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2021年6月10日晚上10点40分接到邻居微信的。她先是发了一条来自“某某夜雨中学（化名）”公号的“小升初”最新政策，可能见我没很快回复，怕我没当回事，八分钟后，又追加了几句话，“今年政策大变革，要么是前边奥数考试通过，提前录取签约的;要么是按上边文件要求录取，目前不可能通过以前人缘的方式入读。请知晓。”

这几句话的语气，带着生硬，细读颇有点让人不悦。

邻居的女儿小茜和我的女儿艳子原先在一个小学读书。邻居对小茜的学习管束严格，常常找来各种奥数题目让孩子“刷题”。为了锻炼小茜的毅力，她甚至要求女儿必须一口气跳绳300下，不论孩子或是孩子外婆求情告饶都没有用。在“小升初”的这场战役中，邻居一直是个清醒者。她看我周末老带着艳子外出游玩，平日又是一副“车到山前必有路”的架势，还特意叮嘱我，“小升初”打主意最迟务必在五年级下学期，如果孩子没有被提前录取，可以想办法“找人”在“某某夜雨中学”得到一个学位，她到时尽力帮忙——毕竟，你小学是在“某湖夜雨学校（化名）”读的，最好一路“夜雨”上去。在重庆，“夜雨中学”是绝对的“一线”，其光辉战绩全数体现在高考的“清（华）北（大）榜”上，“夜雨”随之成为闪亮招牌。在艳子进入五年级之前，我虽听说过“提前录取”这回事，但并不知道许多类似“某某夜雨中学”这样的“公参民”初中提前录取，并不仅仅依靠在对口关联小学公开考试，很多时候，是一些大型课外教育培训机构推荐学员参加以奥数为主的“选拔”——如果你没有送孩子去培训，这个机会自然就不存在。关于邻居说到的“帮忙找人”，我当时便连声道谢，并把这个建议本能地当成某种希望。

然而，我之前一直认知的“小升初”的可能与希望，在那个闷热的夜晚突然颠覆，因为邻居那两条微信。

其实，她发来的第一条“某某夜雨中学”公号链接，我点开仔细看了。由于一时没回过神，所以未能及时回复。

“2021年小升初招生，根据J区教委下达的招生计划，在学位空余的前提下，面向符合参加摇号条件资格的适龄儿童、少年，采取电脑随机派位方式录取。报名条件（满足以下三种情况之一的小学六年级应届毕业生）：1.J区户籍的适龄儿童、少年。2.适龄儿童、少年本人或其父（或母）或法定監护人在J区有房屋产权证明并实际居住。3.符合J区区外户籍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入学条件的，同时符合以下条件：适龄儿童、少年本人及父（或母）或法定监护人户籍是J区外户籍;适龄儿童、少年本人的父（或母）或法定监护人是离开户籍地在J区合法从业或务工人员;适龄儿童、少年本人与其父（或母）或法定监护人随迁J区并实际在J区暂时居住。

……

我们一家子的户籍都不在J区，我们在J区没有买房子，家里没有人在J区工作。最新的招生办法里，并没有“选拔考试”或“派位指标到校”这样的选项。这就意味着，艳子就读“某某夜雨中学”，突然无望。

本来已经蒙了，又接到第二条微信。是的，除了“前边奥数考试通过，提前录取签约的”，“目前不可能通过以前人缘的方式就读”，确认了希望彻底落空。邻居的孩子，手里持着七八本“证书”，三年前顺利通过“选拔考试”，进入“某某夜雨中学”初中，分到优生云集的“火箭班”。最近“某某夜雨中学”高中又主动找她签约“直升”——据说，孩子本人还不大乐意，她想要考到“夜雨中学”本部念高中，志向很远大。

别人家的孩子已经顺利上岸了，可我那将要面临“小升初”的女儿呢？

慌乱，彻底来临。

关于“小升初”，我的信息获取途径有限，我的家人甚至比我还要迟钝。我的丈夫这一段还想着孩子暑假报班突击的事情，我在收到邻居微信的前一分钟想着怎么去弄几套近两年“选拔考试”的卷子。没有想到的是，眼见的公开招生途径里，已经没了“择校考试”这个选项。

作为一个还差三个月就要升入六年级的小学生的家长，我到底漏掉了些什么？或者说忽略了什么？

几个月前，全市中小学“民转公”的浪潮不断翻涌，各学校“转公”的“时间表”赫然出现在巴渝各大媒体。要知道，这些年来，重庆老百姓所称的“七龙珠”知名中学的初中几乎都是“公参民”性质，孩子要读这样的“私立学校”，还得先挤破脑袋才花得了钱。几年前，一位同事的孩子凭本事“硬”考进“某某八中”，一时间成了整栋办公楼谈论的热点。

我们一家现下居住的Y区，已基本落实了义务教育阶段“民转公”学校就有6所，其中，初中3所，小学3所。传说中“在路上”的还有至少2所。

其时，近年颇负盛名的“某某夜雨中学”也被顶到风口浪尖，不断有家长在网上向官方咨询：“某某夜雨中学”也要“转公”了吗？但在当时并没有得到正面回答。

此间流传一个说法：未来百分之九十的“公参民”学校都要“转公”，其中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民转公”比例可能高达百分之九十五。

与北京的一位朋友聊过这件事，他说北京的“民转公”同样火热进行。他告诉我，在北京，海淀区的“民办校”算比较多的，将来“公参民”学校转为公办或者说停掉，那么就没有了外区招生名额，外区孩子想要通过读海淀“民办校”获取海淀学籍的机会，也就微乎其微。

可惜，我在几个月前并未重点关注“民转公”这个“小升初”大变革前夕的重大信号。

紧接着，我开始搜索三个关键词，“重庆市”“2021”“小升初”，一大堆最新消息井喷式涌出：

——2021年6月10日，重庆市多个区县教委陆续公布2021年中小学招生方案，多所学校转设为公办学校。具体招生政策如下：

Y区：6月10日，Y区教委公布了《Y区2021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方案》，并对招生方案进行详细解读。其中，某某等6所原民办学校转设为公办学校后，从2021年秋季学期开始，按公办学校性质开展招生入学工作，采取执行合法入读协议、相对划片及电脑随机派位（摇号）相结合的方式招生入学。

S区：6月10日，S区教委针对2021年初中招生入学政策，发布相关消息，从2021年秋季学期起，某某等三所中学以公办学校体制运行，S区户籍且在本区小学毕业的应届毕业生有资格申请参加三所转制中学的电脑随机派位，但只能自愿选择一所学校进行志愿填报，且市级重点中学与转制中学不能兼报。

……

这些信息全都集中在6月10 日这天发布！有的发布在“7小时前”，有的发布在“5小时前”，还有的发布在“2小时前”。这足以证明，邻居在孩子读书这件事情上，24小时始终“在线”，所以随时捕捉各种“战机”。而我的信息，则常常仅限于在孩子班级群和学校微信公号获知。在孩子班级群，家长不会公开分享一些教育改革的重磅消息，“我要是第一时间知道，最多分享给几个同样面临升学境遇的亲朋好友。知道的人多了，并不好。”一位家长说过。

在这次大变革之前，许多家长已经提前发力了。艳子最近常给我叨叨，班里的同学某某某跟她讲自己签约某某初中，已经成功“上岸”。我不以为然，“这才什么时候，五年级下学期而已，那个同学逗你玩呢。这不，我才跟她妈聊过，她家正为户口没在重庆发愁呢。”我一个闺蜜，她儿子和艳子是一个年级的同学。半年前，她曾专门打电话告诉我，她在刚开发的郊区楼盘买了一个140平米的大房子，因为这个房子有就读某知名“公参民”初中的指标。算一算，这套房子每个平方近两万元，总价加上各种相关费用得300万，在房价还算“平易近人”的“准一线城市”重庆，也很不简单。闺蜜告诉我，为了买下这套房子，她把一直住着的地处闹市的80平米的房子卖了，又请家里退休的老人支援了10多万。

我看见，每个官方发布的消息下方，都有动辄上千的评论，几乎尽与全面落地的“民转公”相关：

——“民转公”毋庸置疑是件好事，家长减负学生减负。可是，现实的改变也必须正视，尤其是正在就读这些行将“民转公”的学校，以及即将毕业的学生们……

——“民转公”体现了义务教育的本质，赞成！但是切忌“一刀切”，搞成从“什么都可以”到“什么都不可以”的两极转换……

——“民转公”以后，入读不是靠买房得到的“指标”，而是“划片入读”，讲究“三对口”，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稳定房价，尤其是那些所谓的“学区房”……

……

有几条评论格外引人注目，是关于“入学改革”和“民转公”之后教师走向问题的：

  ——想一想，我小时候读的“省重点”都有各种“坏孩子”，各种扰乱课堂秩序。那么一些名声早就在外的“非重点”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以后你的孩子可能就因为“划片入学”进这样的学校。在这样的学校，孩子即使想要好好学习，他周围的氛围能让他静下心来吗？再说“摇号”，你家孩子摇到了好学校，喜欢打架扰乱课堂的小子也凭运气摇到了好学校，他可能和你家孩子同桌！

