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婷　杨龙　徐家鹏

摘要：文章通过对比2020年以来陕西省安康市搬迁前后多种维度指标的变化，说明普惠金融对农村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得出结论，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农民收入、教育、能源使用、网络覆盖率等多种维度贫困的减轻起到积极作用。但政策实施过程中仍存在以下问题：某些维度减贫效果不明显;我国尚未明确多维相对扶贫标准;普惠金融受到金融市场条件制约;金融监管机制不健全。对此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普惠金融;易地搬迁;多维相对贫困;精准扶贫

一、研究背景

与金融普惠相对的金融排斥是指金融机构减少在某些地区开设分支而影响了当地居民享有正当的金融服务权利，这些居民没有能力获得应有的金融服务，生活极度不便，这正是普惠金融的缘起。从尤努斯“穷人银行”开创小额贷款模式，到世界上最大的NGO孟加拉国农村发展委员会，说明了普惠金融的推广对农村多维贫困的减轻有着正向作用。

孟加拉国普惠金融的成功让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处理农村问题方面看到了希望。从2006年亚洲小额信贷论坛上我国首次公开使用普惠金融的概念，到《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的收官之年，党中央出台了许多鼓励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政策。但由于我国农村地区普惠金融起步较晚，基础配套设施建设不够全面，普惠金融的推广面临诸多挑战。目前在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实施的深度与广度不够全面，基于易地搬迁背景下的普惠金融研究也较少，陈铃，陈源，韦坤州（2020）以贵州省安龙县为例，介绍了普惠金融在农村的普及现状，提出扩大易地搬迁优势，缩小城乡金融服务差距;张立军等（2006）发现小额信贷服务能够提高农民家庭收入，有助于贫困户脱贫;李美琴、彭秀丽（2016）反映了在呼伦贝尔易地搬迁过程中，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资金补偿等方面的信贷支持情况。

通过研究可以看出，学者对普惠金融缓解农村贫困的研究已经有一定的成果，但对于易地搬迁背景下，普惠金融对农村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研究较少。本文围绕陕西省安康市易地扶贫搬迁工作，重点分析普惠金融对农民生活质量改善、农民幸福指数提高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为进一步推进易地扶贫搬迁金融服务提供建议。

二、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现状

（一）易地搬迁对多维相对贫困的减缓效应

根据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国家级大学生创新项目组于2020年10月上旬在陕南安康市获取的231份有效问卷数据发现搬迁前后各指标类别情况如表1所示。

精准扶贫是从收入情况、教育接受程度以及健康状况等方面全面说明相对贫困，这契合于多维贫困的理念。通过搬迁前后数据对比不难看出，易地搬迁后，农民收入增加，生活质量改善;互联网覆盖率显著增加，农民获取信息途径增多，易接受新文化;搬迁改善居民生活环境，为居民出行提供便利条件;农村学生获得教育的权力得到更好地保证。另外在调研中发现，在被调查的231户农民中，98%的农民属于自愿搬迁类型，由此可见，实施易地搬迁政策是人心所向，可以提高居民的幸福指数。

（二）金融政策支持

Dupas和Robinson（2013）发现当政府为贫困户提供便利的金融服务使他们能够有效利用金融账户时，他们的收入会提高，生活状况明显改善。近年来我国出台了许多政策以支持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如财政部发布的《税务总局关于延续支持农村金融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国务院提出的《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财政部与税务总局联合发布的《关于扩大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范围的通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对普惠金融实施定向降准的通知》以及银保监会发布的《关于2019年进一步提升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质效的通知》等。在我国大政策环境下，陕西省不断颁布有关金融服务的扶贫政策，形成了初步金融扶贫体系，其中2019年出台的《陕西省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实施细则》要求陕西省金融机构扎实推进脱贫工作，积极落实精准扶贫，全力以赴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明确了全省在乡村振兴过程中金融服务的短期及中长期目标，规定了陕西省脱贫攻坚的切入点和聚焦点;《陕西省金融服务乡村振興的实施细则》配套实施的《关于加快推进特色产业扶贫工作的通知》《关于大力开展就业扶贫的实施意见》《陕西省林业精准脱贫实施方案》和《陕西省教育扶贫实施方案》等政策，对农村多维相对贫困的缓解起到了正向作用。

