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

摘  要：大学自治经历了从特权自治到法人自治，再到责任自治的过程。当今的大学自治面临着政府参与管理的权力日益扩大、大学规模扩张带来的行政权力深化、大学财政对政府和社会的依赖程度加深以及大学的传统课程受到实践知识的冲击等困境。大学自治在“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教授治校”的传统与外界力量干预的冲突中逐渐走向融合，排除外界干扰与主动适应社会需要的自治与开放并存的自治模式成为现代大学自治的走向。

关键词：大学自治的内涵;发展历程;困境;走向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164（2022）19-0006-04

大学自治作为“高深学问最悠久的传统之一”，与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共同被认为是现代大学的普遍精神。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当代大学受到了来自社会的各种力量的影响，大学自治面临着新的困境和挑战。本文运用历史研究法、文献分析法，结合当代大学发展的实际情况，探析大学自治的发展历程，研究目前大学自治面临的瓶颈，进而探讨大学自治的新走向，以期为大学自治的变革与发展提供理论建议与参考。

一、大学自治的内涵

《大美百科全书》对大学自治的定义是：“大学自治是大学作为一个法人团体在法律范围内享有的自主办学，自己管理自己及自理内部事务的权力。”具体到大学自治的内容，在理论界和不同的国家政策规定中略有不同。英国学者艾里克·阿什比认为大学自治主要包括六个方面：（1）在学校管理中抵制学术干预的自由;（2）学校自主分配经费的自由;（3）聘用教职员工并决定其工作条件的自由;（4）招生的自由;（5）课程设置的自由;（6）决定考试标准与方式的自由。美国卡内基高等教育委员会的一份报告对大学自治的界定更加广泛，认为其自主权力主要包括：（1）制定资金使用于特殊的目的;（2）支出的费用仅受审计的监督;（3）决定大学雇员的分配、工作负担、薪资升迁;（4）教师、行政人员及学生的管理;（5）建立有关等级、学位授予、开设课程及发展计划上的学术政策;（6）研修有关学术自由。1993年，《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大学要真正成为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法人团体，至少应该拥有七项办学自主权，包括专业设置权、自主招生权、人事管理权、教师评聘权、自筹资金权、机构调整权、自主留学权等。1998年，《高等教育法》规定中国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包括：自主招生权、专业设置权、教学权、科学研究权、对外交往权、校内人事权、财产权。

以上是国内外关于大学自治这一概念的核心表达。根据以上表述，大学自治可以被理解为具体的、可以遵守并且操作的规则，而不仅仅是意识层面的理想状态。自主招生权意味着大学在选择与录取生源时，完全可以根据生源的考试情况划定分数线，并根据自己的办学容量最大限度地选择相对优秀的生源，这便从源头上保证了大学办学主体的质量，是后续教学活动实施的良好开端。专业设置权则可以让大学紧跟社会发展的步伐，对应社会发展的新兴产业新增相关的专业，提高学生步入社会所需的职业契合度，或删减已经不适合社会的发展的专业，尽可能地减少学生无法找到专业对口工作的情况。教学权则保证了教师的教学活动不受到外界的干扰。教学活动本身是教師对已有知识的传授，而这个传授过程不同于机器的输入或者复制粘贴，是带有主观能动性的。教师对知识有自己的理解，而将这种理解进行加工的程度又各有深浅。在完成意识层面的加工后，教师再对学生进行传授，表达的方式、程度和意义都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保证该过程不受到非专业人士的干扰是教学本身的规则。科学研究权的自主是保证一部分科研工作者从事科学研究的对象、语言、使用的器材、沿用的算法等过程，只需遵循科学本身的规则。对于科学研究达到学术本身要求的结果是一种保障。对外交往权保证了师生共同的与外界从事学术性交流的权限，这一权利帮助大学借鉴其他团体的良好做法，同时及时反映出自身办学的不足并加以修正。校内人事权是对大学这一团体中所有的教职工人员的保障与约束，这一权利能够保证所有工作人员都致力于校园的建设与发展，还能对不符合学校运行的情况进行良好的约束。财产权则从资金链的层面维护了大学办学的尊严，是教学活动进行的保障。

二、大学自治的发展历程

大学自治是伴随着现代大学的产生而出现的，“自治是高深学问最悠久的传统之一”[1]。最初的大学自治模式以法国巴黎大学的“教授自治”模式和意大利波隆那大学的“学生自治”为代表。大学自治权力的是在与教会、政府等力量的不断博弈中获得的。学者团体管理自己内部的事务，享有设立法庭、免除赋役和兵役、教师参政、罢课、学校迁移和授予学位等特权。此后，大学自治成为欧洲中世纪大学发展的一项基本制度。16世纪英国牛津和剑桥大学形成了以行会为基础的现代法人自治制度，标志着大学自治开始从学者行会的特权自治过渡到法人自治。与此同时，大学逐渐成为“象牙之塔”，学者与学生以“闲逸的好奇”精神作为追求知识的目的，课程主要讲授哲学、神学、法律、医学，严重脱离社会现实。