——据说，“民转公”以后，本部过来的老师全部返回，是真的吗？如果这样，那家长们需要面对的是付出巨大心血才入读的原“公参民”名校，因为优良师资的抽离，一天不如一天的现实。

——中小学办学“集团化”，财政不足以支持所有老师薪酬，之前“公参民”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今后“民转公”，非编制外聘老师人心惶惶，和编制老师同校同工不同酬，恐怕人心不稳，难以保证教学质量……

待我把6月10日那一天蹦出的大部分“小升初”消息一一浏览完毕，已经是凌晨一点。才要放下手机，脑子里突然电光石火般闪出“三对口”三个字，对呀，几乎所有重庆主城区的“小升初”政策都有“三对口”这一条。我差点忽略了这个。

点开Y区招生政策，上面讲得清清楚楚：1.2021年秋季参与划片和摇号入学的适龄儿童、少年，须在划定的摇号范围内，与父（母）的户口、房屋产权证明（或房屋产权证、购房正式合同）和实际居住地一致。2.自2022年起，划片和摇号入学的适齡儿童、少年，必须符合与父（母）的户口、房屋产权证明（或房屋产权证、购房正式合同）和实际居住地一致，且截至入学当年8月31日前须迁户入住满一年;自2021年6月10日起交易的二手房业主子女须迁户入住满五周年才能按“三对口”政策入学，迁户入住未满五周年的二手房业主子女由区教委统筹安排入学。

所谓“三对口”，很明白，就是户口、房屋产权证明（或房屋产权证、购房正式合同）和实际居住地一致。

问题来了。艳子的户口一直在S区，一个中小学教育资源极其丰富的主城区，“七龙珠”名校本部大都集中在那里。当初艳子入读Y区“公参民”性质的“某湖夜雨学校”时，因为入学没有对户口作出要求，所以我特意把她的户口保留在S区，想着说不定还可以用上S区“小升初”入学机会。但这次S区的要求是“四对口”，多出的一个“对口”，就是要求小学学籍必须在S区，否则只能“统筹安排”。所以，我赶紧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把孩子的户口迁到Y区，与孩子一块儿迁户到Y区的，还有我的丈夫。孩子将在2022年“小升初”，我们要赶在2021年8月31日前完成户口迁移。

我们决定在6月15日那天去派出所迁移户口。一大早，父亲便兴冲冲地从网上下载了迁移户口的申请模板，又找出一张纸，用老年人特有的认真和执拗，拿钢笔写了一份《迁移户口申请》，要我和丈夫带去派出所，只见上面一板一眼写着因为小孩“小升初”要符合“三对口”要求云云。我看着那满满当当的大半张纸，揶揄着说父亲：“有这个必要吗？咱们有Y区的房产证在手里，从S区到Y区，是主城区之间的迁移，哪有什么难度？”父亲摇摇手，一脸严肃：“迁户口是件大事，哪有这么轻巧？”

其实父亲对于户口迁移这件事的“紧张感”是有“历史根源”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孩子的户口必须“随母”，我母亲工作单位在四川省成都市下面一个县城，所以我的户口也上在了那里。但我实际自小跟随父亲和祖母在成都市主城区生活。当时，在市里念小学规定要有主城区户口，父亲找了人小心翼翼藏着掖着把我送进厂子弟校读书，同时，母亲也加紧办理工作调动。岂料我才读了半学期不到，有人告发我没有成都市户口，好在这个节骨眼上母亲调动成功，户口也随之解决，我才免于读“高价书”。

因此，我理解父亲那有些不合时宜的紧张。但如今在重庆市内，只要有自有住房，迁户落户不成问题。

在Y区某派出所，还不到九点，等着拿号办理户籍的人已经坐成一排。从他们闲来无事的对话中，可以得悉，其中不少人跟我一样，是来迁移户口实现“三对口”的。既是同道人，简单几句搭白，也就聊上了。如果把“小升初”“中考”“高考”算作一场场战役，那么“小升初”最大的特点就是，参战的主力不是学生，而是学生家长，甚至包括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全家总动员。

以下是我整理出来的当天准备给家里小学生迁户口的几位家长的故事：

杨姐是和公婆一起来派出所的，她准备把读小学五年级的儿子的户口迁到公婆户口本上。公婆户口所在的楼盘修建于2001年，属于“老楼盘”，按照现在新公布的“划片”范围，对口一所刚刚“民转公”的“好初中”。他们原先想过在那个老楼盘买套“二手房”，但现在政策规定，“二手房”必须“迁户入住”满五年。不得已，只好把孩子户口上到爷爷奶奶户头上——政策规定，孩子与祖父祖母在一起也算“三对口”。杨姐还有一个刚满1岁的小女儿，未来“幼升小”也同样涉及“划片”“摇号”，好在他们现在住着的房子，三年前买的时候就跟房产商签了“入读协议”，有“公参民”某某小学的学位，现在虽说“民转公”了，但按照政策，2021年2月28日前跟楼盘签的协议还是要算数的。

晏大哥是赶着过来给妻子和孩子办户口的。晏大哥和妻子都来自四川的一个小县城，在重庆做生意很多年了，之前一直租房子住。孩子五年级，读的是一所“私立小学”，每个学期学费八千元。他几年前就很关注Y区的“小升初”政策，原先“三对口”是最基本的“托底要求”——没有被好初中提前“相中”，择校考试也没考上的情况下。但今年大变革，“三对口”是必须的，按照今年的“就近免试原则”，本市户籍的适龄儿童、少年在户籍所在地就近入学，义务教育学校均不得以笔试、面试、面谈等名义选拔学生，全面取消招收推优生、保送生、特长生等方式招生。晏大哥朋友多，年初他就得到“小道消息”，所以3月份在Y区的一个热门新楼盘买了房，那个楼盘周围有两个比较好的初中，按“三对口”来，一个学校可以直接“划片入读”，另一个则可以“摇号”，如果明年没有大的变化，基本也可以算“上岸了”。但晏大哥自己还打算继续保留四川农村的户口，因为“农村户口意味着有土地，有征收的可能性”。按照现在“川渝高频户口办理”的流程，如果备齐一切手续，最快当天就可以办结。为了使户口迁移更加顺利，除了新房房产证，晏大哥还准备了个税和企业经营税、社保缴纳等各种证明。

“总体我还是接受新政策，至少孩子轻松多了，家长也不那么费神。现在快要放暑假了，以前这个时候，就要赶紧考虑补习之类的问题。你不动，其他家长发个朋友圈什么的，就要轮到你焦虑了。”杨姐说。

……

户口迁移很顺利。户籍民警甚至没有仔细看过我父亲细细拟写的那份申请。或许，这几天她对这样的情形已经司空见惯。短短几分钟，新户口就办了下来，石头终于落地。从6月10日凌晨的慌乱，到如今办完户口“尘埃落定”的踏实，只有几天时间。是的，孩子有地方念初中，无论是划片入读的那个普通初中，还是摇号凭运气入读的某“七龙珠”名校，至少不会有那种选择在前，却悬于半空当中，云遮雾绕、挥之不去的焦虑感。

你家孩子上岸了，我家孩子也快上岸了。

岸，原本一直不远。

我家关于“小升初”的故事，得从艳子出生开始追溯。

我父亲在参加工作之前一直在重庆市S区生活学习，在他眼中，名校云集的S区，其基础教育质量在全市首屈一指，自然，小孩子的户口必须上到S区。虽然从2010年秋天开始，也就是艳子出生不久，我们长期居住在Y区。

当年，为了艳子的户口是否有必要上到S区，我与父亲有过一番争执。父亲特意与母亲一起赶来帮我带娃，而且当过老师的他“分工”主管外孙女的教育，所以艳子出生后在哪里落户口的问题上，父亲有着八匹马都拉不回的倔强，以及“老还小”的固执——他甚至不愿多去了解相关招生政策，仅仅凭着原先的经验来作出判断，“嗨，我们那个时代，只要你住的地方有户口，挨着哪个学校就读哪个学校。”经过一番“考察”，他发现口碑不错的“某某山小学”和“某某山中学”都在距离S区那个小房子不到300米远的地方，“某某山小学”甚至与小区只隔着一道围墙。于是，他断定以后孩子肯定可以在那里读小学念初中。我呢，知晓“某某山小学”“ 某某山中学”与小区虽然相隔不远，却属于另一个街道。同事也告诉过我，小区的孩子小学划片是划不到“某某山小学”的，而属于“市重点”的“某某山中学”，“小升初”则需要“實打实”的“选拔考试”。我把知晓的情况告诉父亲，也表达了对于孩子从小“人户分离”的担忧，但在父亲强硬的坚持下，艳子户口还是落在了S区。那时，我尚在S区的一个部队单位工作，为了让女儿顺利落户，丈夫将自己的户口由Y区迁到S区。

