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巨永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浙江 杭州 311231)

农业文化遗产是指人类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发展中创造并传承的独特农业生产系统，同世界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业遗产一样是我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内容构成包括农业景观、知识与技术、生物多样性、农耕文化等，具有显著的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多重价值。浙江农业文化遗产资源丰富，遗产保护有助于发展农业遗产系统的价值，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文化繁荣、保护城乡生态环境，因此，追寻农业文化遗产对乡村振兴的当代价值具有现实意义[1]。

1 浙江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城乡发展现状

农业农村部公布的历次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显示，浙江省已有14项农业文化遗产系统名列其中，笔者从浙江政务服务网“数据浙江”板块以及项目所在地域政府网站收集相关地区2020年城乡人口结构、产业经济结构、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资料，根据浙江农业文化遗产地的空间分布，把上述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按地域特点分别归入浙北杭嘉湖地区、浙东宁绍台州地区、浙西南衢州丽水地区进行经济指标统计和对比研究(表1)。

2020年浙江城镇化率达到72.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2 699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 930元，城乡居民收入比首次降至2.0以内，表明浙江高质量发展特征愈加明显，在全国范围内具备率先实现共同富裕的比较优势。

表1 浙江省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2020年城乡发展主要经济指标对比分析

1.1 浙北杭嘉湖地区

浙北杭嘉湖地区是浙江省最大的平原，地势极为低平，土壤肥沃，农业生产历史悠久，是中国商品粮基地，西湖龙井等茗茶的原产地，也是著名的生丝产地。该地区农业文化遗产资源丰富，通过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促进三产融合、城乡协调发展的效果明显，所在区域平均城镇化率64.4%，乡村人均可支配收入37 521元，城乡居民收入比1.6(表2)。

1.2 浙东宁绍台地区

浙东宁绍台地区濒临沿海，经济发展速度快。宁绍平原是新石器时期河姆渡文化的摇篮和家园，也是越文化的诞生地和发祥地。台州北靠宁绍，西邻丽水市，是浙江沿海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和现代化港口城市。该区域充分发挥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对乡村经济发展的促进和带动作用，2020年地区平均城镇化率67.7%，乡村人均可支配收入34 762元，城乡居民收入比1.8(表3)。

表2 浙北杭嘉湖地区2020年城乡发展主要经济指标对比分析

表3 浙东宁绍台地区2020年城乡发展主要经济指标对比分析

1.3 浙西南衢州丽水地区

浙西南衢州丽水地区入选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项目主要集中于丽水。丽水素有“浙江绿谷”“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优秀生态旅游城市”“浙江省森林城市”等美誉。与其他地区相比，该区域生产力欠发达，城市化水平和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不高，平均城镇化率仅为50.1%，乡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2 743元，仅为全省平均水平71.2%(表4)。

表4 浙西南衢州丽水地区2020年城乡发展主要经济指标对比分析

2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促进三产融合助力共同富裕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与乡村产业有着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乡村产业发展的基础，具有明显的可利用价值[2]。农业文化遗产既可带动第一产业的发展，又能推动农产品加工业、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可以有效促进“三产”有机融合[3]。

在浙江，学术界特别注重将农业文化遗产作为旅游资源进行研究，以充分发掘其经济价值，通过旅游消费促进一二产业发展。王英等[4]以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为例总结农业文化遗产旅游解说资源，包括稻鱼共生系统的传统技术与知识体系、传统文化、当地生物多样性、传统农业景观、其他辅助旅游资源等。徐小琴等[5]构建了浙江省农业文化遗产的旅游价值评价体系，并定量评价了浙江省内8项全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旅游价值，提出要积极利用旅游需求增长极的拉动作用。骆高远[6]以杭州西湖龙井茶为例，提出我国的茶文化旅游开发应制定科学规划，以实现茶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在浙江，政府引导企业界通过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的保护利用打造了一批特色农业、品牌农业，逐步形成了文化、旅游、涉农产业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新局面。比如，青田一方面实施“稻鱼”产业品牌化发展，大幅提升产品附加值，另一方面充分挖掘生态和文化价值，打造农遗旅游文化园、农遗研学实践基地等，带动休闲农业、文化节庆、健康疗养、科普教育融合发展。杭州西湖区围绕茶文化将龙井茶产业融入到杭州的角角落落，吸引了无数慕名而来的游客，带动梅家坞、龙坞、茅家埠等乡村休闲旅游产业和茶产业的融合发展。2020年杭州西湖区城镇化率达到97%，第三产业占比91%，超过世界发达国家水平，其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69 660元，乡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8 700元。杭州“西湖龙井”也孕育形成极高的品牌价值，据浙江大学等单位联合发布的2020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估结果，品牌价值高达70.76亿元。这种品牌影响力不仅提高了农产品本身的价值、增加了农民的经济收益，而且大大有利于所在城市、地区的协调发展。

