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妮子

一月的一个温暖的早晨，穿着品红色衣服、戴着白色头巾的阿珀龙卡·马卡霍，忧心忡忡地走过马斯温戈省杰勒拉市尘土飞扬的街道，去教会医院取药。马卡霍本以为，她会将自己的忧愁带回家，但是这一天，阿蕾塔·古科瓦和她搭话了，用14个问题驱散了她的忧愁。古科瓦和她同住一个村庄，此前却从未和她谈过心。古科瓦说：“我就在后面，过来找我。我们说的所有事情，我都会保密。”

“你上周是不是想了太多？”此刻，古科瓦正在为马卡霍读写在剪贴板上的问题。“是的。”马卡霍回答。“有时候生活太难，你会想流泪？”“是的。”泪水已经决堤的马卡霍答道。“你有时会想自杀吗？”“是的。”马卡霍说。

同一天，迪克松·齐班达来到约300公里外首都哈拉雷一家医院的一个女人的床边。她被丈夫殴打了，而且这不是第一次了。她想逃到父母家里，但没钱坐公交车。所以，她用汽油点燃了自己。

在这个约有1500万居民的国家，齐班达是仅有的15位精神科医生中的一位。他们基本上都在哈拉雷工作，而三分之二的津巴布韦人生活在乡村，自杀率很高。

这个年轻女人的脸、上身和头发均已被燒毁。她会死掉。齐班达又一次来得太晚了。“如果她和一位老奶奶谈过话，”讲起这个女人的故事时，这位医生说，“这样的事情也许就不会发生。”

这些老奶奶是齐班达的秘密武器，用以抚平暴力和贫穷给津巴布韦人造成的伤痛。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世界约2.8亿人患有抑郁症，其中一半没有得到相应治疗。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更是有超过80%的患者没有得到治疗，自杀是年轻人的第二大死因。

15年前的一个晚上，齐班达接到急救室的电话，得知他之前治疗过的26岁患者艾丽卡自杀未遂。艾丽卡当时所在的医院距离他约160公里，于是齐班达和艾丽卡的母亲在电话中约好，艾丽卡一出院就立刻去找他看病。然而，三周过去了，艾丽卡并没有来。最后，齐班达接到了她母亲打来的电话，说艾丽卡三天前自杀了。

“你们为什么不来哈拉雷？我们说好了的。”齐班达问。“我们买不起公交车票。”艾丽卡的母亲回答。这个答复让齐班达良久无言，一直无法释怀。渐渐地，他有了一个想法：如果患者离精神科医生的诊所太远，那么就设立一个人们方便抵达之处，供人倾诉;如果没有足够多的治疗师，那就培训门外汉。

本来，护士是最好的选择，但所有的护士都忙于与艾滋病相关以及产科和儿童健康护理，而且当地诊所的所有病房都住满了。作为社区志愿者的老奶奶们并没有心理健康咨询的经验，且受教育程度很低。“最开始，我对要培训年纪大的老奶奶们心存疑虑。”齐班达承认，“不只是我，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个荒谬的想法。”但由于没有其他选择，齐班达还是决定尽己所能来训练这些老奶奶。

自2006年以来，齐班达和他的团队一共培训了400多位老奶奶进行基于实证的谈话治疗，并在津巴布韦70多个社区免费提供服务，不断推动开展“友谊长椅”项目，仅2017年，就帮助了超过3万津巴布韦人。一项研究表明，该项目行之有效：比起对照组，14个问题中至少有9个她们给出了肯定答复，并且在那之后，那些定期在长椅上和一位老奶奶谈心的病人，半年后的心理状况明显好转。

目前，这个项目已经扩展到其他一些国家，在此过程中，齐班达和他的同事们发现，它能很好地适应不同文化，这些业余治疗师也并非只能是老奶奶。在马拉维，坐在长椅上的还有老爷爷，而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岛则更多地投入了年轻人。美国“友谊长椅”项目的治疗师来源最多样，覆盖各年龄层、各种族。齐班达相信，任何社区、城市和国家，只要它们希望为公民提供方便、高效的心理健康服务，都可以采用此方法。“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在全世界所有大城市建立起一个全球‘老奶奶网’……”齐班达说。