待到艳子还有半年上小学，按照S区最新的公立小学划片范围，依然不能入读一墙之隔的“某某山小学”。划定入读的“某某岩小学”，距我那个小区倒是不远，走路十分钟能到，可从小区到学校要经过一条狭窄的巷子，巷子里车水马龙，于小孩子来说上下学不大安全。更重要的是，那时小学“对口”初中，“某某岩小学”对口原先的一所镇中学，教学质量并不令人放心，也就是说，到了小学毕业，除了参加各种择校考试之外，再无出路。

当然，我也有不少同事想方设法把孩子送到位于S区中心地带的名牌小学。但这样一来，孩子早上七点以前就要起床。S区是出名的交通拥堵，从小区到学校哪怕只有四五站地，路上的时间也一般在半小时以上。单位给这些在S区中心地带读小学的孩子专门开了上下学交通车。早上，睡眼惺忪的小孩子一手拿着面包，一手捏着盒装牛奶，一边吃着一边上车。一个同事的母亲听说学校中午“吃得不好”，便隔三岔五乘坐公交车，跑到学校给孙子送午餐，一来一去，很是辛苦。

怎样既能在未来的“小升初”里占优势，而且离家也近？就这样，人们口中的“私立小学”——“ 某湖夜雨学校”进入了我的视野。

在Y区，“某湖夜雨学校”算得有知名度，不仅因为前沿的教学方式以及注重学生“全面素质培养”，更因为其“小升初”的良好前景。据说，那里的孩子一般在“小升初”时都能很好“上岸”，更有全年级“前五十名”能进“某某夜雨中学”的“口头承诺”——因为它们同属“夜雨”教育集团。作为一所“公参民”小学，它的招生方式很灵活，不仅满足“联建小区”业主的需求，也对外招生，不论户籍和住所远近。2016年秋季招生有200多个学位指标，报名人数却远远高于这个数量，报名者甚至来自一百公里开外的区县——由于地区教育师资方面的差异，区县许多有条件的家长在主城买房，然后把孩子弄到主城来上小学。其实，不光是在新兴直辖市重庆，这样的现象全国都广泛存在。

我所熟识的一位湖南朋友，他是娄底人，为了让孩子顺利到长沙念小学，先是凑钱在长沙买了一套带入学指标的房子，然后让退休的父母“投靠”自己嫁到长沙的姐姐，取得常住户口，最后小孩到长沙读小学，与祖父母住在一起。另一个朋友小琴，她和自己的丈夫，都是四川南充某县人，且两人都从事自由职业，平时收入并不稳定，因为觉得“县份”教学质量堪忧，更担心未来的“小升初”，在孩子读幼儿园的时候，便四处借钱在南充市里买“学区房”。2021年初夏，小琴的先期投入已明显见了成效，孩子在南充读小学读初中，“中考”更是考上了整個南充地区最好的高中。

彼时，重庆老百姓口中的“私立学校”——那些“公参民”的小学、初中，比之时时“卡户口”的公立学校来说，除了每学期收费不菲，教学质量和教学方式都不错。况且，大家熟知的“七龙珠”名校的初中纷纷“公参民”了，办学资源分流到了各个城区，有“夜雨中学”，就有“某某夜雨中学”。就连小学也是，有“树人小学”，就有“某某树人小学”。从一个“私立小学”考进一个“私立初中”，再从“私立初中”通过“中考联招”上一个“国家级示范高中”，是一个优秀的升学进阶路数。虽然这样一来，义务教育阶段的小学加初中至少要花费20万，这笔数目比较大。但在国人传统观念里，“孩子为大”，“ 大人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孩子”，再多的投入只要用到孩子身上，家长也不会皱眉。

2016年，“某湖夜雨学校”那200多个“小学一年级新生指标”很抢手。

从地理位置讲，我在Y区居住的商品房距离“某湖夜雨学校”只隔一条宽度十来米的小马路，几乎是下楼就到学校。可我住的小区并非学校的“联建小区”，就算本身就要比“联建小区”业主每学期缴费更多，也未必能读得上。大街对面不到四百米有一所公立小学，是这一片住户按户口“对口”入读的学校，但居民们都纷纷把目光投向“某湖夜雨学校”——无论早年间花大价钱买了高档商品房的业主们，还是安置房小区里的“农转非”居民，“望子成龙”的心都是一样，“竞争”很激烈。

我们家找到的可以“帮上忙”的“熟人”讲，“私立学校”的生存根本就两样，一个是优秀的生源，一个是优秀的师资。幼儿园小朋友进小学，小孩子的资质如何看不出来，但家长的情况却可以推导出小孩子的许多情况，所以，“某湖夜雨学校”要“面试”家长！在“熟人”的帮助下，我们总算得到一张入学申请表，表中对父母的职业情况等都要求详细填写。待到面试那天，应试的全是一家三口，甚至还有爷爷奶奶一起上阵的。

“作为孩子的家长，你平时在以身作则方面怎么做的？”

“你觉得你所从事的职业对于孩子来说，有哪些正面影响？”

“你们的第一学历？”

“孩子在幼儿园学习过外语吗？有哪些特长？”

……

五分钟的问答，我感觉额头悄然沁出一层薄汗。

晚间，我同远在广州的友人黄慧（化名）在电话里交流了“面试考家长”的话题。黄慧的女儿前一年进了一个有近百年历史的知名公办小学。这个小学注重“全面发展”和“国际化融合”，甚至从五年级开始，开设有“出国留学预备班”。最关键的是，这个小学有一所重量级初中的对口直升指标，也是“前五十名”。排在后面的就算进不了这个初中，也会被其他“好初中”相中录取。

“就算为了那‘前五十名’，我也必须冲进那个小学。”黄慧说。虽然，那个小学在另一片街区，凭户口无法直接入读，即使有空余学位，想方设法进去也要交纳一大笔“择校费”。

和黄慧一样就算缴数万元“择校费”也要送小孩入读的家长很多。同样，那所小学“择优录取”的主要方法还是“面试”。黄慧夫妻俩在“家长面试”的环节直接遭遇了满口英语的外教……一溜儿“考”下来，黄慧的心紧张得通通直跳。好在，从后来公布的录取名单看，黄慧孩子的综合排名还是靠前的。

“名校为什么能办成名校，总有它的道理和坚持。”黄慧说。

参加完“某湖夜雨学校”的“面试”之后好多天，我都忐忑不安，想着我们一家子的表现会不会有太多漏洞？为了正式，我穿了一套军装以示身份，可那样会不会太刻意而给“考官们”留下不好的印象;女儿一直挽着我的胳膊一副撒娇的模样，这样是不是显得太幼稚。还有，那天一个“主考”的老师问我丈夫“在单位上是什么职级”，丈夫想都没想直接问答“一般职工”;问小孩幼儿园有没有上过“启智班”，我们也如实回答“没有”。这样一来，真的很悬。

2021年9月，某小区内已停业的“学科培训班”，昔日招牌一片斑驳

好在几天后，我们收到了“某湖夜雨学校”的入学通知书。2016年入学的这一批学生，基本学费是八千元一学期，此外午餐费、午休费及班费等另算。“联建小区”业主学费能优惠不少。每一年招生入学的收费都不一样，随各种因素波动。同时，全市这样性质的小学和初中收费标准相差无几。如此一来，在小学一年级入学之初，就基本能算出六年的总费用。

报到时一堆事情扑面而来。缴费，认教室，领教材，看午休床位……

孩子们午休的房间，里面都是高低床，有孩子睡下铺也有孩子得睡上铺。班主任老师承诺上下铺一学期一换。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端，每个床头都事先贴好了孩子的名字。饶是如此，靠窗和靠空调的床位还是引发了几个家长的担忧，“你看，秋冬季节，窗门大开，孩子挨着这里睡午觉，不得吹感冒呀！”“空调的风口正对床头，平时咱家里再热都不敢空调对着吹，这么个大功率挂在这里，唉！”“孩子睡觉又不懂得脱衣服，和衣睡了起来就要生病！”

一个妈妈说：“早知道睡个午觉还有这么多操心的地方，还不如一般的公立小学午休就趴在课桌上省事。”

“话也不能这样讲，一分价钱一分货，私立小学收费贵，自然要在各个方面讲究些。”另一个妈妈讲。

学校还让新生家长参观了午餐的场面。有荤有素有汤，小学生们嚼着大块牛肉，吃得津津有味。这一幕让先前由于一些细节心里犯嘀咕的家长们宽慰了许多：毕竟营养对于长身体的孩子们来说，才是第一位的。

艳子入学的忙碌还未结束，我就接到了一个朋友特意打来的电话，她提醒我，接下来要赶快加入班级的“家委会”，“听说你们年级前五十名才有机会直升‘某某夜雨中学’，那你从现在开始，就要做好与此相关的每一件事。”

