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70年代后，由于贫富分化加剧、移民大量涌入以及文化内战的爆发，美国出现了政治极化的格局。2020年美国大选呈现出的两个特点，即投票人口和投票率大幅上升、选票分布比较对称，证明其政治极化不但没有缓解，反而日益加深。对于美国民主社会主义的发展来说，政治极化有利有弊。一方面，政治极化促使美国民主党向“左”转，为民主社会主义融入民主党竞选纲领并从民主党内部发挥作用提供了机遇，“桑德斯现象”就是由此产生的;另一方面，政治极化引发了白人蓝领工人与少数族裔之间以及少数族裔内部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分裂了左翼阵营，使以伯尼·桑德斯为代表的进步左翼和以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为代表的激进左翼形成两种不同的竞选策略，从而削弱了美国民主社会主义的影响力。

【关键词】政治极化  民主社会主义  传统美国  现代美国

【中图分类号】D771.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06.003

进入21世纪后，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运动展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一方面，桑德斯以民主社会主义为旗帜，两度参加民主党内总统初选并赢得大量支持者;另一方面，桑德斯先后惜败于建制派对手希拉里和拜登，最终无缘总统大选。尽管美国民主社会主义的影响力在增强，但尚未成为美国民主党的指导思想，其影响力仍不及欧洲民主社会主义。政治极化是当前美国政治的典型特征，给美国民主社会主义的发展既带来机遇也带来挑战。以政治极化为考察背景，能更好地理解美国民主社会主义发展到当前阶段的阶段性特征。

美国的政治极化

所谓政治极化，是指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这两种对立意识形态成为影响精英和大众政治行为的主要因素。在美国，政治极化有着深刻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根源，且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持续加深。

首先，经济上的贫富分化加剧了人们在福利国家问题上的分歧。福利国家制度旨在削弱贫富差距、维护社会平等，对社会下层人群更有利。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总统为应对“大萧条”建立了美国版的福利国家制度，但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的贫富差距却持续扩大。对此，不同学者曾給出不同的解释。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认为，由于金融部门和非金融部门超级经理人的兴起，英语国家前1%人群收入的比重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不断增长，其中美国增长幅度最大，该收入在2010年占到美国国民总收入的近20%，高出英国和加拿大2倍、澳大利亚和新西兰3倍。[1]美国学者罗伯特·赖克认为，自由市场中的产权、垄断、合同、破产规则以及实施这些规则的方法更有利于资方，是美国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的根源所在。[2]塞尔维亚学者布兰科·米兰诺维奇认为，技能偏向型技术变革、全球化以及削减最高边际税率和资本税的政策，导致了美国的贫富分化。[3]目前，美国的基尼系数在诸多发达国家中是最高的，贫富差距的拉大使富人和穷人对福利国家制度的评价趋向两个极端。特朗普代表的正是对福利国家制度感到不满的人。2020年，在新著《资本与意识形态》中，皮凯蒂便用贫富差距来解释美国人意识形态上的极化：“国民收入不再自上而下流动，使中低收入者有了被抛弃的感觉，这点燃了英美两国的排外主义和身份政治之火。这些趋势发展到2016年，就导致了英国的脱欧和特朗普的当选。”[4]

其次，大量西裔（即来自讲西班牙语的拉美国家）和亚裔移民的涌入加剧了社会冲突。美国是由移民组成的国家，常受民族或种族问题困扰。由于二战期间各族裔都积极为国效力，因而战后美国政府在少数族裔和移民问题上基本持进步立场。然而，少数族裔的高出生率以及西裔、亚裔移民的大量涌入，使美国白人的人口比例明显降低。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报告显示，2017年，在美国出生的外国人口达到4400万，移民（其中墨西哥、中国和印度移民占前三位）已占美国总人口的13.6%，是1970年的3.7倍。[5]在此背景下，许多美国白人感觉在生活方式、教育、工作机会、社会福利、政治影响力等诸多方面受到了威胁。围绕少数族裔和移民问题，美国逐渐形成了左右对立的两个阵营，前者对移民持宽容态度，后者对移民持严厉态度。密歇根州立大学人口研究中心学者威廉姆·H·弗雷对这两种态度进行了分析：受过高等教育的上层白人更多持宽容态度，未受过高等教育的下层白人则更多持反对态度，对应到政党政治上，就是大部分民主党议员主张为移民获得公民身份提供途径，而许多共和党人则对此持反对态度。[6]

