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宗孝忱关于书法的观点与理学的书论观点一致，主张“书以载道”，认为书法能够吸收人的浮躁粗狂之气，使人变得文雅、沉稳、心静;主张利用书法中蕴含的“道”，培养学书者善良的品格及爱国主义情怀，提升学书者的自身修养。在这种观念的指引下，宗孝忱形成了“中正平和”的书风，用笔严谨、结体端正、章法冲和。文章拟探究宗孝忱书法中的理学因子，对当下的中小学书法教育亦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书以载道;平和中正;以理作书

【中图分类号】J29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6009（2022）37-0028-06

【作者简介】刘琰，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江苏南通，226000）美术学院讲师，韩国京畿大学书法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书法理论。

宗孝忱（1891-1979），字敬之，江苏如皋人。幼年随翰林沙元炳读书，喜爱古典文学。曾任如皋县立师范学校国文教师、国立东南大学教授、江苏省立法政大学教授，抗日战争时期在南通地区积极参加抗日活动。宗孝忱一生十分重视书法，他常对别人说：“国于天地必有其民族特异之点。我国书法，不独可著民族之文化，且可显扬民族之德性及智慧。大之关系国际观瞻，小之可觇个人学问修养。”由此可见其对书法的重视与造诣之深。有诗集《观鱼庐稿》《秦关鸿雪》《南溟杂稿》，书法著作《书潜溯源》《书法十二讲》《书法歌诀》等存世。

一、“书以载道”的书论观

宗孝忱先生是一位有着深厚学养的传统文人，对中国的传统经史之学十分留心，清代文坛的“桐城派”对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桐城派”作文讲求风骨，不尚浮华，结构严谨，着重义理;内容多是宣传儒家思想，尤其是程朱理学，具有“阐道翼教”的思想。桐城派的创始人方苞继承归有光的“唐宋派”古文传统，提出“义法”主张：“义”即“言有物”，“法”即“言有序”。言有物，指文章要有内容;言有序，指文章要有条理和形式技巧。宗孝忱对归有光（号震川）也是佩服之至，其在《观鱼庐稿》中写道：

孝忱自学为古文辞，即耆震川文，思读其全集，数岁不可得。一日过县城北市，于古物中见震川文二卷，残阙失次，而震川所自信，与所自信，与所信于人者俱在，每篇末有评语，墨跡烂然，意必乡先辈所选读者，亟够之归。虽大半旧所习，而好之弥笃，出必携之俱。越气年乃记其后曰：震川文不特明诸子所不逮，其沾溉清代三百年，即桐城诸老，攀莫不承其轨而上窥古之作者，乃至下县小邑枯槁之士，犹知好之。其道果何在与？盖文莫大于宗经，而泽之以史。震川一第，日浸淫于四子书文，夫四子书文，徒为口耳剽窃以取荣名者，无论矣。果其心圣人之心，言圣人之言，则其文必与之化。震川能化之也，进而为古文辞。宜其质纯而味甚永，至抑扬反覆。时为悲豪之态，则又得于太史公书。

明代归有光身处宋明理学发展兴盛的时代，程朱理学对他影响很大，他对于朱熹也十分推崇。他在《送王子敬之任建宁序》中写道：

余固慕游朱子之乡而未获者，忻忻然愿从之而不可得。因告之以凡为吏，取法于朱子足矣。间谒紫阳之祠，以瓣香为余默致其祝。俾先生有神，知数百载之后，亦有余之自信不惑者也。

归有光主张通过作文培养出忠君爱国的正气与道德观，再推广于他人和整个社会群体，来达到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这是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同时也是儒家文学观的根本特征。所以在归有光的文学观中，教化是文学的根本目的，如养气、修辞等都是进行教化的手段。而宗孝忱的文章中也有一种正人君子的正气，文章庄严持重，肃穆而有条理，说理透彻，义理、辞章、考据三者并重。宗孝忱对唐代韩愈所谓的“文起八代之衰”，文以载道，最为推崇。宗孝忱认为，文章必须有“载道”的功能，这在其描述书斋时有所论及：

