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弋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革，新的社会阶层、社会群体不断涌现，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出现了一个民营企业家阶层。民营企业家阶层是新生的重要社会力量，在当今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这样一个新社会阶层在现阶段我国的经济社会建设中，究竟处于怎样的地位？发挥着怎样的作用？究竟应该如何看待新时期我国的民营企业？对于这些问题，社会上不少人仍心存疑慮。本刊特约记者就此采访了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李强教授。在访谈中，李强教授从理论上梳理了党中央在改革开放以前和改革开放以后对民营企业家的评价，并以数据为基础阐述了民营企业家当前的发展状况，最后从社会学的视角展望了中国民营企业家在21世纪的发展前景。

党中央如何看待

民营企业家阶层

《领导文萃》：您在一些文章中提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对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阶层的评价经历了重大的转变，对此，能否详细谈一谈党中央的这些转变以及背后的理论意涵？

李强：对于民营企业管理者或民营企业家的评价，我们党有过重大的理论革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时，我们称之为资本家或民族资产阶级，当年“五星红旗”的设计，大星代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四颗小星分别代表中国人民的最主要构成：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四大阶级阶层的社会结构，是毛泽东主席在其重要理论著作《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来的。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中提出了“资本家所有制”是四种合法的所有制形式之一。1956年，刘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其中明确提出了“在我们的国家里，工人阶级的同盟者不但有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且有民族资产阶级”。后来，经过50年代中期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在很短的时间里采用赎买的方式，改造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先是采取“公私合营”的方式付给一定利息，后来又将这些工商业进一步改造成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体制。因此，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主要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两大阶级，再加上知识分子阶层和干部群体，构成了这一时期阶级结构的四个组成部分。而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产权所有者的阶级已经被改造了，也可以说在社会实际的阶级结构中，民族资产阶级不存在了。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里第一次提出“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这一表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勇于面对社会现实，分析整个社会阶级阶层分布的新局面，说明执政党已经认识到当今中国社会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迁，产生了新的社会阶层。

改革开放以后，中共中央提出了全新的发展思路，着手推进民营经济的发展。随着“以阶级斗争为纲”口号的放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战略的提出，过去的那种按照政治态度、意识形态标准进行政治分层的做法退出历史舞台，而按照经济标准，如收入、消费、财产等划分的社会分层又重新“型塑”起来。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传统的社会阶级阶层的理论，已经难以解释新的社会结构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已经明显生成，如城乡都产生了人数众多的个体户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等等。进入到新世纪后，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里第一次提出“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这一表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勇于面对社会现实，分析整个社会阶级阶层分布的新局面，说明执政党已经认识到当今中国社会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迁，产生了新的社会阶层。2006年在党的第二十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同志指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主要由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自由择业知识分子组成，集中分布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中。而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三大法宝之一的统一战线理论，也在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和精确化，2015年4月30日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正式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作为统战工作的对象，主要包括四大群体：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其中私营企业管理人员就包括民营企业家。

对于私营企业主、民营企业家的态度与政策，以及早年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与政策，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最值得反复思考的、最重要的理论问题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不断认识的过程。改革初期最重要的还是担心、害怕民营经济、私营企业的出现会不会符合社会主义性质，所以，对于非公有经济的探索，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实践的大胆尝试。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中那种“纯而又纯”的单一公有制经济尝试以后，我们终于认识到了单一经济成分的弊端，认识到个体和民营经济的消失对社会主义经济是很大的损失。1979年对于个体经济的恢复，最初的动因是为了解决大量的“返城青年”和“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后来就逐步提高到理论认识层面。国务院1981年7月颁布了《个体经济发展管理条例》，到1982年，党的十二大已经明确提出“劳动者的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补充”。1987年党的十三大将私营经济、中外合资合作经济、外商独资经济同个体经济一起作为公有制经济必要和有益的补充。1997年党的十五大正式确立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到了2002年党的十六大更认识到私营经济、民营经济或外企等等，也是社会主义经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而在2020年新修订和发布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中，新社会阶层里“私营企业”的表述被替换成了“民营企业”。这一表述上的转变有着深刻的理论含义。对此，理论界给予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阐释。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这就是说，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主导的经济形态，这种主导的经济形态决定着和改变着该社会中的一切社会关系。所以，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支配着和改变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中國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就是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普照的光”，在这一阳光的普照下，“非公有制经济”“民营企业”“民营经济”都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中国，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事的是为国民经济服务、为民生服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是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所以今后绝不应该再用具有负面意义的称谓去称呼他们。