再次，新左翼群体威胁着美国的传统价值观。老左翼与新左翼的区别在于：前者主要关注文化议题，后者主要关注经济议题。20世纪60年代，美国新左翼运动兴起，打响了美国的文化内战。美国传统文化得以延续的组织基础是家庭、社区和教会，而女权运动、性少数群体运动则打破了传统的家庭结构，黑人民权运动颠覆了传统的社区格局，种族之间的不信任降低了美国的社会资本，同时在新左翼文化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信仰宗教，令宗教保守派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所以，美国在文化议题上也形成了两个对立的阵营。正如小尤金·约瑟夫·迪昂在《为什么美国人恨政治》中所说：“在1990年代早期，我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受政治中一种错误的两极化的压迫，在这种错误的两极化中，当整个国家试图前行的时候，自由派和保守派却兀自在同样的事情上争个不休。这种错误的根源，是1960年代爆发的文化内战。就如同美国内战在结束之后仍然主宰了美国政治生活几十年，1960年代文化内战的紧张和矛盾，在1991年还塑造着我们的政治——而且令人惊讶的是，今天仍然如此。我们仍然陷在1960年代不能自拔。”[7]

虽然几乎所有西方发达国家都经历过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变迁，但美国的政治极化之所以特别严重，还与其政治制度有关。美国的建国者为防止暴政而设计了复杂的权力制衡机制，并希望在关键时刻各权力分支之间能够达成共识。然而，当美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出现结构性裂痕时，这种制度不仅未能促成共识，反而加剧了已经存在的分裂。正如弗朗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所说：“美国的政治制度本应促进共识的形成，现在反而加剧了挑战。国会两极分化，令法案的通过变得异常困难。国会中最保守的民主党人，仍比最开明的共和党人更偏向自由派，这是现代史中的首次。以10%或更少选票当选的国会议员席位，在19世纪末仍有将近200名，后持续下降，至21世纪初仅剩50余名。此类席位往往是两党争夺的主要对象。两大政党在意识形态上变得更加物以类聚，审慎的辩论日益退化减少。这种分裂并非史无前例，但在过去，强势的总统总是能够驾驭此类分裂，而近来则未见强大能干的总统。”[8]0B9E69AB-222A-449B-9C51-517BA14BFEDF

经济、社会、文化领域中的裂痕，导致了“现代美国”和“传统美国”的对立：支持大政府、在文化议题上持自由立场的选民，代表着现代美国;反对大政府、在文化议题上持保守立场的选民，代表着传统美国。20世纪后半叶，“现代美国”和“传统美国”曾先后占据上风，那时总统大选的赢家往往是大幅度领先。据统计，总统大选胜出者的平均领先幅度在1952～1964年间是12.5%，在1968～1980年间是9.0%，在1984～1996年间是9.8%，而进入21世纪后，总统大选胜出者的领先幅度迅速变小，2000～2012年的平均领先率只有3.5%。[9]这表明美国的政治极化现象愈演愈烈。国内学者王浩将目前美国的政党格局界定为“对等极化”，认为这是四种政党格局中最坏的一种。“两党及其代表的政治联盟势均力敌且双方利益冲突较大，这是以力量和利益为标准划分的四种形态的政党政治格局中最为糟糕的组合和最为极端的形态。在这一形态下，不仅没有任何一支政治力量能够主导国内政策议程，而且双方立场相去甚远，很难达成共识与妥协，因而极易引发政治僵局和国内治理的低效甚至失效。”[10]

2020年美国大选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投票人口和投票率大幅上升。据统计，参加投票的总人数超过1.5亿，占应投票人口总数的66.3%，创120年来新高。自杰克逊总统开启大众民主时代以来，美国历史上有三个时期的投票率比较高，分别是奴隶制废除前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时期和20世纪六七十年代民权运动高涨时期。最近一波投票率上升的时间拐点出现在2008年，投票率为60.1%。[11]二是选票分布比较对称。美国选民共计投出158383403张选票，其中拜登获得81268924张，特朗普获得74216154张，两人获得选票数合计占总选票数的98.17%，美国自由党、绿党以及其他第三党获得的选票只占选票总数的1.83%。[12]可见，拜登虽然胜出，但其领先的幅度并不明显，领先不到5个百分点，这也是为什么特朗普迟迟不肯承认败选的原因。2020年美国大选再次证明，美国正处于对等极化的政治格局当中。

