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工作重心从革命转为经济建设。党充分运用党报新闻评论这种新闻体裁，发挥旗帜作用，阐释党的经济主张。党报新闻评论的经济阐释功能主要通过“解决重大问题”、“提供财经新知”、“扫清阻碍因素”三个方面得以体现。党报新闻评论在发挥经济阐释功能时，传播了党的经济主张，建构了畅通的政治交往格局，强化了经济建设的意识形态诉求。

关键词：党报 新闻评论 经济阐释 媒介指针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进入人民民主的新阶段。新中国成立不久后，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社会重建的任务。1952年底，遭受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1953年，党正式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到1956年，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建立起来。一言以蔽之，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工作重心从革命转为经济建设。在这一背景下，党报的媒介言说议题有了新的转向。党充分运用党报新闻评论这种新闻体裁，发挥旗帜作用，阐释党的经济主张。

新中国成立近半年后，党着手“改进报纸工作”。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的胡乔木在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上提到：“报纸工作和我们的要求还有相当距离，所以我们要改进它”，具体的改进要从“联系实际”、“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着手。他对评论工作作出明确指示：“我们的报社要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政治中心，这样群众的意见和领导机关的意见才会集中到我们这里来。”“成为一个政治中心”颇能说明党对新闻媒介系统在新中国建设中的重视程度。就党报新闻评论工作而言，“所有这些评论当然都应该是郑重的和中肯的，而不要故意去评论。只要这样，我们的报纸就有了生气。它就是负责地每天告诉了人民群众：应该走向何处去，不应该走向何处去”。特别是在财政经济领域，大量新现象、新问题的出现，需要人们正确地加以认识和对待。面对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的局势，党报新闻评论在经济建设中提供了强大的言论支撑，对党的经济主张作了详实的阐释，扫清了认识误区和阻碍力量。

《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1950年5月1日）指出，全国各地的报纸要用“首要”的篇幅，对生产劳动的各种情况进行报道，而且报纸要对工作中可以解决困难的办法加以分析讨论。这份文件还对报纸的新闻工作者提出了“更高要求”——对社会科学的基本知识要做到知晓，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关情况、问题和相关政策要通晓。在此文件签署后，《人民日报》等新闻单位的经济评论质量有了较大提高，并形成了以“阐述、引导与评介”为核心的评论格局。具体而言，党报新闻评论在发挥经济阐释功能时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得以体现。

1.解决重大问题。《中共中央关于各级党委及政府负责同志应经常为报纸撰写社论或论文的指示》（1950年3月）颇能说明党报新闻评论所发挥的功效。党中央高度肯定了陈云、薄一波、李立三分别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社论。文件指出，《人民日报》刊发的三篇社论“解决了当前财政经济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并号召各级党委和政府各部门的负责同志要“经常亲自动手在报纸上写这种能够透彻解决问题的社论”。文件的最后更是表明，撰写新闻评论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在三篇社论中，最先发表的是李立三的《学会管理企业》。文章的立论十分清晰，在新形势下，想要增加工业生产，首先要做的就是把企业管好。“管”的方针是什么呢？那就是要把“官僚资本主义企业”改造成为“新民主主义企业”。作者运用对比论证的手法指出，国民党统治下企业的管理制度是混乱的、腐败的、不合理的，而现在要管好企业就必须让统一的、合理的、科学的制度去替代。全文这种新旧比对的内容比比皆是，作者亦提出了一些具体对策。第二篇是陈云撰写的《为什么要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作者着重论述了统一国家财政经济的重要性——集中国家的资金。文章指出，改进财政经济管理与此前的“分散經营”有着根本区别，直接目的是防止通货膨胀。第三篇是薄一波撰写的《税收在我们国家工作中的作用》。文章颇具政治动员的味道，旨在让大家认识到税收在国家经济各方面中的重要作用。文章特别强调，建立正确的税收制度是“一件异常重大的事情”。

虽然《中共中央关于各级党委及政府负责同志应经常为报纸撰写社论或论文的指示》的字数不多，但它深刻地反映出党在新中国成立后，十分重视党报新闻评论工作，特别是利用媒介系统指导经济系统，解决重大问题，使经济系统从旧社会中尽快转变出来。另外，党报新闻评论这种解决重大问题的功能还可以从其他评论文章中得到印证。