朋友认为，加入“家委会”主动为班主任和任课老师们分忧解难，人都是讲“感情”的，你的付出必然会得到相应的回馈——你与老师的沟通更多更熟悉，你必然可以从老师那里获取更多的信息。朋友是一个“全职太太”，从孩子读小学一年级开始，她就“自告奋勇”进了“家委会”，一直是家长群中最活跃的一员。教师节如何发动全体家长“合理合规”给老师一个惊喜，学校重大节庆演出班级节目策划加上搞定有特色的演出服，外出游学的计划安排，她都出了“大力”。朋友做这些事情动用了家里所有的资源——她的堂妹在少年宫教舞蹈，被她好说歹说拉过来帮班里排集体舞;她的丈夫做旅游，她让丈夫“让一部分利”，把班级的游学活动搞得“价廉物美”，班主任满意，家长学生满意……于是，与她极相熟的班主任会告诉她，孩子的期中、期末考试成绩排在全班的什么位次。这几年按照教委规定，小学考试成绩不排名、不公布，所以班主任只把孩子成绩“点对点”微信私发给家长，若想知晓别的孩子考得如何，则十分困难，“大家都把自家孩子的成绩当成秘密。”但朋友却能从老师那里准确知道自己孩子目前在全班乃至全年级所处的位置，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同时，有的老师还会适时提醒她，某些不起眼的测试实际是“选拔考试”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定要事先作足准备。在颇有人脉的班主任的引荐下，朋友认识了对口知名初中的某位校领导。一句话，朋友六年来对班级建设的付出，最终换来小孩的成功上岸。

“在‘小升初’上岸这件事上，有舍才有得。”朋友说，“有一个事实你必须知道，那些推优直升的指标，起码得拿出三分之一给教师子女，因为教师子女就读教育集团内的对口初中，常常是老师们的一项隐形‘员工福利’。所以，实际能给一般学生的指标数很少，除了孩子学习过硬，家长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不可忽视。”

朋友的话，我是听进去了的。

可是，我这边还在想着如何申请进入“家委会”，那边才建起没几天的班级群已经公布了“家委会”名单。一段时间的接触之后，我发现，“家委会”里有三分之二的成员与我那个朋友一样，是“全职太太”。翻开她们的朋友圈，可以看见她们平日烘焙、带孩子去艺术班学习、假期出国旅游的图片。所有图片中，孩子都占据着C位。

有了“家委会”，便常常可见这群家长活跃在班级事务当中。每个学期开学，他们带着自己的孩子帮班主任收学杂费和假期作业;老师在班级群的每一个倡议和决定，几位妈妈都率先点赞鼓掌，群里几乎没有不同意见;学校组织的研学活动，也是“家委会”成员率先报名。在学校里，“家委会”的孩子们也是紧密相交的好朋友。

“家委会”成员热情似火，其他家长也不输她们。每月一次的“家长小课堂”，爸爸妈妈们争先恐后，到这个时候，我才陡然发现班里的家长都各有“一把刷子”，有的是医生，能给孩子们上一堂生动的“生理课”，有的是泥塑师，现场就能展示一把……还有学校自己办的内刊，我的一个平日干销售的远亲在上面发表了数千字的“育儿心得”，一言一语竟很专业。

虽然不曾公布过每个學期期末考试的分数，但每个班级在期末成绩出炉后都会颁发一、二、三等“小奖状”，通常一等奖有2～3人，二等奖有3～4人，三等奖有5～6人，此外，还设有“进步奖”“单科优秀奖”等。一般来说，语、数、外三门功课加起来有280分，才可能触及“三等奖”。据说，在“某湖夜雨学校”这样的知名“公参民”小学，考试难度相对更大，从三年级上学期开始，单科“100分”便屈指可数，到了五年级上学期，单科“九十五分”也算优秀了。

陈嘉（化名）是我小时的玩伴，如今在四川德阳的一个县级市工作生活，我俩的女儿只差月份，同年入小学。艳子除了四年级下学期数学拿过一个“一百分”之外，再也没有任何“百分”记录，甚至从四年级下学期开始，“九十五分”都成了“奢侈品”。再看看陈嘉的女儿小妍，不是“九十九”就是“一百”。按说女儿成绩很好，陳嘉却整日忧虑不已。她告诉我，她们那里最好的中学会在六年级上学期开展公开的“选拔考试”，按照“四千取一百五十”的比例招收初中新生。虽说小妍现在的成绩面上看着光鲜，可她考得好，班里其他同学也考得好，就不知道临到六年级的“最后一锤买卖”究竟如何。小妍和艳子也很相熟。每每听见小妍考得好，艳子都不服气地嚷嚷：“她考得好，是因为她们考的题简单，要不把我做错的那道应用题给她做！”结果，这个孩子还真把那道题从微信发给了小妍。过了几天，小家伙得意扬扬地告诉我说，小妍讲这样的题她们压根儿没学过！

压力无处不在。从陈嘉那里的“四千取一百五十”到我们这里的“全年级前五十”。艳子所在的年级有5个班200多人，这意味着每个班的前十名才有希望“推优直升”。关于“全年级前五十”的界定，有说是六年级上学期一场考试定下来，也有说是参考各学期平均成绩。但家长们普遍觉得第二种情况更可能——是的，所有情况都得凭猜测，你去问上一届被“推优”的学生家长，他们总是含含糊糊语焉不详。这样一来，就得力争每个学期至少拿三等奖，才能得见希望的曙光，因为还有那么多不确定因素。从二年级下学期开始，便常常听见或者在朋友圈看见班里的某某同学，被父母送去“学而思”“三中英才”之类的培训班，学习奥数、英语等等，美术、音乐、舞蹈等艺术班也有许多孩子，但似乎这一类的培训已经变得“不打紧”——在2018年前后，国家出台规定，艺术等级证书不再列为升学加分项目。2019年某小学家长会，一位副校长向家长介绍说，本校有一个女孩子因为萨克斯吹得好，被“七龙珠”名校提前签约的事情，下面立时就有人悄悄补充，说关键是这个女孩子在全国奥数“杯赛”获了特等奖。

从二年级下学期开始，班级画风突变。之前那些妈妈们充满“家庭温馨”和“文艺范儿”的朋友圈，转眼就被一帧一帧“陪伴补习”和“花式奔波”所替代，散发出浓浓的焦虑感。

当我还在为艳子连续3个学期都拿了“三等奖”而喘口气时，四年级上学期，几个插班生突然来了，有小道消息说，他们是学校特意从其他普通公立小学“挖”来的。在四年级上学期的期末考试中，几个插班生一下子占据了一等奖、二等奖，原先在班里稳居一线的小姑娘，竟然被请到了“三等奖”的位次上，我的女儿更是直接跌出“三等奖”。

班级里，绝大多数家长再次感觉“前五十名”就像一个香喷喷的饼，可望不可即。“看来，是时候作其他准备了。”班里一个孩子的爷爷说，这个快七十岁的老人家很喜欢在接小孩的时候与我们聊天。他告诉我，他们家已经贷款买下某中学旁新建小区的商品房，房子自带“入学指标”，“运气好进‘某某夜雨中学’，差一点也能读这个学校。”

看到这个老人家为了小孩子什么都豁得出去的模样，旁边几个手拿校外培训机构广告牌的阿姨大姐便眯笑着靠他近了些。一个看上去四十出头的姐儿从臂上挎着的手袋里掏出一个塑料小扇子，正反面分别印着“奥数、语文、英语、逻辑思维”“一月见成效，期末不提分包赔”。姐儿讨好似的把扇子递给老人家，“天气热了，站在校门口辛苦，这把扇子送您扇扇风。”老人家接过扇子，一眼就看到扇面上那些醒目的字眼，那个姐儿马上道：“我们也不远，就在前面右拐，走四百米就到了，喏，那个某某花园。”“别看咱们没那些到处打广告的培训班有名气，但我们实在呀，老师都是‘七龙珠’名校的，课外出来辅导孩子。”一边说，一边又迅速掏出一沓资料塞给这个老人家。老人家点头：“改天上你那里看看。”看这个老爷子好说话，先前散在校门两侧的推销“培训补课”的女人们一拥而上，争相给他发资料、作介绍。我有些害怕这样的阵势，便下意识退到一边。有姐儿回过头问我，你要不要拿个资料瞧瞧？我摇头。并非拒绝小孩补习，只是我不大习惯这样扑上来的架势。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与一位“七龙珠”名校的在职老师一块儿吃饭，我好奇地问到他的同事在外面兼职培训班的情况，他一听，一脸愤愤：“是不是某某培训机构鼓吹的？胡说八道，我们学校的任课老师根本不允许在外兼职，查到就会被立马开除！”他还举了个例子，上个月有个数学老师在外面上课被发现，不到一周处理结果就出来了——挣点小钱除脱编制划不来的。

我还记得，被拉进班级群的家长们，首先接到班主任的提示是，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某某妈妈”或者“某某爸爸”。在班级里，“某某”是孩子、是重点，爸爸妈妈可以视作孩子的一部分，所以直接以“某某妈妈”或者“某某爸爸”称呼，至于家长具体叫什么名字不重要。入了学，曾经用于校方考核的家长职业便就此模糊化了——一切必须围绕孩子，家长是孩子的代言人。