美国民主社会主义面临的机遇

政治极化促进了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选民基础的重组，为美国民主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机遇。

一方面，贫富分化及其造成的后果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使以平等为价值取向的民主社会主义受到越来越多的欢迎。首先是知识界的支持。例如，迈克尔·沃尔泽在《现阶段美国左翼的历史任务》一文中呼吁，希望美国左翼都能支持桑德斯的民主社会主义，[13]南茜·弗雷泽在《进步的新自由主义还是反动的民粹主义》中也持同样的立场，[14]莱恩·肯沃斯甚至为美国设计了走向北欧模式的方案。[15]这些左翼学者支持民主社会主义并不令人意外，但令人意外的是，民主社会主义还获得了很多曾拥护新自由主义的学者的支持。在1992年出版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中，福山认为英美的自由民主制度中新自由主义色彩浓厚，有别于欧洲大陆特别是北欧的社会民主主义：“当代的欧洲人倾向于牺牲一些自由来获得更多平等，美国人则恰好相反，原因在于他们的个人历史。然而，这些只是程度上的差异，而不是原则上的不同，比如我在某些问题方面更倾向于美国人而不是欧洲人的方式，但这更多是源于实际的观察和趣味，而不是个原则问题。”[16]尽管福山认为自由民主原则可以体现为不同的制度形式，但当时的他更支持新自由主义是显而易见的。然而，金融危机爆发后，福山的观点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先是在2011年的著作《政治秩序的起源》中把丹麦的福利国家制度称为榜样，后又在2018年10月接受英国《新政治家》杂志采访时明确表示，如果社会主义指的是政府干预财富分配的方案，那么“社会主义不仅能回归，而且应当回归”[17]。其次是各种社会组织的支持。反对英国政府的压制是当初美洲殖民地谋求独立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也成为美国人反对政府干预这一传统的根源，再加上共和党政府对社会主义的攻击和歪曲，所以在过去很长一个历史时期里，民主社会主义在美国的发展举步维艰。正如西蒙·马丁·李普塞特在2000年的著作《没有发生在这里：为什么社会主义在美国失败了》中所说，美国不仅没有马克思主义，甚至连民主社会主义都没有，[18]其主要依据就是美国缺少全民医保和普遍的儿童津贴，未像欧洲国家那样建立普惠性的福利制度。然而，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民众对民主社会主义的看法发生了很大变化。美国最大的民主社会主义组织“美国社会主义者”的会员数量近些年显著增长，至2018年9月已达5万人，其地方分支机构的数量由原来的40个增加到181个。[19]再次是广大年轻人的支持。据盖洛普的一项民调显示，当前美国有51%的年轻人对社会主义持积极看法;美国哈里斯民意调查公司的数据也显示，在美国“千禧一代”和“Z一代”（即1995年及其后出生者）受访者中，有49.2%的人希望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20]

