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逸

我国自东汉起便形成了在重大节日庆典上举行百戏表演的制度，除娱乐、休闲之外，还有其他目的：俳优可以起到劝谏、下情上达的作用，这种劝谏往往充满了幽默的力量。元代学者杨维桢曾称赞道：“一言之微，有回天倒日之力。”

唐朝只许低级趣味的幽默

隋文帝曾废百戏，但隋炀帝又集天下三万余艺人于东都洛阳，设教坊，唐代因之。据《新唐书》，唐初太常寺散乐人计382人，仗内散乐人计1000人，音声人计10027人。唐玄宗时规模进一步扩大。

借口“俳儿戏子，言辞无度，非所以导仁义、示雍和也”，唐朝对俳优限制多，只许低级趣味的幽默。

比如黎庶昌从日本抄回的《古逸丛书》中，有《肥人篇》称：“昔者刘仓，腰带三丈，孟业身重千斤;满奋遍体膏流，赵伯肚脐藏李;董卓脂燃数日，赵女嫁易两夫;陈群马不能胜，庾嵩大车才受。”还是蔡邕、王褒式风格。

唐朝有参军戏，类似今天的“二人转”或相声。一人扮“参军”一人扮“苍鹘”，以问答搞笑（后期也有三人或多人演出），比如敦煌石窟中发现的《茶酒论》，扮演茶的挖苦饮酒误事，扮演酒的指责茶廉价，争执不下。最后扮演水的看不下去了，斥责道：“茶不得水，作何相貌？酒不得水，作甚形容？”

唐朝幽默多似耍贫嘴。韩愈写过《毛颖传》等，用毛笔的命运讽刺世道人心，却被后人责为“出于谄谀、戏豫、放浪而无实者”。

“谐音梗”也能救人一命

唐宋优谏特别擅长“谐音梗”。唐昭宗准备任夸夸其谈的朱朴为相，俳优穆刀绫便扮演佛教徒，念经道：“一切诸相，即是非相。”谐音“若是朱相，即是非相”，唐昭宗猛然醒悟。

北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蔡京为敛财，铸“当十钱”。宫廷宴席上，俳优装扮成卖浆者，一钱一杯。有人买了一杯，付“当十钱”，卖家说：“我刚摆摊，没钱找，要么您再喝九杯？”对方喝了五六杯，实在喝不下去，说：“幸亏‘当百钱还没出。”宋徽宗悚然，下令停“当十钱”。

宋高宗时，御厨煮馄饨不熟，被下狱问罪。两名俳优扮书生见面，互问年庚，一人称“甲子生”，一人称“丙子生”，有俳优说：“都该下狱问罪。”宋高宗问为什么，回答说：“饺子（甲子）、饼子（丙子）都生，和馄饨生同罪。”宋高宗大笑，赦免了厨师。

南宋理宗时，奸臣丁大全任相，与宦官董宋臣勾结。一次内宴，俳优敲锣，另一俳优推开他，说：“不奏乐，整天叮叮咚咚的，你要干什么？”他回答说：“现在干啥事能离得开叮咚（丁董）？”

明朝俳优讽谏更有骨气

明中期后，直言者渐多，比如俳优阿丑，得知保国公朱永命手下士兵给他家盖豪宅，就扮儒生，在内宴上诵诗：“争帝图王势已倾，六千兵散楚歌声。”这是唐代胡曾《咏史诗·乌江》中的名句，另一俳优说：“你记错了，是‘八千兵散楚歌声。”二人争论不已，最后阿丑说：“你还不知道？那两千兵正给保国公家盖房子呢。”

明代理学家鄙夷俳优，认为他们“染神丧志”“非徒无益”。但明代俳优颇有民族气节，在大是大非上绝不退让。

明清之际，许多明臣投靠新主子，包括著名诗人、“江左三大家”之一的吴伟业。在宴会上，他特意点《朱买臣休妻》，因座中有人姓张，剧中有角色名“张石匠”，欲以调笑。可俳优每唱到“张石匠”，都改成“李石匠”。就在吴伟业称赞俳优聪明时，俳优突然把台词改成：“姓朱的有甚亏负你？”剧中主角姓朱，明朝皇帝也姓朱，此处是一语双关，吴伟业大惭，避席而去。

甲申之变（1644），某大司马投降，后仕清，一次在西湖赴宴，俳优表演《铁冠图》时，突然加入一句台词：“臣兵部尚书吴年齿迎接圣驾。”“吴年齿”即“无廉耻”，大司马只好半道退席。

连慈禧太后都敢挖苦

清朝也不乏耿直的俳优。学者李颖在《明清俳优戏的语言艺术》中钩沉，光绪时一次堂会，天热，座中皆武将，着装严谨，奴仆卻多赤膊。一俳优指台下问丑角刘赶三：“此何炎炎，而彼何凉凉者？”刘赶三说：“各位老爷都是吃过冰的。”“吃冰”指武将贪污军饷。

刘赶三连慈禧太后都敢挖苦。一次去宫中唱《十八扯》，刘赶三扮皇帝。临入座，突然到场口说：“吾为假皇帝，尚能坐，彼真皇帝日日侍立，又何曾得坐耶？”因慈禧看戏时，光绪只能站在一旁。刘赶三当众指出，慈禧只好赐光绪坐。

甲午之战失败后，李鸿章的御赐黄马褂被剥夺，俳优杨鸣玉演《水斗》时，扮龟丞相，对手是鳖形大将军，穿黄马褂，杨现场“砸挂”，加了一句台词：“如有退缩，定将黄马褂褫夺不贷。”这表达了百姓对清军战败的不满。

话音未落，包厢座中一少年起身大骂，他是李鸿章的侄子李经畲。剧终后，杨鸣玉向李经畲请罪，李经畲立掷以茶盏，骂不绝口。杨鸣玉不久病逝，有人写了一副对联：“杨三（指杨鸣玉）死后无苏丑;李二先生（指李鸿章）是汉奸。”

（摘自《新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