哪些孩子忘带了作业本，哪些孩子没有修改错题，哪些孩子最近进步大，老师直接在群里@“某某妈妈”“某某爸爸”。当然，在班级群里，“某某妈妈”占大多数。除了“某某妈妈”“某某爸爸”，还有“某某爷爷”“某某奶奶”“某某外公”“ 某某外婆”——有的父母因为常年在外，孩子几乎全由老人照看。有的孩子来自较远的区县，寄住在亲戚家，所以群里也有“某某姨妈”。

艳子出生在七月份，上小学时刚满六岁。孩子太小自律性就比较差，上课小动作多，理解能力不如大一点的同学。找到老师，总是听见客气的安慰：“艳子妈妈，不要着急，孩子才刚上小学，未来的路还长，不要给她太多压力！”小学一年级的上学期，艳子班里有不少得“双百分”的同学。艳子语文九十七，数学才八十分出头。除了替孩子的成绩捏把汗，还担心别人问起——家长之间最常攀比的便是孩子的考试成绩呀！

很快，就有人主动打电话来询问我女儿的期末考试成绩。她是鲜鲜妈妈。

我没有主动说出女儿的成绩，反过来问她，“鲜鲜考得好吧？”“还不错，语文和英语都是满分，数学因为粗心被扣了1分，下学期准备去少年宫再读个奥数。”虽然尽力让语气听起来平和，可家长身上带着的骄傲，依然如想要突破口袋的麦芒，千方百计露出头来。“那恭喜你啦，孩子很优秀。我家艳子还得努力，赶鲜鲜差一些。”我说。接着，是鲜鲜妈妈的客套，什么“孩子外公多厉害，教过那么多年初中数学，都不用到外头上补习班了”，“孩子年纪小，看不出来的”，如此云云。

搁下电话，母亲数落我说：“你跟那个鲜鲜妈说那么多干啥？直接跟她讲，咱家孩子语数外‘三百分’就行了，说那么多，落得别人得意！”母亲的一个好朋友特意告诉过她，如今每个学期的考试成绩都得保密，特别是后面的四、五、六年级，那些等着“掐尖”的好初中会偷偷拿小学生们的成绩单。还有啦，保密的前提下，“做工作”才有余地。好朋友还传授了母亲一个“家长圈”通用的办法：如果有人询问，你不要急于回答，而是先设法套出对方小孩的期末考试分数，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每科加个1～2分作为自家小孩的“分数”，平静地报给对方。要么，让主动来问分数的人相信这个分数从而“受打击”，要么让对方感觉碰了一颗“软钉子”。

我已经很久没有跟鲜鲜妈妈联系了，对于她的突然来电颇为吃惊。但略想想就明白了，小学一年级的第一次重要考试，如同我在《舌尖上的中国》看见大厨汇聚各种调料运用各式技法泡了一缸“特色咸鸭蛋”，第一次取出一颗煮熟，然后小心翼翼切开的情形。

上次见到鲜鲜妈妈，还是她风风火火地满少年宫追着舞蹈老师跑，为了让她学了几年舞蹈的女儿鲜鲜能进“高级班”——这个班次不仅优先“考级”，未来还有很多外出表演机会。那时，艺术级别证书在“小升初”中尚能发挥重要作用。

鲜鲜妈妈穿着一双有点发黄的运动鞋，跑上跑下的忙碌使她扎在脑后的马尾松垮下来。虽是秋季，额头和脖颈却都浸出了毛毛汗，几缕散落的碎发粘连其上，内衣塌陷的痕迹在白衬衫上清晰可见。内着粉色舞蹈服，外套一件价值五百多元的品牌小洋装的鲜鲜，被要求站在楼梯拐角等她。当时，我牵着艳子，想要问鲜鲜妈妈舞蹈初次考级的一些注意事项，她回答得匆匆，而且遮遮掩掩。艳子见着鲜鲜，忙不迭上去打招呼，但鲜鲜却冷冷的。此后，鲜鲜不再和艳子一块儿学舞蹈，她们去了楼上，上下课时间也不一样，所以就再没碰面。

鲜鲜比艳子早学两年舞蹈，因为5岁才從成都到重庆，这边的少年宫又不认成都考的级，所以就和艳子在一个舞蹈班。每次鲜鲜课前都早到20分钟，热身，复习上一节课教的内容。艳子性子有些惰，课前复习的下腰劈叉都要“水”一些，鲜鲜见状，便上前纠正艳子的动作，可艳子并不那么积极——在少年宫，我一股脑儿给她报了美术、舞蹈和书法，其中只有美术是她自己感兴趣的。一来二去，鲜鲜便与艳子疏离了。鲜鲜妈妈后来更是带着鲜鲜，跟着几个被老师器重的孩子一起玩。孩子在一起探讨动作，妈妈们凑在一块儿商量怎样让孩子手里握有更多“敲门砖”，将来顺利迈进“七龙珠”的大门。课程进行期间，几个妈妈随时随地都在忙碌：孩子学舞蹈，她们默记动作，甚至掏出记事本勾画;课间休息，她们马上奔向自家小孩，一边把事先削好的水果递给孩子，一边询问孩子的学习感觉;一下课，她们又忙着追上老师，毕恭毕敬表达自己诉求。

母亲觉得鲜鲜妈妈太现实，而且一门心思顾孩子，自个儿年纪轻轻竟然穿着打扮全然不讲究。但我觉得可以理解。一个普通的母亲，渴望着孩子替她争口气，替她证明：她此前所有的努力或者说抗争都是值得的。孩子好就行。

在我们这批75后80初出生的“厂二代”中，鲜鲜妈妈并不出众。和我一样，按部就班地在厂子弟校读小学读初中。子弟校的初中只有2个班，大约80多个学生，在1999年以前，每年大概一半的初中生能考上普通高中，其中又有十来个人能进“省重点”;另外一半，除了少数几个填报中专校，其余的都去了技校。鲜鲜妈妈去的技校，毕业后和自己父母一样，留在厂里工作。但那个时候厂子的效益已经大不如前。鲜鲜妈妈又努力考了一个继续教育的大专文凭，之后辗转到重庆的一家大型军工企业工作，生活境遇不断改善。鲜鲜爸爸与她同在这个企业里。因为他们的工作性质需要经常出差，所以决定把出生刚刚6个月的鲜鲜放到外公外婆家，准备让孩子读小学前再回重庆。夫妻俩平时半个月到成都探望女儿一次。

鲜鲜属于过敏体质，容易生病。一入冬，小女孩由外婆带着出门，包得像个粽子，帽子围巾衣服口罩全副武装。饶是如此，鲜鲜依然是儿童医院的常客。鲜鲜3岁时，鉴于她的身体情况，外公外婆决定让她暂时不进幼儿园。但不进幼儿园不代表不开始“早教”，身为退休工程师的外公，以及在子弟校教过书的外婆执起了教鞭。外公教算术和英语，外婆教识字读书。在街心花园玩耍的一众学龄前小朋友里，不到4岁的鲜鲜会100以内的加减法，认识两百个汉字，还能用英语招呼人，很是出众。为了强身健体同时养好仪态，外婆带着3岁的鲜鲜在社区的舞蹈教室学习中国舞。孩子一天天长大，与异地而处的父母越来越生疏。鲜鲜妈妈发现，鲜鲜不仅不喜欢搭理自己和丈夫，就连他们周五匆匆赶来、周日满怀不舍地离开，鲜鲜也没有任何表示。虽然点点滴滴的变化，都被鲜鲜妈妈敏锐捕捉，但由于特殊的工作性质，使得她不能立时把女儿带回身边。直到鲜鲜5岁，马上面临读小学，鲜鲜妈妈才狠下心辞职换了一个时间宽裕又轻松，同时“存在感”和收入都比较低的工作。接着，赶紧托人给鲜鲜联系了一个入口宽松的民办幼儿园，花钱直接插进“学前班”。

贴身带了几年，外公外婆跟外孙女已经心连心了，谁也离不开谁。一辈子不曾离开成都的外公外婆决定跟随女儿女婿一同到重庆，帮着照看外孙女。三代同堂，看似美好，大家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矛盾问题不断冒出。鲜鲜外公对“学前班”满腹质疑，感觉老师“讲得太浅，表达能力太差”，远远不如自己在家教小孩，“况且小孩子坐得密密麻麻，容易传染感冒”，“午饭鲜鲜什么也没吃，都饿瘦了”，对于女儿想要给外孙女报某机构“幼升小”衔接班的想法，更是跳着脚反对，“完全就是把钱甩进水里”。家里战火连连，几乎都与小孩相关。外公外婆有一个论调：“鲜鲜这么优秀，都是咱两个老的培养出来的，哪天要是离了我们，你们肯定没辙。”一天，因为一件家庭琐事，鲜鲜外婆动手打了女婿一巴掌，然后收拾行李和老伴一起回了成都。临行前，她冲着一言不发的女儿说：“我不管了，看你们以后怎么办！”

