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姗姗 季婉婧 王金平

（1. 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武汉 430071；2. 中国科学院大学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系，北京 100049；3.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兰州 730000；4. 甘肃省地震局，兰州 730000）

智库作为现代社会从事战略研究和政策咨询的专业机构，是知识社会分工进一步精细化的产物，在进行科学决策、解决现实问题、增进国际合作、凝聚民众共识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关键的作用，是一种典型的战略研究型、知识密集型、决策服务型、人才聚集型机构。2015年出台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党和政府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支撑，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1]。

协同作为一种提高现代组织创新绩效的有效方式，有利于组织之间知识、技术和信息资源的共享和互补，已经成为智库有效应对党政部门决策咨询需求变化并实现供需匹配的必然选择[2]。目前我国大多数智库已经开始协同的实践探索，各类智库网络、智库联盟、智库联合体、智库协同创新中心先后涌现。知识是智库协同的关键创新要素，智库协同的基础在于知识协同，核心在于知识增值，目标在于知识创新，因此探究智库在知识协同实践过程中涉及的关键要素，明确要素之间的相互关联关系，从而构建智库的知识协同体系是一个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和实践价值的研究议题。

1 相关研究综述

1.1 知识协同理论相关研究

当前学术界对知识协同的内涵阐述还不统一，知识协同也尚未形成统一的思想体系。最早提出知识协同概念的是英国《知识管理杂志》（Journa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主编Karlenzig[3]，他给出的定义为：“知识协同是可以动态集结内部和外部系统、商业过程、技术和关系（社区、客户、伙伴、供应商），以达到最大化商业绩效的组织战略方法”。目前，大多数观点都认可知识协同是知识管理理论发展的最高阶段，知识管理的协同化发展就是知识协同[4]。知识协同是多个协同个体融合多项知识资源和协同能力参与知识活动过程，最终达到组织学习、应用与创造知识的整体效益大于各组成部分效应的总和，产生知识增值的协同效应[5]。知识协同具有目标上的“增值性”、过程上的“动态性”、知识流动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准确性”等特征。

在有关知识协同体系构建方面，国内外学界主要从以下3个方面展开研究。①知识协同要素。Lawrence[6]指出知识协同体系包括人与文化、过程与治理、技术3个基本要素。胡昌平等[7]认为协同知识管理包括目标协同、技术协同以及资源协同3个维度。②知识协同过程。吴绍波等[8]指出知识协同的一般过程是发现学习机会，进行知识共享、知识转移以及组织学习，最后运用所获取的知识进行知识创造。王聪颖等[9]指出集群环境下的知识协同是一个知识发现、创新、传播、观察、再发现的循环过程。③知识协同运行机制。张省[10]构建了包括知识协同机制宽度、深度与强度的三维框架，并分别对应知识链的知识需求、知识共享与联盟弹性3个变量要素。徐少同等[11]将知识协同机制总结为“宏观跨主体、中观跨业务单元和微观跨知识库”的结构体系，提出知识协同是在战略联盟、业务联动、知识联动的基础上进行利益链、业务链和知识链的协同，最终实现知识创新和业务创新。

1.2 智库知识协同相关研究

当前学界专门针对智库知识协同的研究较少，但在智库协同创新和智库知识管理两个方面已有一定的研究积累。①关于智库协同创新的研究可归纳为智库协同创新的建设内容、机制设计、实践案例以及绩效研究四方面。李瑞等[12]提出智库协同创新的知识资源整合与服务创新是智库未来竞争力的重要驱动力；李纲等[13]构建了面向决策的智库协同创新情报服务体系，并对该体系的涉及主体、平台建设、情报流程、知识创新模式等内容进行探讨；张海涛等[14]提出智库协同创新机制包括政府政策法律保障、沟通信任保障、人力资源保障、智库创新思想保障四方面；于今等[15]以京津冀智库产业区为例，指出智库协同创新服务模式要实现政策链、人才链、产业链、技术链和资金链的五链协同。②智库知识管理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智库知识管理能力、智库知识管理流程及智库知识管理系统三方面。我国学者侯经川[16]早在2004年就提出思想库是一种典型的知识型组织，并基于知识生产过程管理、知识成果管理、知识者管理和知识资源环境管理分析了国外思想库的知识管理活动；刘春艳等[17]认为知识管理是智库的基础能力和竞争力的核心，智库情报服务创新离不开知识管理的有效支持；申静等[18]将智库的知识服务流程归纳为课题立项、信息资料收集、数据挖掘与分析、知识产品生产与服务、研究成果发布与推广五个环节；郭瑞茹[19]认为在创新智库知识管理模式的过程中必须搭建开放式服务的系统框架，重视资源整合和技术创新；殷志华等[20]则指出智库知识管理系统由结构化的知识库体系、知识发布查询平台、政策解读平台三部分组成。

