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学运 赵蔚

(山东建筑大学外国语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1)

一、问题的提出

史诗《格萨尔》被誉为“世界第一长诗”“东方的伊利亚特”，其“活形态”的传承方式为当代学者提供了文本固态化史诗无法比拟的第一手田野资料，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当前已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如果说1771年俄国人帕拉斯在圣彼得堡出版的《在俄国奇异的地方旅行》是史诗《格萨尔》在国外的首次译介的话[1]，到2022年，《格萨尔》的域外翻译传播已达250年之久，已被翻译成了俄、德、法、日、英等十几种语言文字，流布广泛，影响深远。其中史诗英译开始于1905年A.H.弗兰克的《格萨尔王传奇：一个下拉达克版本》，至21世纪史诗英译本在数量和质量都有较大提升，极大促进了史诗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流通。

在史诗的搜集、整理与抢救等工作中，翻译从一开始就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然而，对史诗的翻译研究，特别是对译本的研究，国外研究者关注较少，国内学者从1986年便已开始讨论史诗的汉译[2]，但主要关注汉译研究。21世纪以来，扎西东珠[3]、平措[4]等专家对史诗汉译的原则、策略、方法从宏观和微观角度做了详尽分析，但是史诗英译却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直至2008年才拉开了对英译研究的序幕，其标志是“王兴先在第18届世界翻译大会上提交的《认真解决〈格萨尔〉英译的相关技巧，努力完成〈格萨尔〉英译的重要任务》一文(后来该文收录在王兴先的《格萨尔研究论文集》中)”[5]。自此之后，中国学者陆续对《格萨尔》的英译展开相关研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比如，对艾达·泽特琳英译本的描述性翻译[6]、大卫·妮儿英译本的民族志阐释[7]、道格拉斯英译本的跨文化传播[8]、葛浩文英译本的特点[9]等展开相关论述，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但目前尚未有学者从历时角度对《格萨尔》的英译史进行梳理，更不用说针对史诗的英译现状，剖析其问题所在，提出应对策略的研究。因此，笔者拟利用所搜集到的15种《格萨尔》的英译文本，运用文献研究与考证、文本细读与比较的翻译学、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对史诗《格萨尔》英译本进行爬梳与展示，通过比较译本的翻译类型、翻译模式、翻译特点等，分析史诗英译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借鉴当前国内外史诗外译的经验，给出相应的解决对策；结合口传文学外译的理论，指明史诗《格萨尔》英译的趋势，提出打造理想英译范本的思路。这不仅为藏族活态史诗《格萨尔》的英译指明发展方向，助力当前方兴未艾的格萨尔学研究，而且为我国丰富的少数民族口传文学的对外传播提供理论范式，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走出去”提供可资借鉴的途径。

二、史诗《格萨尔》英译全景考察

(一)英译图谱

因受篇幅限制，不能对史诗《格萨尔》的每个英译本展开详细描述。但为了方便读者浏览，同时也为了便于梳理其发展历程和总结规律，以表格的形式呈现(见表1)，以便管中窥豹。

表1:《格萨尔》英译全景

表1按照出版时间的先后顺序对史诗《格萨尔》英译进行了梳理，但有几点问题需要特别说明：一是为了下文中表述方便，接下来我们会把史诗的英译者作为版本的代名词，比如《格萨尔》第一个英译本是A.H.弗兰克译本；二是多个《格萨尔》英译本出版后，又经过多次再版，对再版信息因篇幅受限，文中没有提供，比如科尔曼英译本在2011年出版后，又经过2013年、2015年再版；三是译者隐身问题。有的英译本是转自于其他语言，但是译者却始终被出版商、学者忽视，在文本或者研究论著、论文中没有提及英译者，而是沿用了原文译者。在本文中，因论述需要，特让英译者显身，比如学界一直遵从的大卫·妮儿英译本的叫法，本文称之为沃勒特·西德尼英译本，因为此译本是沃勒特·西德尼从大卫·妮儿法文本转译成英文的。四是最后一个英译本由于是2020年3月在英国出版，因版本较新，还未上市，笔者尚未拿到，对其不做评论。