在浙江，14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的乡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90.8%，高于全省平均水平2.4%；城乡居民收入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0.8%，低于全省平均水平10%。数据表明，通过对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开发使三产产业结构更显合理，城乡发展更加协调、农村居民生活更加富裕，有力彰显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3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赋能乡村治理和城乡可持续发展

农业文化遗产蕴含着资源保护与循环利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朴素生态观和价值观，传统农业积累的生产技艺和管理知识在现代农业发展中依然具有重要应用价值。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为农业和乡村可持续发展提供新思路，通过遗产资源活化利用，让农民切实受益，充分调动农民、村庄、企业与社会各方的积极性形成多方参与机制以推动我国现代乡村治理和城乡可持续发展。云和梯田农业系统通过景区化运营，充分发挥旅游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不断丰富旅游产品，实现旅游发展效益的最大本地化，让当地农民、社区对梯田的保护从被动走向自觉, 为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乡村治理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7]。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有利于传承农耕文明，维系传统的乡村社会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利于乡村治理。传统乡村社会中，亲缘关系作为人与人之间信任、交往的基础，居于主导地位。“庆元香菇文化系统”中的技艺传承便是经历了长子继承、多子继承、宗族共享、社区共有4个演替阶段，当传统技术“区域共有”以后需要对社群成员进行“身份认同”识别，以维护香菇利益共同体的权益。正因为这种传统社会关系和利益共同体的存在，庆元菇农才会自觉优化香菇栽培技术、提高产品质量，并形成朴素的生态保护和环境资源永续利用意识。在庆元，历代村规民约中几乎都有涉及生态保护的内容，例如，盗伐要“散猪”，挖笋要“开禁”，抓鱼要“放生”等等[8]。

随着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人口大规模外流，农村“老龄化”、村民大会“会难开、事难议”等现象比较普遍，乡村可持续发展面临较大挑战。通过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开发，使农耕文化、民俗文化、农业技术知识活起来，展现乡村特色文化的魅力，开展丰富多彩的乡村休闲旅游产业，大力推进乡村“水、电、路、气、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融合发展，一方面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吸引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城镇化是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如果遗产地能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农民能就地就业、创业，就一定会有“新农人”主动留下或有“新市民”从城市走向农村。浙江做得比较好的遗产地，都是通过提升周边多元生态制造大量就业机会，来吸引年轻人返乡的。安吉竹文化系统是人与竹长期相互依存共同发展形成的共生系统，包括农业生态、文化、景观、竹产品开发、休闲旅游等内容构成。作为“中国第一竹乡”，安吉因竹而美、因竹而名、因竹而强，竹产业在助推城乡统筹发展和“最美县域”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安吉秉持“两山”理念，坚持“生态立县”的发展战略，坚持走“生态竹业”“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之路，才实现了“环境美、百姓富”的治理目标，打造了“中国美丽乡村”的安吉样板。

4 小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是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新要求。在对农业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过程中，要始终坚持以农民为中心，活化遗产资源，创新工作机制，落实以城带乡、以工促农、要素自由流动等各项方针政策，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夯实基础；要始终坚持生态发展理念，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实现农业文化遗产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多重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