综上所述，当前有关智库的知识协同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研究基础，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视角对知识协同的概念与理论体系，以及面向智库这一特定主体的协同创新与知识管理实践问题进行了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但仍存在明显不足。以“智库知识协同”为研究主题的文献在数量和内容上相对较少，且多从单一维度、单一建设实践等局部视角探索总结，缺乏从全局的、系统的角度提出针对智库知识协同活动的顶层设计方案。此外，相关研究比较零散，尚没有揭示一般规律。因此，本研究在广泛阅读有关智库知识协同的文献资料、智库内部资料（规章制度、工作手册、研究报告）和相关的网络资料（官方网站资料、社会媒体报道）的基础上，与智库相关研究专家学者和智库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进行深度访谈，进一步厘清智库知识协同实践涉及的关键要素及关联关系，以此构建智库知识协同体系，为智库进行协同实践和知识创新提供有益参考。

2 智库知识协同的要素分析

综上对知识协同的理论分析，可以发现知识协同是知识管理中的主体、客体、环境等达到的一种在时间、空间上有效协同的状态[21]，是一种动态、双向的知识匹配和知识集聚过程，目的在于促进知识创新和追求整体协同效应的提升。本文结合对智库的实践探索，提出智库知识协同要素包含知识协同驱动力、知识协同主体、知识协同客体、知识协同环境、知识协同活动以及知识协同效应六方面。

2.1 知识协同驱动力

知识协同驱动力是各创新主体产生协同合作意愿、生成协同合作实践的动力源，智库协同关系的形成主要是基于利益关系、知识互补、信任关系、非正式关系等因素的影响。一是，对参与智库知识协同的各协同主体而言，最根本的驱动因素是合作伙伴之间相关互联、互为影响和互相制约的利益关系，智库协同关系的组建是基于共同的目标和利益而建立的合作关系，所以利益的协调分配是进行协同的关键。二是，知识在各协同主体间的分布不均形成知识势差，导致知识转移的产生，因而不同个体会从自身投资与产出比出发，通过考察对方的信息资源拥有量、技术创新能力以及面临的市场情况，一般偏向于选择能够进行知识互补并能从中获得新的知识的合作伙伴。三是，在跨组织的价值创造活动中，良好的信任关系具有简化、约束、协调、治理以及节约交易成本等功能。信任是维系智库主体之间合作关系的前提和纽带。只有各智库机构在强联结的基础上具备了协同意愿和信任感，才能在具体工作中推动协同关系的建立。四是，建立智库主体之间的协同关系，不仅仅需要业务的沟通、知识的共享，更涉及日常情感维系的交流，非正式关系是“建立一种可以依靠的、由感情维系的关系网”[22]。非正式关系来源于组织成员在工作中或工作之外时间的自愿合作与人际交往，基于非正式关系形成的协同具有共享的价值理念，更有利于隐性知识的交互。

2.2 知识协同主体

本文围绕利益相关者分析的基本方法，将智库知识协同主体划分为内部协同和外部协同两种模式[23]。智库内部协同的实现主要依赖于各部门之间创新要素的互动，主要表现在知识协同人员操作层、管理层与决策层之间的信息供给与需求反馈。首先在知识协同人员操作层面，由大量信息管理与情报收集人员组成，通过开展信息收集、整理、组织和存储等工作，建立相应的数据库、信息库、资源库、案例库以及专家库等；其次在知识协同人员管理层面，一般来说管理人员应具备复合性知识结构，具体包括学科专业领域知识、管理理论与实践经验、计算机信息操作能力等，管理者直接参与智库的管理与决策工作；最后在智库支持政府决策层面，这类人员一般长期从事战略分析和知识创新工作，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强烈的信息意识、熟练的情报分析能力和良好的沟通与协作能力，并将知识产品传递给高级决策者，发挥决策咨询的作用。智库外部协同主要取决于智库与其他相关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包括智库跨类型、跨区域、跨机构的协同[24]。智库在外部协同过程中的核心主体是政府部门，还包括企业、科研机构、媒体、公众等主体。据统计，目前国内约80%的社会信息资源受政府部门控制，政府拥有对知识创新资源的主导权和分配权，企业人员、媒体人员以及公众等充当着智库的外部知识协同主体角色，在知识协同活动中发挥支撑作用，可以称为辅助主体，不同主体之间通过良性互动共同推动知识创新。

