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娟 刘笑

摘 要：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十四五”时期文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城市书房作为新型公共文化空间，为公共文化服务重心下移、共建共享、社会参与的探索提供了载体和动力。依托“第三空间”理论，分析城市书房的空间布局和特性，从空间科学规划、空间资源供给、空间创新服务、空间智慧建设四个层面提出建议，以期助力城市书房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城市书房；公共文化服务；空间建设和服务

引 言

城市书房是由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依托各级公共图书馆，采用自动化设备和无线射频技术，实现一体化服务，具备24小时开放条件的场馆型自助公共文化空间。2014年，温州市创新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布局，开始建设城市书房，截至2020年10月底，全国已至少有29个省（市、自治区）的193个地级市建成了3300多个城市书房。[1]当前我们处于“十四五”规划落实的关键时期，实现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公共文化服务，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全民可及、可得性这一目标，遍布全国各地的城市书房作为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是不可或缺的“新力量”。科学建设、创新服务、高效管理城市书房，打造融入群众日常生活的高品质文化空间，是当前公共图书馆以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点。

一、基于“公共领域理论”的“第三空间”

1958年，德国思想家、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中提出“公共领域”这一概念。1962年，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在其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对“公共领域”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建构。其将公共领域界定为由私人集合而成公众，在非强制的情况下针对社会普遍利益自由地表达，并公开其观点和诉求的特殊的社会公共空间。[2]

1979年，美国学者雷·欧登伯格在《绝好的地方》中提出“第三空间”概念，指的是区别于家庭住所的第一空间，工作职场的第二空间之外的，供市民交流、休息、共享知识的公共场所。第三空间不受社会功利限制、职场等级压力、家庭角色束缚，是汇集资源、聚焦思想、传播文化的体验式空间。“第三空间”的提出和研究对基于空间的公共领域有了更加明晰的区域划分和边界确定，契合当代社会公共空间建设、服务的需求和发展。“第三空间”的特点是：高度包容、容易接近；“中立地带”、交流互动；超时开放、来去自由；多样趣味、心理抚慰；常常进行“交心而持续”的对话，因此是“具有高度价值的论坛”。[3]这一空间群体忠诚度很高，受到公众的广泛欢迎。

城市书房是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空间配置的一部分，和博物馆、影院、公共图书馆一样属于公共领域的“第三空间”。其在空间建设上凸显了高包容度特性，容纳社会各阶层人群，超长时间开放，来去自由无阻碍；在空间服务中坚持了高知识浓度、趣味多元的原则，以品牌文化活动、高质量文化服务，丰富了市民的日常生活；在空间性质上是平等中立的，大众可以在这一公共空间中自由对话、互动交流、收获灵感、放松精神。

二、城市书房的空间构成

城市书房作为基层文化公共服务配置，第三空间特性更加明显，在空间构成上与传统图书馆有较为明显的不同，着重突出了平等、自由、多元的服务价值取向。同时城市书房应当提供多元化的服务，包括商务功能、学术功能和社区功能。[4]为了将各种服务功能集中起来又互不影响，就需要划分出相应的空间来分别提供服务。

（一）文献空间

文献存储是城市书房的基础功能，线下实体空间甚至线上虚拟空间的诸多文化服务都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文献储藏，所以文献存储在城市书房线下资源中所占比重最大。文献类型以书籍、期刊、报纸等为主。文献管理方面，当前不少城市书房使用智能书架，具有导航、智能存储、安保、自助借还等功能，提升了文献监控和查找效率。文献载体书架在部分城市书房中也做了特色化建设，以不规则书架凸显艺术感，彰显包容性、舒适性，拉近了与读者之间的距离。

（二）阅读空间

城市书房的阅读空间一般为两种模式：一是设立单独区域，与文献存储区存在一定距离；二是穿插于文献空间之间，由书架或者装饰品分隔。两种方式都旨在实现动静分区，保证读者互相之间的干扰可以最大限度地被避免。在阅读空间打造上，重视各类群体的不同需求，面向少儿的阅读空间设计活泼自由，书架高度、台凳款式都符合儿童需求；成人阅读的座位桌椅配有台灯、充电插座，功能齐全，为大众提供舒适的阅读、学习空间。