“放心，我是鲜鲜妈妈，一定会把鲜鲜培养得比以前更好！”鲜鲜妈妈冷着脸回答。

鲜鲜妈妈全面接管鲜鲜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卸下鲜鲜身上的重重防护——别的孩子在一个季节里怎么穿戴，鲜鲜跟他们一样。许是孩子大了抵抗能力强了，身上衣服少了薄了倒也没怎么害病。第二件事，把锻炼跟上去。她带着鲜鲜每天早上6点半就起来晨跑。刚开始孩子不适应，赖在被窝里不起来，她就硬把小女孩连哄带拽地扯出来，三下五除二套上专门买来的运动服，拖着出门。一路上，不管孩子怎么哭叫，鲜鲜妈妈一点也不心软。除了晨跑，还有游泳、跳绳。

“体育顶重要的，莫说‘小升初’，就是中考，体育都要占个五十分的！”鲜鲜妈妈说过。

鲜鲜妈妈的诸多信息，来源于“妈妈群”。在鲜鲜入读的学前班里，有不少“负责任”的“孩子妈妈”，她们自觉自愿组团成群，分享各种“幼升小”“小升初”的关键信息。有人会说，你孩子连小学还没上呢，居然就在操心六七年以后的事情。但在这些妈妈那里，“幼升小”“小升初”有密切联系。比如，你上了某个小学，那个小学对口某个初中，或者说某些初中有指标分到这个小学，再或者说这个小学有资格参加某重点公立初中摇号。你看看，这不是环环相扣了吗？按户籍，鲜鲜只能读小区背后的一个普通小学，但是在“妈妈群”里，鲜鲜妈妈得到几个“公参民”知名小学相关人员的联系方式。之后，她以一个“金牌推销员”的劲头，各种见面吃饭约谈，最终让鲜鲜进了一个“‘小升初’资源好到爆”的“公参民”知名小学。

鲜鲜妈妈做的第三件事，是给孩子报各种“班”，尤其是在鲜鲜读小学以后。那位深夜发短信好意提醒我的邻居，她家孩子当年“小升初”的时候，除了选拔考试成绩优秀，那一沓与舞蹈、音乐、书法等相关的等级证书、获奖证书，据说让见惯各种尖子生的“某某夜雨中学”的老师们惊叹不已，马上把她纳入最顶尖的班次。一、二年级，鲜鲜学的东西以艺术类为主，有舞蹈、声乐、美术、主持、围棋，外加不可或缺的奥数。除了周一、周三、周五晚上要学东西，周六周日上午下午也都排得满满当当。因为鲜鲜爸爸时常出差，所以负责接送的都是时间充裕的鲜鲜妈妈。平日，她每天下午四点接孩子，紧接着张罗晚饭，保证女儿傍晚六点吃完晚饭，然后开车送女儿读艺术班。二年级期末，鲜鲜手上已经有三个“本子”。从三年级开始，鲜鲜“校外培训”的重点变成了数学、英语和写作，但舞蹈、声乐、美术还在继续“升级”的过程中。

与时不时反抗的邻居孩子小茜相比，鲜鲜似乎对于这些额外的学习很主动。在班上，鲜鲜还是班长。到了小学二年级，学习依旧不温不火的艳子，似乎已经忘了她有过鲜鲜这样一个童年玩伴。

母亲在成都偶尔会碰到鲜鲜外婆，她说鲜鲜已经有一年多没回過成都了，言语之间对女儿女婿颇有埋怨，但鲜鲜外婆有一句话一直挂在嘴上：“鲜鲜妈妈硬是把鲜鲜带出来了。”

2021年5月。下午4点半，某小学门口等待孩子放学的家长们

“那是，当父母的辛苦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孩子出人头地呀！父母可以不必在乎自己是否拥有姓名，但孩子未来在社会上必须拥有自己的姓名！”我的四川朋友小琴说。

当初，小琴夫妻俩为了孩子读书执意在南充市里买房，遭到了家人激烈反对。小琴的母亲大声质问小琴：“到哪里读书不是读书，留在县里读书，用功点，将来一样上大学。你干吗非得把家底都抬起来又借那么多债，费劲去那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买房读书！”小琴反问母亲：“县里一样考大学，县里有多少人考上大学？有没有考上北大清华的？我在县里读书，后来我考上大学了吗？我那几个考上师范大学的同学，他们有再回县里教书吗？”母亲被这一串发问给镇住了，说不出话来。

小琴在县里读中学的时候，非常勤奋，却依然三次高考落榜，最终与同样在县里读书没考上大学的丈夫一起，做起了网吧生意。小琴年级里成绩最好的几个同学考上了师范大学，等到暑假再碰到一起，有个同学告诉她，大学里的公共英语老师说他的口语充满“乡土味”，纠正起来很困难。等到大学毕业，那几个同学有的留在成都教小学，有的去了南充教中学。小琴自己也看见，高考张榜，县城最好的中学挂出的横幅是“庆祝我校*位同学考入本科”，南充市最好的中学挂出的横幅是“庆祝我校*位同学考入‘985’‘ 211’名校”或者“庆祝我校某某、某某等*位同学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录取！”差距太明显。

“我当时就认定，师资分配不平衡，只有大城市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好师资好学校。”最终，小琴夫妻在南充市里买了一套七十多平米的房子，给孩子上了南充户口，孩子从小学开始在南充读书。为了照顾孩子，小琴搬到了南充，网吧生意全部由丈夫一个人打理，一家人常年分居两地，生活开销也比过去大了不少。

“能够让我有勇气抗击生活压力的武器，就是孩子得了满分的试卷。家长会上，班主任一句‘洪强妈妈做得很好，家长就应该像她一样’，我就如打了鸡血一般兴奋。”小琴说。

“你千万不要在我面前叫苦，说你们念私立小学学费高开销大，我来给你算笔账，我们这些在县份上读公立小学的同样花费大。”陈嘉说。

小妍读的是公立小学，每个学期只交一点学杂费。但小妍和班里绝大多数同学一样，要上补习班。小妍的补习内容包括语文数学英语三门主科，补习每天下午课后进行。这样下来，每一科一学期收费将近5000元，三门加起来将近15000元，甚至比重庆“公参民”小学一学期下来的学费加学杂费还要高。

陈嘉告诉我，小妍班里的同学都是这样拼。这座距省会成都只有五十公里不到的小城市，教育资源很有限，一般来说，到德阳或者成都读初中的机会少之又少。最现实的就是“小升初”直接考取当地的老牌“省重点”某某中学。可是这些年下来，考某某中学分明已成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之势了，大概是“从4000个小学毕业生里取150个”。我一直觉得“四千取一百五”的说法有些夸张了，但这个小城里“小升初”的竞争之激烈，由此可见一斑。

“别人的孩子都在补课都在拼，我是孩子妈妈，就有这个责任让自己的小孩不落后于别人，更不能让她重走父母的老路。”陈嘉说。当年，陈嘉丈夫阿黄初中毕业没能考上高中，家里给联系了一个“职高”，学汽修技术。之后，阿黄先是在别人的店里打工，有了经验又借钱自己开了一个汽车修理店。虽说收入不错，但确实吃的是一碗“辛苦饭”——为了节约成本只请了一个学徒，所有的活儿都得自己干，成天往车底下钻弄得浑身黑乎乎的，并且每个月只休息一天。与这个小城比比皆是“二胎”的情形不同，陈嘉夫妻坚持不生第二个孩子，把所有的精力财力都投到唯一的女儿身上。

“如果我们当年读的是‘普高’而不是‘职高’，如果考上了大学，那么今天我们的选择一定多得多。最起码，有把一个小店做大的智慧和能力，而不是只能一味窝着。”在一心要为女儿小妍人生负责的陈嘉头上，悬着一把利刃，让她不敢有丝毫懈怠，那就是如今初中毕业“普高”和“职高” “五五分流”的趋势。“小升初”决定了你的孩子能读什么样的初中，而初中的教学质量又将是未来“五五分流”的关键因素。

“如果孩子小学时，做家长的没有尽心，等到孩子到了一个学风很差的初中才悔悟，已经来不及了。在那样的学校里，即使孩子愿意好好学，周围的环境都不会允许。”

正如陈嘉所忧虑的那样，近年来，除了初中毕业呈现出的“五五分流”趋势外，各种复读的通道也越来越狭窄。

2020年4月，贵州省下发通知严禁公办普通高中招收复读生。与此同時，四川省下发通知，要求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不得举办复读班。而早在2019年，云南省就已经要求普通高中一律不得招收借读生、择校生，公办普通高中不得招收复读生。到了2021年6月，重庆市也正式禁止公办普通高中招收复读生。短短几年时间，云贵川渝整个西南板块统一战线，波及面很是广泛。据统计，仅2021年，四川省高考报名人数约70万人，贵州省约有46.67万人，云南省约有35.8万人，重庆市约有28.95万人，加起来181.42万人，占全国1078万高考大军的16.8%。复读通道收紧，也不限于西南地区，种种迹象表明，未来全国都将会是这样的态势。