（三）易地搬迁背景下，普惠金融对农村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

自2008～2017年，陕西省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测度值从0.0510上升为0.1128，提高了6%。据本文调查数据发现，搬迁过程中政府及相关金融机构为农户提供的搬迁补贴金额均值为每户74070元，相当于每户搬迁前外出打工收入的1.95倍。除此之外，为了补偿易地搬迁带来的农户土地减少问题，陕西省政府给予了搬迁农户住房面积补贴、工作补偿、社会保险补偿、以及其他金融服务。最重要的是，由于搬迁带来的交通便利、固定资产增加等原因，社会上的金融排斥减少，为农民贷款提供了便利条件，增加了农民可支配流动资金数额，更多的群体可以享受公平的金融服务。普惠金融从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减轻农村地区的贫困，改善居住环境的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进一步提高了其生存发展的能力。

从普惠金融扶贫角度来看，王艺容，赵丙奇（2021）的研究表明，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农民收入、教育、能源使用、网络覆盖率等多种维度贫困的减轻起到积极作用，其中小额信贷可以有效提高农村家庭收入，减轻农村家庭生活负担。李季刚，马俊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可以缓解信贷约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减缓农村贫困，促进农业转型升级。南铭扬（2020）认为利用大数据识别帮扶对象有助于精准扶贫。关佳（2020）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满足扶贫的精准性和可获得性。赵萍、王纯杰（2020）发现普惠金融在实施过程中受地域影响大，不同区域间扶贫成果不平衡。张晴、龚亮（2020）认为在振兴乡村过程中，金融贷款政策的推行更有利于脱贫。

三、现存问题

尽管普惠金融带给农民越来越多的利益，提高了农民的生活质量，但目前我国在扶贫政策实施过程中依旧出现了大量亟待解决的问题。由于交易成本高、控制风险大、金融服务程序繁琐等原因导致金融服务效果呈现边际效用递减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一）某些维度减贫效果不明显，农户发展能力弱

根据调查数据不难看出，易地搬迁对农村地区16岁及以上人群教育影响程度较小，考虑到年龄增长、升学等因素，小学及以上教育水平提高率仅为6%，效果不明显;另外搬迁前农户每年存款均值为7851元/户，搬迁之后每年存款余额减少到5513元/户，由于搬迁之后农户很难食用自己种植的低成本农作物、物价上涨等原因导致开销增大，在收入小幅度增加支出较大幅度上涨的情况下，农户存款减少，降低了农民生活质量。

（二）我国尚未明确多维扶贫标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脱贫实践取得了显著成效，贫困人口所占比例从1978年的97.5%降低到2019年的0.6%，贫困人口数减少了1109万人。目前对于贫困的标准，我国已经有明确规定，但是对于多维贫困而言，由于其涉及教育程度、家庭财产、生活环境、住房条件、健康状况、医疗机会、时间利用和社会联系等方面，并且受地域影响较为严重，目前我国尚未明确多维扶贫标准，致使扶贫缺乏针对性，实施过程中容易出现扶贫过剩或不足现象，难以做到精准扶贫，影响我国脱贫的进度。

（三）农村金融服务环境与金融市场条件较差

Jia（2010）的研究表明，金融市场机制的不完善会影响农民进行融资。金融业是重要的服务型产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依赖于良好的生产经营环境，更需要完备的基础设施的支持。然而，目前我国金融环境较差，许多创新型金融机构仍未能建成服务点或服务点形式过于单一，使得当地大量金融机构发展缓慢或转型升级失败，限制了农村资金流动性和金融政策的全面实施与开展。

（四）监管机制不够完善

我国农村普惠金融法律监管体系建设不成熟，立法理念滞后、监管力度不够。金融政策的制定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巩固整体经济的发展，但现实中可能由于对扶贫成果的巩固不到位、监管力度不够以及资金流向与长效机制还未建立等问题，并未做到真正意义上的低成本、扶弱和公平，事实上现行的金融政策在设计时，主要是为了稳定农村经济整体发展。我国普惠金融法律体系在建设时应该提高针对性，以惠及更多农民群众和扩大覆盖率为核心目标，做到精准扶贫，加大执行力度，让人民群众真正享受到普惠金融带来的福利，进而促进普惠金融在农村进行更有效地推广。