（三）复合空间

城市书房因为实体空间有限，而承载的功能和服务比较多元，因此不少城市书房建设了功能相互重叠、相互转换的复合型空间，提供一站式服务，大大提高了空间的使用效率，也提升了城市书房的服务效能。这一空间是提供咖啡饮品的消费空间，也可以是文创产品的展示空间，更是讲座活动及沙龙交流空间，读者可以在咖啡饮品区消费时进行阅读后的讨论，也可以在这里参与文化活动，感受多元业态融合供给的魅力，让阅读和文化体验更加丰富。

（四）智慧空间

以线上空间结合线下空间，形成空间延展，是城市书房作为新智能空间的特点。[5]城市书房连接馆内资源，同时进行资源及信息共享，并且可以搭建社区知识分享平台，组织各行各业的专業人士进行讲座直播等知识分享，连接全国各地的资源，在互联网虚拟环境下形成空间的延伸。例如台州“水心草堂”配备了5G版本的VR沉浸式体验设备，读者在书店里就可以和千里之外的作家进行“零距离”交流，感受数字化阅读的独特魅力。

三、城市书房的空间特性

城市书房作为公共文化空间，具有“第三空间”的共性，而在全新的文化发展、城市空间、服务需求下兴起的公共空间，也具有其独特的复杂性。不局限于二元对立的空间研究逻辑，以融合的视角多维度分析这一文化空间的各类特性，对于城市书房的持续建设、不断发展具有极高价值。

（一）附属性与独立性

城市书房是在公共阅读空间的提档升级和补充供给中改变了政府单独投入的模式，政策上鼓励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建设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共同推进阅读空间的改善。在实践中，各地通过嵌入商圈、旅游景区、居民小区等场地，以实现空间的高效布局，扩大文化服务覆盖面。大多数城市书房都是“附属性”文化空间，多主体建设模式让城市书房的空间归属较为多元。城市书房也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在建设层面，城市书房一般拥有独立的出入口，重视空间的独立性，不受主体建筑运营服务时间限制；在服务层面，城市书房功能完整，比如公共图书馆的城市书房，并非是图书馆的一个阅览室或者自习区，而是集各项功能于一体的独立空间，是总分馆制在新时代的创新探索。

（二）标准化与特色化

自2014年城市书房在温州实践服务效能良好、得以推广后，城市书房在全国“遍地开花”，其建设和服务也迈向了标准建立、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城市书房建设和服务规范包含了建设层面和服务层面的要求。2017年12月，温州市发布地方标准规范《城市书房服务规范》（DB3303/T64—2017）；2019年1月，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发布省级地方标准《城市书房服务规范》（DB33/T2181-2019）；2021年，由温州市图书馆牵头联合“全国城市书房合作共享机制”成员单位共同起草的《公共图书馆馆外服务场所服务规范》正式获文化和旅游部批准立项，这一规范的获批标志着全国城市书房标准化建设迈出了全新的一步。

城市书房标准化建设为其稳定发展提供了支撑，但城市书房也不是千篇一律的，城市书房结合地域文化，以挖掘历史、人文和旅游等资源为着力点，成为颇具城市特色的文化地标。例如山东济南的“泉城书房”，高新区雨滴广场分馆打造了以“二安文化”为主题的城市书房，书房内部展示了泉水和“二安故里·词都济南”的文化元素，并设有“二安”文化专题书架。除此之外，洛阳的“河洛文化”、台州的“和合文化”、衢州的“南孔文化”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都融入全国各地城市书房的建设中，为城市书房增添别样风采。