(二)英译类型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Mark Bender通过对《苗族古歌》《达斡尔民间故事选》等中国传统口头文学的英译实践后，提出了民族文学外译的3种类型：“一是基于第二语言材料的翻译(无民族志信息)；二、也是在第二语言的基础上进行的翻译(但包含丰富的民族志信息)；三、直接从语言A到语言B的翻译。”[10]这3种类型的翻译可以概括为两种：一是基于中介语(即先把民族语言文字译为第二语言)的翻译；二是直接从民族语言译为目标语言。对照《格萨尔》的15个英译本，经过文本细读与比较，这种二分法不足以囊括《格萨尔》的全部英译类型。广西民族大学刘雪芹博士通过对世界口传文学，特别是非洲口传文学的外译研究后，提出了民族文学外译的三分法，即在二分法的基础上增加了“无原文翻译”。她指出，“这种翻译形式无法追溯其原文，因为大部分的原文只是激发作家想象力的灵感。而且由于长期受口传传统的浸染，这些所谓的原文通常有好几个版本，很难说哪一个版本更权威。”[11]《格萨尔》英译版本中不乏如此类型。所以，在对《格萨尔》的英译本进行比对后，我们可以将其类型分为以下3种：一是经中介语转译类型，即藏语→第二语言(汉语、俄语、法语等)→英语；二是无原文翻译；三是直接译，即藏语→英语。通过对各个英译本的前言、后记等副文本的考察，《格萨尔》英译类型可以用下列思维导图的形式呈现(见图1)。

(三)英译方式

通过梳理史诗的英译发展史，对《格萨尔》的英译行为进行全景图谱考察，经对比发现史诗的英文译本大都是“变了味”的翻译，体现在译者对《格萨尔》的编译、述译与创译上，而采用以藏英对照、以诗译诗的传统翻译方式进行英译的却很少。史诗的第一个英译本是德国摩拉维亚的传教士——A.H.弗兰克在印度加尔各答出版的《格萨尔王传奇：一个下拉达克版本》(ALowerLadakhiVersionofKesarSaga)。此译本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英文译本，因为书中关于史诗的说唱内容仍然是藏文原文，并没有翻译成英文，译本仅仅包含着英文内容摘要、英文注释、英文词汇以及英文附录；被西方译者奉为圭臬的沃勒特·西德尼译本《岭·格萨尔王的超人一生》(TheSuperhumanLifeofGesarofLing)却是章回体的编译本；在北美大陆出现的第一个英译本是艾达·泽特琳的《格斯尔可汗：一个西藏传说》(GessarKhan:ALegendofTibet)是一个故事述译本，这可以从译本封面上的“TOLD BY IDA ZEITLIN”而不是“TRANSLATED BY IDA ZEITLIN”看出。如此这般很多，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列举。现代翻译理论认为翻译“不是一种纯粹的文字活动，一种文本间话语符号的转换和替代，而是一种文化、思想、意识形态在另一种文化、思想、意识形态环境中的改造、变形或再创造。”[12]从这一角度看，这种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对史诗《格萨尔》在海外的延伸具有积极作用。正如弋睿仙所说，“只有作品被成功译介进入新的环境中，才有可能滋生新的读者群体，并培育接受环境。”[13]这些非传统的史诗译介本正是发挥了如此作用，在世界范围内满足了读者对藏族文化的好奇心，培育了部分史诗爱好者。

图1：《格萨尔》英译类型思维导图

三、史诗《格萨尔》英译问题所在

《格萨尔》是藏民族集体创作的融“口头表演、诗性智慧、文化表征”于一体的综合性民间口传文学。作为活态史诗，《格萨尔》至今仍由说唱艺人以“口耳相传”的古老方式传承；“散韵结合，以韵为主”是史诗的主要文学特征，特别是以藏语言格律体的形式赋予了史诗强烈的韵律节奏，体现着藏族人民的诗性智慧；作为“藏族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融原始信仰文化、苯教文化、藏传佛教文化于一体，成为具有强大文化表征功能的千古绝唱。因此，在英译中如何体现史诗的综合性特征是每一个译者应该考虑的首要问题。通过对15个《格萨尔》英译本的翻译类型和翻译方式的深入比对后，史诗英译中存在的问题就显而易见了，主要表现在：