四、政策建议

（一）扩大易地搬迁优势，缩小城乡金融服务差距

陕西省政府办公厅于2016年7月19日印发的《陕西省移民（脱贫）搬迁工作实施细则》（陕政办发[2016]66号）中，明确指出易地扶贫搬迁对象是指省内“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即居住在环境恶劣、不具备基本生产和发展条件的偏远地区、高寒山区和陡坡峡谷地带的农户，远离集镇和交通干线，修路、通电、通水一次性投资成本过大，无法在当地生存的农户。将偏远农村地区居民易地搬迁、集中安置是陕西省实行的特色扶贫措施，陕西省政府应该在此基础上扩大易地搬迁面积，增加农民获得金融服务的机会，进而缩小由地域限制引来的金融排斥。

（二）加快金融市场发展，健全金融市场监管政策，严控农村地区金融风险

加大政府主导、金融机构参与的普惠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发挥地方政府增信的优势，推动符合地方特色的普惠金融产品发展;健全金融市场体系，推动金融产品利率市场化。政府在引导金融行业进行精准扶贫的同时，要加强金融市场监管，避免不法分子从中汲取利益，妨碍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转，要加大惩罚力度，对不法分子严惩不贷;在加强金融市场监管的同时，做好对政府本身的监督也不容忽视，从根源上杜绝贪污腐败现象的发生;政府还应善于利用区块链、大数据等技术完善区域征信体系和风险预警机制，完善事后风险管理与信贷风险补偿机制，补齐金融风险处置短板。

（三）提高农户的金融素养，加深农户对普惠金融的理解

首先，要清晰地认识到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地区经济的带动作用，通过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推广金融福利政策来提升农户的金融意識，填补农户思想层面上的金融缺口，引导他们习惯于用金融的角度认识事物，思考问题;其次，农户应该顺应数字化社会发展的潮流，利用互联网覆盖率增大的客观优势，主动接触、认识、理解数字普惠金融。最后，农户要提高自身金融素养，提升金融常识和法律意识，培养自身防控金融风险的能力，不盲目听信、不跟风、不相信捷径，要从正规的渠道学习金融知识，避免误入歧途，以更好地发展自己为目标去掌握金融知识，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有序发展。政府应当从多个途径扩大农户接触金融知识的机会，全面提高农户的金融素养，通过让农户掌握贷款知识来帮助他们避免因不了解贷款程序而产生的隐性金融排斥，可以提高农村地区金融资源使用效率，增强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效果。

（四）完善金融法律法规，制定具有地方特色的政策

重视法律在促进精准扶贫中的地位，不断完善金融法律法规，尤其是涉及到风险规避及补偿机制方面的内容，将法律作为开展普惠金融精准扶贫的根本权利保障。精准扶贫的有效开展离不开法律保障，国家应尽快建立健全普惠金融法律体系，加大执法力度，为精准扶贫的开展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护。不同地区应制定具有区域特色的扶贫政策，综合考虑本地区教育程度、家庭财产、生活环境、住房条件、健康状况、医疗机会、网络普及和社会联系等因素，及时、准确、具有针对性地实施。

（五）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通过分设多个责任部门进行责任划分，各个部门之间要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且保证部门之间信息公开透明，共享相关信息，这有利于政策落实，以保证精准扶贫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可以鼓励金融机构建立易地扶贫搬迁后续金融服务专项工作小组，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金融市场中，小组成员应该逐步探索出符合当地特色的易地扶贫搬迁信贷模式，不断优化自身发展;建立专项资金、完善硬件设施，可以设置互联网办公点来解决农民在普惠金融业务过程中遇到的诸多问题，为人民群众答疑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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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2020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易地搬迁对农村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S202010712228）成果;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劳动力迁移下陕南农村地区留守老人多维贫困测度、分解与扶贫对策”（2018D34）;陕西省软科学研究计划一般项目“陕西省县域科技创新与新型城镇化的协同发展：逻辑机理、推进路径与政策设计”（2020KRM03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徐家鹏为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