1810年德国柏林大学的建立被看作是大学自治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洪堡创办柏林大学的理念包括三个方面：大学应有相对独立性与学术自由;大学的教学与研究具有统一性;学与术分离。从洪堡的角度来看，大学的发展有其固有的规则和定律，国家作为主体的承载，绝不能要求大学直接性地、完全意义上地为之服务。大学自治这一概念的核心意义应该理解为：大学作为一个机构，具备独立地处理自己的内部事情的能力。第一，大学作为一个特殊的机构，发展出了一套自己的管理方式;第二，大学作为一个特殊的机构，理应能够决定自己的各项政策。参与创办柏林大学的著名神学家和古典语言学家施莱尔马赫认为：科学不应屈从于任何外部的权威，也唯有在精神的完全自由的状态和氛围中，科学才能达到其自身的目的，即对世界和人类自身的正确认识[2]，所以便延伸出了如下主张：大学作为一个教育的载体，应该完全与国家区分并且独立开来。在柏林大学的创办者的共同努力以及普鲁士当局政府的支持下，大学自治的两大核心内容——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在这里都得到了贯彻和落实。此后，“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教授治校”也被看作是现代大学普遍的精神而得以传承。

三、大学自治面临的困境

随着科学革命时代的到来，科学技术被直接运用于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关系的变革中。社会的发展与大学性质和功能的关联日益密切。现今时代的大学和社会意识普遍而又广泛地接受着“威斯康星思想”，大学更大程度上被看作是一个“社会服务站”，发展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因此，世界各国政府都增强了对大学的直接管理与控制，大学自治面临着新的困境。

（一）政府参与管理的权力日益扩大

在现代社会，国家之间的竞争越来越依赖科技与人才的竞争。人才的培养与该国所具有的高等教育资源息息相关。因此，各国政府都将大学视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组织机构，对大学的控制日趋严密。“就像战争意义太重大，不能完全交给将军们决定一样，高等教育也相当重要，不能完全留给教授们决定。”[3]世界上高等教育领域内的重要的强国，比如德国、英国、美国以及意大利等，都设立了国家一级的教育行政部门对国家的高等教育进行总体规划，在各级政府也成立了相关部门管理当地的高等教育。总体上，全世界的高等教育都在朝向加强集权管理的方向发展。另外，一般来说，学校的学术地位与社会声望越崇高，为国家带来的经济收益越大，政府对其的管理与控制越严格。

（二）大学规模的扩张带来行政权力的深化

目前，全世界的高等教育发展进程渐进地从 “精英化”阶段起步、迈向并逐步靠近着“大众化”阶段。大学作为一个实体，办学规模急剧扩大，迫切地要求着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在此背景下，当今世界的大学发展，接纳了马克斯·韦伯的科层制理论。此理论所具有的严密性、合理性、稳定性与普遍性论证了官僚制确实能为组织带来高效率。从而，大学也开始面临官僚制化的历程。当大学将科层制管理方式引入时，便意味着行政权力在大学中的正式确立。当今世界各国的大学中都存在行政权力，区别在于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孰强孰弱。

（三）大学财政对政府和社会的依赖程度加深

中世纪，大学主要依赖私人的捐助，自己解决经费问题，因而可以独立自主地处理大学内部的事务。而在现代社会，大学的经费越来越依赖政府和社会各界力量的支持。单纯依靠私人的捐助难以支撑现代大学庞杂的管理机构和学术组织的正常运转。大学需要政府和社会提供财政支持，必然需要满足各界力量对于招生工作、科研方向、教师聘用等各方面的要求。因此，经费支持成为外界管理力量进入大学的一条重要途径。

（四）大学的传统课程受到实践知识的冲击

现今社会的大学更加直接并且快捷地服务、应用和支持在社会思想、经济、文化发展的方方面面，大学的地位从社会的边缘地带跃向了中心地带。大学不仅是教书育人的场所，更承担着多种多样社会职能。传统的专业设置、课程组织结构受到了实践技术知识的强有力的冲击，授课方式也根据社会需要进行了调整，甚至师生双方的职业选择与治学态度也积极适应着市场需要。在当今大学中，以“闲逸的好奇”精神追求知识为目的的情况已经不复存在。