斋之西为厅事，隔以供其南复有墙蔽之，东有圃，圃有竹，砍其大半，而杂植果树，辟圆门通焉。斋广二楹而面阳，庭称之。阶有桂树三株，亭亭如盖，余稍事补葺，使窗壁一新。置书满架，暇辄寝居其间。人世纷乱极矣，而一斋寂然，足以温吾之所习。序属于秋，时闻风摇竹树有声，而月明之夜，桂花皎洁，香满一室，振笔而心旷，临文而思逸，展卷而神智清，庶几有得于定之功乎。（见于《宗孝忱教授专集》。）

宗孝忱认为书斋美好的环境能够促进人学文写作，具有安定人心之功效。其继承儒家之道，认为文章的真正功用就是“载道”，非道不言，非理弗书。在书法的功用上，也主张弘扬书法“成人伦，助教化”的功能：

习书之功，可以收心，可以复性，可以澡雪神明，可以澄清思虑，可以酝酿气度，可以恢张意志，学之有裨于德教者，文学而外，未有过于书法者也。（见于《书法歌诀》。）

这是在说明书法具有修身养性的功效，这与程朱理学的书学理念是相同的，程颢说：

某写字时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学。（见于《性理汇通·字学》。）

这是在说，写字时的心理状态是“敬”，写字不是要取得多高的艺术成就，而是为了修身治学。朱熹继承了这种观念：

问：明道先生云，某写字时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学。意谓此正在勿忘勿助之间也。今作字匆匆则不复成字，是忘也;或作意令好，則愈不能好，是助也。以此知持敬者正勿忘勿助之间也。曰：若如此说，则只是要字好矣，非明道先生之意也。（见于《性理汇通·字学》。）

提问者从书法的角度来谈论“敬”的心态对于创作的影响，认为写字不能太匆忙而忘记法度，也不能太谨严而缩手缩脚，最好的状态是在随意与矜意之间。朱熹肯定这种“勿忘勿助”的态度，但也明确说程颢此论非意在书法，言下之意是以书法为例讲修身养性功夫。朱熹对“敬”的解释是：

敬是不放肆底意思，诚是不欺妄底意思。（见于《朱子语类》卷六。）

其所谓“敬”，又无其他玄妙奇特，止是教人每事习个专一而已，都无许多闲说话也。（见于《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八。）

“敬”是“不放肆”，所以写字时不能出现大的情感波动，那么字形、章法形式等就不会有矛盾和冲突的对比。照此观点，晚明徐渭等人极具个人风格特征的书法，是绝对入不了朱熹的法眼的。理学书家们强调“书品与人品”的观念，对书法赋予严格的道德规定，将书法的审美评价转化到伦理评价上来。朱熹说：

欧阳文忠公作字如其为人，外若优游，中实刚劲，惟观其深者得之。黄鲁直自谓人所莫及，自今观之，亦是有好处，但自家既是写得如此好，何不教他方正？须要得恁欹斜则甚。又他也非不知端楷为是，但自要如此写;亦非不知做人诚实端悫为是，但自要恁地放纵……今本朝入蔡忠惠以前，皆有典则。及至米、黄诸人出来便不肯恁地，要之这便是世态衰下，其为人亦然。（见于《晦庵论书》。）

朱熹将欧阳修、蔡襄与黄庭坚、米芾做比较，认为前者人品高尚故而字形方正有“典则”，后者书法则“欹斜”，所以人品就不“端悫”，“不把持爱放纵”。朱熹认为米黄是可以写出端正的字的，但是却以“欹斜”的风格为尚，是自己选择放纵的结果，这是“世态衰下”的表现。朱熹将书法风格的欹侧和人品不端正相对应，要求书法必须和做人的品性一样，讲究端正平和。宗孝忱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他在《书法歌诀》中写道：

张桓侯诸葛武侯颜平原岳忠武文文山史阁部，忠义节烈，先后彪炳，百世之后，于其书法见之。彼一二奸邪之辈，能书未必能传。

宗孝忱认为，张飞、诸葛亮、颜真卿、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人的书法能够流传，是因为这些人品格高尚，所以书法必定流传。而奸佞小人，品格低下，即使书法写得再好，也不會流传。这是一种以人品定书品的观点，是书法古典美学的一个基本层面，是儒家伦理价值观在书法中的体现。宗孝忱曾作《书道》诗：