另一方面，政治极化促使美国民主党在意识形态“光谱”上向“左”移动，这有利于民主社会主义力量融入其中并从内部发挥作用。美国的两党制由来已久，在这种政党格局下，包括社会主义政党在内的第三党很难崛起。维尔纳·桑巴特、理查德·霍夫斯达特和西蒙·马丁·李普塞特都曾强调过两党制对社会主义政党的抑制作用。[21]例如，桑巴特指出：“几大党有钱直接或间接地购买选票，有钱雇佣大批的工作人员，有钱为选举机器的其他部分提供资金来影响选民。它们还掌握了使它们的支持者受益并损害它们的反对者的各种各样的手段。由于这些原因，它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掌控它们的支持者，从而占据政治上的垄断地位。”[22]从历史上看，美国的民主社会主义力量通常不得不通过民主党来发挥作用。例如，20世纪30年代，美国社会党的民主社会主义纲领被民主党吸纳后，成为罗斯福新政的一部分，对美国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政治极化背景下美国民主党的“左转”，显然为民主社会主义发挥更大作用提供了契机，“桑德斯现象”就是由此产生的。桑德斯曾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加参议员竞选并取得胜利，2016年和2020年他加盟民主党，以民主党候选人的身份参加总统初选。借助民主党的平台，他的民主社会主义纲领产生了广泛影响，正如他所说：“在初选和预选中，我们在全国范围内获得了1300多万张选票，赢得了22个州的选举，在其中一些州还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在民主党党代会中，我们获得了1846位代表的支持，占总人数的46%。”[23]在2016和2020年民主党总统初选中，桑德斯是唯一一個对建制派候选人希拉里和拜登形成有力挑战的候选人。反过来看，桑德斯的加入也促使民主党进一步“左转”。为把以桑德斯为首的左翼力量整合进自己的选民基础，希拉里修改了自己的主张，使2016年民主党竞选纲领更加进步，例如，承诺15美元的最低时薪、扩大社会福利覆盖面、增加就业岗位、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拆分大银行、改革刑事司法制度等。受此影响，更多的民主党成员也都向“左”转，从而增强了民主党左翼的力量。在2018年中期选举中，桑德斯的竞选助手、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的科特兹当选为纽约州国会议员，黑人女性贾哈纳·海斯当选为康涅狄格州国会议员，另一位黑人女性阿亚娜·普莱斯利在马萨诸塞州当选为国会议员。值得注意的是，她们都是在战胜党内建制派对手的基础上获胜的，因此这次选举又被媒体称为民主党内自由派与建制派之间的较量。[24]从竞选过程和结果看，民主社会主义对民主党的影响也在加深。与2016年相比，2020年民主党候选人讨论的议题整体偏左，包括全民医保、免费教育、绿色新政等。[25]总之，美国民主党的“左转”已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有学者对比了美国民主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和英国工党的竞选宣言后认为，美国民主党与欧洲中左翼政党的意识形态立场已越来越接近。[26]0B9E69AB-222A-449B-9C51-517BA14BFEDF

美国民主社会主义面临的挑战

政治极化在为美国民主社会主义提供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主要体现在左翼阵营的分裂，这种分裂既发生在白人藍领工人与少数族裔之间，也发生在少数族裔内部。

白人蓝领工人曾是罗斯福新政的主要支持者。李普塞特在《政治人》一书中指出：“调查显示，1936年（此前未就此问题进行过研究）以来的美国选举，人们的职业或收入越往下层移动，投票支持民主党的比例上升幅度越大。1948年，几乎80%的工人投民主党的票，而英、法、德、意等国中左翼政党所得的支持，从未听说达到过如此高的比例。”[27]随着20世纪60年代文化战争的爆发以及少数族裔的大量涌入，美国白人蓝领工人感到已经习惯的生活方式受到了威胁，认为福利分配偏向于少数族裔，所以越来越倾向于为共和党投票。2016年，正是由于“铁锈地带”白人蓝领工人的支持，才把特朗普送进了白宫。有学者认为，若没有新冠肺炎疫情的话，这一局面有可能会在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中重现，因为“拜登在中西部三州的反转以及在南方两州的收获，所基于的优势本身及其相对于前三次大选胜出者的优势都较为微弱”[28]。左翼阵营中发生的另一分裂，是由于“西裔特朗普选民”的增多。“特朗普在西裔中的得票率为28%，比2012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还高了1%。大选结果显示，特朗普的‘反西裔立场和在西裔中的得票率之间不存在负相关关系。与特朗普在西裔中所获得的远高于预期的得票率相比，西裔对民主党的支持率呈下降之势，希拉里在西裔中的得票率为66%，比2012年奥巴马低5%。”[29]特朗普虽然输掉了2020年美国大选，但他在西裔选民中的得票率却增至32%，[30]比2016年大选还多出4个百分点。西裔选民支持特朗普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对非法移民不满，因为非法移民在治安、就业等方面都对西裔造成了明显冲击。根据盖洛普公司2012至2018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平均67%的西裔对非法移民感到忧虑或非常忧虑，比白人和非裔分别高出10%和12%。[31]