四、大学自治的走向

大学自治在“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教授治校”的传统与外界力量干预的冲突中逐渐走向融合，大学自治将是一种得到政府与社会力量的支持，而又维持其自身特征的大学管理方式。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大学紧密联系社会的趋势不可逆转，“如果没有学院和大学，那么，想理解我们复杂的社会问题就几乎是不可能了，更不用说解决问题了。过去根据经验就可以解决的政府、企业、劳动、原料、国际关系、教育、卫生等等问题，现在则需要极深奥的知识才能解决。而获得解决这些问题所需要的知识和人才的最好场所就是高等学府。”[1]所以政府、社会及个人对高等教育的关注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高等教育的质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高等教育与国家的科技、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密切相关。政府通过监督高校教师的任命、招生工作的进行、课程的设置、学校规则的制定以及大学经费的拨付与运转等环节，对大学实行多方面的管理。社会各界力量也根据自身集团利益的需要，通过多种途径管理大学事务，培养为本利益集团服务的人才，所以大学不可能脱离政治与社会因素的影响而紧闭于象牙塔内。具体表现为在法国等中央集权国家，校长由政府任命而非通过选举产生，校长直接向学校传达政府的法令，贯彻执行相关政策，成为政府管理高校的直接代言人。高校无权决定学位资格的审查与授予，学位证书的颁布需要得到国家的统一认可。对于教师的聘任，也由政府统一考核与任命。学校的一切事务都处于政府的监督之中。美国由董事会管理高校内部的具体事宜，校长由董事会选举产生。董事会则是社会各种利益团体的代表，代表着治校的各種意见，对于大学的各项事务都有决定权，如课程设置和学校规则的制定，大学经费的使用，大学雇员的分配、工作负担、薪资升迁，校舍设备的管理等等。政府和社会力量积极而广泛地参与到现代大学的管理中，大学已经无法实现严格意义上的自治。

阿什比为英国剑桥大学的知名校长，他认为大学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但是当今社会的大学机构都开始忽略自身成长与发展过程中的遗传因子，也可以解读为大学存在与发展的内在逻辑，而过分关注与外界的联系，过多受到了政府的管理。但是，大学这一机构存在有其首要的职能和本质的特征，即传播和创新知识。目前，忽视这些特征而将大学完全视为“社会的服务站”的现象导致了大学自身价值的丧失，引起了对大学自治的思考，现代大学的健康发展需要遵循其内在的发展逻辑。

当今的大学需要更多的办学自主权来决定其教师的聘任、课程的设置、科学研究等多种学术活动，管理其内部事务需要相应的学术自由去探索真理，传授高深知识。教师最理解并且懂得大学中传授的高深学问讲了哪些内容，因此他们才最有发言权去决定应该开设哪些上课的科目，并且知道怎么传授相关知识。教师应该是最有资格制定从学生入学到毕业的一系列教学活动规则的主体。因为他们可以判断哪些学生符合了入学的条件，在教学活动过程中和结束后，他们可以通过笔试或者面试等形式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最后教师能够根据自身的专业性，判断学生是否达到了毕业的要求。更有甚者，教师相互之间更加清楚谁能成为教授，谁能成为副教授，谁能成为讲师或助教。德国慕尼黑路德维西·马克斯朱兰大学校长A·赫尔德里奇也指出：“即使在21世纪，大学在决定它们的发展项目和未来的基本特征方面应该保持自主。”[4]如果大学完全失去独立的自治权力，便失去了其探索真理、传递高深知识的制度保障，丧失其引领社会发展的功能。同时被提倡的现代大学自治是有限度的，是与现代社会政治环境相适应的。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等教育委员会委员尤斯廷· 托伦斯所说：“大学并非为其本身或为科学而存在，大学的存在是为了造福人类和社会，是因其功效及社会作用而存在的。因此，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必须是有益的，确实必要的，能够使大学继续发挥社会赋予它们的作用，大学又通过教学、研究和其他提供给社会的服务而完成自己的工作，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才是合理的。”[1]因此大学自治是一种大学团体与社会管理力量相互博弈与平衡的结果，这是大学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因为“传统的高等教育自治现在不是，也许从来都不是绝对的”[5]。

因此，通过解读大学的发展历程，可以推断得出一种理想状态——大学是自治的。我们可以看出国内外尽管在大学发展的历史、进程甚至是具体的大学运行过程中的规定不一样，但是关于大学自治这一概念的解读，本质是一样的：最大限度地保护大学精神的学术自由，大学作为一个传播知识的载体的运转自由。虽然这种自由不是绝对而是相对的。但是他们在中西方文化语境下实现了意蕴一致。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融汇贯通，平衡地发展。基于理论分析之后的实践解读便是：大学自治的基础和依托是大学作为纯粹的象牙塔，里面的纯粹的学术性的理论研究与外界社会发展的各方面所需要的应用型的研究自行结合，理论为依据，应用为用途。大学作为一个独立的载体的自行解决发展问题的模式适应当今社会的开放的发展生态。从而形成一种理想：在完成大学自身使命的同时，推动社会的进步[5]。

参考文献：

[1] 约翰·S·布鲁贝克. 高等教育哲学[M]. 王承旭，等，译.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2] 贺国庆. 德国和美国大学发达史[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3] 伯顿·R·克拉克. 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M].王承旭，等，译.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4.

[4] 魏新编. 21世纪的大学[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5] 孟宪承. 中国古代教育文选[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荐稿人：李志峰，武汉理工大学法学与人文社会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罗欣）