如果说复读生不能到公立高中，那么私立学校和培训机构的“门票费”，对沿海发达地区来说不算是大问题，但对西南地区的一些家庭来说，还是颇有压力。处处崇山峻岭的大西南，曾是中国深度贫困地区最集中的地方，总体来看这里的城镇化水平较低，寒门子弟的比例相对较高，“鱼跃龙门”的代价也更大。虽然复读的大门没有被完全“焊死”，但如此一来，一些人就此打消回炉再造的念头。

不仅高中复读的通道在收缩，这几年，初中复读路也越来越窄了。

——2017年，辽宁省葫芦岛市规定，往届生报考普通高中在其总分减去30分后录取。

——2018年，山西省运城市要求，普通高中招收往届生时要在应届生录取分数线上提高20分。

——2019年，江西省萍乡市规定，往届生参加重点高中录取时总分减少15分投档。

——2019年，陕西宝鸡教育局出台文件，禁止初中毕业生复读中考。这个禁令不单单针对公办学校，还包括了所有的民办初中、普通高中、校外培训机构，可谓一网打尽。

根据清华大学“中国大学生学习与发展追踪研究”的研究，2011-2018年，全国本科大学里“第一代大学生”（特指父母没有读过大学的学生）一直保持70%以上的占比。与此同时，与“非第一代大学生”相比，更多的“第一代大学生”参加过多次高考（即复读），占比达到19.91%。据统计，五个“第一代大学生”，就有一个是复读生。虽然也有专业机构在计算后辟谣说，目前中国“第一代大学生”复读率只有18%，但这个比例也并不低。

复读越来越难，这确实是一个值得家长们关注的大信号。

“我能够理解，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初衷，我们确实需要大量的产业工人。但站在家长的角度，肯定还是希望孩子站上更高的平台有更好的发展。”我在一次采访中认识的一位李姓地矿专家说。我叫他李老师。

李老师是一位年轻的科技骨干，他的儿子只有2岁半。和许多父母一样，他已经在着手规划儿子小学和初中的问题了。在他看来，无论小学“对口”初中，还是户籍住房常住地一致的“三对口”划片入读、摇号，都有一定的弊端，“这样一来，优秀的孩子可能被分到很差的学校，未来被动失去升学机会。是的，如果孩子确实能力只够读这样的学校，我作为家长无话可说，但是按政策强行如此，的确心有不甘。”假如沿袭前几年那样“择校考试”，李老师则表示，“这样的话，家长和孩子压力又非常大，升学内卷也越来越严重。”

李老师给孩子的提前规划，同样来自初中毕业分流的不确定。初中的重要性，李老师有过切身体会。李老师是重庆某大型国企的家属子弟，从小学到初中都读的是企业办的“子弟校”。他就读的“子弟校”学习风气不好，认真学习的小孩反而会被其他贪玩孩子嘲笑或欺负。李老师也不例外，他甚至被同学抢走过身上仅剩的一毛钱。少年时代，因为父母调去外地，他一直跟着姑父姑母。姑母对侄儿管教十分严格，每天放学回家，除了看半个小时新闻，剩下的时间都得学习。正是姑母的严格管教，才使这个男孩子始终坚持认真学习。

“初中毕业，我成了班里少数几个考上普高的学生。其他同学都读职高或技校，继而留在厂里当工人。”

焦虑无处不在。

我前一分钟沉浸在老朋友分离二十年再相聚的欢乐中，那是“我”;后一分钟，听到老朋友问起孩子的学习状况，立刻掉回“小升初”的坑子里，忧愁便上了脸，那是“艳子妈妈”。

就如自己怀孕，便觉得到处可见“大肚子”。在路边的小饭店吃饭，我甚至能听到跑堂大姐摆起如今小孩 “升学难”的“龙门阵”。

我熟识的一位四川大学出版社编辑告诉我，当年她的孩子“小升初”，她四处“跑学校”“找人”，那样的情形至今难忘，回想起来都倍感煎熬。她认为，“小升初”之所以能给家长造成如此的心理压力——这样的压力从某种程度讲，甚至超过中考和高考，那是因为，中考和高考考的是孩子自己的实力和运气，而“小升初”很大程度考的是家长，家长的经济实力，家长的人脉关系，家长的信息灵通程度，家长的战略决策……“小升初”的战斗过程，让家长有了一个清晰的自我认知，我，是“某某妈妈”或“某某爸爸”。

2020年夏天，我的朋友晓红兴奋地告诉我，她的女儿运气很棒，“小升初”摇号摇到了重庆七中——一所口碑不错的老牌公立重点中学。

“这几年，像我家小孩这样走运的不多。”晓红感叹，并提醒我，“我都是事到临头，才知道别人家的孩子都上了岸，我这里就剩下了摇号和统筹，幸亏运气爆棚。你还是要早点作准备，该趁早做的功课一样不要落下。”

确实，从这两年的情况看，摇号读公办名校毕竟是小概率事件，在绝大部分家长，包括我的认知里，“小升初”要读好学校，还得参加形形色色、花样百出的选拔考试。在 “民转公”大变革来临之前，在重庆，与“七龙珠”名校联办的“公参民”初中很多，其知名度和影响力甚嚣尘上，他们是各种“选拔考试”的“甲方”。与传统公办名校相比，这个与资本关联密切的“甲方”更加迫切地需要优质生源。如果说，家长和孩子是相对弱势的“乙方”，那么市场的需求必然使得联结甲方乙方的“中间商”应运而生，由此，与“掐尖”相关的一轮轮好戏不断上演。

实际上，从艳子读小学四年级开始，我就听说周围有优秀孩子在五年级上学期甚或四年级下学期被“公参民”名校早早“预订”，而且这些“被预订者”可以免除高昂学费。

他们是怎么被选上的？他们在哪里接受选拔考试的？他们从哪里得到选拔考试的通知？……这些问题像迷雾一般。

另一方面，“全年级前五十名”推优直升的希望仍在前方。与这个希望对应的是，从四年级下学期开始，功课越来越难。尤其是数学成为“拉分主力”，有孩子考到一百分，也有孩子只考七十分，之间相差三十分，纵使后者语文英语再优秀，也只赶得上几分。记忆中，我直到小学六年级还在用列算式的方法解应用题，而在艳子的班里，学方程用方程解题已经司空见惯——过去我们是在初中一年级才开始接触方程，接触那些艰涩的xy。也是从四年级下学期开始，大学本科毕业的我解不出艳子的数学题，做了十几年中学数学老师的父亲，必须拿起小学课本和大堆教辅材料，自己重新学一遍，一边学一边辅导艳子。他甚至买来一块小黑板，随时随地插空给艳子讲题。最常见的情形是，艳子满脸不情愿地吃早餐，我的父亲在一旁声情并茂地讲解“鸡兔同笼”之类。可是，艳子的数学成绩依然不稳定，期中考试95分，期末考试差1分才上90。这样下去，显然没什么胜算。

“还是要报补习班，学点奥数什么的，虽说现在国家不提倡奥数也在严格控制‘杯赛’，但学和不学还是不一样，好处多着呢。再说，去了说不准还能找到‘小升初’读名校的新机遇。”邻居热心地跟我说。

邻居的话很隐晦。后来的种种迹象表明，一些知名教育培训机构是有渠道沟通“公参民”初中“掐尖”的，他们从前来参加培训的孩子当中挑出部分表现拔尖的，秘密参加那些学校并不对外公开的遴选。

“这是公开的秘密呀。我的小孩进的是他们班老师介绍的培训班。培训班组织考试，小孩就跟某某初中签了约，那个时候他刚读五年级。”一个亲戚告诉我。他十多年前从乡下来重庆创业，如今事业小有成就，孩子的事情一直在家里被视作“头等大事”。

“你不去报培训班，那你肯定连学校考试选拔的信息都不掌握。”亲戚说，“你甚至可以这样理解，你送孩子去读培训班，就是花钱多买一条‘小升初’选拔通道。”

我被说得动心，也去四处打探合适的培训机构，但最终无果而归。其一，费用昂贵，一门奥数最低六千元一学期，而我们尚且碰不到“中产阶级”的线，读的“私立小学”本来每学期就有一万多元的支出，还有少年宫的费用，如果再加这一笔，有些吃不消;其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机构里只有进入A班的学生才有推荐机会。我设法从其他家长那里打听到，一般情况下，普通孩子进不了A班，因为这当中牵涉到一心“掐尖”的“甲方”。

虽然没去成专业培训班，但信息留在了打探的路上。从此，便常常有不同教育机构的陌生电话打进来，各种游说和洗脑，千方百计让你明白：不让孩子读校外培训班，就是毁掉孩子的美好前途，将来孩子长大懂事了也会怨恨你。

调查表明，仅在重庆就有数万课外培训机构从业者，他们大多都是本地院校的毕业生。在那些机构，上岗培训的第一课就是如何给家长打电话。话术常常如此：“之前是否给孩子报过辅导班？”从而打探出家长的支付能力和支付意愿。电话里语气必须亲切，显得他们非常关心孩子的学习成绩，这能迅速赢得家长的好感。打完家长电话，再尽可能加上微信，然后开始朋友圈运营和微信群经营。朋友圈里除了发宣传和推广，还会逐日推送自己的日常生活，快速在家长心中建立人格化印象。整个培训的核心环节是让家长掏钱。话术是统一和全面的，可以穷尽一切能遇到的状况，从价位到质量再到服务，无孔不入。