（三）开放性与封闭性

公共性、开放性是城市书房的基本属性，其以免费开放为基础，文献资源公众无差别共享，借阅文献和获取资源无障碍，为群众提供均等性、普惠性的文化服务。城市书房虽然属于公共空间，但阅读行为本质上是个体私密行为，如果在公共空间里出现读者“拥挤”现象，那么个体的阅读就可能出现不适，[6]因此部分城市书房在设置阅览区域的时候，除了宽敞开放的大型阅览桌，还适当增加了一定数量的“隔断型座位”，具有一定私密性的阅读空间保证了个体阅读的舒适度。另外，不少城市书房都内置了“复合型”空间，在某些时间段会体现“暂时封闭性”，一方面用于读者自发的交流、共享活动，空间实行提前预约机制，预约读者使用时不向其他读者开放；另一方面也为城市书房开展的各类阅读文化活动提供了场所，以保证阅读之“静”与活动之“动”在城市书房的空间内达到平衡。不论是“半封闭”，还是“暂时性封闭”，空间的“封闭属性”没有与城市书房的开放性、公共性冲突，而是相辅相成，提高了城市书房空间服务的效能，提升了读者对城市书房空间的情感认同度。

（四）实体性与虚拟性

城市书房的实体空间是可观、可感、可用的区域，但其较小的实体空间在服务辐射面上有一定局限性。2020年4月，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第十八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全民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已经达到79.4%，数字化阅读大势所趋。各地图书馆将智慧图书馆建设也写入十四五战略规划，再加上疫情导致线上文化服务的需求猛增，城市书房线上虚拟空间的建设必不可少。“线上空间”是科技要素、文化资源要素和文化空间要素相结合的虚拟空间，其依托信息技术链接世界，在这里人们进行着信息知识交换、主题讨论分享。线上虚拟空间与线下实体空间联动，一是使得实体阅读空间突破围墙边界；二是线上社群的交流互动作为阅读推广的方式之一，对于深入推进全民阅读有积极意义；三是将科技力量融入城市书房，在线上虚拟空间里打造全新的沉浸式、互动式、体验式文化活动，大大增添了城市书房的魅力。总而言之，对于城市书房空间的建设和服务，除了关注实体空间，更要看到虚拟空间的重要性，尤其是公共图书馆、旅游景点等本身数字资源储备丰富的场所，其所附属的城市书房具有天生的资源优势，在虚拟空间建设上能够发挥引领示范作用，实现城市书房服务效能扩大化，读者获得感最大化。

四、城市书房空间服务的对策建议

（一）挖掘文化资源，空间规划建设有特色

所谓“特色”，本质上是城市书房作为新型阅读空间要找准自己的定位，在特色规划建设的基础上形成品牌效应。城市书房依托于城市而存在，要立足于城市的文化底蕴，在空间规划上体现城市特色。这种特色化是以城市为单位，统一城市书房的建设规范、服务标准、管理模式，再采用相同文化标识和内饰，在标准化的基础上体现特色化，由多个城市书房共同构成“城市文化空间品牌”。当前部分地区城市书房统一命名，体现了城市文化特色，但在具体的空间设计中缺乏具体的文化元素，这需要政府统筹，城市书房建设相关单位、企业全力挖掘，并将其与书房建设充分融合。

城市书房从功能视角切入，本质还是服务群众，空间设计、规划也要注重匹配个性化需求。比如社区城市书房服务的读者以少儿、青少年为主，在空间布局中就要对文献书架、阅读区、活动区等部分做高度调整、动线规划和特色化的空间设计；旅游景区内的城市书房，在空间设计上要更聚焦于“文化展示”，契合游客对当地文化特色的高效獲取的需求；公共图书馆的城市书房，在总分馆制的体系下服务，要注重和公共图书馆的整体风格衔接，将公共图书馆的特色延续到城市书房内。

（二）立足文化需求，空间资源供给更精准

城市书房是“小而精”的公共文化空间，线下实体空间较小，藏书容量少，要把资源供给倾斜于“精准”内容。城市书房形态各异，分布在城市的不同区域，群众需求各有不同，文献资源不能同一而论，应当构建用户驱动式馆藏，根据受众需求反馈来布局文献资源体系，从而优化城市书房文献资源配置。同时，随着知识折旧速度的不断加快，城市书房的线下文献资源也要加快更新速度，才能跟得上城市群众阅读需要的变化节奏。

