南图书馆藏本《庄子解》《楚辞通释》相互比较核对鉴定的刘志盛先生，在其《王船山著作丛考》中，一方面肯定“王夫之于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逝世后的三十年中，刊刻印行的船山遗书约有二十八种”[刘志盛、刘萍：《王船山著作丛考》，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一方面综合自己的意见与“有人认为”的鉴定，“据此认定王敔在湘西草堂刊刻船山遗书时，先是一种一种地刻印，然后将几种单种本的书板汇集成套，重新修补增订印刷，统一集装成《王船山先生书集五种》行世”[刘志盛、刘萍：《王船山著作丛考》，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

笔者有幸于2017年5月某日到省社科院图书馆借阅《庄子解》《楚辞通释》单刻本和包含此二书的合刊本《王船山先生书集》五种，经与馆方专家一起比对鉴定，认为单刻本与合刊本的字体、字款完全相同，只是单刻本字迹清晰，无断板痕迹，而合刊本字迹模糊，有板裂痕迹，显然刘志盛“据此认定”的意见是对的，湘西草堂本船山著作刊本至少有28种。这也说明，学界说船山逝世后“身世寂寞”，著作不显，直至清嘉道年间的邓显鹤出而撰《王夫之传》，才得以与顾炎武、黄宗羲比肩并列，“而船山始显”[王闿运《邗江王氏族谱叙》：“至道光时，始得邓南村表彰之，求其遗书及其族人……而船山始显。”引自《船山全书》第十六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663页。]的说法，显然有失偏颇。殊不知清初文网专制尚不甚严密时，王敔已在门人与姻亲好友的帮助下，刊刻了28种船山遗书，其手稿、副本或刊本已在入湘的学政、考官、巡道等士人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出现了开创和传承船山学的第一代学人。诚如刘志盛先生所言：“这是清代刊行王夫之著作的第一个黄金时期。”[刘志盛、刘萍：《王船山著作丛考》，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

（二）《四库全书》本

乾隆三十七年（1772）清廷议定修《四库全书》，各省督抚、学政搜求“本朝士林宿望”遗籍。经湖南巡抚刘墉采进船山著作，著录六种，存目两种，查禁九种。但乾隆帝摒除不了满、汉畛域的私见，一边在保存古书，一边又在销毁古书。凡是涉及明末清初的史迹而稍于清廷不利的，乾隆及其馆臣都把它们烧毁，能够留下一个书名的，则列在所谓“存目”之中。如船山的《尚书引义》，因引申《古文尚书》之义而发挥船山自己的哲学、政治思想，便不能收刻入《四库全书》，而列入“存目”。

约乾隆五十四年（1789）殿本刊成，刊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的船山著作如下：

《周易稗疏附考异》;《尚书稗疏》;《诗经稗疏附考异叶韵辨》;《春秋稗疏》;《尚书引义》，经部《书》类存目;《春秋家说》，经部《春秋》类存目。

（三）湘潭王氏守遗经书屋本《船山遗书》

清嘉庆年间，有衡阳翰林马倚元刻于汇江书室的船山著作10余种，称“汇江书室本”。此版今虽不存，但据邹汉勋于道光二十年（1840）的《致邓湘皋学博书》：“知而农先生于先生卒后未十年，虎止先生已刊行十余种于湘西草堂，后乃有汇江书室之刊，即往岁衡阳马硕坡诒先生之本。此刻似有十余种，而此处惟有《春秋世论》及《四书稗疏》。《四书稗疏》尚在先生行箧;闻卷端有船山著述总目多至七八十种，不知是何等名号？”[邹汉勋：《致邓湘皋学博书》，《船山全书》第十六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412页。按：此信中所言“于先生卒后未十年”不知所据，有误。]由此书信可见，邓显鹤、邹汉勋当时均见过汇江书室刻本的船山遗书，且听邓显鹤说卷端列有船山著作达七八十种。