左翼阵营的分化引发了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内部的分化，导致形成两种不同观点和竞选策略。科特兹曾帮助桑德斯参加2016年总统竞选，她所举旗帜也是民主社会主义，但她的主张却有别于桑德斯。在经济议题、文化议题和生态议题上，科特兹都持极端自由的立场，被视为民主党内的激进左翼。具体而言，她在经济上主张对富人征收70%的所得税，在文化上主张取消美国的移民和海关执法署，在生态议题上提出“绿色新政”，要求在10年内扭转气候变化并消除所有碳排放。明尼苏达州国会议员伊尔汗·奥马尔、威斯康星州国会议员马克·波肯、马萨诸塞州国会议员阿亚娜·普莱斯利、密歇根州国会议员拉希达·特莱布等人，都持与科特兹相似的立场。与科特兹相比，桑德斯在经济议题、文化议题和生态议题上则更加温和，被视为民主党内的进步左翼。他在经济上主张限制金钱的力量，将最低工资标准上调至每小时15美元;在文化上主张改革移民政策，目的是让非法移民能够获得美国的公民身份、保障移民的劳动权利和公民权利;在生态议题上主张使用绿色能源以应对气候变化。可见，桑德斯的目的是希望在平等权利的基础上实现不同族裔的融合，而非像科特兹那样支持多元文化主义，同时桑德斯主张逐步解决气候问题，而不是采取“激进的做法”。[32]除桑德斯外，纽约市长白思豪、俄勒冈州国会议员杰夫·默克利等人也属于进步左翼。

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特朗普之所以能够战胜希拉里，一个关键原因是他利用种族之间的矛盾赢得了“铁锈地带”白人蓝领工人的支持。“特朗普一直都利用恶毒的种族歧视、排外主义和反穆斯林的仇恨言论来争取和动员保守派白人选民投票，即所谓的‘先分裂后征服策略，吸引了许多共和党追随者争相效仿。”[33]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出口民调显示，在2016年大选中，特朗普获得了66%没有大学文凭的白人的选票。[34]在美国，判断一个人是否属于工人阶级的主要依据，就是看其是否受过高等教育。据此推算，美国约有36%的白人属于工人阶级。[35]面对这一情况，桑德斯和科特兹结合各自优势采取了不同的竞选策略。

桑德斯的竞选策略是重新赢回白人蓝领工人的支持。他试图团结包括白人蓝领工人在内的整个工人阶级，所以集中火力批评美国的少数富人，认为他们攫取了大量财富并通过控制政府进一步获利，令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变差。由于特朗普种族主义话语奏效的原因之一是把白人蓝领工人的怨气引向移民，让他们相信是移民抢夺了有限的工作机会和福利，从而撕裂了工人阶级。因此，桑德斯一方面需要改变白人蓝领工人的看法，让他们认识到是少数富人而非移民使自己的境况变差，工人和移民在反对富人方面存在着一致的利益。“美国今天已不是一人一票，一些富翁们投入数十亿美元购买选票。此后共和党配合富豪们阻挠民主进程，少数族裔、穷人、老年人、年轻人的投票权更加无法保证了。”[36]另一方面，他也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改善措施，如提高工人阶级的工资和福利等。因为民主社会主义的话语正好能够满足其竞选需求，所以他便在美国高举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帜。为了凸显自己的进步性，桑德斯提议不仅要向少数富豪征税，也要向中产阶级征税，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为全民医保筹集到足够的资金。但是，桑德斯也知道，要想在民主党总统初选中突围并战胜共和党，中产阶级的支持至关重要，所以他又解释说，全民医保会抵消中产阶级的税负，不会损害中产阶级的利益。

科特兹的竞选策略是进一步调动移民和少数族裔的支持。在美国，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并非白人蓝领工人，而是移民和少数族裔，因而他们比白人蓝领工人更渴望工作机会和社会福利。鉴于多元文化主义的主张可以把美国少数族裔上层和下层团结在一起，因此科特兹等人认为，在经济议题和文化议题上越“左”越能得到移民和少数族裔的支持。科特兹是在纽约州第14国会区当选为众议员的，而纽约州是美国移民最多的州之一，她在中期选举中就是利用这一竞选策略获得了成功。虽然科特兹没有宣布参加2020年民主党总统初选，但其他参选者借鉴了她的竞选策略。“胡利安·卡斯特罗等较年轻的总统候选人认为，‘阳光地带各州已经出现反特朗普、转向支持民主党的明显倾向，并且正呼唤出现一位能与其多元化的选民产生共鸣的候选人，特别是出身于少数族裔的民主党人。对于亚利桑那、佐治亚、佛罗里达甚至德克萨斯这些传统上偏向共和党的州，只要其少数族裔选民得到充分动员，在2020年变成‘蓝州并非不可能。”[37]0B9E69AB-222A-449B-9C51-517BA14BFEDF