(一)二度翻译，文化过滤

从图1《格萨尔》英译类型思维导图可以看出，史诗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以无原文翻译和中介语转译为主。无原文翻译主要是译者根据对史诗《格萨尔》的阅读理解，以“编、述、创”的方式进行的翻译，就像译者在讲述一个英雄故事一样，即雄狮大王格萨尔历经千难，战胜妖魔，为百姓谋取了生活上的富足，比如两部以儿童插画为主的《格萨尔》儿童读物就是如此。更有甚者，在对史诗原文理解的基础上，进行心灵反思，以阐释为主，比如2011潘尼克英译本。而以中介语转译的英文译本一方面“文化过滤”现象突出；另一方面译者在转译的过程中改变文体风格，以叙述为主，比如1927艾达·泽特琳译本、1933沃勒特·西德尼译本、1991华莱斯译本以及2009王国振译本。我们不能否认这种“二度翻译”方式对史诗在西方世界的普及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作为口头传唱的史诗，在视听文本转化为固态文本时，已经消弭了史诗的口头特征，而《格萨尔》的外译更是“一次长途跋涉的文本旅行，经历文本化、汉译(也包括俄译、法译等，笔者补注)、外译三次倒洒的过程，它所承载的独特民族文化与审美必然会有所遗失。”[14]这种“去史诗化”的、与史诗本体渐行渐远的翻译方式，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担忧与思考。

(二)诗性缺失，韵律不足

史诗，从体裁上来说，是民间长篇叙事诗，用诗歌的形式歌颂“每个民族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战胜所经历的各种艰难险阻、克服自然灾难、抵御外侮的斗争及其英雄事迹。”[15]史诗《格萨尔》就是这样一部散韵结合、诗体为主、说唱交替的“歌诗”。如何对原作中的文化性、民族性给予关照，同时把握史诗的文学风格与艺术形式，避免述、编、创的手法，是每一个译者需要考虑的问题。如上文所述，在15个英译本中，大都属于编译、节译、创译、转译，虽然属于广义上的翻译，且对于促进史诗的域外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些“创造性的叛逆”毕竟和传统的源本对照翻译相去甚远，就像我们不能把阿来创作的汉语小说《格萨尔王》说成是作者对藏语本的史诗《格萨尔》的翻译一样。这种翻译方式想让读者体会到原汁原味的史诗味道，恐怕做不到。以“底本对照，以诗译诗”的方式进行史诗英译，目前仅有2011科恩曼英译本。虽说1996年潘尼克译本以朝向歌剧为目的，使用了散韵结合的方式，但属于阐发性的无原文翻译。从原文的直接翻译太少，诗性智慧的缺失，是史诗《格萨尔》英译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三)文本固化，活态尽失

演唱是史诗的生命，是活态的具体体现。诺布旺丹在《格萨尔向何处去》一文中探讨后现代语境下的都市化“消弭了艺术创造的原动力，遮蔽了诗性思维和诗性智慧的灵光，也稀释了口头传统的纯洁性”[16]，出现“人亡歌息”的局面。对史诗的搜集、整理、记录保护了史诗，但是史诗也面临着固态化的危险。而在史诗的对外翻译中，无论是英译，还是其他语种的翻译，都没有体现出史诗的口头传统特征，活态尽失，无一例外。语言上的活态性尚没有体现，更不用说非语言层面的活态因素了。作为说唱体的口传文学，《格萨尔》的活态性还体现在表演场景上，比如艺人的托帽演唱、指画(唐卡)演唱、观众的反应与互动、艺人的肢体动作、表情腔调等。这些口头表演特征没能在译本中体现出来，使得西方读者无法欣赏、体验史诗的活态特征，俨然是在读像《贝奥武甫》《罗兰之歌》等欧洲中世纪固态文本史诗一样，这不能不说是活态史诗英译的一大遗憾。

四、史诗《格萨尔》英译应对策略

《格萨尔》被视为“藏族宗教信仰、本土知识、民间智慧、族群记忆、母语表达和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17]，呈现出宏大的、多元的、综合性特征，是艺人、语境和文本三者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和活的“文化生态系统”。面对如此庄严、宏大的叙事主题，英译中出现上述问题，不足为奇。但如何避免问题的再次出现，译者应该采取怎样的应对策略，是当下每一位敢于勇挑重担、涉足《格萨尔》英译的译者应该考虑的首要问题。