道光十九年（1839），寓居长沙城南的邓显鹤因友人欧阳兆熊的介绍，接见并接受船山七世孙王世全送来的船山诗集，谋刻“先生六世孙承佺具藏先生各种遗书”。邓显鹤大喜过望，第二年春便在长沙开雕，请邹汉勋担任校雠，邀欧阳兆熊、罗汝怀、袁芳英等人协助编校，于1842年在长沙刊成《船山遗书》18种，151卷。这就是书牌为“道光廿有二年湘潭王氏守遗经书屋刊”本的《船山遗书》。卷首载邓显鹤所撰《船山著述目录》，计五十二种，分别注明“已见”“未见”，如：“凡经部二十二部。已见二十部，都一百六十四卷;未见二部，无卷数。”[邓显鹤：《船山著述目录》，《船山全书》第十六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408页。]可见这是继清初王敔刊印船山遗书以来，第二次大规模系统地编印船山著作。

（四）衡阳学署本《船山遗书子集五种》

道光二十八年（1848）分巡衡永郴桂道俞焜主持，主事者实为衡阳县学教谕郭孔岚。据孔《跋》可知，王敔湘西草堂刻书《老子衍》《庄子解》《楚辞通释》《张子正蒙注》《俟解》等《王船山先生书集》五种的雕版，在雍正九年（1731）王敔逝世后移藏于衡阳学署的“临蒸黉舍”，因“岁久漫漶，多脱简，读者苦之”，便购置善本，详校补刻，而改名为《船山遗书子集五种》。杨坚认为这次补刻的版本，“其最大价值为《老子衍》卷首有船山《自序》一篇又附记一段，为草堂本所无”[杨坚：《船山遗书子集五种》注一，《船山全书》第十六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417页。]。这就进一步说明王敔合刊子書五种时，也像合刊《楚辞通释》一样，为避文网之祸而抽去了某些篇章，而当时流传的单刻本《老子衍》还完整地保存了船山《自序》等。

（五）金陵节署本《船山遗书》

这是晚清重臣曾国藩、曾国荃兄弟集资在安徽安庆、江苏南京设局校刊的《船山遗书》。曾氏兄弟聘请湘潭欧阳兆熊董其事，南汇张文虎、仪征刘毓崧等人分任校雠，自清同治三年（1864）在安庆开始筹备，后迁到南京曾国藩任总督的金陵节署，于次年10月竣工，收书56种，共288卷。光绪十三年（1887），衡阳船山书院又以相同版式补刻6种，10卷，附在全书之后，共为62种，298卷。后者又另称“衡阳补刻本”。

金陵节署本《船山遗书》由于曾国藩的高度重视，不仅亲自校阅《礼记章句》《张子正蒙注》《读通鉴论》《宋论》及《四书》《易》《诗》《春秋》诸经稗疏等117卷，订正讹脱一百七十余处，还亲自托人从文渊阁代抄船山的《稗疏》，认真改正邹汉勋在王氏守遗经书屋本中的“增删撺易”，所以其校勘质量是相当高的。但由于曾氏的政治把关，为避清讳，却又造成了有损古籍整理质量的重大缺陷。据杨坚统计：“金陵本有此类白匡及个别墨格凡九百九十处、二千二百三十二字，其窜改、删削之迹，亦不时可见。”[杨坚：《船山全书序例》，《船山全书》第一册，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27页。]

（六）船山学社本及《船山学报》本

辛亥革命建立中华民国后，清朝封建统治制度被彻底推翻，文字禁网被扫除，大大促进了船山著作的编辑整理出版印行，而真正具有版本意义的新刊船山著作，是船山学社社长刘人熙搜罗，由船山学社刊行的五种书：民国四年（1915）船山学社本《搔首问、愚鼓词笺合刊》，含《搔首问》《愚鼓词》两种;民国六年（1917）船山学社本《船山古近体诗评选》排印本，含船山《古诗评选》《唐诗评选》《明诗评选》三种，系首次公世之本。民国四年至五年，《船山学报》第一期至第六期及第八期连载《箨史》，也是首次公之于世的船山著作。民国四年至五年《船山学报》第一至八期连载未完的《子王子四书授义》，是《四书笺解》的另一种版本，也都被收入新编的《船山全书》。