1956年9月1日，《人民日报》刊发社论《不要蛮干》。这是一篇极具“阐述与解释性”特质的媒介化言论。文章开门见山地质问，宝成铁路既然已经接轨一个多月，可为何又要从头“整治病害”？紧接着，评论援引了一封读者来信，作为事实性论据。读者对事实的阐述颇为详细，充分展现了社会言论的媒介化实现。如何实现主体间的交流，以表明党对社会主义建设中有关社会现象的看法？这篇社论借助读者的力量这个“点”，将党的主张这个“面”与社会的呼声相连，通过党报新闻评论的媒介化，实现“社会喉舌”的作用。文章指出：“类似这种明明不可能、却要蛮干的作风，在工业交通建设和工业生产中还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文章详实地分析了这种风气的错误所在，并将评论的立意提升到企业领导者的工作方法与群众工作积极性之间的关系这一层面。社论呼吁：“当有了正确的领导的时候，群众的这种积极性就可以得到最充分的发挥，获得更大的效果。否则，一味蛮干，逞一时之能，图一时之快，最后必然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给国家的建设事业带来不利的后果。”这篇新闻评论在一段时间内叫停了“蛮干之风”，着实解决了当时存在的重大社会问题。

2.提供财经新知。三篇社论，不仅对党的财政经济工作提供了详实指导，更提供了宝贵的财政经济知识。以《为什么要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为例，这篇近四千字的新闻评论对“改进财政经济的管理”自是有着基本的解释意义，但它还具有知识社会学意义上的作用。知识社会学的思想方式在于，人们只有弄清楚社会的“根源”，才能准确地理解有关的“思想方式”。陈云追根溯源指出战时（1937年—1949年）的财经工作为了适应当时解放区被分割的情况采取了“分散经营”的方式；新中国成立后财经工作中的“支出”陆续统一了，为此 “收入”这一块工作也要前进到统一管理这一步。紧接着，该文辩证地论述了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重要意义，即不统一的话会导致“金融物价大乱”。“新知”的提供颇具答疑解惑的作用。新闻若要具备知识的意涵，就应具备洞见、思想、观念，而且知识要能催生社会变化，变化的过程中还能出现新的群体意识。显然，这篇重磅评论绝非泛泛之谈，它所提供的“新知”具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从而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这也造就了它在新闻评论中的经典地位。

党报新闻评论提供财经新知这一功能的显现，更是为党报新闻评论指导具体的财政经济工作树立了样本。1953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元旦社论”向全国人民指出这一年的“三项伟大的任务”，其中就包括对“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论述；5月1日，《人民日报》的“五·一”社论指出了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经济建设战线的重要性，同时动员“一切能够动员的力量”投入到经济建设战线上去。以农业方面为例，党报要帮农民算“三笔账”：一是拥护党的总路线不会错；二是把粮食等卖给国家对国家和对自己有什么利益；三是参加互助合作有哪些利益。《帮农民算三笔账》的说服意图十分明确，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将“国家”、“农民”、“经济建设”这三个要素结合在一起，进而鼓动农民投入到经济建设之中。1961年1月14日至18日，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大兴调查之风。《人民日报》发表了许多“给人以启迪”的新闻评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从实际出发》、《一切经过试验》等评论助力财政经济工作按照“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运行，国民经济转入到调整了的轨道上来。

3.扫清阻碍因素。阻碍国民经济恢复与发展的一大因素是贪污腐败。毛泽东同志在了解有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情况后认为，解决干部贪污腐化问题相当迫切。1951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贪污行为作坚决斗争》。文章释放的信号十分清楚——贪污之人是“人民革命事业中的害虫”，因此要“彻底消灭一切贪污现象”。在“五反”运动中，党报新闻评论亦同违反党和国家法令的坏人坏事作斗争。

党报新闻评论还以武器般的批评方式提供“新知”，主要作用于“官僚主义习气”和“骄傲自满情绪”。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就是较为典型的一例。这篇评论对“贻害无穷的‘左’倾思想早有察觉，早就敲过警钟”。文章以事实性信息“对保守主义的斗争”为引子，引出斗争后的一个“值得我们严重注意的”新情况——急躁冒进。文章对各种急躁情绪与急于求成的做法，进行了批判并给出“药方”，希望大家能够运用辩证的方法审视问题，切勿把问题“看得太死，太绝对化”。评论的立意是十分清晰的，那就是通过中肯的批评，指出现实工作中的要害问题，以理服人。