艰难缔造自羲轩，遗产彰彰万化原。道贯天人涵蕴广，艺参礼乐智能尊。汉唐郅治威仪见，魏晋殊风跡象存。莫效邯郸忘故步，民彝国粹此灵魂。

一句“道贯天人涵蕴广，艺参礼乐智能尊”体现了书法所蕴含的无限内涵。所以创作主体也只有做到情操品格高拔超迈、冰清玉洁，形成高洁、宽阔的心胸，才能熔铸成神妙的作品。

二、“平和中正”的理学书风

朱熹认为，“理”涵盖并主宰天、地、人、物，是永恒的、超时空的形上本体，“理者，天之体”。“理”是宇宙的本原的属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书法也是“理”的衍生物，因此在作书时，强调“理”对于书法创作的驾驭。“以理作书”包含了道德约束的含义，强调书法中的“法”对“情”的约束作用。朱熹从天理的高度阐述约束性情的重要性：

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学者须要于此体认省察之。（见于《朱子语类》卷十三。）

朱熹认为除了为生存而产生的欲望外，其余过分的欲望应当节制甚至舍弃，这就包括追求文艺形式美的欲望。正如其评价苏轼、黄庭坚的字时所说：

字被苏、黄写坏了，近见蔡君谟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方是字。（见于《性理汇通·字学》。）

字有法度，写得像端正的人格一样，才能称作字。朱熹认为书法被苏轼和黄庭坚写坏了，二人的书法过于追求个性，端正平和的蔡襄书法才是真正的书法。蔡襄是以法度为准绳的书家。朱子认为苏、黄就是个性才情凌驾在法度之上，所以书法才会写坏。朱熹认为学书应以魏晋古法为准：

书学莫盛于唐，然人各以其所长自见，而汉、魏之楷法遂废。入本朝来，名胜相传，亦不过以唐人为法。至于黄、米，而倚倾侧媚狂怪怒张之势极矣。近岁朱鸿胪、喻工部者出，乃能超然远览，追迹元常于千载之上，斯已奇矣。（见于《晦庵论书》。）

朱熹主张以魏晋的古法为准，尚“意”的三位书家苏轼、黄庭坚、米芾都是“倚倾侧媚狂怪怒张之势极矣”。由此可见，“理学御情”强调书法创作时法度至上，以严肃敬畏的态度创作，不能有跌宕起伏的情感出现。在最适合抒情的草书上，宗孝忱的取法也是平和温润、端正平稳的一路，如《为天地立心》草书条幅（如图1），书写内容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理学奠基人之一北宋张载的名句，在继承儒家自强不息精神的基础上，提出知识分子要有济世救民的博大情怀。宗孝忱行草师法“二王”，他有一首赞美王羲之的诗：

右军像

曾奉羲之比素王，写经题扇亦寻常。枕中秘获童偏悟，腕底神来老不狂。笔冢犹存心血跡，墨池早蕴日星光。龙翔凤翥神威在，华夏文明照八荒。

他认为王羲之的书法很有神采，经过刻苦的练习，具有“龙翔凤翥”的韵味。再看宗孝忱这幅草书，“地”“生”“命”等字有明显王字的影子;用笔较为平稳，墨色变化不大，字形以端正为主，没有过多的欹侧变化，整体呈现出温文尔雅、不疾不徐、沉稳祥和的气息。正如清代王澍《论书剩语》中说：

余论草书须心气和平，敛入规矩，使一波一磔，无不坚正，乃为不失右军尺度。

理学的书法审美观强调的是：法度严谨，外在形式规范，主体情感波澜不惊。因此在进行书法创作时主体情感不能因为外事外物的变化而发生波动，要有意识地平息情感波动。这是“御”的意义所在，也是“以理作书”创作模式的最大特点。但这种观点也会导致创作较为保守，形式变化较少，整体均和平整，没有个性特征，体现不出矛盾冲突的美。而宗孝忱的草书风格正是这种“以理作书”理念的体现。

宗孝忱篆书书写主张：“从峄山碑入手……笔画清疏圆劲，间架匀整适当……再进临石鼓和钟鼎，取其润泽婉通以为调剂，作篆便不枯槁，而有变化。”例如《践仁义 保道德》对联（如下页图2），用笔圆润婉丽，线条瘦硬挺拔，结体上呈现的是对称、平稳、规矩的特征，同时又配以少许屈曲活跃的线条，从而避免整幅作品在整体结构纯守规矩的情况下容易造成的死板现象，如“仁”“保”“德”字，与《峄山碑》的风格十分贴近。宗孝忱对于篆书的写法，还有一首《篆书笔法歌》存世：