《领导文萃》：当前，党中央如何看待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阶层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

李强：2018年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并走向更加广阔舞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40年来，我国民营经济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成为创业就业的主要领域、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政府职能转变、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国际市场开拓等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经济发展能够创造中国奇迹，民营经济功不可没！

在世界500强企业中，我国民营企业由2010年的1家增加到2018年的28家。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和90%以上的企业数量。这些被概括为“56789”的特征，正是民营经济作用的最有力证明。

“三个没有变”是指“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变！我们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我们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没有变！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写入了宪法、党章，这是不会变的，也是不能变的”。可以说，当前党中央对民营企业家阶层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他们是党在新时期可以信赖的重要社会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着重强调了“两个毫不动摇”和“三个没有变”。“两个毫不动摇”是指“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两个毫不动摇”已被写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作为党和国家一项大政方针进一步确定下来。“三个没有变”是指“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变！我们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我们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没有变！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写入了宪法、党章，这是不会变的，也是不能变的”。可以说，当前党中央对民营企业家阶层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他们是党在新时期可以信赖的重要社会力量。

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的发展状况

《领导文萃》：您认为，我国的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的发展状况如何？

李强：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我国民营企业就已经出现，但是我国民营企业的快速增长则是90年代以后的事，实际上是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以后，才有了比较大的发展。因此，中国民营企业真正高速发展时期，距今也就大约30年时间，很大一部分民营企业（特别是一些高科技企业）是新世纪后才产生的。20世纪90年代末到新世纪初叶，国企转制，国家提出“抓大放小”战略，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民营企业真正发展起来了，并成为很重要的经济力量。所以，该经营者阶层一般年纪不是很大。试想，一个民营企业从1998年算起到现在也就24年，它的经营者很多都是当年的创业者。当然，将来到了民营所有者的第二代、第三代的时候，就有可能出现只是所有者而不是管理者的现象，即有可能产生不从事管理工作的单纯的资本所有人、家庭财产和产业继承人。目前这种情况虽然也可以见到，不过大多数还是所有者同时承担管理工作。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到2021年，我国民营企业数量为4457.5万户，民营企业在企业总量中的占比为92.1%。民营企业税收贡献达65%，投资占比达67%，发明创新占比达73%。同年全国新设民营企业852.5万户，同比增长11.7%。全国共有98家民营企业资产总额超千亿规模，比2020年增加18家。

可以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拥有数量多、规模大、效益高的非公有制企业是分不开的。民营企业家作为民营企业的“掌门人”，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也是新的社会阶层的重要构成部分，他们的地位评价、政治态度和社会心态是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领导文萃》：有哪些数据能够反映我国民营企业家以及新的社会阶层的发展状况？

李强：调查数据显示，与改革开放初期比较，今天我国民营企业家的文化素质有了极大的提升。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本人在北京市对于个体私营企业主的受教育状况进行过调查，结果发现被调查者中文盲占比20.6%，小学文化占比32.7%，初中文化占比28.4%，高中或中专占比17.0%，大学或大专占比仅为1.4%。同时期，在南京市对个体私营企业主的调查结果也类似。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民营企业家队伍的构成已经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根据中国大陆企业家调查系统的调查，2020年我国企业经营负责人中，高中及以下学历的仅占14.1%，大专学历的占31.5%，大学本科学历的占39.1%，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占15.3%。而且，越是年轻的企业家学历越高，其中44岁及以下企业家受高中及以下教育的仅占3.6%，大专的占23.7%，大学本科的占54.4%，研究生及以上的占18.3%。所以，今天我国的民营企业家完全是换了一代新人，随着市场竞争体制的逐步完善，我国已涌现出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水平企业家。

此外，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发布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可以发现我国新的社会阶层在政治态度和社会心态上也是积极拥护党的领导，是党和政府可以信任的社会力量。该调查文件有一道询问题：“是否积极加入中国共产党及递交过入党申请书？”这是表明被调查者政治态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分析发现，新的社会阶层中递交过入党申请书的比例为20.08%，也明显高于体制外从事其他非农职业群体，后者递交入党申请书的比例为7.74%。新的社会阶层中，中共党员的比例为15.08%，而体制外从事其他非农职业群体中党员的比例仅占5.44%，新的社会阶层高出其近10个百分点。可见，他们对中国共产党有较高的认同感、支持共产党的领导。问卷中回答“如果有人在公共场所发布批评政府的言论，政府应该干涉”的比例为40.07%，而体制内群体这一占比为36.94%，新的社会阶层高出其近3个百分点。以上分析表明，包括民营企业家在内的新社会阶层对党和政府还是比较认同的，可以成为党和政府信任的社会力量。