党从创立伊始便十分注重利用印刷媒介的言说建构功能。新中国成立后，党极其看重新闻评论的“媒介指针”作用，“解决了当前财政经济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三篇社论的深层意义就在于此。党报的新闻评论工作就是要促使人民群众“听党的话，跟着党走”。“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的主动权在于“联”者，即党报，“这就内在决定了其必然是一种‘上’对‘下’的视眼和姿态”。值得注意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党报新闻评论实打实地用相对通俗的语言，阐明了经济领域中重要的新问题并给予破解之道，在经济建设中建构了颇有成效的话语权。

这些言论性的内容是实实在在地讲理，绝不是用一种命令式的话语样态，去告诉经济领域中的人该如何做。倘若一个政治系统要想运转得稳定且有序，那么该系统就不得不促使系统内的国民对重大政治问题保持“最起码的一致”。新中国成立后，党深知经济工作对国家稳定繁荣发展的重要性，所以作为党的喉舌的《人民日报》就极力避免那种口号动员式的言论。

总体而言，在这一重要的历史阶段，党报新闻评论为新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建设发展提供了指针，对党的执政意图和具体经济主张作了颇为鲜活的解释。1956年的新闻工作改革尝试将党报组织喉舌的功能进化为社会喉舌的功能。改版社论《致读者》指出，党报要成为“社会的言论机关”。“社会”二字的意义是非同凡响的。党报已不仅仅是“党—人民”的关系纽带，也成为“人民—人民”沟通的桥梁，党的意志要社会化实现，决不能停留在组织化的层面，党报新闻评论的经济阐释功能更是得到一种勾连性的升华。

诚然，在新旧社会转换之际，人们对某一事物的看法会存在不一致性。这时候，党报新闻评论就需要去提供能够使大家的思想认识趋于一致，并且是围绕中心工作展开的意见性新知。作为“中介”的新闻，特别是新闻评论，是勾连主体之间的中介。当言论性的内容发挥“提供新知”、“答疑释惑”的功效时，党的意志主张便有理有据地传递给人民群众，党报新闻评论建构了暢通的政治交往格局，自然也就有利于经济建设工作能够按照党的决定和部署顺利展开。

作者系广州体育学院体育传媒学院副教授

本文系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建强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关键要素与实践路径研究”（项目编号：TJXC21—0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卷（1950—1956）[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

[2]刘海贵.中国现当代新闻业务史导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3]人民日报.学会管理企业[N].人民日报，1950-02-06.

[4]人民日报.为什么要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N].人民日报，1950-03-10.

[5]人民日报.税收在我们国家工作中的作用[N].人民日报，1950-03-22.

[6]人民日报.不要蛮干[N].人民日报，1956-09-01.

[7][美]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知识社会学导论[M].李步楼，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8]刘涛.作为知识生产的新闻评论：知识话语呈现的公共修辞与框架再造[J].新闻大学，2016（06）.

[9]李舒，张寅.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党报新闻评论功能的嬗变与启示[J].出版发行研究，2021（09）.

[10]人民日报.迎接一九五三年的伟大任务[N].人民日报，1953-01-01.

[11]人民日报.更加勇敢而勤劳地建设我们的祖国——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和中国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N].人民日报，1953-05-01.

[12]人民日报.帮农民算三笔账[N].人民日报，1953-11-15.

[13]人民日报.大兴调查研究之风[N].人民日报，1961-01-29.

[14]人民日报.从实际出发[N].人民日报，1961-02-02.

[15]人民日报.一切经过试验[N].人民日报，1961-04-03.

[16]人民日报.向贪污行为作坚决斗争[N].人民日报，1951-11-23.

[17]人民日报.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N].人民日报，1956-06-20.

[18]张寅.中国共产党创立初期妇女解放思想的媒介表征、诠释与建构[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21（05）.

[19]黄旦.“耳目”与“喉舌”的历史性转换：中国百年新闻思想主潮论[D].上海：复旦大学，1998.

[20]张凤阳，等.政治哲学关键词[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21]人民日报.致读者[N].人民日报，1956-07-01.

[22]杨保军.论作为“中介”的新闻[J].中州学刊，2020（01）.

【编辑：杨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