篆书笔法，逆起回收，两端皆圆，笔行如舟。横必水平，竖必绳直，距离相等，悬腕运力。无撇无捺，画圆必准。心手相应，笔画匀整，石鼓峄山，临摹正确，功力即深，神味斯卓。

“横必水平，竖必绳直，距离相等……画圆必准。”体现了宗孝忱书写篆书追求“平和中正”的特点。例如《维以 昔有》联（如图3），缩小小篆结体的长宽比例，将字的重心由上方转移到中间，使字形结构更趋向于正方;用笔以圆笔为主，线条瘦硬圆转，细如玉筋，自首至尾，一丝不苟，足见其功力。正如其所说：“对于笔画之匀称，尤不可偶尔疏忽。”“要笔画匀称、要平均运力。”用墨上变化不大，偶有枯笔出现，如“乐”字。

宗孝忱的草书和篆书都呈现出“平正中和”的面貌，字形方正，变化不大;用笔一丝不苟，法度严谨;章法也较为平淡整齐，体现了理学倡导的“以理作书”的观念;不提倡情感的肆意挥洒，将创作者的情感约束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倡导和谐平稳的艺术风格。

三、理学书法观对当代书法教育的意义

理学倡导书法要具有规范道德的功能性作用，包含了人正则书正的观念。书法的好坏，全在于人品的好坏，这是一种以书修心的观点，主张通过学习书法来警示自己，加强自己的修养。宗孝忱也持有同样的观点：

夫科学诚今日当务之急矣，富国强兵之图，不可缓也。利用厚生之事，不可废也。同仇敌忾策励中兴之大业，尤不可须臾忽也。虽然，事急势迫，欲偏传于人人，不可无启迪之器，其器维何，文字蕴于内，非书法不能宣于外，文字为载重行远之车，书法则示我周行之轨，是书法诚启迪之利器也。

宗孝忱认为，虽然富国强兵是以科学为重，但启发百姓的民族精神依然非常重要，而书法是启发民族精神的最好方式。颜真卿、岳飞、文天祥等人的作品能够流传是因为他们具有忠君爱国的情怀。当下党和国家尤其重视思政教育，在进行书法教学时，让学生了解爱国书法家的相关事例和情怀，无形之中会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感。同时传统书法与文学互相补充，学生学习书法的同时能够博学增智，提升文学修养，使思想更加深邃，养成高雅的心性。另外，书法线条的柔韧挺拔可以对应培养坚韧的品格，结体的整齐方正可以对应做人的正直端方，章法的和諧统一可以对应处事的面面俱到。将书法的本体要求与做人做事要求相结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当今社会发展迅速，有越来越多的外部诱惑会对学生产生影响。如何让学生保持纯净的心灵，抵抗外部的不良诱惑，是教育工作者应该考虑的。而宗孝忱的这种“习书启迪神识”的观念也许能提供一些启示。

理学书论主张追求“平和中正”的美，宗孝忱书法呈现的即是“平和中正”之美，作品中没有过多的情感波动。孙过庭说：“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这是一条经过实践证明的正确之道。中小学的书法教育主要以追求平正之美为主，这是因为平正的书法更容易上手，也更为实用，不但能够培养学生学习书法的积极性，更能够促进学生自制力的培养。学生通过长期接受平正美的熏陶，使心性平和，具有君子风度，养端庄浩然之气，摒弃浮华之风。

当下社会各种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捍卫极为重要。如何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保持对人格完美的追求，是当下书法教育者在书法教学中需要思考和努力探索的。我们可以从理学的书论中汲取智慧精华，从宗孝忱先生的书法观中借鉴有益因素，引导学生在传承经典的基础上，写出具有扎实功底的书法;以书载道，通过书法提升学识与修养，不断地充实和完善自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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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朱熹.朱子全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5]陶明君.中国书论辞典[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1.

本文系2019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立项课题“宗孝忱书法研究”（2019JSA1556）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