（七）上海太平洋书店本《船山遗书》

这是民国二十二年（1933）上海太平洋书店铅字直排的《船山遗书》，收船山著作70种，358卷。1930年3月，陈铭枢、谭延闿、胡汉民、于右任、何键、冯玉祥、章士钊等30人发起重刊《船山遗书》，由上海太平洋书店的浏阳人张秉人主其事，浏阳李英侯、张吉吾与平江李蕴平担任编辑校勘。此书于1930年3月开排，至1933年11月竣工，分装80册。其内容较同治四年（1865）金陵刻本多了12种，较光绪十六年（1890）衡阳船山学院增补金陵本则多6种，是收录船山著作种数最多的版本，且因开本小，方便阅读与携带，而发行量很大。

五、新编《船山全书》的特点

经杨坚苦心搜集、精编精校的《船山全书》，于1988年单本印行时，即已确定其最大的特点是王船山著作收录之“全”。其时已确定《船山全书》16册之总目，其中第1—15册为王船山本人的著作，按经史子集四部排列，含船山存世著作73种，371卷;第16册为附录，收船山传记、年谱及有关杂录等研究资料。其收录之全，可谓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对此，杨坚后来在第十六册的《船山全书编辑纪事》中，不无自信地说：“本书作为金陵本《船山遗书》与太平洋本《船山遗书》后之第三部船山全集，其显著之优点当为业已搜齐迄于九十年代初发现存世之全部船山著作，诸如《四书笺解》《箨史》等成部述作，《礼记章句序》《放姜皎归田》等书中佚篇，以及其他辑集于《诗文拾遗》中之零散篇什，约计二十万字，均属前两部全集所未有。”[杨坚：《船山全书编辑纪事》，《船山全书》第十六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1487页。]实际上是比收书最大的太平洋《船山遗书》多收了三类佚稿：第一类是已刊行的著作中，因各种原因而被删落了的篇章，计有《礼记章句序》一篇、《诗广传》四篇、《读通鉴论》五篇等;第二类是未经收录的成部著作，计有《四书笺解》十一卷、《箨史》一卷、《惜余鬒赋》一卷等;第三类是其他集外零星撰述，计有传、记、叙、跋、歌、辞、铭、联等五十余篇，新编为《拾遗》二卷。

第二个特点是依据可信的船山手稿和旧抄、旧刻，订正前两部全集中的白框、墨格、窜改、删削，恢复了船山著作的原貌。诚如杨坚所言：“其次则为全部著作除个别例外，均系会阅所有版本，并充分利用前人校勘成果而后定稿，藉此检阅三百年来船山著作之写刻印制情况，加以比较鉴定，而于各种著作之编校后记中记述之。其尤足快意者，则为此次编校获睹大量船山手稿、王敔家刻以及衡阳刘氏、邵阳曾氏两家旧钞，据以填补由金陵本作俑、经太平本沿袭之二千余字讳隐白匡，并以订正其他删改，从而纠正历史造成之缺陷，恢复船山著作之真貌。”[杨坚：《船山全书编辑纪事》，《船山全书》第十六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1487页。]

第三个特点是全书采用标点符号，对所有著作系统编排，有的还加标题点明大意。即杨坚所说：“全书施用标点符号，较之前两部全集之并无句读，整板一块，实为一大进步。又如《读通鉴论》《宋论》，两书一千余篇，均加标题点明大旨，亦为前两部全集之所无，而有利于广大读者阅读应用。”[杨坚：《船山全书编辑纪事》，《船山全书》第十六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1487—1488页。]