社会学如何看待民营企业家阶层

《领导文萃》：在您所开展的社会学研究中，民营企业家阶层是新社会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在社会学的视角下，民营企业家阶层作为新社会阶层是被如何看待的呢？

李强：基于社会学对新社会阶层的分析，我认为当前的民营企业家阶层有四大特征：

第一，民营企业家阶层是从改革开放前的社会结构（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等） 中分化出来的，但原有的社会结构已经不能涵括这部分群体。当前的民营企业家阶层诞生于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之中，是在我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是改革开放以后重新崛起的社会群体、社会阶层和社会力量。

第二，民营企业家阶层是传统体制（亦称“体制内”）所不能涵括的阶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经济社会体制机制发生变化，社會运行机制、社会组织机制均发生变化，体制外的单位越来越多，产生了大量传统体制难以涵括的群体，其中就包括民营企业家。“体制内”和“体制外”是我国学术界常常使用的概念，也显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体制所发生的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也可以区分为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两个方面。从经济体制看，改革开放前，以公有制经济为特征的经济体制覆盖了几乎所有的社会群体;而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个体户、民营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萌生和发展，非公经济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吸纳就业、维护社会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从社会体制看，学界常常将党和政府自身的组织机构及其所辖的组织机构（包括众多的企业事业机构）视为“体制内”，而将改革开放以后兴起的、不直接隶属于党政部门的其他多种类型的组织机构视为“体制外”。民营企业家虽是“体制外”群体，但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是党能够团结和联合的社会力量。

第三，民营企业家阶层占据了重要的、特殊的职业地位。作为民营企业的“掌门人”和新社会阶层的重要代表，他们是占据了重要的职业位置的社会群体，他们不是生产线的普通工人，不是普通的体力劳动者或技术人员，而是有管理权的人。因而，他们的影响力较大，他们影响着大量劳动人民的活动，具有较高的社会声望，在产业结构中占据较重要的位置。同时，他们也代表了新生的社会力量，他们的发展往往与产业结构的演进、新型产业的萌生、新职业类别的出现以及社会体制的变迁密切相关，因此应对他们给予特殊关注。

第四，民营企业家阶层在引导社会舆论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这一点与上述第三点是联系在一起的，由于他们有着民营企业的管理权，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因而他们在意识形态、媒体、信息、社会交往平台、社会舆论方面具有巨大的影响力，有时候我们称之为“意见领袖”。因此，统战工作要把这些人团结在党的周围，这样，党的政策、方针的贯彻就有了更多可以依托的力量。

总之，通过社会学的实证分析，我们发现民营企业家阶层具有较强的经济活动能力，他们勇于创新、善于经营，是我国新时代经济社会建设的重要依托。更重要的是，我们发现民营企业家对党和政府是支持和认同的，他们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对国家和个人未来发展有较强信心，对改革开放持积极态度，是支持继续深化改革的重要社会力量。民营企业家本身就是改革开放以后新产生的阶层，其产生、发展与改革开放基本上是同步的。既然他们得益于改革开放，他们也就成为推动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社会力量，也是党可以信赖的重要的社会生力军。有关数据显示，民营企业家阶层里很多人都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如通过对北京地区的调查发现，很多写字楼中民营企业家都已加入共产党或者是入党积极分子。这种现象说明他们的利益和改革开放相一致，是改革开放和进一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生力军。这与马克思论证社会先进力量的观点是一致的，马克思论证一个阶级或阶层之所以先进，就是因为他们与社会历史和现代化的发展进程相一致。现代化越发展，他们也越发展，所以该阶级的发展符合历史发展方向。

《领导文萃》：我们注意到您的这样一种观点，认为民营企业家阶层的崛起是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变迁的重要特征与趋势之一。您提到，我们要鼓励新的社会阶层特别是企业家群体，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进程中发挥其重要社会功能。那么，您对民营企业家阶层的未来发展有什么看法和建议？

李强：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要记住的是，民营企业家不仅指那些大企业的经营者，还包括大量中小微企业的经营者。2020年初突发新冠疫情后，以实体服务业为主体的大量中小微企业受到重大冲击。很多中小微企业坚持不下去，就只好破产倒闭，这使得大量依靠民营企业保障就业和收入的劳动者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生活压力。