上述两种观点和竞选策略的并存不利于左翼的团结。在2020年民主党总统初选过程中，两种竞选策略的制定者就曾互相指责。虽然政治极化为美国民主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但目前来看，它更有利于特朗普代表的右翼势力，因此如何将白人蓝领工人、“西裔特朗普选民”整合进左翼阵营，是美国民主社会主义面临的主要挑战。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世界社会主义格局变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发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8JJD710004;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高建明对本文有较大贡献）

注释

[1][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323～324页。

[2][美]罗伯特·赖克：《拯救资本主义》，曾鑫、熊跃根等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第6页。

[3][塞尔维亚]布兰科·米兰诺维奇：《全球不平等》，熊金武、刘宣佑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第93～96页。

[4]Thomas， P.， Capital and Ideology，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p. 33.

[5]Pew Research Center， "Immigration Share of U.S. Population Approaches Historic High"，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9/01/30/immigrant-share-in-u-s-nears-record-high-but-remains-below-that-of-many-other-countries/.

[6]李庆四、翟迈云：《特朗普时代美国“白人至上主义”的泛起》，《美国研究》，2019年第5期。

[7][美]小尤金·约瑟夫·迪昂：《为什么美国人恨政治》，赵晓力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年，第9页。

[8][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3～14页。

[9]Alan， I. A.， The Great Alignment： Race， Party Transformation， and the Rise of Donald Trump，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93.

[10]王浩：《当代美国的政党政治极化：动因、走向与影响》，《美国问题研究》，2020年第2期。

[11]The Washington Post， "2020 Turnout is the Highest in Over a Century"，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graphics/2020/elections/voter-turnout/.

[12][30]Wikipedia， "2020 United States Presidential Electio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2020_United_States_presidential_election.

[13]孔元主编：《新欧亚时代：危机与愿景》，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56页。

[14][德]海因里希·盖瑟尔伯格主编：《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孙柏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77页。

[15]Lane， K.， Social Democratic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16][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陈高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54页。

[17]"Socialism Ought to Come Back"， https：//www.newstatesman.com/culture/observations/2018/10/francis-fukuyama-interview-socialism-ought-come-back.

[18]Seymour， M. L. and Gary， M.， It Didn't Happen Here： Why Socialism Failed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W. W. Norton & Campany， 2000， p. 284.

[19]高建明：《美國民主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0年第4期。

[20]《美国年轻人走近“民主社会主义”》，http：//www.banyuetan.org/gj/detail/20190710/100020003313620156272261321369 6698_1.html。

[21]高建明、蒋锐：《“美国社会主义例外论”研究——从桑巴特到李普塞特》，《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5年第2期。

[22][德]W·桑巴特：《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赖海榕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61～62页。

[23][32][36][美]伯尼·桑德斯：《我们的革命》，钟舒婷译，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1、148、128页。0B9E69AB-222A-449B-9C51-517BA14BFEDF

[24]The Guardian， "Liberal Insurgents Battle Centrist Democrats as Midterms Loom"，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18/oct/30/democrats-midterms-divisions-progressives-centrists.

[25]"Democrats' 'Sudden' Hard-Left Turn Has Been Years in the Making"， https：//www.investors.com/politics/editorials/democrats-hard-left-turn; "The Democratic Party Is Making an Irreversible Left Turn"， https：//thehill.com/opinion/campaign/451819-the-democratic-party-is-making-an-irreversible-left-turn.

[26]Sahil， C.， "What Happened to America's Political Center of Gravity？"， 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19/06/26/opinion/sunday/republican-platform-far-right.html.

[27][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郭为桂、林娜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49页。

[28]刁大明：《2020年大选与美国政治的未来走向》，《美国研究》，2020年第4期。

[29][31]何晓跃：《“西裔特朗普选民”与美国2020年大选》，《国际展望》，2019年第6期。

[33][34][37]陈迹：《当代美国政治的“种族化”现象探析》，《美国研究》，2019年第4期。

[35]Justin， G.， The New Minority： White Working Class in an Age of Immigration and Inequal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7.

責 编/桂 琰0B9E69AB-222A-449B-9C51-517BA14BFE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