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瑄 ［渤海大学文学院，辽宁 锦州 121011］

献祭，即是通过牺牲个人的权力、自我的利益来表达对对方的关爱、依赖等感情，在这个定义中可以看到，被献祭的女性都是以“他者”的形象出现的。文学艺术作品中创作出来的女性形象，大多数都依附男性而存在，是社会中的边缘人。家庭中的她们是丈夫的妻子、孩子的母亲，工作中的她们是领导的下属，她们以这样的捆绑关系出现，使得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肉体创伤或精神吞噬现象司空见惯，而这种创伤的根源恰是权力的掠取和占用，女性失去了自己应当享受的权力，丢失自我意识，这种现象可以称为是女性的自我献祭。

福柯认为权力是一种关系，即是一种力量关系的整合。旧的权力观将权力看作一种物，福柯反对这样的观点，并且认为权力是没有主体的，权力关系是流动中的网络，每个人都存在于这张权力网中，既是服从的地位，同时又是权力的实施者。而规训权力是一种温和的微观权力，并不直接作用于肉体，而是作用于意识，福柯将现代权力特点进行总结，提出凝视、话语、规训等多个权力作用因素。由于当前女性仍然缺乏主体意识，权力更易乘虚而入，将女性更加牢固地置于客体地位，发生献祭行为，成为权力的结果。

一、凝视权力下的献祭

福柯认为凝视作为一种权力，其强大之处在于权力的不可知性，在这种不可知性中，女性的地位就处于一种长期不安全的状态，或者说是一种永久性被观察的状态，迫使自己通过他人目光的凝视而存在，女性的一切行为都会受到他人的驱使而转变为一种客体形态。正如美国社会科学家查尔斯·霍顿·库利的“镜中我”一般，通过观察别人的行为和自己的行为而形成自我意识，那么女性本身就是通过别人的观察来形成对自己的评价。人对自己的认识正是在社会互动中通过他人的评价而产生的，女性在被观看、被评价中不断将标准内化，自觉向规范化的行为靠拢。

严歌苓的《小顾艳传》就描绘了这样一位被凝视的女性角色——小顾，她自从嫁给画家杨麦起，就把自己搁置在一种被凝视的状态里，甚至连被观看的主体都是不确定的。小顾本是一个美丽大方、性格泼辣的女子，但是她背负着“艺术家太太”的称号，就将自己处于被凝视的状态下。小说开篇的第一句话“只要小顾当众说话，杨麦的眉心总要蹙一下”，这是丈夫对小顾的凝视，凝视使得权力从外显的、暴力的、针对身体的打击转化为一种内在的、自觉的、针对精神的控制。所以小顾在刚结婚时，在公共场所也时常提醒自己不要说一些蠢话、粗话，以免跌份，丢了丈夫的面子。为了做好“艺术家太太”，为了能在别人对自己的凝视中得到优秀的评价，小顾煞费苦心，学着读书丰富知识，学素描、学拉小提琴以培养自己的艺术修养，改变自己的穿衣风格，将本来明艳的穿衣风格变成符合“艺术家太太”气质的一袭缟素。规训权力发生作用的主体是如此不确定，不明确的凝视权力发生作用，小顾甚至在自己给自己强加的权力下，改变了自己的性格。随着时间的流逝，小顾开始失去自己，她只顾认真体贴地照顾丈夫，捧在手里怕碎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完全不顾自己的冷暖，只求丈夫能够四季平安。在凝视权力的作用下，小顾转换成妻子身份后，牺牲了自己的主体意识，将个人的自我意识掩藏，献祭给婚姻，由此造成了更大的牺牲。

“权力以网络的形式运作在这个网上，个人不仅流动着，而且他们总是既处于服从的地位又同时运用权力 ”。福柯认为，我们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处于一个错综复杂的网络中，这张网络运动着，所以在社会中生存的我们既可能成为被权力支配的对象，还可能同时成为实施权力的角色。在杨麦入狱后，小顾不惜用自己的身体献祭完成了对丈夫的救赎，然而这场身体献祭背后，七八个小女孩正在凝视。“小顾做梦也想不到，对面楼顶的黑暗中，蹲着一排野猫似的孩子，正朝着她等着冷冷的绿眼睛”。文中这样描写这场凝视，小女孩的凝视是终止婚姻的导火索，这张权力的“关系网”最终得以联络，四面八方，杨麦在女孩子那里得知小顾的秘密后，小顾的前半生就结束了。无论是杨麦的凝视，还是艺术家太太们的凝视，抑或是小女孩的凝视，甚至小顾自己的凝视，都在一步一步地把小顾拉入丢失自己的深渊，在这场婚姻里，小顾不仅丧失了女性的主体意识，还献祭了肉体和精神。被榨干灵魂和肉体的小顾仍然没有得到杨麦更多的爱，反而丢失了自己，不仅自我意识死了，肉体所有权死了，连心也死了。这种献祭显然是悲剧的，苍凉的。