2.3 知识协同客体

信息是影响智库知识协同的普遍载体和关键变量，贯穿于整个知识协同活动，是智库开展研究和协同创新的先决条件。智库产品是智库研究的客观展示，也是智库机构开展知识协同的主要客体。智库产品的类型没有统一标准，一般可分为公开的信息产品和非公开的灰色数据两类。公开的信息产品包括专题文章（如兰德公司的RAND Review）、论文汇编（如布鲁金斯学会的Brookings Papers）、研究报告（如中国南海协同创新中心的《南海地区形势评估报告》）、期刊（如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The World Today及International Affairs）、专著（如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Adelphi Papers）、模型指数（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高质量发展指数”及“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专题手册、专家评论、音像视频及其他研究成果等[25]。非公开的灰色数据包括智库在需求调研、科研过程直至成果交付的整个活动过程中产生的大量非公开出版的过程数据，如实验数据、非结构性的调研量表、未被采纳的决策报告、不对外公开的工作文件、不公开发行的会议记录、未发表的论文稿件、内部刊物及特定交换资料等，其中含有大量宝贵的一手材料，是验证智库研究结论科学有效的重要证据来源，同时也是支撑未来研究的宝贵素材。

2.4 知识协同环境

智库知识协同环境主要包括组织保障的“软”环境和信息技术支撑的“硬”环境。组织保障环境是智库为激励各知识主体的协同意愿、有效降低协同过程中的监督成本、保障知识协同活动的顺利开展所设计的一系列知识协同运行机制，具体如组织信任机制、利益分配机制、信息共享机制、人员流动机制、风险共担机制、资助筹集机制、数据标准规范、组织模式和组织文化等，这些机制共同构成智库进行知识协同的“软”环境，不但可以为各协同主体之间的业务交流和知识共享提供相应的行为规范，也可以形成对单个协同主体的约束力量，促进智库知识协同实践的可持续发展。信息技术支撑环境是智库为有效进行数据挖掘和信息共享，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建立的网络支持环境。首先，在大数据环境下，要想从海量数据中提取关键信息，产出高质量的智库成果，离不开对大数据资源进行有效识别以及专业分析的研究工具的支撑，智库知识协同工具可以综合运用数据挖掘、知识组织与关联、语义分析等技术将大量非结构化数据纳入数据资源体系，实现分析结果的及时、精确、快速和多维[26]。另外还搭建了知识共享平台，在知识协同活动中根据不同的决策需求，充分调动政府、图书馆、企业、媒体等数据主体的资源优势，打造完备的信息采集和知识链接系统以及大数据资源集成与共享平台，使决策者能够及时广泛地获取所需的研究成果，避免信息的重复采集和重复研究，推进智库服务决策向更加具有科学性和精准性的方向发展。

2.5 知识协同活动

结合信息生命周期理论，智库的知识协同活动主要经历准备、运行以及终止三个阶段。准备阶段主要包括协同伙伴的选择和协同组织的建立。智库从知识协同驱动力的影响因素出发，识别组织间的协同机会，决定是否组建与保持协同关系。当前智库协同组织的建立模式按照协同程度及协同效果的不同可概括为问题导向型、项目导向型和联盟导向型，这3种协同组织模式随着协同范围的不断扩大、信息交换的不断加强以及沟通交流频率的不断提升，知识创新效果也逐渐增强。运行阶段作为开展知识协同活动的中心环节，涵盖智库协同主体之间的知识共享、知识转移和知识学习过程。知识共享、知识转移、知识学习的方式与知识的显性和隐性的知识属性密切相关。显性知识的交互主要依靠协同双方之间的正式交流，如文件资料的共享、会议讲座的开展以及共享数据库等。同时随着合作的深入，协同双方的信任程度逐渐加深，此时一些关键的核心知识得以共享和转移，知识学习的对象已经深入到隐性知识范畴，所以隐性知识的交流和学习基本上是从培育协同创新的文化氛围和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等方面入手[27]。终止阶段则为知识创造环节。智库研究成果协同转化路径主要包括政策性转化和社会化传播两种。智库成果进入到公共决策议程后，以适宜形式内嵌到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中，形成决策话语权与政策生产力，这种模式有利于智库机构与党政机关信息资源的相互融合和优势互补，是智库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有效途径。此外，智库研究成果通过有效传播，内化为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认同，增强智库的思想影响力和社会凝聚力，营造公共政策决策和执行的良好生态。

