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泽清

在此前的文章中，我们曾经提到过，在三次分配中，初次分配是基础性的，提高劳动分配率是改进初次分配的两个主要途径之一，因此，保持乃至提升劳动分配率至关重要。

保持劳动分配率意指将劳动分配率维持在目前的水平，至少不下降。那么，如何才能保持劳动分配率至少不下降呢？这里说一个本人的经历。

当年本人曾经在一个企业集团工作过，在这一过程中，接管过一个集团下属子公司。该子公司此前因经营不当，5年没有盈利，本人接管后，经过调整，第一年营收增长就超过50%。由于此前没有盈利，因此，此前5年都没有给该公司经理调整工资，估计该公司的经理也没好意思提。此时，该公司经理见公司有起色，就提出应该给他涨工资。本来我以为这是一个艰难的谈判过程，在跟他面谈的时候，我请他说说涨工资的理由。他说，由于通货膨胀，不涨工资，他的工资实际上越来越少了。本人一听，第一反应是，此人确实没什么能力，难怪公司5年不盈利，甚至闪过撤换他的念头。但是，因为一时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只好继续留用他。于是我说，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每年顶多3%，我给你涨3%。谈判顺利完成。实际上，要确保他的劳动分配率不下降，工资增长标准得参照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这里请注意，在与上级谈涨工资时，切记参照的标准是GDP增长率，而不是CPI。否则，不仅应得的利益得不到保障，上级还可能会认为你没有能力，连自己的基本利益都不懂得保障，又如何保障企业的利益。

劳动分配率是企业工资成本占企业附加价值的比率，在宏观层面，就是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率，可以利用收入法GDP计算劳动分配率。在这里顺便说一句，GDP统计方法主要有生产法、支出法和收入法三种。生产法通过将企业的附加价值加总计算GDP；支出法就是所谓的三驾马车；收入法包括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目前，我国统计部门只提供1999～2017年的收入法GDP数据。在这段期间，1999年劳动分配率为52.4%；2007年降至最低点，为39.5%；2009年跃升至46.6%，随后基本上呈现横盘整理的态势，2017年为47.5%。最低点出现在2007年很可能跟两个因素有关：一是2007年出现高通胀，CPI上涨4.8%，涨幅比2006年提高3.3%；二是从2008年1月1日起我国实施新劳动法。

通货膨胀高企，另一面就是劳动分配率下降。劳动者工资属于名义工资，有一定黏性，顶多每年调整一次，资方不会因为通货膨胀，马上提升劳动者的工资；而在实际GDP不变的情况下，通货膨胀高，名义GDP也水涨船高，由此导致劳动分配率下降。所以有人说，通货膨胀是“劫贫济富”的游戏。其实，这只是通货膨胀在财富“流量”上“劫贫济富”，通货膨胀也会在“存量”上“劫贫济富”。劳动者往往将有限的生活余款存在银行，以备不时之需；而富人或者有产者往往以贷款的形式，借入资金，弥补购置资产的资金缺口。通货膨胀会导致资金出借方补贴资金借入方。因此，通货膨胀会导致财富两极分化，有违共同富裕的宗旨。可以认为，长期将通货膨胀维持在较低水平，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要求。当前，我国企业杠杆率不断高企，企业效益不断下降，导致企业债务风险凸显。因此，有人主张通过通货膨胀来缓解这一压力，通货膨胀的冲动相当大，对此应该保持高度警惕。由此我们也可以知道，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要有系统性的思维方式，切忌“按下葫芦浮起瓢”。

影响劳动分配率的另一个因素，也是更重要的因素，是劳动者与资方的谈判能力。劳动者谈判能力越强，其在企业附加价值中的分配比率就越高。目前，我国主要借助新劳动法，以及相应的劳动仲裁调整劳资关系。2008年的新劳动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劳动者在谈判中的地位，具有一定的“赋能”作用，在劳动争议中，仲裁院往往比较注意维护劳动者的权益，因此，相较于2007年，2009年劳动分配率出现较大幅度的跃升。如何有序地调整劳资关系，是通往共同富裕之路的一个重大课题，也是我国政府今后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有待社会各界进一步探讨。2008年的新劳动法主要在确保劳动者基本权益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扭转了此前劳动分配率不断下降的趋势；但是，在我国经济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单单扭转或者维持现有的劳动分配率不变，是远远不够的。

对此，我们可以参照一下邻国日本的做法。从1955年到1970年，日本的实际GDP增长率的平均值达到9.7%，实现了所谓的高速增长，在这期间的日本，与现在的中国一样，投资比率呈现上升趋势，消费比率持续下降。但是，20世纪70年代上半期，日本开始放慢增长步伐，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与此同时，投资比率上涨明显放缓，消费比率也停止下降。也就是说，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上半期实现经济增长的再平衡。这一段情况，与我国目前的情况非常相似，目前我国也处于经济再平衡的关键阶段，经济增长正在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在这一时期，日本劳动分配率明显上升。从1970年到1975年，短短的5年间，日本的劳动分配率上升幅度超过10%，上升速度相当快。在20世紀60年代，日本的劳动分配率的平均值为49.7%，70年代为60.0%，80年代为64.6%，90年代为68.8%。而我国2009年以后的劳动分配率，一直徘徊在46%～47%，只相当于日本经济再平衡之前的水平。由此可见，在当前的形势下，提高我国劳动分配率的任务非常紧迫，而且，我国劳动分配率还需要大幅度提高，可谓任重道远。

因此，必须制定切实的措施，提高劳动分配率。就劳动法而言，2008年的新劳动法还有待进一步改进。建议今后在修改劳动法时，可考虑加入强制提升工资条款，比如规定，企业必须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定期提升一定比例以上的工资，如果没有提升工资，员工可以选择辞职。在这种情况下，员工辞职应视为企业辞退员工，可以获得相应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