二、话语权力下的献祭

“语言世界先于个体而存在，每个人都只能后来降生于那个先已存在的语言世界里 ”，上野千鹤子如是说。对于女性而言，话语在权力的操控下，将女性维持在客体地位上。主流话语对人的影响是巨大而又隐蔽的，它是如此的平常以至于几乎无法察觉，无意识地向权力所希望的方向迈进。福柯一再强调权力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哪个主体掌握权力，权力是无主体的，正如他所提到的权力是一个关系网络，我们都存在于话语权力之网中，每个人都只是话语权力的一个点，我们既能够实施话语权力，又能被话语权力所操控，一层又一层的话语权力网构成了一个舆论场，在舆论场中，女性很容易成为被话语权力所控制的主体。

中国传统的父权制社会使得中国的女性依附于男性，依附她们无法了解和完全进入的社会和时代，成为“第二性”，她们就算身处时代的旋涡，也只能是个漂泊者。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影响着她们，使她们在很大程度上默认权力的中心即男性的地位，虽然没有自己的话语权，但是女性所受的话语权力的约束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女性与女性之间的对话。对女性压迫最严重的，反而是女性自身，只有她们像松子树一样聚过去窃窃私语，嚼舌根子。女性的话语权力虽然没为女性自身争取，却能成为推动其他女性改变命运的幕后黑手，她们讥讽、嘲笑的语气使一个又一个美好的生命变得麻木不仁，然而女性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她们未能在舆论场中觉醒，也不能够逃脱“话语权力”下的关系网络，她们不能奋起反抗这样残酷的灵魂吞噬，反而站在道德制高点嘲笑比自己更悲惨的同类，在自我吞噬的过程中吞噬他人的灵魂。无论是鲁迅《祝福》里的祥林嫂，还是萧红《生死场》中的金枝，都是被女性话语权力吞噬的产物。

鲁迅《祝福》中的祥林嫂被悲惨生活折磨后回归到鲁四老爷家干活，柳妈也不忘嘲笑她改嫁的事，嫌弃她死了丈夫，死了儿子，落了罪名，言语间透露出祥林嫂只身一人留在世上的“不合算”，还经常吓唬祥林嫂，神叨叨地说女人改嫁是有罪的，女人有了两个丈夫，死后到了阎王殿是要被锯开的，并且劝诫祥林嫂到山神庙里捐一个门槛当作自己的替身，以此赎罪。柳妈的话语权力操控了祥林嫂，祥林嫂害怕死后被阎王爷惩罚，便去土地庙捐了自己的门槛，以抚慰心灵。祥林嫂最终在鲁镇村民们的话语压迫中死去了，这个女人的一生，在献祭了自己的肉体和灵魂后，最终回归了一片宁静。

萧红的《生死场》中描写了一个悲惨的女性形象金枝，金枝是被福发拉去河沿做了苟且之事后才无奈成婚的，这反而遭到了村里女人们的非议，她们毫不留情地指责金枝不够老实本分，将这当成自毁名誉的丢人事。原本是福发强迫金枝，并不是女人的错误，被迫遭遇侵犯的受害者却无法摆脱嘲笑，甚至将金枝推向道德的制高点进行抨击，就连自己的母亲也觉得受到屈辱，在村子里都抬不起头来。在一场语言交错的“盛宴”下，金枝一生的好光景在成为新娘的那一刻就注定了自己成为祭奠品的下场。这场献祭背后的推动者恰然是金枝的婶婶、亲娘以及同样的献祭者自身，她们不仅用话语去约束自己，并且将此思想毫无保留地渗透给下一代，以此标准来指点儿女获得幸福。

封建社会的劳苦女性用共同的价值观念创造出压迫自身的舆论场。正是因为权力的流动性和主体的可变性，使权力对女性发挥作用时有无数的主体参与，这其中还有女性群体自己。女性群体们好像默认了自己地位的低下，自己成就了自己被奴役的身份。这种传统的意识根深蒂固在她们的思维中，她们一生都无法摆脱这样低贱的命运，这种可怜的牺牲是精神和肉体被吞噬和撕裂的献祭，他们不仅迷失了自我，献祭了自我身份，也在习惯中迷失了她我，在戕害自己的同时也成为他人苦难的助推器，很难同女性联结起来共同反抗当时男权当道的社会。