故全书出版至1991年，即已收到学界教授的好评。如北京大学张岱年教授于1991年11月2日来信说：“《船山全书》校勘精细，印刷精美，实为近年不可多得的新印古籍，嘉惠士林，功德无量！”[杨坚：《船山全书编辑纪事》，《船山全书》第十六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1467页。]北京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于1991年1月7日来信说：“这次的全集，可以说是最完备的版本。岳麓版《船山全集》可以传世。”[杨坚：《船山全书编辑纪事》，《船山全书》第十六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1468—1469页。]

第四个特点就是除前15册系船山著作外，杨坚还广泛收集船山传记、年谱、杂录等有关船山的各种资料，辑为第十六册以供读者阅读船山著作和研究船山之重要参考。此书字数达117万，大都是杨坚一人苦心搜索后一字一句手录于湖南图书馆、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等多家图书馆的，可见其为全书完善之艰苦卓绝和良苦用心。其时省图书馆、社科院图书馆均为杨坚专设了工作室，杨索书后即一边研读，一边录其所需。他中午也不休息，就将自己关在工作室里，一個馒头一杯开水作午餐，吃完又手书不止，直至馆方人员下班。所录蝇头小字，后又整理誊抄为书稿，其书稿纸丛集足高二尺，当时发稿至出版科，让人咂舌称奇！

此書分三大部分，首“传记之部”收谱牒之传、史馆之传、私家著述及方志之传共11篇，作者自王敔、潘宗洛、余廷灿以迄当代清史研究者。其中王敔《大行府君行述》除收船山八世孙德兰所抄“老谱敔公所刊原牒”祖本及德兰之跋语外，还附载金陵本《船山遗书》卷首之《姜斋公行述》与王之春《船山公年谱》卷首之《行述》，用以说明王敔作状始末及后世删削妄改情况。又邓显鹤所撰，则既收其原载《楚宝》道光九年重刊本之《王夫之》，又载其原载《沅湘耆旧集》之《船山先生王夫之》。

次“年谱之部”，收同治初刘毓崧著《王船山先生年谱》及光绪中王之春所撰之《船山公年谱》。“刘氏为金陵本《船山遗书》之编校者，其谱以考订绵密见长。王谱晚出，其所据船山著作及其他资料有刘所未见者，可补刘谱之不足。”（《船山全书》第十六册封面简介）

“杂录之部”分量最重，达1057页，分甲乙两部分。甲为《编辑出版之属》，辑湘西草堂本以来各种船山著作版本之序跋题记;乙为《记叙研究之属》，辑船山生前友好赠答及后人记叙咏叹、论说研究之作，共收约二百家。最后还录载《清代方志抄》与《中国大百科全书条目抄》两组资料。所录研究著作中，如嵇文甫《王船山学术论丛》达83页，论说了《船山哲学》的轮廓，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第一编第二章《王夫之的思想》，达106页。如此杂录巨制，皆由杨坚采录编校。

从1985年至1993年，杨坚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图书馆里，为了笔录资料或查证一个字一段引文，奔波于各图书馆之间。1993年秋，杨坚在湖南图书馆查阅资料的返程中，遭车祸骨折，卧床达一年之久，《船山全书》第十五册的校勘，就是在病榻上完成的。

六、《船山全书》的获奖和修订再版

杨坚严谨、细致、勤奋地工作及其“以身殉书”“十年磨一剑”的奉献精神，引起了局社领导的重视和岳麓书社员工的钦敬。笔者久已钟情船山并为船山学社常务理事，1993年3月接任岳麓书社社长，为“加大投入，加快进度”推进《船山全书》的编校和印制，决定暂停1988年以来的单册零星付印，而改为整套装箱印制发行，以适用读者购书和市场的需求。1994年，笔者与副社长曾果伟一起按照省出版局和出版协会的要求，认真撰写上报杨坚申报“韬奋奖”的材料。1995年11月，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全国出版工作者协会评选，杨坚获第四届“中国韬奋出版奖”，享受国务院发给的政府特殊津贴。