古科瓦是将齐班达的理念带到津巴布韦农村的125位老奶奶中的一位。这一天，在杰勒拉，马卡霍揉搓着膝盖上装着病历本的塑料袋，诉说着内心的苦闷。古科瓦倾听着，不时将手放在马卡霍瘦削的肩膀上。马卡霍用衣服擦干被泪水浸湿的脸，忧愁渐渐散去。

56岁的马卡霍艾滋病检测阳性已有十余年，丈夫去世也已6年。她的一个儿子住在津巴布韦，一个在开普敦，一个失踪了，还有一个让其怀孕的女友投奔马卡霍，自己则去了南非找工作，就像300万津巴布韦人一样。自那以后，马卡霍失去了他的消息。2021年冬，一场旋风摧毁了马卡霍的小屋，雨水透过破败的屋顶灌入房间。这场雨迟来了三个月，毁掉了玉米收成。马卡霍有四只鸡和一只鸭，但一头牛都没有，而在当地，牧群意味着收入和生活保障。她只能靠卖木材挣得家用，生活贫苦。

古科瓦把所有这些都写了下来，她的笔记本里记满了类似的命运。坐在老奶奶们的长椅上倾诉的，有失业而不能娶自己心爱女人的年轻男性，有过了预产期却联系不上孩子父亲、没钱坐车去医院生产的孕妇，还有一些女人，她们的丈夫艾滋病检测为阳性，却不愿在性生活中采取安全措施。

津巴布韦大多数人讲的语言——绍纳语中没有“抑郁”一词，但有“想太多”，这个短语背后可能隐藏着临床上的“抑郁症”。齐班达“友谊之椅”里的老奶奶们帮助痛苦之人找到生活的勇气。“今天早上，我的心因为忧虑而崩得紧紧的，太痛苦了，”马卡霍说，“是那位老奶奶给了我活下去的力量。”

齐班达和古科瓦从没见过面，但他们共同为那些“必须倾诉”和“能够倾听”的人架起了桥梁。齐班达是津巴布韦大学精神病学副教授，同时是伦敦国王大学讲师，而古科瓦只上完七年级就辍学了。齐班达结了婚，两个儿子几近成年，古科瓦21年前失去了丈夫。这位精神科医生53岁，这位老奶奶60岁，两个人看起来都比实际年纪年轻十余岁，都很少闲着。

齐班达每周来哈拉雷的医院出诊，每年有三个月在国外为“友谊长椅”项目募集资金，发表演讲。“我没想到这个项目能成功。”这位教授说。但他做到了。政府将“友谊长椅”列入国家战略计划，但这并不意味着该项目就能获得预算。齐班达需要争取外国捐赠者，他想为老奶奶们定期支付薪水，同时必须防范有人把他的长椅当木材给砍了。

齐班达喜欢和老奶奶们一起开怀大笑。有两年时间，她们都尊称他为“您”。“她们认为，我只会暂时待在这里。”非政府组织来来去去，那些外国人也会让老奶奶们帮忙，给她们发帽子，上面写着“干净的双手拯救生命”之类的文字，向她们展示如何用彩带测量孩子们的营养不良状况。待项目结束，他们也就消失了。

齐班达表示，现在，老奶奶们已经不再对他称“您”，“因为她们意识到，我是认真的”。年纪最大的老奶奶塞克萨伊·赫韦扎86岁了，身高不及齐班达的肩膀，她的牙齿在独立战争中被打掉了。在长椅上，她第一次说起那时发生了什么。她的儿子在独立战争中成了残疾人，回来后满是心理创伤。多年来，赫韦扎一直羞于微笑，直到“友谊长椅”为她买了一副新假牙。当第一批资金用完，齐班达无法再为老奶奶们付报酬时，一些人离开了，但大部分老奶奶还在继续提供帮助。她们明白，帮助他人也是在帮助她们自己。

齐班达原本可以置身事外。他的一个同学如今在美国挣了数百万美元，所有和他一起工作过的专科医生也都走了，不久前又有一个同事去了国外工作。他从没想过要走吗？“这里更需要我。”齐班达说，“这里有我的家。”

这一天，一个男人在杰勒拉的教会医院附近乞讨，想买张公交车票去省会取药。而医院后的一棵大树下，古科瓦坐在一张长椅上，耐心倾听着他人的忧愁。“他们是我们的亲戚，我们的邻居。”她说，“我们不想失去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