我曾经分析过，中国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的形成有三大渠道：第一，正规教育渠道;第二，专业技术渠道;第三，市场渠道。我以往的研究证明，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里，社会地位上升人数最多的是通过市场渠道。中国劳动者人数最多的还是农民、农民工，他们实现社会地位上升，绝大多数是通过辛辛苦苦的小本经营、市场经营。所以，我们的城市管理者要特别注意保护中小民营企业主的权益，绝不要打击他们，更要学会精细化管理，营造规范良好的经营环境。出身于农民的这些经营者，通过经营、营销实现社会地位上升，非常不易。未来的中国，要想实现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还必须对经济上的垄断予以严格的法律约束。高度垄断的经济是摧毁亿万中小微民营企业的杀手。历史经验证明，中华民族非常善于经营，如果想在我们这样的巨型人口的国家实现中产阶层占大头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就必须创造有利于亿万中小微企业经营者的制度环境。

这就涉及我们如何看待企业家的问题。在任何现代国家，企业家都是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推动社会创新的最为重要的社会力量。“企业家”概念，英文为entrepreneur，其原意有创业者、风险承担者的含义。我们知道，企业家是需要承担巨大财务风险、经营风险的。所以，在21世纪，能否完成将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任务，一时一刻也缺少不了企业家重大功能的发挥。一大批爱国的、敢于承担社会责任、敢于承担创业风险、敢于不断创新的企业家是保证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成功最为重要的社会力量之一。

在任何现代国家，企业家都是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推动社会创新的最为重要的社会力量。企业家概念，英文为entrepreneur，其原意有创业者、风险承担者的含义。我们知道，企业家是需要承担巨大财务风险、经营风险的。所以，在21世纪，能否完成将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任务，一时一刻也缺少不了企业家重大功能的发挥。一大批爱国的、敢于承担社会责任、敢于承担创业风险、敢于不断创新的企业家是保证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成功最为重要的社会力量之一。

我认为，要团结并引导民营企業家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做出应有的历史性贡献，就需要做到如下几点：

第一，党和政府对民营企业家给予更多政治上的信任。一方面，民营企业家作为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是改革开放的积极支持者，对党和政府的态度也认同，希望加强与党的紧密联系，表现出了对党和政府的信任。而信任是相互的，既然民营企业家是中国经济社会崛起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他们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和政府就要继续给予政治信任。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自建立以来，一直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民营企业家作为我国现代化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新兴力量，是非常有发展前途的社会群体，会不断发展壮大，党对他们给予政治信任和支持，这和党的执政初衷也是一致的。

第二，发挥民营企业家阶层的正能量，积极引导他们成为推进中国经济社会深化改革的重要社会力量。过去40多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非常巨大的成就。但是不可否认，未来我们国家深化改革的任务仍然很重，仍面临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国内方面，如城乡差距不断拉大，中国正面临着全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挑战。国际方面，如“一带一路”作为中国新时期全方位扩大开放布局的重要内容，如何持续推进，实现国家间的合作共赢？这些都将是党和政府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要完成的重大任务，也迫切需要发动社会上的各个群体和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地参与深化改革的伟大事业中来。许多民营企业家都是创业成功人士，是社会公众人物，他们的举手投足、一言一行，对社会有很强的示范效应。他们作为群众的意见领袖，在社会舆论中有较大的话语权。党和政府要继续积极鼓励引导民营企业家成为深化改革的“带头兵”“领头羊”，发挥他们的正能量，使其成为服务改革开放大局的重要社会力量。

第三，进一步明确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地位，探索构建新型政商关系。随着对外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非公有制经济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当前也出现了一些负面的问题，一些民营企业家心态不稳、民营企业出现资本外流、民间投资增速大幅下降等态势。而导致当前资本外流、民间投资增速大幅下降的最主要原因是企业家缺乏安全感。民营企业家安全感缺失的原因，一是源于发展环境不平等，现行的某些经济政策“重公轻私”，对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实行区别待遇，政治态度上不很信任民营企业;二是源于私有财产时有遇到法律保障的盲区，一些公共服务部门利用公权力侵占企业以及个人利益的现象时有发生。

总之，未来应进一步明确和巩固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地位，积极探索并努力实现习近平总书记讲的“亲、清”的新型政商关系。政府首先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始终相信民营企业是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尊重其合法地位，视其为平等的市场主体;其次，完善内部制度建设，提高干部素质和完善监督机制，提高政府与民营企业的“亲、清”交往能力，杜绝腐败行为;最后，搭建政商对话新平台，通过更多官方和正式公开的途径来加强双方间的交流，了解民营企业家的诉求和传达政府的管理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