(一)以诗译诗，韵律再现

在众多的翻译论中，无论是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神似说”，还是钱钟书的“化境说”，抛开“宁信而不顺”或是“宁顺而不信”的提法，都指向了“雅”。“雅”就是要求译文的风格要向原作的艺术审美靠拢。因此在翻译中，根据史诗的自身体裁与内容的特殊要求，译文应具有诗的特征、诗的审美、诗化的历史。所以《格萨尔》翻译的基本要求应当是“运用符合原著风格的文学语言，准确地再现原著的艺术形象，忠实地传达原著的思想内容。”[3]206史诗《格萨尔》中集中呈现藏族诗歌格律的各种形式，比如年阿体、格言体、鲁体、多段回环等，使得史诗极富音乐性和自然韵律，节奏鲜明，和谐悠扬。鉴于藏英两种语言分属完全不同的语系，要想充分体现史诗的音韵之美，是不可能的。为此，可以像科恩曼译本一样，采取“折中”的翻译方法。译者在翻译中采用英语中常常使用的自由体诗歌的形式，遵循能押韵时就押韵，不能押韵时也不做强求的原则，更不能因韵而丧失意义。在自由体的诗歌翻译中，译者要尽量做到行文简单，内容不走样，形式贴原文，为史诗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提供可资借鉴的范本。

(二)合作翻译，扬长避短

15种《格萨尔》的英译本各有千秋，对史诗在西方世界的传播、民众的接受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大部分译本是译者基于对史诗的理解而对其进行的述译和编译，甚至是过度阐发。这样做的后果使史诗的原汁原味消失殆尽，文化表征功能也有可能被曲解。出现如此现状与史诗的宏大叙事与庄严体裁是分不开的，再加上语言差异、文化迥然，使译者在涉足《格萨尔》史诗英译时举步维艰。但无论如何也不能避重就轻，专家学者应该迎难而上，为世人提供“表里如一”的英译文本。“表里如一”要求在形式与功能上与原文史诗对标：形式上采取“以诗译诗”的方式，体现藏族的“诗性智慧”；功能上关注“文化空缺”的现象，阐释史诗中蕴藏的藏族文化内涵。鉴于此，《格萨尔》的对外翻译宜采用民外(藏→英)直译模式，省掉中间环节，避免文化过滤。当前，虽然兼通民外两种语言的专家学者较少，但我们完全可以开辟一条多元合作翻译之路，扬长避短。

《格萨尔》英译中，不乏合作翻译的例子，比如2009王国振英译本就采取了王国振、朱咏梅、汉佳3人的合作翻译，这是一个基于降边嘉措汉译本的中介语转译，3人的合作是汉英合作翻译。2011科恩曼译本是民外合作翻译的典范之作，由罗宾·科恩曼、喇嘛召南、桑杰康卓3人主译，简·霍斯协助翻译。科恩曼、桑杰康卓、霍斯3人的母语是英语，精通藏语，后又皈依佛门，成为藏传佛教弟子。喇嘛召南出生在史诗《格萨尔》的兴盛之地——果洛，从小对史诗耳濡目染；14岁出家为僧，修习藏传佛教，后侨居美国，深谙英语。同时，4人成立藏英翻译中心，常年从事藏族文化、宗教、文学作品的翻译，经验丰富，两种语言与文化在他们的笔尖之下游刃有余。在翻译时，他们首先大声朗读藏语，字斟句酌，生怕误漏信息；藏文源本中有很多果洛方言术语，出生于此地的喇嘛召南的作用就发挥到极致了；同时他们的整个翻译过程全程用摄像机进行录制，其严谨态度，可见一斑。