2.6 知识协同效应

智库知识协同效应可以从三方面考虑。一是助力各创新主体的发展。政府、企业、高校等智库主体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整合互补性资源，实现各方的优势互补，有效实现创新效用的最大化。二是促进整体绩效生成。协同效应的产生取决于不同智库主体在知识协同活动中引发的知识转化，当个体知识创造达到一定阈值后，便引起“1+1>2”的协同效应。智库协同主体深入开展基础性、专业性、前瞻性研究，取得高质量的创新研究成果，从而在战略决策领域精准对接党和政府重大战略需求。三是实现运行成本的“最小化”。智库协同实行联盟导向、项目驱动、问题导向的组织管理模式，信息资源、组织人员、软硬件设备等大部分实现了共享，组织管理及资源占用成本极大降低，在研究经费的投入上指向性明确，用途可控，资金投入风险小且效益高[28]。

3 智库知识协同体系构建与建议

智库知识管理活动的复杂性决定了智库知识协同体系构建是一个系统性工程，涉及要素范围广泛且覆盖主体利益多元。通过上述智库知识协同的要素分析，进一步厘清6个构成要素之间的关联关系，结合系统论构建智库知识协同体系（见图1）。在该智库知识协同体系中，智库知识协同实践是以协同主体的知识互补、信任关系、利益关系以及非正式关系为驱动力，以主体协同（内部协同、外部协同）、客体协同（智库产品、灰色数据）、环境协同（组织保障、信息技术支撑）为协同路径，紧密地开展协同组织建立、知识共享、知识转移、知识学习过程的协同活动，最终助力各协同主体的创新发展、促进知识服务整体绩效提升和实现运行成本“最小化”的协同效应。

图1 智库知识协同体系构建

基于这一研究可以提出五方面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第一，智库知识协同的目标应该定位于知识的创新以及在知识创新基础上的整体绩效提升，因而战略制定需要综合考虑各种资源的跨组织流动和相互协调，同时还应包括参与协同的主体所要实现的效益目标，共同的利益驱使是最根本的合作动机。第二，应在协同主体层面重点构建“竞合对称关系”，“竞合对称关系”是指与智库相关联的主体在竞争与合作冲突中实现相互制衡与约束，并最终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契约结为协同伙伴。对于智库的知识协同主体而言，“竞合对称关系”的构建要重点考虑知识产权的归属、分享文化氛围的营造、风险的管控、惩罚机制的设计，以及合作主体所拥有的知识能力和共同价值观等[29]。第三，重点打造资源优势集成、数据互联互通、信息统筹利用、标准透明一致的智库信息共享门户。智库是思想和政策的“生产者”，信息资源是其重要的“生产资料”，智库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息资源的拥有、配置和借用。因而智库一方面需要积极积累、培育和创新知识资源与创新能力；另一方面要开放知识边界，构建开放式的知识生产模式。例如，建立政府与智库之间供需对接的信息交换平台，鼓励社会机构（企业、媒体、行业协会等）开发公益性的社会调查、统计分析、调研报告、实证案例等专题数据库，大力推动智库在专有知识库的基础上建立公有知识库，将分散独立的智库数据与资源进行完整的系统分析和集成等，重点解决研究方向不明、信息不对称、“数据孤岛”等问题。第四，选择合适的协同对象是知识协同成功的关键要素之一，知识协同对象的选择一方面是基于双方的相互信任关系，另一方面是合作对象所具有的“知识互补”能力，特别是对知识流入主体而言，要具备较强的知识吸收、学习、整合与创造的能力，最终实现将零散无序的主体知识转化为知识网络、知识共享与创新的整体飞跃。第五，要建立一个良好的知识协同环境，完善的协同机制、健全的数据标准规范、优质的软硬件配备、开放的知识平台等都是必不可少的，因而要构建开放、平等、公正、有序的数据生态，设计相互信任、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协同机制，建立多学科交叉的矩阵式研究团队，结合专门的数据挖掘和可视化工具进行评价分析、影响力分析以及未来趋势预测，打造信息统筹利用的知识共享平台，提升智库管理水平和运行效率。

4 结语

智库的知识协同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目前学界对此尚未有系统研究。本研究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践调研，构建了智库的知识协同体系，对智库进行知识协同活动提供了一条可供参考的路径：有效进行智库的知识协同，要努力实现智库参与主体的合纵连横、数据资源的互联互通、环境要素的优化组合、协同活动的有效运转，才能切实提升智库资源配置效率，为科学决策提供专业的咨询服务，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撑[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