目前城市书房基本是依托于公共图书馆的共享共建，海量的电子资源供给分散，查找困难，整体利用率不高，需针对各类数字资源进行类聚、融合和重组，根据目标群体的需求、城市书房的特色定位、传播平台的要求，实现精准供给。

（三）引入社会力量，空间文化服务高品质

在信息服务方式上，依托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技术、信息化技术和RFID①技术等，构建起智能化的服务网络，简化服务流程，提高信息传递效率。要借助新媒体平台，做好“微服务”，聚焦阅读热点，以趣味性、创新型的推文、短视频，对现有资源进行宣传推广，以高品质的信息服务提升资源吸引力和利用率。

城市书房的文化活动要引入社会力量，推动联建，形成活动内容的自我生产。尤其需要书店、出版集团、旅游集团等社会认可度高、资源筹措能力强的文化单位参与书房运营工作，推动城市书房从单一的阅读服务转向多元服务。丰富活动内容层面，除了知识讲座、文化沙龙、亲子阅读、艺术展览等常见的阅读文化活动，更要创新性探索文创产业、课后托管与文化养老等方向，以试点的方式打造示范性城市书房。在常态化防疫的形势下，城市书房在线上文化服务和活动上也要加大力度，长期规划、定期举办活动，提升活动高知识附加值，扩大目标受众范畴，为城市书房打造美誉度高的品牌活动。

（四）善用新兴技术，空间拓展延伸更智慧

城市书房空间拓展，主要是虚拟文化空间的进一步延伸，也就是智慧空间建设。虚拟文化空间是信息时代的产物，智慧技术与智慧设备的应用以及海量的结构化知识资源是虚拟文化空间的物质基础。[7]未来，城市书房要重视智慧技术的引进，运用5G、全景视频、全息影像、（VR）增强现实、（AR）可穿戴设备等现代技术，引入智能设备，提供场景回放、虚拟现实、沉浸式阅读等多种智慧空间服务体验，构建知识文化供给新生态。与此同时，城市书房的空间拓展也要突出现代技术应用与以人为本服务理念的紧密结合，在“物”的建设基础上，将智慧空间落脚点放到“人”上。[8]要以提升“文化体验”为目标，对现有文献资源、数字资源做改造加工，以高品质、多样化的资源内容和形态，为智慧空间的虚实交互、人机互动提供保障。近年来，国家图书馆将馆藏精品展览加工成全息影像资源，应用智慧设备，为公众提供全景交互式阅读体验；江西省图书馆引入了虚拟讲解员、4D全景观摩等新型科技元素拓展文化服务。这些公共图书馆的智慧建设经验，值得城市书房学习、借鉴和探索，结合自身情况寻找适合城市书房的智慧空间建设之路。

五、结 语

“十四五”时期，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城市书房的空间服务探索和实践是公共文化设施提档升级、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的重要举措。从空间建设切入，落实以人为中心的服务，社会各界齐心协力建设创新性、示范性城市公共文化空间，并引导成熟的“城市书房模式”下沉乡村，定能助力公共文化服务实现均等化、普惠化、共享化，真正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陕西省图书馆）

参考文献

[1] 金武刚，王瑞芸，穆安琦.城市书房：2013-2020年——基层图书馆建设的突破与跨越[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21（3）：1-9+21.

[2] 王慶超，宋明爽.阿伦特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之比较[J].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4（3）：100-104+114+120.

[3] 吴慰慈.图书馆学基础第2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224-227.

[4] 谢群.以构建文化第三空间为导向的图书馆服务创新[J].图书馆学研究，2014（10）：59-60+70.

[5] 张一雅.“第三空间”视域下公共阅读智慧空间再造设计研究[D].北京：北京印刷学院，2020.

[6] 王子舟.多视角下的空间：城市公共阅读空间演进的几个观念[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9，45（6）：24-33.

[7] 胡娟，柯平，王洁，卢晓彤.后评估时代智慧图书馆发展与评估研究[J].情报资料工作，2021，42（4）：28-37.

[8] 饶权.全国智慧图书馆体系：开启图书馆智慧化转型新篇章[J].中国图书馆学报，2021，47（1）：4-14.

① RFID： Radio Frequency Identirication的缩写，意为射频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