1996年10月，《船山全书》16册全部出齐，各书除加印配套零数书之外，整套印制1200套，受到船山研究者的欢迎，学界反应热烈。认为《船山全书》自1982年底着手整理，至此已整整十五年，其时间之长、工作量之大、质量之高、出版印制之精，在船山著作出版史上是首屈一指的，在全国的古籍整理中也是不多见的。该书于1997年8月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

为向读者负责，1996年出版的《船山全书》第十六册末尾刊载了全书第一至第十五册勘误表，汇集各方所指正与编者自行翻阅发现的错误，包括目录、正文中的文字、标点以及校记中的错误缺失等。虽然详明，但于读者仍十分不便。全书成套发行后，又陆续收到读者来信指出错误，全书的编校质量问题遂引起学界与社领导的关注与重视。2003年，丁双平任岳麓书社社长，决定将全书修订再版，并请已离休多年的杨坚回社担此重任。2005年，杨坚又邀笔者协助审读其第九至十三册。孰料正值全书即将修订告竣之时，2010年3月16日，杨先生不幸因病辞世。杨先生去世后，全书的扫描、校改以及进一步规范体例等未竟的工作，则由岳麓书社湖湘文库项目部承担。

归纳起来，这次修订大致做了如下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辑佚补遗。全书初版以后，陆续发现了几篇失收的船山佚文，计有千乘堂倪氏四修族谱收录的《麦园记》、滋德堂均陂刘氏三修宗谱收录的《昆映府君墓志铭》和《龙太君墓志铭》。此外，第十册《读通鉴论》卷二十二唐玄宗第六论《放姜皎归田》，初版（包括通行各本）仅存残文116字，此次据旧钞本补脱文378字，使《读通鉴论》版本更臻完善。

（二）择优更换个别底本。第十二册所含八种的《识小录》《搔首问》，原以金陵本为底本，此次修订均改用新发现的湖南图书馆藏衡阳刘氏钞本，明显优于后来的包括金陵本在内的各本。

（三）正讹补漏。通过重新核对底本发现初版文字上的讹误与缺漏，然后进行正、补，是这次修订工作的主要任务。通过核对，发现各书存在的讹误多寡不一，多者如第九册《说文广义》，因原稿抄写错漏与排版致误而失校者，有误将“女几山”作“女兒山”，“如推排状”作“如推排然”之类十数处，而“从”排作“從”则百余处。又原稿抄漏，如《宋论》原据船山手稿抄漏“光宗亦是人也，而心亦动”等情况，以及原第十六册《勘误表》中的错漏，这次修订均予以正、补。修订本印行后，笔者又将原第十四册《楚辞通释》杨坚所录湘西草堂本王扬绪跋文中的148个空格，据湖南省社科院藏本补入该本电子版，以臻完善。

（四）编辑体例的进一步规范。一是某些特殊字形的标准化，如猺、獞等，规范为瑶、僮。二是杨先生对大量校注文字做了悉心修订，从而使表述更为精准。

经过精心修订的《船山全书》，自2011年再版以后，更受广大读者欢迎，也必将为船山著作的传布和船山学研究的昌盛发挥更大的作用。

〔作者夏剑钦，岳麓书社原社长、编审〕

Chuanshan Academy， Yuelu Press， and Complete Works of Chuanshan

Xia Jianqin

Abstract：This paper mainly describes how Chuanshan Academy and Yuelu Press collected and collated the works of Wang Chuanshan， and finally published Complete Works of Chuanshan. It begins by talking about the restoration of Chuanshan Academy and the founding of Yuelu Press in the 1980s. Then，  it introduces and discusses several points about compiling and publishing Complete Works of Chuanshan， including the compilation style， the collection of materials， the extant editions of Wang Chuanshans work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edition， the awards it has won， and its revisions and reprints.

Keywords：Chuanshan Academy， Yuelu Press， extant editions， Yang Jian， revision and re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