科恩曼等人合作翻译为史诗《格萨尔》的英译另辟蹊径，但他们之间的合作也并不是最理想的模式，特别是作为虔诚的佛教徒，他们的翻译字里行间体现的纯宗教意味，是读者阅读时应该注意的问题。事实上，《格萨尔》汉译中的一种模式值得英译者思考与借鉴。早在1957年格萨尔学专家王沂暖就与说唱艺人华甲合作，将华甲收藏的《格萨尔王传》的藏文手抄本译成了汉语，即《格萨尔王传·贵德分章本》。据此，我们可以开辟一条由民外译者(兼通藏英两种语言与文化的人)、说唱艺人、民俗专家的多元合作翻译之路，减少中介语过滤器的影响，尽可能地保留表演场景，彰显藏族文化特征，将史诗的原生态文化真实地呈现给西方读者。

(三)深度翻译，文化补偿

作为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的“博物馆”，《格萨尔》具有藏民族文化特质，是“民族精神标本的展览馆”。如何描绘一幅高原藏民族精神面貌的蓝图，让他者走进藏族人的心灵世界，是每个译者要考虑的首要问题。在尽量保证艺术审美的前提下，译者应该运用巧妙的方法对藏民族特有的文化现象，比如宗教术语、民俗事项、生态文化等，进行恰当的阐释，既要使译文不失藏族特色，又要帮助译入语读者把握史诗蕴涵。而这可以借助深度翻译实现。

深度翻译或厚翻译，也称为厚语境化(thick contextualization)，是借助文化人类学中的深度描写(thick description)理论对翻译所具有的理解性和阐释性的描述。美国翻译理论家阿皮亚将其定义为“翻译文本中，添加各种注释、评注和长篇序言，将翻译文本置于丰富的文化和语言环境中，以促现被文字遮蔽的意义与翻译者的意图相融合。”[18]显然，深度翻译追求的是把语言的转换置于语境中，通过各种方式对文化空缺或者文化欠额现象进行文化补偿的一种策略。通过深度描写，重构历史语境，还原社会文化，展示藏族全貌，帮助译入语读者掌握文化本真。所以在史诗《格萨尔》英译中，译者可以通过使用译文导读、脚注夹注、文末注释等多种翻译方式进行文化阐释，达到准确传递原作中的文化因素，向世界人民展示藏族文化的全貌。

五、结语

《格萨尔》的英译已历时117年，走过了一段不寻常的历程，应验了“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真理。抛开译者的翻译倾向、翻译策略、文化误读与误译不谈，虽然译本不多，但单就这一百多年的翻译历史足以证明史诗的学术价值和对人类的贡献。鉴于《格萨尔》作为“世界第一长诗”，“大块头”是其重要特点，加上史诗的“活形态”也导致了异文本数量众多，史诗的英译在底本的选择上出现困难，使得大多数译本以“编译”“述译”“创译”的形态呈现。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如果我们以历史的文化语境来考察，就会发现这与当时的文化土壤、读者期待等是分不开的，并且它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文化语境下发挥了自身的作用，达到了文化传播的目的。

《格萨尔》的最大特点是“活态性”，是说唱艺人通过知识储备，以特定程式进行的现场“表演”。如何把表演过程展示给读者成为当下译者的重要考量与发展趋势。文本化的译本使得史诗的口头表演特征消失殆尽，导致了只有通过表演才能展示史诗特定语境下的文化内涵的特征不能原汁原味地传递给读者。这是《格萨尔》所有英译本不能不说的一大遗憾。幸运的是，已经有学者开始关注当代美国民俗学与人类学中的“表演理论”(Performance Theory)，试图把这一理论与翻译研究相结合，寻找两者的理论共通点，从而促进我们重新认识我国少数民族口头文学，即“如何从认识论上将其对外翻译仅仅看做是不同文本之间的语言翻译上升扩大为不同文化之间的文化翻译，在理论和实践上为我国少数民族口头文学对外翻译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向度”[15]。目前在我国少数民族口传文学的对外译介中虽然还没有出现以“表演理论”为指导的确切翻译文本，但无疑“表演理论”为活态史诗的对外翻译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支持。我们应该抓住这一契机，结合2018年实施的国家重点文化工程——“全球汉籍合璧工程”，从理论到实践，打造《格萨尔》史诗英译的理想范本，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对外译介提供借鉴，从而做到“讲好中国故事，传递好中国声音”。这对推动中国文化繁荣兴盛，推进世界多元文化合作与交流有着重要的意义，必将成为格萨尔学研究历程的重要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