三、规训权力下的献祭

在历史的长河中，女性地位低下，始终被置于边缘的地位，而女性这种“他者”的性别境遇，是在男性主体确立自我的过程中被强制确定的。我国封建社会是男权社会，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从父、从夫、从子，处处可见权力对女性的压迫。中国女性是辛劳、苦闷的，她们日复一日的操劳着，她们禁锢欲望，根源于从小耳濡目染的“性别境遇”。正如福柯提到，规训和其他伴随性话语逐渐殖民了某个领域，因此传统社会的女性，一代代传承下来的“三从四德”，将其置于祭品地位。旧时代女性缠足就是因为家里的规训，女子如果不裹脚就嫁不出去，会一辈子招人嘲弄。辛亥革命时期解放双脚，却遭到了女子的反对，她们害怕权力的规训再度发挥力量，因而不敢随意变动。正如福柯的“监狱理论”，她们属于在“监狱”苦役的犯人，按照统一的“监狱体系”的作用方向从在教养所中度过的童年中精心制造出来，因此规训权力背后的操控根深蒂固，规训强制的积累愈加强化，女子不敢随意变动。女性深受其害，却不知反抗，可见中国女性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仍然无法认识到女性归属的真正意义，在日益强化的规训下，不仅丢掉了真正的“自我”，更无法找到她们在这个社会中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萧红的《生死场》将女性与动物等同，她们都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在五姑姑的姐姐即将生产的时候，文中用“小狗”生产展开叙述。“房后草堆上，狗在那里生产。大狗在四肢颤动，浑身抖擞着”。这样的对比更加苍凉地揭示出农村底层女性一生作为生育工具的弱者形象。

郑执的小说《生吞》中的女主人公黄姝在无形权力的压制中丢失了性命。为了挽救和自己命运相似的好朋友秦理，在权力的规训下一步一步跌向深渊。她最终选择去夜总会陪酒，因为她被承诺陪酒唱歌就能得到一万块钱，这一万块钱足以让朋友的耳朵重新听到声音，当然，“一万块钱”也就决定了谁是权力的主体。从出生就被迫品尝世间对她的偏见、迫害，但仍然干净纯洁的女孩，为了给朋友买一对人工耳蜗，铤而走险，不惜经历了五天残忍的性虐待，拿着被糟蹋后收到的钱，送给和她命运相似的好朋友秦理，之后决绝地喝农药赴死。她的献祭是伟大而苍凉的，这场权力关系的背后，承载着的不仅仅是父权制下的屈服，更是来自女性自我物化的悲哀。

米利特在《性政治》中提道：“社会情境中的性别关系都是以权力为基础的，因此男人对女人的压迫视为最普遍的形式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到女性必须要取悦别人，必须将自己变成物品，消除个性，才会得到人们的喜欢。因此，这场基于“女性成长”而产生的暴力，不仅源于女性成长中父权意识形态的时刻在场，更源于父权意识形态下女性最终的屈服与自我规训导致的精神内部的自我分离。

四、结语

福柯的微观权力分析对女性主义发展有深远的影响，即使有部分女性主义者提出他的理论忽视了性别。但毫不掩饰地说，福柯的“凝视”“话语”“规训”的权力管制着女性的发展，尤其对于正在成长的青少年影响深远，她们缺少经验，不够成熟，容易在网络话语下走向歧途，她们极易受到小说、影视、大众媒体的影响，开始模糊地对“爱”进行定义，认为爱仅有一种方式，便是“祭奠式的献身”，这样不够成熟的思想导致青少年受到严重伤害。另外，从女孩到女人，都开始有了一定程度上的“身材焦虑”，由于大众传媒下呈现给我们的是“高挑、苗条”，于是女性们在众多目光（包括自己在内）的凝视下、在网络环境的自由话语权下、在家庭社会的规训下，正在一步步走向极端。她们在接受了骨感美的审美标准后就开始管制自己，向“美”的方向去转变，“白、幼、瘦”是她们追求的美的标准，“低碳水饮食”“过午不食”等在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身边流行起来。由于女性很难走出“他者”身份，将自己搁置于“第二性”的地位，所以对她们来说，以自我来标榜美丽是一件难事，女性习惯性将自己的审美以大众主流审美为依托，变成盲目的追随者。在青少年心中，审美经验本来就是一种稀缺的东西，所以青少年对这种稀缺的审美体验的追求，会使她们走向标榜审美的极端化。她们正处于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盲目节食会影响身体机能发育，进而很可能危害她们的一生。总的来说，权力虽然规训着女性成长与发展，但是无论大众媒体宣扬的美好形象，还是话语体系所建构的完美女性，都不能成为女性重建自我、塑造自己的标准和规定。无论是传统社会中将自己视为物品的女性，还是如今女性存活于他人的目光之中，女性们都或多或少被权力所引导，从而追寻一种“同质化”的美，丧失真正自我，“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美，如果让本该拥有的特点失去颜色，千篇一律的美便不再是美，转而变成一种权力的替代工具，渗透进每个女性的内心和灵魂。

①③严歌苓：《穗子物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4页，第135页。

②〔法〕福柯：《规训与惩罚（第四版）》，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162页。

④〔日〕上野千鹤子：《厌女：日本的女性嫌恶》，王兰译，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50页。

⑤萧红：《生死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1页。

⑥〔美〕 凯特·米利特：《性政治》，钟良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