当然，机构里每个人都是被包装过的。二本应届毕业生被包装成211大学优秀毕业生兼教育机构资深从业者，也有人被包装成“七龙珠”名校老师。

热播剧《小舍得》生动演绎了“小升初”的诸多故事，但现实情况远比电视剧来得更复杂。

最终，我的父亲担负了艳子数学的所有补习任务，我给艳子在某个线上教育机构买了3门网课，同時，艳子还报名参加了学校自己办的语文数学课外兴趣班。除了舞蹈、美术仍在学习中。到了五年级，虽然只有星期天下午半天的时间可以休息玩耍，但艳子似乎没有什么怨言，因为她周围的同学都是这样忙碌，谁如果玩得多，反而奇怪。

2020年下半年，重庆“民转公”风潮迭起，众多知名“公参民”初中纷纷发出公开声明，宣布自己与校外培训机构并没有任何合作关系。

还记得，2020年春天过去，电梯间、公交车车身、手机APP……随处可见线上教育培训机构的广告，可谓铺天盖地。疫情期间，线下培训遭遇暂时的挫折，网课的作用却得到充分发挥，线上教育培训自此大肆扩张。家长们很焦虑，为“小升初” 焦虑，为中考焦虑，为高考焦虑，为孩子说不清的前途焦虑。资本在“小升初”的课外教育培训扎堆，同时观察着新的赛道——由“小升初”所带动的“幼小衔接”绝对值得关注，新兴的数理思维、少儿编程大行其道。

有调查指出，线上教育培训机构的身后，站着顶级PE、VC：红杉中国、老虎基金、软银集团等，投资轮次集中偏中后期，动辄10亿美元起跳。其中，最大方的投资者是腾讯，2020年它出手教育投资11次，在规模最大的10宗交易中，现身3次，代表性的有猿辅导、大米网校。它甚至亲自出品了“腾讯开心鼠英语”这样的项目。而作业帮的E+轮融资，最初启动时资金规划上限10亿美元，在新老股东的不断接洽中，最终募到16亿美元。

义务教育阶段的课外培训，俨然已经成了资本市场的一块“大蛋糕”。

与此同时，各种关于“阶层固化”“上升通道闭锁”的公号爆文屡屡出现，一次次让家里有孩子的人们惊惶不已，大家生怕自家小孩在教育赛道上一步落后、步步落后，最终沦为在工厂车间里“搬砖”的“蓝领”。2021年，我到广西百色下面的一个县城采风，在那个曾经的国家级贫困县里，职业教育为脱贫攻坚作出了重大贡献，当地的职高开设了颇具特色的马术专业，培养货真价实的马术师，毕业生特别受北上广还有香港澳门等大城市欢迎。一个建档贫困户的孩子曾告诉前来回访的校长：“如果按照现在的脱贫标准，那我一个人一月的收入，就能让一家人脱贫摘帽。”所以，我能够理解当下国家大力提倡职业教育的初衷，但要让更多的家长坦然接受孩子选择这条道路，尚需时日。不要说家长，甚至连孩子都抗拒，天然地觉得读职高就是“低人一等”。最近一年，艳子总是跟我说，“妈妈，我要认真学习，将来坚决不要上职高。”

也是在2020年春天过去，学校纷纷复课，小妍的课外负担更重了，培训班请了阿姨做晚餐，也就是说，除了下午课后开始的“补课”，吃过晚餐，晚上还得继续。当然，培训内容更多，费用也相应水涨船高。这时我才知道一个事实，这个课后培训班就是小妍的班主任老师开办的，她教语文，她的丈夫、另一所公立小学的数学老师则教奥数，一个不折不扣的“夫妻店”。

“有没有孩子不参加培训班呢？”我问陈嘉。

“基本没有吧，除了个别住得特别远的。因为老师在课堂上都讲得有点浅，要听得透，还得上培训班呀。再说，培训过后，小妍的成绩很有起色。”陈嘉回答。

“这就是明目张胆的课上不讲，课后再收高价补课，非常恶劣的违规行为！难道没有家长给上面反映吗？”

“这不是公开的秘密吗？咱这小城山高皇帝远，上头管不着，我们做家长的才不惹这些事呢！”

小妍与班里绝大多数同学一样，从五年级开始，在这个由班主任老师办起的近五十人的培训班里，光数学就要学“课堂数学”和“奥数”两种类型，当然各是各的收费。阿黄辛苦修车的收入，一半投到了这个培训班里。

“再拼上一年半载，小妍真要进了某某中学，我和阿黄就可以暂时缓口气了。”陈嘉说。

2021年初夏，重庆最新的“小升初”政策尘埃落定，“民转公”一一落实。四川省、湖南省等发布正式文件，将调减本省（市）内民办义务教育占比，民办初中、小学在校生人数占义务教育在校生总数的比例，将调减至5%以下，原则上不再审批新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

曾风行数年的“择校考试”按下暂停键，各种竞赛证书和考级证明不再作为“小升初”入学筹码。从现在开始到未来几年，“小升初”似乎只剩下“划片入读”和“摇号”两种形式。不同于以往，为了遏制恶性膨胀的“学区房”，“划片入读”指的是“多校划片”而非“单校划片”。类似的新政，也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推行着。

北京2021年“小升初”招生方案强调，要进一步加大多校划片力度，比如，自2019年1月1日起，在北京市海淀区新登记并取得房屋不动产权证书的住房用于申请入学的，将不再对应一所学校，实施多校划片。“这样一来，你辛辛苦苦花了近千万买下的房子，并非一定能读原先一直对口着的那个好初中，或许，会被划到隔两条街的一般学校。但是，如果真的这样，优质生源不再集中于某个学校，那么过去被认为差的学校慢慢也能改观。”我的北京朋友说。

上海则更显灵活，小学划片对口、居住地段对口、电脑派位是公办初中的主要入学方式，对于现存的“民办学校”，则全部实行电脑随机摇号录取。

在广州，某区的“小升初”变革引来许多热议。按照“学生居住地与学校距离原则上在5公里以内”的要求，该区对小升初电脑派位分组进行了适当调整，小学分组基本不变;中学每组在原有7所中学不变的基础上，另外增加5所学校供学生选择。于是，此番改革给人最大的感受是“远”，瞧瞧，原本“摇号”最远是到2.5公里远的某大附中，如今可能会“摇”到直线3公里的某某中学。似乎，读个初中要横跨整个区。公平均衡，代价是上学路程。

或许，没有绝对的公平。新政中，有的人利益受损，但公正却可以一步步到位。与新政同时释放的，还有家长与孩子的一部分压力。

地方新政出台，教育部终于介入，宣布对校外培训机构进行全部整顿，放言“将深化这些机构的治理工作，并将学生从校外教育机构解放出来”，同时放出一系列“大招”。2021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简称“双减”）。据说，此轮政策规范可谓监管力度最强、覆盖范围最广，教培行业几乎所有问题都在射程之内。《意见》明确规定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严禁资本化运作。各地不再审批新的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

“双减”重磅落地，在各种资本支撑下兴盛一时的课外教育培训机构迅速落幕，与此相关的各种讯息在2021年的夏天屡屡出现在各个平台：网曝“学而思”裁掉大量应届生;在线教育雪崩，藏在家长群里的“水军”消失了;校外培训“暑期班”首次遇冷……

有家长担心，国家出面整治校外培训机构，最终会使得有条件的家庭请“家教”，开展极其昂贵的“一对一”教育，贫富差距拉大教育差距，重蹈韩国十多年前的覆辙。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推广部分地方义务教育课后服务有关创新举措和典型经验的通知》在2021年的夏天也应时而至。通知中，教育部明确了推动课后服务全覆盖、保证课后服务时间、提高课后服务质量、强化课后服务保障等四点要求，明确规定“严禁以课后服务名义乱收费”。一切正在回归“义务教育”本源。

作为一个学生家长，我明白，新政之下，“小升初”亟须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但本源已经找到，问题终将一个个明朗并得以化解。關于2022年的初夏，我的女儿艳子究竟是在“摇”到的重点中学读书，还是随大流划片入读一个普通中学，一切尚未可知。但我知道的是，改变已经从源头上发生了，其他的好事情也会随之发生，希望就在前方，岸就在身旁。

作者简介

李燕燕，女，1979年10月生于四川成都。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代表作包括《无声之辩》《拯救睡眠》《天使PK魔鬼》《老大姐传》《社区现场》《我的声音，唤你回头》等。作品连年入选《中华文学选刊》《中国报告文学精选》《21世纪年度报告文学选》等。曾获第八、九届“重庆文学奖”，解放军原总后勤部第十三届“军事文学奖”，《北京文学》年度奖，《啄木鸟》年度奖，“书香重庆十大年度好书”等。作品入选“2020中国当代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等重要榜单。

责任编辑 张 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